“强”要“强”在点子上（“双十一张友文”给儿子的第17封信）
儿子，早上好！早上赖一下床，我表示理解，也能容忍，不能容忍的是“三观”问题。早上看到新闻《西安警方通报高中女教师死亡案：嫌疑人为该校在校学生》之后，不吐不快。这个学生因手机之故，把老师给杀了。有人说这是手机惹的祸，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当今这个时代，手机和金钱都是好东西，离了它们寸步难行，但是我们不能成为手机和金钱的奴隶，而是要做它们的主人，即正确地运用和驾驭它们才是明智的。沉溺于手机容易上瘾，没有节制的花钱则堕落变质。
窃以为，此生所为表面上是其自控力太差、自律意识太弱所致，实质是他的“三观”出了问题。从新闻上看，此学生好像对手机已经上瘾，上瘾了就不好办。“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如果他的“三观”正确，也不至于上瘾。每所学校都有学前教育，并附有详细的学生守则，其中一条就是不准带手机入学。此生带手机入学违反了校纪校规，可悲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遂恶化为违法犯罪，这是因果相继的必然。学校重在立德育人，如果学生在校时违反了校纪校规，经过老师的教育和提醒，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及时地反省并改正，善莫大焉，以后滑向违法犯罪泥潭的机率就比较小。
此生罪过主因是不能分辨是非美丑，这才是其致命之处。当然主因与次因是相辅相承的。如果该生心里清楚到底是读书重要，还是玩手机重要，他就会明白老师没收其手机的良苦用心。每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知道而实际上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罗素《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双十一张友文”认为，此生没有正确的价值立场才是悲剧的罪魁祸首。悲剧发生了，家长心里多么难受，心里压力多么大，我们可以想象得知。笔者与家长年纪相仿，非常理解家长。家长能把孩子送到省级示范中学读书，也是责任心和眼光使然。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家长为孩子的成长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毋庸讳言，此生家长是合格的，已经尽到了家长的职责，错误主要在于孩子自身，毕竟他年纪不小了。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的制定与修改极为慎重，都是经过反复地论证的，最后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之所以把刑事责任年龄定为十六周岁，肯定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十六周岁，正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终止之时。此前，心智不成熟，家庭和学校都有强制教育之义务。高中生涯不属于义务教育，学生已进入自主学习、自我成长的阶段，学生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也就是说高中生已不再享受义务教育，老师的教育和提醒完全是出于情份，而非义务与责任。
儿子，写到这，我提醒你：你现在已年满十六周岁，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此前，你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替你担当；如今，若有闪失，你就要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是你的错了。你一定要走好自己的路，从这起学生杀老师的事件中吸取教训，触犯法律底线的事情坚决不能做。你有时玩玩手机、睡睡早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知晓开花有早晚、醒悟有迟早，你要尽早地醒悟，知晓人生的意义。“一个人命运的改变，1%靠别人提醒，99%靠自己的觉醒!”因此，你要尽快觉醒，多多思考自己的一生如何度过，怎样度过才无怨无悔，不虚此行。
这个杀老师的学生估计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无形之中被溺爱，总站在自我角度考虑问题。换言之，该生极少想到他人，比较自私。昨天那封信，不知你细读否。我的那些同学与朋友，他们都是处处替他人着想的。有人说独生子女比较“强”，独立性比较强。“倔强”本是一桩好事，曾国藩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但是，“强”要“强”在点子上——知是非，“强”在正途上。否则，“倔强”就变味了，就成了“固执”。一意孤行，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此生强行把手机从老师那儿要回来，就是“强”错了地方，不懂美丑。如果换作“双十一张友文”，我就会对自己说，手机，我不要了，我要学给老师看，考出好成绩来。届时老师自然会对我刮目相看，甚至会说，此生有资格玩手机了。当下，有些人在某些方面不具备“资格”，将来后患无穷。“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就是这个理。
儿子，说一千道一万，只希望你拥有正确的是非观，“三观”正了，人生才会澄明敞亮。昨天信中说过“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是能分清对错的。有些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耍小聪明，说假话、作伪证、昧良心，迟早要吃亏或受罚。“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交友要慎，心底要明，若把低级当有趣，把恶人当朋友……黑白不分，美丑不辨，祸则近矣；堂堂正正做人，傲然挺立于世，幸福就会把你追随，至少不像某些做了亏心事的家伙整天担惊受吓。
附张友文简介：文学博士、副教授；自诩“双十一张友文”（参评“副教授”和“攻博”各十一次）、自名“公安文学言说者”、自号“功不唐捐斋主”；出版《回望公安文学》等专著四部，受邀至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等院校及公安实战部门讲授“公安文学”43场次，并在部分高级中学和高校进行（公益）励志讲座数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