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与知音故事的文化渊源
一 冯梦龙对“知音”故事的贡献
文学史上给冯梦龙之定位为晚明通俗文学家。冯梦龙一生在通俗文学研究、整理与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为古代文人所罕见。他不以科场失意而沉沦，以极大的耐力改编长篇小说，刊行民间歌曲集等等。而最重要的成就则是编著“三言”。他将宋元明五百年间的话本及拟话本小说加以整理，编辑出版了著名的“三言”——古今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言”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通俗短篇小说保存最多的集子，共收入话本拟话本小说120篇（据说有7篇是冯梦龙自已撰写的），称得上是中国古代话本拟话本的总汇。
冯梦龙以为文学的社会价值就是“醒世”，醒世实际上就是以文学为载体，让绝大多数人，尤其是普通市民百姓受到教育感染。他主张文学要“济众”和“适俗”，要能够面对“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他就是本着这个目的做通俗文学的。三言”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醒世”和“警世”作用，《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就是其“醒世”“警世”说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俞伯牙、钟子期知音故事始见于先秦典籍《吕氏春秋》、《列子》等记载。但文本本身极其简略，对故事缺乏铺叙和渲染。
《吕氏春秋》的记载如下：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
《列子》记载：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游于泰山之阴，卒逢暴雨，止于岩下；心悲，用援琴而鼓之。初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善哉，善哉！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
上述二书的记载大体相同而略有损益。相较之下，《列子》一书对音乐的描述更为细致、生动。而《吕氏春秋》关于音乐的描绘略显板滞，但是，该书补足了“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的故事结局，并引申到人才渴求礼遇的政治层面。
冯梦龙将《吕氏春秋》、《列子》中一百多字的记载敷衍成一篇7000多字的说书人手头的话本（《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系《警世通言》的第一篇）。伯牙子期的知音故事在宋元明就已以话本的形式流传，但在冯梦龙之后，知音故事向普通读者和民众流传，应该主要是靠了《警世通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由于我们今天已见不到冯梦龙之前的知音话本，因此可以说《摔琴谢知音》这一小说对明之后知音故事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进作用，是知音故事传播史上除经传之外最重要的文本。冯梦龙在保存和发展知音故事上，在推广知音文化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让知音故事走出了文人的象牙塔，走向了广大的民间；他赋予知音故事以厚重的情感伦理色彩和普世价值，成为中国俗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
二、知音故事的文化渊源
1.“知音”的由来。“知音”一词最早见于儒家之经典《礼记·乐记》“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儒家的知音主要是就音乐本身讲的。但冯梦龙却揉合了雅俗二途，小说既保留了俞钟故事中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钟子期是俞伯牙知音的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对知音故事作了拓展与改造，升华了主题，使之由音乐层面向世俗伦理层面演进，表现出鲜明的明代社会生活的印记，实现了“醒世”的目的。经冯梦龙改造后的小说虽然以大半篇幅详述俞与钟二人相识、相知的经过，但是小说的落脚点与旨归却不仅仅在音乐的领悟与交流上，而是歌颂俞伯牙、钟子期二人超越血缘和等级的生死不渝的友情、共同的人生意趣、彼此恪守信义的高风亮节，从而使俞钟故事成为一个篾视封建礼教与诚实守信的经典故事，实现了“醒世”的目的，也使《摔琴谢知音》成为俗文学的典范。
2.楚国歌舞盛行的巫祀传统以及由此而来的热爱音乐歌舞的风习，为俞伯牙、钟子期两位音乐奇人的诞生提供了一片沃土。巫术是原始宗教的宗教仪式。巫术最盛行的地区是荆楚和巴蜀。巫术仪式具有集歌唱、舞蹈、乐器于一体的性质。宗教与艺术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原始社会举行宗教活动时，初民们对着原始图腾，载歌载舞，表达对神灵的崇拜，祈求神灵对苍生的佑护。主持宗教仪式的巫师，将“神”的旨意下达给生民，又将生民的渴求上传给“神灵”。《尚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疏曰：“巫以歌舞事鬼，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能歌善舞的巫者在悠扬的乐声中曼声歌唱，翩翩起舞，以愉悦上界神灵。这种集奏乐、歌唱、舞蹈为一体的表现形式，在楚国人屈原的《九歌》中有生动而诗意的描写。俞钟的故事发生在有如此浓厚巫祀歌舞传统的春秋楚国的汉阳江边，应当是情理中的事。武汉市汉阳区至今还留有多处“知音”文化的遗迹。
3.俞伯牙、钟子期二人有完全一致的山水情结与隐逸志趣。冯梦龙在改编古籍中的俞钟故事时，用心良苦地设计了一个集贤村，钟子期就是集贤村人。汉阳县1992年改为武汉蔡甸区，蔡甸区现在还有集贤村。“贤”在传统文化中有其特定的含义。贤往往与“隐”有相同的文化意蕴，贤士往往就是隐士，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小说中，钟是个樵夫。而渔樵，在古代文学中又多是隐士的代称，可见，钟实际上是一位隐士。隐逸文人无一不是热爱自然、隐居山林、有真才实学的贤士高人。而俞伯牙不走旱路走水路，也正是为“江山之胜”所吸引。这些都表明俞钟二人心灵世界与自然山水的契合与相通。俞虽在晋国为官，却以为只要能在琴上找到知音，“就不做官，亦非大事”。钟死后，他向钟父表白“上表告归林下”以侍奉钟父，进一步张扬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又何必留恋庙堂的隐逸文人的人生哲学。
4.钟俞因琴结缘、因琴相知。古代文人多通琴棋书画，而琴又是有别于文人之交与非文人之交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文人对琴的热爱，并非志在以高明琴技炫耀于众，而是追求一种精神的境界，琴也成为士人必备的文化素养。古琴亦从一件乐器，升华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当弦与指合、指与音和、音与意和，琴者与琴浑合无迹时，琴中之趣便自生，其道其德也在琴声之中了，这就是一种士人琴文化的境界。
钟子期对琴艺琴理的精通显示了不同于一般樵夫的艺术修养与隐士风范。 以琴写心，心游于物，借助琴之载体，俞实现了抒发内心情感意志的艺术功能，实现了个人与自然、心与琴之间的完美沟通融合。而钟子期能听懂伯牙琴音，也是两心相合、心琴为一所致。小说中的这些描述均与庄子的审美自由论具有内在精神的相通之处。琴已经超越了单纯技艺层面，而进入了更高的道艺相通的层次，进入物我两忘、人琴和一的化境。最后子期病故，伯牙痛心道：“子期不在对谁弹”，毅然摔碎瑶琴。瑶琴的珍贵是因为有人能听懂它，如今听琴人已去，要琴何干！可见，对于音乐和琴理的热爱、理解是二人相知、相惜的前提条件，是知音故事的基本内涵所在。
5.超越世俗等级，追求心神相交。钟俞故事表现出鲜明的不拘礼法、卓然不群的文化品格。儒家之礼教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的基础上的，它将功名事业视作人生的最高要义。而伯牙却认为琴声乐理、知人知心、适情任性是远远超出做官的“大事”，以为“石中有美玉之藏”，将山野樵夫视为“高贤”，在知音与功名之间，舍功名而取知音。这种生命追求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宗法等级关系和人生价值观的极大篾视与超越，体现出一种道家追求适意自得的诗意人生的自然情怀。
《庄子·山木》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真正的友情是纯以才学相交、心神相交、信义相交的“君子之交”，不带一点世俗功利成份的。唯有这样的友情才能天长地久，俞钟二人的友谊正是这种心神相交，以天地日月为证，与天地日月齐辉的友谊。
6.知音故事因“诚信”具有了永恒的普世价值，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遗产”。俞钟二人用至死不渝的友谊向后人诠释了诚信的厚重含义。真正的友谊不在相交时间的长短，而在彼此恪守着一句终生不变的诺言。为了这句诺言，官可以不做，钱可以不要；为了这句诺言，可以超越血缘、身份、地位，演绎出大孝至爱的故事。诚信，是人与人相交的前提，也是人与人相交的最高境界。诚者，人人得而仰之、信之、依之、用之。
7.知音故事内涵的拓展。知音故事在穿越千年的接受历程中，其内涵也不断拓展、丰富，辐射于各个领域，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知音文化。知音不再拘囿于友情一途，而向乡情、爱情、同事之情、同学之情、战友之情等层面扩展，尤其发展了《吕氏春秋》礼遇贤者的思想。由此衍生出一种带有共通性的士大夫的普遍情感，生发出历代有才学的人对于获得知音赏识提携以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向往与渴求。举凡君臣遇合之难、报国无门之叹、身世坎坷之慨等等都融纳于其中。今天人们之所以对知音故事仍津津乐道，知音故事仍有其不衰的魅力，也正是因为它超越了单纯的“知音”层面，向知人——用人之道延伸，并深刻地启迪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三、俗文学的典范——《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雅”与“俗”是一对反义词〈《辞海》对“雅”的解释是：①正的、合乎规范的，②高尚、不庸俗，③美好、不粗鄙。对“俗”的解释为：①风俗习惯，②大众的、通俗的，③庸俗。文学史的传统观念认为：诗与文是正统文学，也即高雅文学，属于庙堂与士大夫；而戏曲、小说出现较晚，由于多在勾栏瓦肆演出和以评书的形式演说，观众与听众又多是市民百姓，故属于俗文学。俗文学之“俗”取《辞海》的第二义，强调的是“大众的、通俗的”，俗文学因其“俗”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庸俗的东西，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庸俗从来都不是文学的主流或大头。
雅文学与俗文学向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它们常常呈现出一种互相转化、交融的态势。《诗经》中的“国风”本是民歌，经过孔子的整理，到汉代被奉为儒家经典。南朝民歌本是俗而又俗的文学，却在梁陈宫廷文人手中演变成了梁陈宫体诗。词在唐代本是起于民间的通俗的曲子词，至宋代几乎变成了文人的专利，成为宋代雅文学的代表。明清两朝，本是适应市民口味在勾栏瓦肆中演唱的戏曲，在文人的改造和提炼下，竟诞生了诸如《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经典高雅的作品。长、短篇通俗小说的编辑、创作者，也大都从文言小说、三教经典、历史文本和诗词散文中汲取养料。题材取向、表现手法、语言运用、审美意趣都越来越雅化。雅俗文学的交融，造就了一大批雅俗兼顾的作者。冯梦龙和《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冯梦龙使俞钟事迹走出文人的书斋经传，变成说书人手头的话本（宋元明间说话人说唱故事所用的底本），从而使这个故事不胫而走，演变成一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接受群体的故事，终于由雅文学变成了带有浓郁的雅文学因子的俗文学，可见通俗并不等于庸俗、低俗、媚俗。《摔琴谢知音》俗的只是形式，雅的是内容，故当之无愧地成为俗文学的典范，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文化化人，艺术养心。时代需要既有健康的内容和较强的艺术性，又有广泛接受群体的雅俗兼具的文学，时代更渴望有伟大经典的出现。
杨建波 2019、10、24于汉口百步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