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琼琼 陈丹璐：徐志摩诗歌的动物意象隐喻及其生态观研究
摘 要：在徐志摩歌诗歌意象体系中，动物意象占据了较大比例，主要呈现为飞禽、游鱼、走兽三类动物形态，具有独特丰富的隐喻内涵。它们或隐喻自在的生命情态，或揭露人性的暴戾与低贱，或暗示诗人理想破碎的失意境遇。徐志摩的动物隐喻具有人本精神的生命关怀、宗教原罪的批判意识及孤独个体的虚无体验等特征，展现了明丽、激昂、忧郁、绝望等多声部交织的复调色彩。这种隐喻特征的形成根植于诗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自然中心主义”的双重生态观，既有对动物基于人类主体性的“他者”审视，又有超越单一视域的生态伦理复归，展现了现代新诗超越传统、自成一格的突围历程。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 动物意象 隐喻 生态观
现代隐喻更多是一种思维方式与文化行为，它建构了人类的概念系统，反映其对世界的体验与想象、认知与表达，是此类事物与彼类事物通过相似性发生联系创造意义的交互过程，也是对事物内涵的重塑与拓展。在诗歌中，隐喻与意象相依相存，两者共同在“意象隐喻”的范畴内孕育新意，表达情感。
在徐志摩诗歌的意象世界里，相比为人熟知的日、月、星、云、花等轻灵唯美的意象，动物意象往往被研究者忽视。实际上，在徐志摩四部诗集凡122首诗歌中，有68首使用了动物隐喻，累计出现128次[],出现频率相当高。笔者将其大致分为游鱼、走兽、飞禽等三个类别[]，对其在四部诗集中的分布数量与占比情况统计如表1。动物意象也体现了诗人直觉情绪推动下稳定的审美敏感区域[]。他并非在动物学层面上摹画鸟兽虫鱼，而是将对社会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认识等思想情感以隐喻思维方式寄寓其中。本文试图对徐志摩诗歌中动物意象隐喻内涵、特征、成因及其在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作一探讨。
表1 徐志摩诗集三类动物意象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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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鱼类 |
走兽类 |
飞禽类 |
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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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摩的诗》 |
4（7.4%） |
28（51.9%） |
22（40.7%） |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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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冷翠的一夜》 |
3（13.6%） |
8（36.4%） |
11（50%）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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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虎集》 |
2（6.25%） |
14（43.75%） |
16（50%）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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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 |
2（10%） |
5（25%） |
13（65%）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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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
11（8.6%） |
55（43%） |
62（48.4%） |
128 |
一、徐志摩诗歌动物意象隐喻内涵
莱考夫与约翰逊的方位与空间化理论认为，身体基础往往构成空间化的隐喻经验，例如挺直和低垂的姿势分别与愉快、忧郁的心态关联[]。而动物形态以及运动状态皆易与人的情感态度产生同构照应，引发“移情”现象。在徐志摩笔下，飞禽、游鱼、走兽三类动物意象不同的外形与行动方式，分别激发了诗人不同的情感。总体而言，这种基于身体基础的认知，使徐志摩的动物意象形成了“自在的生命情态”、“人性的暴戾与低贱”、“理想破碎的失意境遇”三种隐喻内涵。
徐志摩十分青睐对动物自由自在情状的描写：他笔下的飞鸟、飞虫与游鱼体态优美灵活，令人见之愉悦；马则肌肉强健、行动敏捷。这种自在的飞翔、游动与奔腾状态，易引发人追寻自由、畅游天地的冲动[]，隐喻诗人对自在生命情态的美好追寻，借此表达对自然的讴歌、对恋爱自主与社会自由的求索。
徐志摩曾自称“自然崇拜者”[]，他“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自然在他眼中如人一般，富有灵动的腰肢、澎湃的思维与瑰丽的想象，在自然中人可以保全性灵的完整健康。他笔下的飞禽常展现出自然生命的优美姿态。《石虎胡同七号》中媚唱的“小雀儿”、舞旋的“蜻蜓”，《乡村里的音籁》中的“白头乳鹊”等无不隐喻诗人无限向往的自然之梦。它们自在的生命情状使诗人在微醺中暂时规避现世的苦恼烦忧，显露出志摩渴望回归自然的志趣。志摩这番钟爱自然的初心既是天性使然，亦是逃避现实压迫的无奈选择，其纯真的梦境下潜藏着渴求生命自由的理想。
从登报离婚到追求已婚恋人，他以生命践行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的信仰，诗人对爱情的这份惊人执著与勇敢究其实质亦是对对自在生存方式的追求。《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中，他发出了打破婚姻枷锁、为爱私奔的呐喊，以孤岛上的飞鸟走兽隐喻自由的爱情。《呻吟语》中，诗人又借“没挂累的梅花雀”与悠悠“池鱼”赞美爱情的甜美芬芳。欢唱的梅花雀与“象征无所拘碍之自得自由的状态”[]的池鱼，尽致抒发了诗人对自在生存状态的畅想。诗末诗人从畅想中醒来，内心积压的痛苦化作对上帝的控诉：“上帝！你一天不还她生命与自由！”表面保留着对全能之神的祈祷，实则“暗杀”了虔敬的信仰，从而颠覆了梅花雀、池鱼意象营造的清丽意境，构成诗文与诗题、诗文与诗文间的巨大张力，以正反对照书写了诗人积极自由的恋爱观。
同时，徐志摩心中还有一个“自在”的社会梦。他企盼中国能扫除封建压迫、殖民奴役，民众沐浴在自由、平等的阳光下。在《为要寻一个明星》中，他塑造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拐腿瞎马”意象。“拐腿”与“瞎”解构了马日行千里与所向披靡的特质，颠覆了其威武健壮的传统形象。这一隐喻揭示了近代中国从庞大帝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凄惨光景，而“我”策马求索明星的举止，看似如堂吉诃德骑着皮包骨的罗西南多大战风车巨人一般荒唐，但背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救世理想与牺牲精神，充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凄美悲壮。
与讴歌自在生存状态相对的，是徐志摩对社会黑暗和丑恶人性的批判。残酷的现实将诗人拽出甜美的幻梦，拖入阴暗死灭的深渊，他创造了一批“斯芬克斯”动物，隐喻人性中的暴戾或低贱，抒泄对丑恶人性的鄙夷怨愤。聂珍钊先生认为，人是由人性与兽性因子组成的斯芬克斯存在，如同人头兽身的斯芬克斯，兼具“自然选择”的理性与原始的动物欲望[]，两者的博弈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影响道德伦理评判。徐诗的“斯芬克斯”意象也是对兽性因子的隐喻：一方面，凶猛的虎、狼、狮，剧毒的蛇、蝎、蜈蚣，皆是原始社会的巨大威胁，积淀着人类为生存而担忧恐惧的集体无意识；鸱鸮与乌鸦性情凶悍，外形丑陋，叫声凄厉，喜食腐肉，往往引发人们的恐慌、不安的情绪，常被视为不祥的恶鸟，隐喻优美人性的对立面。这种创伤记忆在近代社会的黑暗与暴行中再次被唤醒，通过诗人建构的隐喻关系，表现兽性因子的膨胀。另一方面，猪、狗、蛆等被驯养或极度退化的动物，则成为人类认知里“低等”生命的代名词，使人联想到放弃尊严、屈于奴役的卑微者，暗示人性因子的失落。由此，志摩借人性中兽性因子的此消彼长表达了对丑恶、低贱人性的声讨。
《毒药》是“斯芬克斯”意象的代表作，全诗运用“夜鸮”、“蛇”、“蝎子”、“蜈蚣”、“狗”、“虎狼”等意象，宣泄了诗人对“不可名状的压迫”[]的控诉。他在《自剖》中坦露道：连绵的军阀混战使中国遍地皆是“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在《艺术与人生》里，徐志摩形容中国“是一个由体质上的弱者、理智上的残废、道德上的懦夫、以及精神上的乞丐组成的堂皇国家”[]，诗里的“仁义礼智信”则成了残缺的尸体，被具有斯芬克斯特性的人类吞噬：看门狗仗势欺人、忘恩负义的卑劣品性与目标域构成映射，代表人的奴性与背叛；市街里的“虎狼”如但丁森林的三头猛兽，隐喻强盗似的凶残与淫欲。《无题》中“悚骨的狼嚎，狐鸣，鹰啸”、“蝮蛇”、“伏兽的利爪，蜿蜒的虫豸”，《人变兽》里为死人脂膏争执不休的“乌鸦”，都展现了“虎狼”的凶狠，隐喻暴力军阀与昏庸政府对生灵的践踏。这些屈服于兽性本能的人类，成为徐志摩动物世界中百科全书式的现实隐喻，或为生计放弃尊严，或沦为纵欲嗜血的野兽，尽显带“蛆”安琪的丑陋、无耻（《又一次试验》）以及人类困于斯芬克斯悲剧的无限悲哀。
尽管徐志摩一度满怀自由的纯真理想，也曾奋起反抗暴虐，探求改造人性阴暗面的途径，但现实的惨烈依旧超出了他的预期：感情与信仰相继遭遇挫败，生计的围追堵截又将他逼至死胡同。那些原本轻快、灵动的动物意象，随之呈现出灰暗、悲凉的生存状态，隐喻诗人理想破碎的失意境遇，它们在其变迁的境遇中呈现出三种递进的内涵。
其一，隐喻美好往昔的失落。对于享受过惬意留学生活又志存高远的志摩而言，国内诸多不如意景况既加剧了他对过往的迷恋，也粉碎了他的幻梦。在《问谁》中，被寄予“鱼乐”情怀的游鱼，此刻却脱离了诗人的主观意志，成为遥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前段中“活泼的流溪”与优游的“青脐与红鳍”，是诗人竭力守护的温馨回忆。然而，美好转瞬即逝，“青红”最终褪成“灰白”，成为诗人在凄风新坟边追忆的片段。游鱼成为失落的美好往昔的隐喻。
其二，隐喻人生信仰的失落。徐志摩常常借杜鹃、黄鹂等隐喻理想从成熟到崩溃的历程。“多情的鹃鸟”如同怀着单纯信仰的青年诗人痴痴守候“馨香婴儿”的诞生，不幸“婴儿”相继被扼死于襁褓，那“杜鹃”将满心的爱与苦化作声声泣血的“缠绵新歌”，染红了草尖、晨光。在《猛虎集·序文》里，徐志摩坦言自己已满头血水，宛如另一个世界的痴鸟，“把他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这啼血的杜鹃正是他理想幻灭的真实写照。“黄鹂”的惊艳登场与翛然飞逝也被用来隐喻志摩的人生理想从萌发到消亡的过程。“黄鹂”寄托了志摩对自身理想的经验与审视，他一方面在“黄鹂”身上投射了自由主义的追求：“让我们有一天，大家变做鹞鹰，一齐到伟大的天空，去度我们自由轻快的生涯吧，这空气的牢笼是不够我们翱翔的。”[]另一方面志摩也认清了自己只能在“空气的牢笼”里苟延残喘、无法变成鹞鹰的现实。“黄鹂”犹如神秘的谶语，隐喻志摩整个人生：“降生”在高高的枝头，十年文坛生涯挥斥方遒，却于1931年11月冲向天际、倏忽而逝，正如胡适在悼文中所言，“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志摩就是那只黄鹂，向伟大的天空献上了他热情的生命。
其三，隐喻生命希望的失落。往昔的不复、信仰的覆灭加速了志摩向绝望的深渊滑落，孕育了他的厌世情绪，迫使他重新审视生死关系，产生“厚死薄生”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乌鸦、鸱鸮与大雁等飞禽意象中都有典型体现。“乌鸦与“鸱鸮”等意象中既蕴含着死灭与绝望（如《问谁》《去吧》《哈代》等），又隐约有对死亡的亲近与依恋之意。大雁等意象常常隐喻人生的虚幻和死亡的永恒，表达对“孤岛”人生的感慨与轮回思想——既然希望不复，倒不如在死亡中获得永恒的时间与安宁。大雁纷飞留下急促向前的轨迹，是时间与死亡强大力量的体现，是光阴碾压生命的“客观关联物”，击溃了脆弱的个体，显现出宗教般的神秘与威严。诗人借“大雁”这一意象表达对病态生命的毫无眷恋以及脱离病躯、重获永恒自由的渴望。
从自在生命情态、人性的暴戾与低贱，到理想破碎的失意境遇，徐志摩借动物意象构建了一个庞大而丰富的隐喻系统。其中的内涵对立中有交错、差异中有统一，将诗人在不同情境与时期的认知定位整合起来，串联起一幅人生境遇图，勾勒出思想转变的轨迹，两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是“对自我主体意识的确认、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确认。随着个人际遇和历史风云的变幻，这个想象、确认、顿悟的内容不断发生改变”[]。它体现了隐喻无穷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为我们勾勒出徐志摩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与情感轮廓，在言象意的结合中释放出无限延展、纵横融贯的丰富意蕴[]。
二、徐志摩诗歌动物意象隐喻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要重新发现或建构自己的价值思想体系和语言隐喻系统，以作为叩问自身和探询世界的支撑与中介；而诗人在长期的直觉感知和审美理想作用下，很自然地会将个人的兴奋和敏感结晶为所钟爱的语词与意象。……折射出诗人对自我的体验和对世界的理解。”[]志摩的动物作为其直觉情绪与审美理想相刺激而创造的主题意象，明显打上了个人与时代的烙印，呈现出“基于人本精神的生命关怀”、“基于宗教原罪的批判意识”、“基于孤独个体的虚无体验”三种隐喻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统秩序濒临崩溃，以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为核心的五四人本精神兴起，其要义为以人为本，重估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等。志摩承接了五四前期“复活更生，重塑再造”的浪漫豪情，欲以“爱、自由、美”的理想“净化人道与同情”，消灭“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他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激励国人为实现个性自由与解放奋起一搏：“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正如周作人所言，文学正是彰显人本精神的有力手段，它是人性而非兽性的，是人类也是个人的[]。志摩的人道信仰在诗歌中获得了充分显现，动物隐喻呈现了其诗化的人性关怀，表现出上升、飞翔、前进、爆发、回转、突破的生命之线[]。
徐志摩对人价值的关注与思考贯穿其生命始终，并时常在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中展现。他怀着理想主义的乐观，期待国人能以自尊、自由的形态诗意生存，那些轻快明亮的动物意象，如重返童真的乳鹊、恋慕光明的花蛾、俏丽欢跳的锦鲤等，都彰显了诗人对优美、健康、朴素、纯真人性的赞美与向往。这份灵动的节律与明亮的色彩显露出对自由人性、光明生活的希冀，折射出对普泛人性与生命本质的思索。但重塑人、重建社会价值的工程并非易事，与传统桎梏的斗争潜伏着毁灭的危机，但正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的艰难与悲壮，才更突显了人性的崇高之美。在《迎上前去》中他自白道：“我是一只没笼头的野马，我从来不曾站定过。我是人在社会里活着，我却不是这社会的一个……”[]彼时，这位进步青年正憧憬挣脱传统婚姻的束缚，追求自由真挚的恋爱。野马是自由的，而社会规范则是给马上了枷锁的马笼头，那些死拽着缰绳的骑手，便是保守的社会成员与旧的价值观念，而他所要甩脱的，正是那些阻碍自由、封建落后的骑手。相比“野马”的积极斗争，“拐腿瞎马”的悲剧毁灭则展现了志摩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具有以身吻火的崇高感。这首诗用“黑夜里的尸首”这个惊心意象暗示了他通过以身殉道表达对有意义人生的理解：“只有当人类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精神追求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在自己的旗帜上大出特出地写上在终极的意义上实现了和完成了人的价值”[]。从张扬的个人主义姿态，到人性解放的呼唤，徐志摩以高度自觉的人本意识观照着人的价值与生命走向，使其动物隐喻绽放出五四精神的光辉。
周作人认为，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几乎都源于基督教精神[]。纵观志摩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他与同时代诸多知识分子一样，深受基督教熏染[]。他曾于基督教氛围浓厚的上海浸信会学院接受中学教育，后至宗教兴盛的英美留学四年，尤其在剑桥大学留学期间，他大量阅读西方原著，又广泛与狄更生、萧伯纳、曼殊菲儿、哈代等名流交往，这些西方文学家对基督教颂扬或反叛的思考都对其宗教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南开大学《近代英文文学》讲座中，徐志摩将“宗教”列为阅读西方文学的重要条件之一，《新旧约圣经》更在其书单中位居前列，不消说其推荐书目也多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在诗歌创作上，其早期的《夜》、《哀曼殊菲儿》、《白旗》、《在哀克刹脱教堂前》、《天国的消息》，到中后期的《罪与罚》二首、《又一次试验》、《最后那一天》等诗歌乃至其他文学作品，都不时出现上帝、天使、教堂、地狱、魔鬼等宗教意象[]，以圣经概念或语汇构建全诗立意；《卡尔佛里》、《人种由来》更是全篇记叙人类起源、耶稣受难的“基督教诗歌”，前者想象了犹大出卖耶稣的奸恶景象，而后者则描绘了亚当、夏娃的伊甸园之乐，侧面引入人类堕落的原罪概念。甚至在《新月》发刊词中，志摩也援引了《创世纪》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作为开篇，表达为时代思想与生命增添体魄与光辉的信仰[]。他将耶稣视为“人道的英雄”，认为其训道是“人类历史上一件最伟大的事实”[]。可见，虽然他并未皈依基督教，但同情受难、批判罪恶的宗教情愫[]，已与他的人格理想融为一体，为他提供文化审视、价值反思的标准，赋予他超越、批判现实的力量。
《圣经》记述，女人受到蛇的引诱，与男人偷食禁果，获得了善恶观，被耶和华驱逐出伊甸园；在地面生育繁衍的人纷争不断、败坏世界，耶和华便叫洪水泛滥，洗净地面的罪恶[]。奥古斯丁认为，始祖的堕落标志着人类思想与行为的败坏，它是人类因疏离上帝状态所遭致的悲剧境遇，通过生育“代际遗传”了无法摆脱的犯罪宿命。正是由于原生的罪人属性，人类才犯下罪行，即原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徐志摩的人文关怀经过这种原罪意识的变形，构成了对国民性的思考与批判。他在《又一次试验》中以“带蛆的安琪”隐喻“失乐园”的人类，其原罪如蛆般吞噬着象征真善美的高贵安琪。他尝试暴露人性与社会的丑恶，揭示生存处境的荒谬，进而创造出一座座病态泥淖里的奇谲险峰，呈现出强烈的“审丑”意识，其动物意象往往以“丑”的身份突进至“美”的范畴，造成后者的悲剧毁灭。《毒药》与《生活》两首“暗惨到可怕”的诗歌几乎云集了徐诗的丑恶想象，将原罪意识推向极致；“假温柔的野兽”（《罪与罚（二）》）遍地皆是，“弄堂里的人声比狗叫更显得松脆”（《西窗》），人间充斥着侵略、背叛、奸淫与压迫，再掩盖不了“人变兽的耻”（《人变兽》）……诗人以尖刻的语言与野兽隐喻揭示了社会的凶险残酷，描绘了一幅物欲横流、畸形荒谬的原罪图景，在荒诞中挖掘人性，在丑态中酝酿诗美。他“将生与死的熬炼化作恶美，将本能感受到的恶与丑的意象，直达读者的感观，抒写畸形社会中受到的精神创伤”[]。
即便如此，基督教的原罪目的并非宣扬人性之恶，而是呼吁复归真善美。它强调的是忏悔和救赎。这种宗教观契合了当时知识分子反传统、求新生的心理，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忏悔与救赎”主题，表现“灵魂的震醒”、“苛酷的自责”与“虔诚的忏悔”等精神探求[]。徐志摩虽批判原罪，但他并非为批判而批判，而是怀着更高的理想憧憬人性的回归。他在《落叶》中写道：“让我们痛快的宣告我们民族的破产，……那天平上沉着的一头……是撒但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灵。……让我们一致的来承认，……我们各个人的罪恶，各个人的不洁净，各个人的苟且与懦怯与卑鄙！……我们要把忏悔的眼泪把那鬼冲洗了去，我们要有勇敢来承担罪恶……”[]它批判了从个人到民族、从道德到文艺全方位的鄙陋，呼吁人们以忏悔洗净文化原罪。某种程度上，徐志摩与鲁迅有相似之处，他们的原罪批判均源于对个人、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反思与透析，而基督教教义恰好成为其有力的思想武器，被用于解构“吃人”的封建痼疾，在以动物意象为媒介的交互体认中，展开对读者乃至自我的忏悔与救赎[]，进而重塑民族精神。
虽然徐志摩的人本之爱与宗教热情一度焕发激流勇进的生机，但命运与理想的抗衡逐渐使他意识到现实的无情与人生的虚幻。事实上，五四启蒙以来将自由意志对传统世界的摧毁力量无限放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膨胀，他们欲以“重估、摧毁或放弃一切旧价值”的强力，跳出“旧价值的僵死与虚无”，“成为一个绝对自由的虚幻主体”[]。然而这种抽象的理念并不能直接赋予知识分子现实斗争的实力，在现实经验中他们更多的是失败的体验。同样，徐志摩身上为自由与爱情奋力搏击的勇气和力量也耗尽在社会矛盾、家庭关系、经济负担等难题中。反复受挫令诗人生发出虚无主义的绝望。他自比为一条蛇，永远摆脱不了背上坚硬沉重的躯壳[]，这种“非人化”、“动物化”的心态，如同格里高尔的变形，体现了生活压迫下的“物化”处境与失落人性，事实上，这种异化的孤独感在其早期的失恋与政治碰壁诗中已有显露，敏感忧郁中带有对生命神秘的彻悟。《灰色的人生》中“古怪大鸟”的“孤独悲鸣”，是灰色人生的合唱，控诉民间的奴役杀戮，与“我”野蛮、暴烈的形象形成呼应。这“古怪的大鸟”与《哈代》的“夜鸮”十分相似，其阴郁的表皮下揭示了人生“深沉的悲哀与苦楚”，流露出“生的质是苦而不是乐，是悲哀而不是幸福，是拘束而不是自由”的生活态度[]。而志摩的后期诗歌，如茅盾、陆耀东先生所言，则径直滑入了怀疑、颓唐的泥潭，“弥漫在诗中的是深深的绝望的忧愁，是带颓废色彩的哀歌，是对死的颂扬，是对生命毁灭后灵魂得到解脱境界的向往”[]。他逐渐看清人生如戏的本质，静静等待死亡垂青。在生命意义的思索中，徐志摩走上了“感美感恋”最纯粹的刹那美[]，拥抱极致、接纳死亡的诗歌道路。他将这份孤独体验融入寒雁的意象创造中，探寻其背后时间、生命与死亡意蕴（《在病中》、《雁儿们》、《爱的灵感》），在强烈情感的虚化中，渐臻清冷孤寂的诗境。志摩的虚无孤独与怀疑颓废在《黄鹂》中以隐晦形态呈现：他不再奋力冲破满地的荆棘，而渐渐在困厄中陷入平庸琐屑的生存状态。而“黄鹂”毁灭所引发的恐惧与怜悯之情，被“春光”、“火焰”、“彩云”等热情意象消解，达成了对死亡的平静叙事与虚无心境的表达。徐志摩凭借对“寒雁”“黄鹂”等动物意象内涵与特征的重塑，改变了明朗直白的意象塑造方式，转向挖掘朦胧晦涩的深层记忆，诉说虚无幻灭的心绪与孤独凄冷的情愫。
志摩诗歌动物隐喻既有人文关怀的明丽、原罪批判的愤慨，也有孤独个体的虚无，这些强弱交替的切分音，共同编织成一曲复调交响乐，完成了“志摩特色”的建构。
三、徐志摩动物隐喻的他者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
近年来，哲学领域的“动物问题”研究渐趋兴盛，学者们以主体性建构为核心，展开了对“分类”与“边界”的话题探讨，拓展了人类对动物世界的理解维度。从隐喻角度看，这种对“他者”的思维认知极具价值：文学中的动物隐喻在凝练抽象经验的同时，又极富想象力地创造了人与动物的全新关系，“为我们思考层级制、多样性和差异等的影响提供与众不同的多种视角”。
动物意象在传统文学的积淀中逐渐形成了固化的塑造模式：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书写延续了“风骚”一脉的教化思路，鸟兽虫鱼大多被剥夺了主体性，成为符号化的观念象征。例如，“食肉动物一般被塑造为负面形象，承载着成人们的道德批判，而食草动物，……则而被塑造为正面形象，……划分出两大阵营：以狼为代表的恶的阵营和以羊为代表的善的阵营……”[]这种动物伦理化的倾向不仅源于生物学知识的匮乏，更是某种程度上对生命的虐待[]。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同样由来已久，它经过中世纪基督教的助推，在文艺复兴时期便较为成熟，以“存在之链”定义了人类介于动物与天使的属性，奠定了人对动物的统治地位[]，其后的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思潮更不断加固了这份优越感[]。可以说，被塑造的动物形象及话语是人类建构自我身份的工具，是他者视域下缺失主体性的幽灵[]。如德里达所言，整个人类历史的核心便是人类物种的自传或自我书写，而不断哄抬的人类中心地位也拉大了人与动物间的“深渊”[]。
因而，徐志摩对动物的认知难免受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约束，其动物意象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人类社会的附属品。这种传统倾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以动物隐喻非理性存在，构成人性与兽性二元对立。以斯芬克斯意象为例，猛兽毒蛇的野蛮残暴，或豚犬蛆虫的卑劣奴性，都是将兽性或非理性特质从人性中分离出来加以批判，实质上是呼吁人性或理性的返归。这一隐喻暗含文艺复兴万物灵长式的赞叹，延续了人高于动物的“存在之链”态度，体现了笛卡尔以理性掌控肉欲的对人的本质评价。毫无疑问，“当人性与理性之间划上等号，就意味着凡是不理性的都会被贬斥为‘动物性’的一面，或者说，凡是动物性的都被视为非理性，因而必须被抛弃”[]，这种对人性崇高的哄抬是徐志摩“斯芬克斯”意象的演绎逻辑。其二，人类中心主义陷阱还在于以人的视角为中心描绘动物，赋予边缘“他者”以人的特质。“借用动物意象以及动物意象中长期以来被人类社会赋予的内在特质，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困境和可能的出路”[]，这一思维模式几乎是所有文学创作者无自觉的桎梏，徐志摩也不例外。他的动物意象多用以抒情言志，或赋予蝴蝶、萤火以爱情的欢欣，或借“拐腿的瞎马”、“过时的夜莺”表露不悔的信仰。在此意义上，不同种属的动物并无本质区别，“蛤蟆”和“猪”皆为低劣的代名词，被消解为可供加工的源域属性，其本身所属的“世界”已然在人类视域中失落。
然而，在这一主流思潮外，一些前卫的生态伦理意识也散落在传统中，与其形成价值冲撞。先秦庄子便以“物代人”取代了“人代物”的笔法，超越性地让物自己言说，构成人类主体对动物的悬置与让渡，揭示了人在天地间的渺小与智性的局限[]；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也表现出对动物不同程度的同情与生态和谐意识；哈代则在人类意识中突围出一条回复自然本性的道路……另一方面，20世纪初在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激化下，诞生了一种超越人与动物界限的新生态观，并在20世纪80、90年代形成了“伦理转向”的解构思潮，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构成颠覆性挑战。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文主义”生态观动摇了人在动物乃至自然界的主导地位，试图赋予动物“他者”平等的话语权。这一思潮在文学领域反映为动物的新面貌：它们“不再是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折射，反而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促使诗人反思人类存在的本身，成为独立于人类、与人类社会平行的一种存在”[]。
成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徐志摩，潜移默化中也受到了边缘文学反叛“人本”与自然中心主义萌芽的影响，其动物意象也呈现出一定程度自觉或非自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他受泰戈尔的影响，认为每个个体都蕴藏山河鸟兽的博大生命，能在万物同一里获得自在无穷的欢乐，因此，热爱自然、尊重生命是其诗歌的重要主题[]。这种万物有灵观使他突破了将动物当做人类附属品的思想局限，并尝试从自然生态视角加以观照，使其超越了说教层面的符号存在，化身与草木共生的精灵，敞显出不息的生命本源。在《乡村里的音籁》、《石虎胡同七号》等诗中，徐志摩挣脱了对动物的固有成见与情感投射，以自然笔触敞开生态和谐与本真美：被圈养的鸡犬却显露出与自然相生相息的美感；白头乳鹊也在山水间现出生命的灵性；守候着熟睡孩子的“黄狗”、残兰前的“小蛙”，更是被工笔描摹于诗间，其生生不息的力量被定格在如画的诗境里——动物与人都受着自然雨露的馈赠，同样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爱的灵感》中，诗人超越了人与动物的鸿沟，将“泛爱”扩展到整个自然界：诗中女子在与自然的交感共鸣中，爱上斜日光圈下的鸦影；在寒雁的聚合离散间，感受万物的节律；在与爬虫、飞鸟等的相处中，体贴生命的本真，临终时终于拥抱了无尽的自然欢乐……这些在徐志摩的时代显得尤为可贵——他并未完全受制于战争背景下的殖民话语，以人对人、文明对自然的压榨对动物进行“劫掠式利用”，将其彻底“作为野兽、自然、他者、肉体、客体、异类、奴隶建构起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以“生命本体论”塑造了自然、纯真的动物意象，彰显了“人与一切非人类存在生命价值层面上的平等与同样高贵，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僭妄的批判”[]，暗示了徐志摩的动物观在“他者”视域束缚下的生态主义转向。
四、余论
近代新文学运动背景下的新诗****，是转型时期的国人在接受现代意识洗礼中的自我争辩与对话，也是对现代诗质的自觉探寻。作为新月派领军人物的徐志摩，其意象更具个人与时代特质。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曾言：“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现实主义者就会毁灭。可是，一个诗人如果仅仅是个现实主义者也会毁灭。”[]这句话似乎预言着志摩诗歌生命的走向。不同于同时代诸多现实主义诗人，徐志摩站在了理想主义基点上审视中国社会，动物意象因此成为其人本精神、自由理想的载体，其基于单纯信仰的批判、忧郁与绝望，融入了诗人对人生际遇、社会变革与人类命运的困惑思索。这种价值取向使志摩多数的动物意象都处于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与撕裂中，涌动着多股复杂矛盾的情思潜流。随着后现代“伦理转向”与“生态批评”的兴起，徐诗动物意象的隐喻塑造还表现出杂糅传统与现代生态价值取向的丰富性，相比其它意象体系，更深刻地反映了具有“志摩特色”的人道主义视野与自然主义价值观，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统一于动物隐喻，构成对人类视域与动物世界新的认知与书写。一言以蔽之，徐志摩新颖的动物意象隐喻，为中国新诗开启了一扇联结中外文化、守望传统又放眼未来的窗户，让我们从中窥见了现代新诗自我创造与突围的历程。
[1]累计频次统计：同一首诗内重复出现的名称按1次计算。
[2]本文对动物的分类非严格遵照生物学标准，且类型名称也与传统定义略有区别，以求与水、陆、空范围对应，大致代表游动、飞翔与爬行三种状态。例如“游鱼类”中的“大龙虾”属于生活在水中的节肢动物；“走兽类”中的“蚱蜢”、“蛆”等属于节肢动物；“飞禽类”中的“蝶儿”、“蜻蜓”等均为昆虫。
注释：
[3]骆寒超：《论艾青诗的意象世界及其结构系统》，《文艺研究》1992年第1期。
[4]（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5]刘丽华：《论<庄子>中动物意象的价值蕴涵》，《学术交流》2011年第12期。
[6][7][12][19][28][32][41][49]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一卷散文（1）》，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159、199、255、314-331、455、456-457、221-222页。
[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50页。
[8]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3卷第6期。
[9][21][25]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二卷散文（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358、144页。
[10][15]韩石山，伍渔编：《徐志摩评说八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5-6、24页。
[11]蒋复璁，梁实秋编：《徐志摩全集第二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12]方铭编：《现代诗歌精品》，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13][17]叶琼琼：《从“春”的隐喻内涵看穆旦诗歌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4]张岩泉：《论九叶诗派的意象艺术》，《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5][30][33][44][45]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三卷散文（3）》，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193、111、112、108-109页。
[16]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180页。
[17]（韩）许世旭：《论徐志摩的性灵自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18]叶橹：《生命的终极关怀<海韵>与<为要寻一颗明星>比较赏析》，《名作欣赏》1993年第5期。
[19]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1页。
[20]
关于徐志摩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现有研究，可参看马佳《徐志摩诗之宗教逸韵》、蒋利春《论徐志摩诗歌的基督情结》、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余婷婷《徐志摩诗歌的宗教文化阐释》等论文，其中对基督教影响在其诗歌与人生信仰中的体现等话题展开了较详细的论述。
[21]（加）区应毓：《中国文学名家与基督教》，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22][40][46]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23]《圣经》和合本，创世纪第3章，第6章。
[24]孟令花：《中国现代文学与耶稣话语》，河南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25]林季杉：《论基督教“原罪”说的圣经起源与现代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6]（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27]李苗：《论徐志摩后期诗歌创作的现代主义倾向》，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28]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29]田丰：《<伤逝>：虚空的自由》，《理论月刊》2013年第2期。
[30]王福和主编：《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31]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
[32]唐英：《从动物小说的兴起看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24卷第8期。
[33]唐克龙：《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80页。
[34]郑佰青，张中载：《为动物立传——<阿弗小传>的生态伦理解读》，《外国文学》2015年第2期。
[35]谢超：《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人与动物的关系》，《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0卷第3期。
[36]李俐兴：《“他者”的凝视 ——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动物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7卷第3期。
[37]Derrida, Jacques，Wills, David，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More to Follow)，Critical Inquiry, 2002, 28(2).
[38]丁林棚：《论<羚羊与秧鸡>中人性与动物性的共生思想》，《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
[39][61]何宁：《论当代英国动物诗歌》，《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40]王俊杰：《庄子的动物隐喻及其与深生态伦理的关联》，《中州学刊》2015年第8期。
[41]戴前伦：《生命律动的整体呈现与梵爱思想的主题观照：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主题生态的影响》，《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
[42]申富英：《论<尤利西斯>中的动物形象》，《外国文学》2019年第3期。
[43]石在中：《泰戈尔诗歌中的生态智慧》，《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33卷第3期。
[44]王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国现代诗歌隐喻研究”(15BZW1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结项成果“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16ZDA240)
作者简介：叶琼琼,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湖北黄梅，435500；陈丹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衢州，32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