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乡风2
文革乡风2
下乡伊始，便觉得社员们不仅热情，而且“纯朴”，纯朴得与机器人一样，绝对按主人的指令行事。伟大领袖指示“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们不折不扣地照办。访贫问苦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项内容。凡到贫下中农家，我们必先在门外背一段“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他们便在门内答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或是“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的热忱”。然后再把门打开。不久，便耳闻1小队有个五保户何婆婆，60多岁，系远近闻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我们，自然要前往取经。来到何婆婆的家门口，我们敲门后依然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何婆婆也照例在门内对答一段，然后开门，把我们让进堂屋。一进屋耀眼的红光逼得我们一时睁不开眼睛，何婆婆堂屋的三面墙从墙底到墙顶（除了大门的那面墙与屋顶外），均用红布遮之，布上嵌满了大大小小、各种规格的毛主席像章，总有几千个。这还不算，房内还有几口大水缸，水缸里也装满了像章。哇，这有多少，数都数不清！何婆婆十分自豪地对我们说：这些像章有些是作为活学活用的模范，各级革委会奖给她的；更多的是她受邀四处讲用毛泽东思想，别人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她的，而尤以部队送的最多。看着这蓬荜生辉的堂屋，我们真的是深受感染，对何婆婆也油然而生敬意（当时我真的想向她要一两枚作纪念，但终于没好意思说出口），同时也十分盼望能亲耳聆听何婆婆的讲用。终于有一天，何婆婆的忆苦思甜报告在大队礼堂举行。何婆婆不识字，手里却拿了一本袖珍毛泽东语录，那年月，像章越做越大，《语录》越做越小。当她一歪一拐（何婆婆是一双小脚）走到主席台上的讲台前时，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早就听说何婆婆的报告，一讲就是4个小时，这一回算是眼见为实了。她足足语气连贯地讲了4个钟头，中间没有休息。她报告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四个方面我却记得：一、背诵毛之著作与语录。她虽然不识字，但背起“老三篇”来滚瓜烂熟：二、哭诉旧中国的痛苦生活与地主老财对她的剥削压迫；三、感谢毛主席与共产党，解放了她，给了她幸福的生活；四、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时底。我很惊讶也很佩服，一个60多岁的不识字老太太，居然有这么好的精力、这么好的记性、这么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和这么好的表演才能！
我们虽也是知识青年，但我们毕竟是拿工资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42·5元），处境比那些中学生要好得多。社员们都管我们叫“同志”。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政治氛围特别浓，否则也不会出何婆婆这样的典型，社员们也不会老少皆能背毛主席语录，当然农活也比一般的大队累得多，上工早，下工晚。于是我们就很盼望大队书记朱修保（他时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回来。因为他一回来肯定就会召集大队、小队干部和骨干办学习班，一般都是两三天。而我们因为是“同志”，也得以列席会议（这也是一种政治待遇）。这样我们便可以喘口气，“休息”两三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只要一开会，大队就得管中饭，而且得加餐（也就是有大快的肉吃，而平时是很少能吃到肉的）。吃饭时按小队分组，每组一大瓦盆五花肉，大家蹲在室外的地上吃得津津有味（这大约也就是最初的特权吧）。开会的内容无非就是由朱修保传达中央文革关于文革的新精神、新形势（比如又打倒了谁，又批判了谁）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最高指示和通报本大队革命动向等。每次开会或者办学习班，大家都会预留一张板凳，那是给何婆婆的。何婆婆虽不是队干部，但作为学毛著的先进典型，这样的会是必须参加的。何婆婆通常来得晚一点，不管大会是否开始，当她一歪一拐进入会场时，都会旁若无人地嘴里喋喋不休地象尼姑念经一样地念着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最高指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最高指示：造反有理；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边念边径直向那个预留的空位置走去。这样的学习班参加过好几次，许多情景都淡忘了，唯何婆婆那充满喜剧色彩的漫画形象却让我至今不忘。同时我也常思忖：是什么力量把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妇变成了一个思想如此僵化、行动如此怪诞的人！
“三忠于、四无限”的氛围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但每一地都得有个得力的具体推动的人。在寨坡大队就是朱修宝。我当时真的很佩服朱修宝书记，不愧为当大官的人。他一坐吉普车回来，整个大队就被他激活了，一切都显得勃勃有生气。他没有什么文化，但口才很好，组织能力极强。每次的队干部及骨干学习班都办得有声有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跳忠字舞”。在朱书记带领下，参加学习班的几十人排成长队，绕着5小队（朱是5队人）边走边唱边跳(何婆婆跳没跳我倒忘记了)：“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在剧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吸引了社员们都停下手中的活驻足观看。在朱修宝极具魅力的号召与亲自带领下，寨坡各小队将“跳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化。我们4小队，每天一大早，梅队长把钟一敲，全队的男女老少便在他家的山墙前集合，对着山墙上的毛主席像与语录，先三呼“万岁“，然后便跳将起来。那走调的唱腔配上胡乱摆动的四肢，可是当时最时尚的艺术！（这场景也让我想起在学校某地跳“忠字舞”时，系副书记那不协调的让人捧腹的舞姿）“早请示”之后，社员们就按头天队长的分工下地了。妇女队长扛着红旗走在前头,其他妇女则在后面跟着。甚至挑粪的男将，也要在粪桶前插一块毛主席像或一面小红旗。。“田头地角红旗飘舞”,绝不是宣传画上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景象。其实这一切只是太一般的风景。在我插队落户的北斗公社，有几个不足10岁的小男孩，他们居然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的肉上，而各级领导居然在大会上宣传表扬他们忠于领袖这种类似自残自虐的举动！
宗教与艺术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原始社会举行宗教活动时，初民们对着原始图腾，载歌载舞，表达对神灵的崇拜，祈求神灵对苍生的佑护。主持宗教仪式的巫师，将“神”的旨意下达给生民，又将生民的渴求上传给“神灵”。让历史文化学者不解的是：几千年前原始宗教这一幕，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再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将原本不是一个宗教国家的八亿国民，全变成了能歌善舞的初民，变成了狂热的宗教徒和宗教仪式的践行者！造就了何婆婆和小男孩这样虔诚的“愚忠”心理与典型的国民形象，也许这种“中国特色”至今让历史文化学家都无法理解与阐释。
201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