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煌：一蓑烟雨任平生

那是封闭落后、匪患连年的湘西的一个普通山村，有四十余户人家。1930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六），正当夕阳在山，竹影摇曳，疏淡的炊烟袅袅升起，一个37岁、身材矮小的农妇，不需要助产婆的帮助，在她的16岁的大女儿的被动配合下，驾轻就熟地生下了她一生中的第七个婴儿。这个自我完成分娩过程的农妇就是我母亲，那呱呱堕地的男婴就是我。那帮助母亲分娩的就是我大姐梅菊。

大姐生于1914年腊月初六。在随后相继夭折了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后，1920年母亲生下了二姐，双菊；1923年生下大哥；1925年末生下三姐。我排行老五。在我将满7岁的前一年（1936）冬月，43岁的母亲又生下了她最后的一个男婴，我的三弟。

生我育我的这个山村，名叫祖坟山。2014年国庆长假，年过半百的儿子驾车送我们回老家时，曾好奇地问我怎么取了这么一个村名，我说名字自然是有来由的。原来村东北角上有一片张氏人家的祖坟。坟山前是利用屯仓扩建的小学。我就是在这里读完小学，并在简师毕业后又在这里执教了一个学期。冬日一下课，我们常来这里晒太阳，戏耍。因为年代悠久，坟堆与墓碑都已下陷，几乎连成一片，无法分清一个一个的墓主，也早已无人前来扫墓了。“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这是《古诗十九首》里说的。这里的古墓虽未犁为田，但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加，需要扩建住宅的村民也顾不得老祖宗了，改革开放后，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坟地上盖起了住房。祖坟没了，小学也早已迁移到了合水镇上；校舍也没了，但祖坟山的村名却一直这么叫了下来。如今互联网上的合水镇行政区划图里，“祖坟山”的村名，依然在列。

当我在电脑前打出上面的这些文字时，掐指一算，我离开这里已经将近70个春秋了。至今我仍然十分眷恋、怀念曾经哺育过我，并在这里度过了我的梦一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这片热土。这里满眼苍翠的山林，绕过村前的潺潺的无名小溪，湛蓝的天空和天空里悠然飘逸的白云，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农夫、农妇在田野上劳作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梦魂里。这里，曾留下了我童年和少年时的足迹，洒落了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欢声笑语，也曾蕴藏过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对于未来世界的向望与憧憬。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情随事移，但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回味起来，还是那么熟识，那么亲切，那么令人神往。正如诗人艾青所深情歌唱的那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村舍依山而建，列冈峦之体势。房舍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全部为瓦房，木结构。除了两户财主的房舍周围有二三十米高的风火墙外，也有少数房舍以土砖为墙，大多数房舍则是赤裸的。村中有一条一百多级高的石板通道。解放前尚无公路，祖坟山以北的村落，乃至10里外的罩子坪的村民大都须经此外出。每逢五、逢十合水场赶集的日子，来往村民络绎不绝。加之村中有我父亲创办的全乡唯一一所中心小学，祖坟山早已名声远播。

   “清江一曲抱村流”。一条自20里外的溪头（我大姐的家就在那儿）逶迤而来的无名小溪，由村后向东，绕过一个叫做洲田坪的形如山东半岛的一片肥沃田畴，再折向西，流过村前，经过村西仅有几户人家（也姓张）的廖家坨后，再次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向东奔流而去；在与祖坟山村隔溪相望的同样也姓张的迷水坪村南边的山脚下流过，与西来的合水混合后一直向东，奔向远方，形成一个“之”字形流域。唐人李华有“涧水东流复向西”之句，可此水东流至此西折复东流，成为一道十分独特的迷人自然奇观。我想，迷水坪可能就是因此而得名。整个流域虽也不乏深潭，但浅滩太多，不利航行，故自古以来与舟船无缘。

村西头原有一道为碾坊提供动力的蓄水石坝，使村前西端的溪水深可没顶，是村里孩子们夏日不可或缺的天然泳池。放暑假了，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这里游泳，戏耍。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令人神往。我在晚年的一首《思乡》的七绝中曾这样写道：

倚栏西望路茫茫，身在他乡思故乡。

梦里溪湾方击水，醒来帘外月如霜。

    故乡的山山水水，常使我这个年事已高的游子魂牵梦萦，思念不已。

溪的上游，也就是村后山下，也有一座碾坊。这碾坊的水坝比村西头的水坝高而结实。由于倾泻而下的流水的长年冲击，坝下形成一个很大的水池。夏日下午放牧水牛的孩子，先让水牛在这里浸泡，降温。孩子们则在碾坊里乘凉，玩耍。假日中，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常玩的一种游戏便是捡石子。先选好7粒同样大小的石子。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把7粒石子在地面撒开，然后从中挑选出一粒来，往上抛出合适的高度后，用大拇指、食指或中指，从地面的6粒石子中迅速而灵巧地捡取一粒来，再接住上抛后正在下落的石子后，放入另一只空着的手内，或置于地上；然后再次抛出那粒石子，从地面上的5粒石子中迅速捡取出两粒，并接住正在落下的石子，放入另一只手内，或置于地上；接着第三次抛出石子后，则将余下的3粒石子扫入掌内，再接住落下的石子。然后将7粒石子放于手掌内，尽量集中往上抛出一定的高度，用同一只手的手背接稳后，再往上抛，接入掌内；或者为了增加一点难度，将手背上的石子往上抛出后，用同一手掌迅速抓住。如此数轮后，以累计所接住的石子数量的多少论胜负。有时也在碾坊里下棋玩，常玩的有打山棋、五子棋、裤裆棋。

    但自村里有了打米机后，碾坊消失了，村前的水坝也消失了，孩子们的天然泳池自然也消失了。可村后的水坝因为灌溉的需要，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还增高加固了。记得“文革”期间，1967年暑天，我们全家回到村里后，几乎每天我都带了两个孩子在这里畅游。两个孩子的游泳就是在这里启蒙的。

溪里也有鱼，一般藏于深水区，如挨近水坝的几十米长的深潭里就有一斤左右的鲤鱼。村里只有少数几人善于捕鱼。我父亲的一位挚友喜明（大名为“昌明”，属“昌”字辈。按辈份，我应称他为曾祖父。我们当地称曾祖父为太，所以我平日都称他为“明太”），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每次都要把所捕得的一半送到我家里。有时我也很高兴地去溪边看明太捕鱼。冬日的早晨，只见他将杀猪刮毛用的大木盆，两边各绑上一根木条，一则便于两人抬着下水，一则有利于在水面上保持平衡。捕鱼人站在盆内，手持一根很长的以竹竿为柄的鱼叉，鱼叉的三个利齿顶端皆有倒钩，鱼被叉着后是无法逃脱的。捕鱼者常用竹篙无鱼叉的一端支撑溪底，使木盆在水面上随意移动。捕鱼人用他的一双犀利的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水底，寻觅鱼的踪迹。冬天的早晨有霜，甚至岸边有时会结一层薄冰；但水面上是很少有冰的。鱼在冬天往往会静伏于温度略高于水面的水底。捕鱼人寻觅到了猎物时，便死死地盯著它，将鱼叉慢慢移动，悄悄地接近目标，然后对准它蓦地刺去。待鱼叉拔出水面时，已成为渔人囊中物的鱼还在挣扎着剧烈地摆动。明太每捕到一条，我都要激动得跳起来。明太上岸后见了我也很高兴，因为他不必送鱼去我家了；只见他就地取材，从溪边拔出一根藤条，将一半的鱼用藤穿成一串交给我，同时不忘用他那粗糙而宽大的手掌，笑着在我的后脑勺上亲切地抚摸一把。

明太本有两儿一女。女儿早已出嫁。大儿子再敏，大我6岁，也是我九师简师部同学，先我两届毕业后，就在本村由我父亲创办并任校长的中心小学任教。但非常不幸，两年后，勘称当年年轻人最大杀手的肺结核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女儿被迫改嫁。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明太一时不知所措，成天在合水镇上打牌，企图在强刺激中求得解脱，却因此输掉了本来就不太多的田地。他本是个心高气傲之人，觉得已无面子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像逃避瘟疫似地，带着老伴和未成年的小儿子一家三口，义无反顾地去了当时被称为小南京的浦市镇谋生。“文革”初期，1967年7月，我们一家人曾返乡一次。路过浦市时意外地见到了已经穷愁潦倒而苍老的明太，在大码头附近租住一间小屋，靠捕鱼为生。门前搁着一块门板，卖点并不怎么值钱的土特产。而且最不幸的是小儿子又溺死于沅江。两位老人的凄凉处境可想而知。由此想到当年在村前捕鱼时的明太，已判若两人。世事沧桑，人生难料，令人不胜唏嘘。

说来好笑，他还曾是我的童婚的名义上的媒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便给我定了婚。对象是当时罩子坪的首富陈家的小女儿，比我小三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竟糊里糊涂地结了婚，而且成了我的终身伴侣。我们结婚时，他早已去了浦市。

如今村前的溪里已很少有鱼虾了。因为水坝没了，鱼类赖以生存的深潭也就不复存在；只有浅滩的潺潺流水是藏不住鱼的。虽也有少数深潭，但由于人们过分捕捞，甚至是破坏性地掠夺，是很难见到鱼的踪影了。解放前，村民们就常把榨出茶油后余下的渣饼研碎，令其溶解于溪水中，将鱼毒死或毒昏后捕捞。小时候我也曾在夜间打着火把去溪里捡过鱼的，多是已死或将要死去的小鱼。这种捕捞法对于鱼类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灾难。解放后，人们常用雷管炸鱼，我曾亲眼见过。

虽然水坝没了，但上个世纪末，村民们自动募捐，在村后村前先后修建了两座石拱桥。我也义不容辞地捐献了我力所能及的一份。村后的一座建于水坝下约50米处，村前的一座建于原西头水坝处。在建桥前，村民只能小心翼翼地跨过竖立在溪中的并非等距离的十几根条石（老百姓称为“岩桥”）。一旦涨了洪水，便阻断了交通而一筹莫展。所以这两座石拱桥的修建，大大地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和劳动生产。听说大家要竖立一块石碑，而且要我撰写碑文时，我自然十分高兴。在村前的第二座石拱桥修建后，我还为此写了一首七律表示庆贺之情：春到故园频改容，村前溪上又垂虹。双虹迢递城乡接，一水潺湲江海通。

千里青山献瑰宝，万家灯火迓飞龙。小康之日能无酒，邀我举杯同送穷。

这就是生我、育我的小山村。虽然在我弱冠之年便远离她而去，但我对她的怀念、思恋之情从未有丝毫消减；甚至随着年事日高，思念之情更日益炽烈。两年前，我有幸加入祖坟山叔侄群后，更能及时听取家乡的消息，而且有了与家乡父老乡亲交流的渠道。“祖坟山”的名字一直陪伴着我。

诗曰：

          清流一曲绕村前，竹影炊烟接暮天。

胜日娩床凝喜泪，当年学苑变家园。

溪湾击水童谣远，石坝叉鱼宵梦牵。

休道坟山失踪影，村名依旧叫如前。

 

 

第二章   大自然的慷慨赐予

 

由于家乡处于蛮荒、封闭的穷乡僻壤，虽然从小衣食无忧，但因物资十分匮乏，文化极其落后，童年时代几乎完全与严格意义上的玩具无缘；即使有钱，五日赶一回集的合水场上也无任何玩具可买。但因为有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山村孩子们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并不单调枯燥。

山村孩子们包括游戏在内的生活天地，常跟大自然、跟生产有关。孩子们就生活在大自然中。孩子们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与大自然的拥抱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品尝和享受大自然的恩赐，而且在参与大人们的生产劳动中认识大自然，享受着别有天地的童年生活乐趣。

    尚在学龄前的孩提时段，我便常常跟着母亲或姐姐们去菜园、田头，辨认菜蔬的品类，而且常常不顾大人们的警告和训斥，自不量力地笨拙地侍弄着眼前的生产工具；即使吃了苦头，受点小伤，也从不气馁，从不放弃。记得我们家盖房子，装修堂屋时，八岁的我，对木匠的任何一种工具都很感兴趣。趁着木匠师傅不注意我的时候，我居然拿起颇有些重量的斧头，一不小心，锋利的斧头嘴子碰上我的右膝盖，登时血流如注。我吓坏了，但并不哭。还是那位木匠师傅用土法子治好了我的伤；至今我的右膝盖上还留有一块明显的伤疤。

节假日或寒暑假里，我常常自告奋勇替代三姐上山去放牛。因为放牛的孩子多是学校的同学，玩的游戏很多，最常玩的便是如上节里所说的玩七粒石子的游戏了。这种游戏，就地取材，简单易行，可谓历久弥新，乐此不疲。

那时家乡大自然尚未受到破坏，山林里的野果不少，夏秋季节，野桃、野李、野枣，还有板栗等等野果，都不难寻得。湘西盛产茶油和桐油，春末夏初之交，油茶树上生长出来的一种如同玉兰树的白色花朵一样的茶泡，可以生吃，味道鲜美可口。孩子们见了，高兴得大呼小叫，喧哗着爬上树去采摘。一时间，孩子们大饱口福，胜似美芹，快乐极了。今天，当我坐在电脑前敲打着这段文字时，仍然难以掩饰激动的心情。这是大自然给我们山区孩子们的一种特殊礼物啊！

    三、四月间，我曾常常一个人手持一把小锄头，到村子附近的野外挖野葱。这种有如布衣纽扣的圆形块茎的野葱，吃起来比家葱还香；特别是把它晒干后做成酸菜，味道更是妙不可言，是夏日里用来下粗麦面条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

夏日里，去稻田捉蚱蜢，则是孩子们的又一乐事。孩子们不必下田，站在田塍边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捉到蚱蜢。蚱蜢一般抱扶着稻茎，只须从它的背面，猛地将蚱蜢和稻茎一把抓住，然后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蚱蜢分离出来，用马尾草，从它的后脖下穿过。这样，不费太多功夫，便会穿满一串，提在手里，蚱蜢的几只脚还在不停地挣扎着。回到家里，呼来鸡群，一个一个地丢给鸡们，饶有兴趣地观赏着鸡们争抢着吃掉，心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满足感。

当然，孩子们也会利用大自然的赐予，就地取材，无师自通地自己制作一些虽然有些粗糙但也能玩得开心的玩具。七八岁时，见大哥用竹篾扎成风筝的骨架，然后糊上纸，用母亲绩的麻线系上，居然能飞得很高，很是新奇；于是自己也依样画葫芦，学着做了一只比大哥小得多的风筝。虽然失败了几次，也不气馁，继续干，终于做成了一只小风筝，开始飞得不高；但吃一堑长一智，不断地总结经验，自我完善，后来也做出了像大哥那样飞得很高的大风筝，而我也就从此由童年而成长为翩翩少年，期望一朝一夕，像风筝一样飞得更高！

我也曾踩过自制的高跷。那时我们农村的男孩，几乎人人都会制作那种手脚并用的高跷。不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那种绑在脚上，双手可以腾出来做各种表演的高跷。先选好两根与自己身高一样长的木棍，在其下端离地面约一尺到两尺处，两面用刀削成一道向上稍斜的坎子，将两块比较结实的木片夹着棍子，用麻绳绑紧，作为高跷的踏板；再从废弃的钉鞋上拆下两颗钉子钉在木棍的底部，一副高跷便成功了。开始学踩高跷，双手指尖向下握紧木棍，木棍上端位于双肩之后，以身体作为依托，比较安全。技术娴熟后，就可以双手指尖向前抓握木棍，不需要依托，行走更灵活更自如了。村里的住房皆依山而建，出门便是不规则、非等距离的阶梯式石板的台阶，须谨慎小心地上下，否则便会摔得喊爹哭娘。玩这种高跷大都是冬季下着蒙蒙细雨的天气。这时候，只听到巷子里孩子们高跷下端的铁钉撞击石板的清脆的响声，给冷清的山村平添了不少生气。

孩子们有时候会选择一块场地，踩着高跷一对一地对撞，谁先从高跷上被碰下来，便算输了。

到了冬天，我们还常常玩一种滚铜钱赢稥棍的游戏。因为这时候，年关在即，祭祀频繁，烧香的多，香棍也就多。孩子们选好一块场地。在场地的一端撑起一块石板，使其与地面形成约45度的角度。每人用同样大小的一块铜板，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依次撞击石板，使铜板“跑”得越远越好，且占据有利的位置。然后，由处于最远端的铜板的主人，用自己的铜板去击中处于第二位置的铜板。如果击中，即为胜者，被击中的铜板的主人，须按照约定付给胜者几双香棍。如果两块铜板重叠，则加倍。而且击中者还可继续攻击下一个铜板。如未击中，则由此未被击中的铜板的主人去攻击处于下端的铜板。以此类推。这种游戏有点像大人们赌钱的味道，只是“赌资”非钱，而是再无利用价值的香棍。输掉了香棍的孩子，只有再去土地堂或有后人祭扫的坆前收集香棍了。

我还曾得到同村的，比我年长五六岁的张再源同学的帮助，制作了一把二胡。

我所说的这位再源兄，有点腼腆，性内敛，讷于言，而乐于助人，待人古道热肠。他爱好音乐，会吹笛，拉二胡。他的竹笛和二胡都是自制的。制作二胡所需的蛇皮，则是自己捉的蛇并剥下皮来蒙上的。1945年暑假，我15岁，在他的帮助下，并且由他提供的包括蛇皮在内的全部材料，制作了一把二胡。至今我还记得，他教我如何将蛇皮浸泡在蛋清里，如何蒙上选好的、加工过的一个竹筒的一端，用一根细藤缠紧，待粘牢后，去藤，再缠上布条，然后插进琴杆即成。1951年我考进武大中文系后，还曾把它带进学校，跟我相伴了一段时间。

在母亲和三位姐姐的影响下，我从小就爱劳动。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十三四岁时，便开始学着与母亲、三姐戽水抗旱。这种汲水灌田的旧式农具叫戽斗，现在很难见到了。它的形状略似斗，用竹篾编制而成，两边有绳，两人引绳，提斗汲水灌田。我常和母亲或三姐配合。戽水时，两人必须协调一致，才能使戽斗盛满水，且平稳，不晃出。我在母亲和三姐的帮助下很快地掌握了要领。汲水时，身子前俯；提水时，身子后仰。配合得当，很省力。从远处观赏戽水的劳动，你会觉得他们的姿态很美。戽斗汲水、泼水时的有节奏的水的响声，可算是夏日山村田野上的不乏诗情画意的一道风景线了。

暑假里正是收获季节，我常同大人们收割稻谷。我最喜欢去远处的稻田收割。因为去远处稻田收割，早餐和中餐都是在稻田边的树荫下吃的。往往由挑稻谷回家的人带回早餐和中餐。碗和筷子是不必带的。无处不有的油桐树的宽大的叶子便是很好的饭碗，像筷子一样粗的刺条，去皮，折断成两根，便成了筷子。将顺手摘来两张桐叶，置于左手掌内，手指张开，指尖稍稍内收，窝成碗状，添多添少随意。这种从未尝试过的“野餐”，对孩子们来说特新鲜，特有吸引力。饭菜还是家里的饭菜，但在那种情境下吃起来，觉得特别香甜，特别有风味。

为了能多吃到这种特殊风味的野餐，我还曾主动去三姐家收割稻谷“蹭”野餐吃。

在我16岁的那年暑假里，在通头冲的的两块水田收割了稻谷后，我还自告奋勇，扛着犁，牵着牛，去那里把这一亩多的两块水田翻耕了一遍。这是我第一次干了这种只有成年男子干的农活，受到母亲的夸奖，心里十分高兴、自豪。

1948年寒假，我还幸运地参加了我们村里春节期间的舞龙灯活动。当时，全乡能举办这种活动的村子寥寥无几。因为举办这种活动至少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一、人口较多，且相对富裕；二、有较高威信的倡议者和热心组织者；三、有制作龙灯的人才。这些条件在祖坟山村不仅完全具备，而且一直以来便有舞龙灯的传统，经验丰富，举办这种活动可谓驾轻就熟，易如反掌。

我在舞龙队里是司鼓的，另有两人分别司锣、司钹。这种一面蒙上牛皮的鼓不是很大。鼓的两边绑有两根竹杠，两端有横木链接，行进时由两人一前一后以肩扛着，鼓面朝后形成前高后低约45度角的斜面，击鼓时击鼓人处于其中，与抬鼓人同一方向边走边击，司锣司钹者跟进配合。当然，也只是在接近村落时才击鼓奏乐，以营造气氛，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赏表演；远离村落时则不必击鼓奏乐，如日常行路人一般行进。

舞龙队有两人担任送帖，即联系好需要在哪里表演或住宿的村子。一般都在也有舞龙队的村子或建立起了传统友谊的村子午餐或住宿。龙灯客三三两两分散，由条件较好的人家接待。主人待客十分热情，皆以腊肉、糍粑与好酒招待。为了报答主人的热情招待，舞龙队在告别的表演中自然也十分上心，展示最精彩的演出。

这次龙灯巡回演出留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那是村子里很有意义的文化娱乐活动，是故乡最值得怀念的往事之一。

还有一件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母亲老家寨上杨“开忌”（即春社）的日子，那时弟弟尚未出生。母亲常带我去二舅家小住数日。那时大舅、二舅早已分家。因为外公、外婆跟二舅过，所以我们住二舅家。我记得二舅妈也有像我五婶那样的高挑个儿的优美的好身段。虽然衣着没有五婶那样光鲜，但在当地也算相当出众的了。她对母亲非常尊重，对我十分热情、关爱。一天到晚，只见她忙进忙出，走路像一阵风似地来来去去。她为节日酿的甜酒（即米酒）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

开忌那天，男人们在村外左边有着两颗大树下面杀猪祭神；然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热闹非凡。同时，溪对面的种有作为肥料的大片草籽田里，令人兴奋而刺激的斗牛大赛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斗牛周围有一二十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手握近两米长的木棍维持秩序。一是保护观众的安全，二是在斗牛赛分出胜负的第一时间，及时用木棍将斗牛分开，免使斗牛受伤。

斗牛赛结束后，男人们也都酒足饭饱，醉醺醺地回家了。这使我后来想起唐代诗人王驾的七绝《社日》所展示的令人着迷的社日情景：

        鹅湖山下稻梁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记得美国作家、哲学家、废奴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曾经深情地说过：“心灵与自然相结合才能产生智慧，才能产生想象力。”湛蓝的天空，芬芳的泥土，涓流的溪水，啼鸣的小鸟，自去自来的梁间双燕，自由自在的院落鸡群，看家护院的守夜黄犬，辛勤劳作、不知疲倦的老水牛，都是我们这些山村孩子们亲密的天然朋友。由于灵秀山川的滋润，乡土文化的熏陶，使我从小便养成了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情怀和良好习惯，这对我后来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和我后来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和文学事业都有正面、积极的影响；而且成为我晚年诗词写作中的重要题材之一。直至2024年春节期间，在与家乡青年人微信互动中，触发诗情，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首题为《悠悠往事寸心悬》的排律，受到他们的热情点赞。

诗曰：

          少小离家老未还，悠悠往事寸心悬。

          梁间双燕营巢聚，炎日溪湾击水欢。

          稻田野餐蹭无够，高跷瑞雪战犹酣。

          舞龙佳节曾司鼓，穿巷走村争设筵。

          尘海沧桑沉百感，长吟零涕满襟前！

 

 

第十一章    文学——改变人生之旅      

 

在我就读于九师的四年中，正值全国抗日战争后期与国内革命战争初期。

所里本是一个小镇，因在抗日战争中大片国土沦丧，战区的机关、学校与流亡人群纷至沓来，加之有通向当时有国家陪都之称的重庆的重要国道经过所里，使得一个闭塞、落后的小镇，一下子人口大增。虽无高楼大厦，但汽车站一带，商店、旅店、照相馆，几乎连成一片，甚至还有了书店。交通要道处的抗日宣传画、标语牌引人注目，常见的有“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当时也有日本的飞机飞越上空，也拉警报，但因为所里从未被炸过，人们并不在意，很少有往防空洞逃跑的。九师后边的山下有一溶洞，可容纳数百人，是天然的最安全的防空洞。但拉响警报后很少有人往那里逃跑。我只同少数同学跑过一次，但并不进洞；而是在洞口抬头张望，数敌人飞机从上空飞过的架次。虽然听说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已经过了桃源县，正向沅陵进发，但当时所里看不出有什么战争的紧张气氛。但在全国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学校也组织了童子军，上军体课，除了队形操练，还练习步枪瞄准，甚至还打靶。我至今还记得我的打靶成绩为7环：第一枪脱靶，第二枪2环，第三枪5环。这个成绩当然很不理想，不过我当时还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并不觉得怎么难为情，何况还有三枪都脱靶的呢。

日本投降时，正值暑假。我回到了自己的闭塞的山村。因为既无报纸，又无广播，过了几天，我们才从去浦市购物回来的人那里得知这一重大新闻。为此我还一人出了一张壁报贴在合水场我们张氏祠堂大门右侧的墙上，除了向父老乡亲报告这一重大消息外，也有自己的几篇小文章。我还在刊头画了一盏灯，自然含有唤醒民众的期盼之意。

这个暑假还有一件使我终生难忘的关乎我的志愿与前途的大事。我的大哥从茶峒师范放暑假回来，第二天打开箱子晒衣物和书籍。我见书籍中有一批崭新的似乎尚未翻过的文学书籍，使我眼前为之一亮。除了《鲁迅自选集》和几本散文集外，几乎全是巴金的小说，如“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还有“火”三部曲。

这些书好像特意为我买的，因为大哥并不爱好文学。他买了这些书回来，却不闻不问，整个暑假未见他读过一本。但这些书却成为我的亲密朋友。我立即如饥似渴地读起来。面对如此丰盛的文学大餐，我这个15岁的少年，虽然只是囫囵吞枣，一时还无法细细品味，消化吸收，但这些作品确确实实使我大开眼界，茅塞顿开。这些作品，特别是小说《家》所展示的年轻人为追求自由、追求光明和个性解放而斗争的宏大的生活画卷，令我激动，令我兴奋。它使我认识到原来作为文学门类之一的小说有如此震撼读者心灵的巨大功能。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已深深地爱上了文学，我甚至已开始在考虑自己未来的人生之路该怎么个走法了。如果不做改变，简师毕业后只能从事一辈子的小学教师工作，这是肯定了的；但我以为我的人生之路应该走得更远一些，更精彩一些。我不满足于似乎已经为我设计好了的人生之路。文学以其无限的魅力在召唤着我，她将引导我开辟新的、光辉的人生旅程。

同时，《家》中所写的关于觉民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斗争，也在我的内心深处泛起波澜。我已暗暗下了决心，决不会同意这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不过，当时我还年幼，对我来说，解除婚约还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下。如果我少不更事地冒昧提出要求解除婚约，必然会冒犯处于强势地位的父亲，使他做出意想不到的激烈反应，有可能不可收拾而断送自己的前途。兹事体大，宜缓不宜急。

这里还隐藏着我内心深处的一个从未示人的秘密。在我阅读了《家》中关于爱情的描述，特别是读到觉慧对婢女鸣凤出于同情所产生的纯真的带点痴气的爱情时，似乎给我打开了情感世界的一扇窗户，令我情窦初开。但我爱的并非少女（因为我的周围的少女都姓张。在那时，同一姓氏的男女是绝对不可通婚或相爱的。这是铁律，不可越雷池半步而作非分之想），而是暗恋着我久已心仪的漂亮的五婶。有一段时候，只要五婶一出现，我便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注视着五婶的一举一动。要是偶尔碰上五婶，我会莫名其妙地脸红，甚至心跳也为之加快。

总之，文学作品的魅力召唤，使我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种，一个文学的梦想正在我心中形成。实现这个梦想，已成为我此生的目标。当时我甚至有了强烈的写作欲望和冲动，而且兴致勃勃地跃跃欲试了。我曾尝试着对我周围的几个印象较深的人物展开了描写，显得很自信呢。

这个暑假就是在这样激动兴奋的情境中度过的。新学期伊始，我竟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题为《潕水之畔》的散文，而且还模仿当时写作者惯用笔名的做派，以“楚山子”的笔名，寄给沅陵的一家四开小报，居然发表了。不久，又以《用不着再留恋了》为题，写了一篇类似杂文的文章，意在劝告年轻学子不要从小就沾染上了吸烟的坏毛病，又改以“楚山人”的笔名，也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了。这给我以极大的鼓舞，非常兴奋。我高兴地写信告知了已在我父亲任校长的中心小学执教的同村同学张再敏。当时学校也订有这份报纸，由于他的“宣传”，在全校老师中引起了“轰动”。他回信告诉我，父亲读了我的文章比谁都激动，已对我刮目相看，并为当初未能让我读四中而后悔莫及。

没有想到，父亲和我想在一起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唯有首先争取读高中之一途了。但要考高中，谈何容易！一则简师的四年未学英语，考高中得有初中程度的英语水平；二则考高中得有初中毕业证书，简师毕业证书不能报考高中。前者当然可以通过学习而取得；后者呢，是如何弄到一张假的初中毕业证书。

诗曰：

文星不意启灵根，艺苑殿堂初扣门。

雾电雷中窥蜕变，家春秋里觅知音。

激流滚滚摧封建，呐喊声声唤国魂。

追梦孜孜何畏苦，但期何处得文凭。

 

 

第二十八章    我与《防汛快报》/ 再遭丘比特之矢

 

1954年初夏，由于长江中下游区梅雨期延长，且雨量大，长江中下游出现了百年未遇的洪水，造成了武汉地区长时间的严重洪涝灾害。武汉地区的抗洪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当时防汛抗洪斗争的目标是力争依靠堤防抗御洪水，保证各站处于安全水位；若遇更大洪水则采取有计划分洪措施，牺牲局部保重点，力争将灾害缩小到最低程度，确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等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

当时武汉地区所有高等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抗洪防汛斗争。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加高加固堤防，一部分同学被派往青山大堤防洪抢险，确保武汉地区的防洪安全。大部分同学的主要任务是采土，运往堤岸。

同学们组织成了三个中队，分成三班，夜以继日在武昌何家垅取土，运往指定的堤防地段。当时可供挖掘的泥土有限。何家垅原是一片坟地。那时因为形势紧迫，根本用不着征求坟主的意见，强行挖掘。一时间，无数的腐烂的棺材板满地皆是，一副副骨架暴露在我们的眼前。泥土中散发着刺鼻的强烈的无以名状的气味。

为了加强抗洪防汛的宣传工作，组成了《防汛快报》组和文艺宣传队。我们中文系三年级的同学参加《防汛快报》组工作的有我和柳吉卿、资寿林、肖曼平四位，另有二年级的李燕玲与他系的共9位同学。我的主要任务是写通讯稿件。期间经常前往防汛抢险队采访；并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些新闻稿和通讯报道。凡是一些重要会议或重大活动的新闻稿均有我执笔撰写。

 

在抗洪防汛中有一个对我说来十分有趣的插曲。我们班上有一位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曾加琇同学，因为她年长我们几岁，大家都叫她“曾大姐”。有一天，她笑嘻嘻地对我说：“金煌呀，有人爱上你了，你真不知道？”我不在意地说你开什么玩笑？她说：“真的，不是开玩笑。在广埠屯水利电力学校，你有一个姓孙的学生吗？”我说是呀，是有一个，那是我教小学时的学生，是解放前曾经给我补习过英语的孙牧师的女儿。曾说：是呀，你的这个学生跟我们在一起演节目呀。她听说我们是武大中文系的，便一个劲地说起你，夸你，崇拜你。我们都看出来了，这小姑娘很有点喜欢你呀。我对她说：“人家结婚了呢！”她不相信，后来又说：“就是结婚了，感情一定不好。”曾大姐继续说：“你看，人家多喜欢你！”他特别把那个“多”字说的很重，声音拖得很长；而且一直神秘地微笑，话语中似乎含有某种善意的提醒，我理解。这使我想起来了。就在这学期的三四月间，她曾和跟她同时考取水利电力学校的她的弟弟太芝，邀了我的已故李家荣同学的弟弟家鑫一道来看过我。在那次谈话中，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有那么一点意思。她跟我说起了她的学习情况，说起了他的父母亲的近况。说着说着，有时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脸红起来。自从1948年我离开泸溪，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们一家的任何人。算来她应生于1936年，1948年小学毕业，现在应是18岁的大姑娘了，之后和他的弟弟孙太芝（还有我高中时曾同过学而因病退学的李家荣同学的弟弟李家鑫）同时考取水利电力学校，整整耽误了三个年头。我想，这几年，因为社会动荡，一个做过传教士的家庭一定受得了冲击，日子过得很艰难。见了她和她的弟弟，自然引起了我对他们一家的怀念之情。她之所以那么肯定我就是结婚了感情一定不好，也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在他们家里补习英语时，孙牧师曾问过我的婚姻，我老老实实地说过订了童婚，并且坚定地表示过不会同意这种包办婚姻的。她肯定是知情的，所以才那么肯定地表白。如果我不是在那样特殊的年代糊里糊涂地结了婚，我也许会接受她的；何况我来到武汉以后，我的婚姻已经亮起来红灯。但我现在仍是有妇之夫，我不可能接受任何异性的追求。我觉得我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我后来在追忆这段往事时，曾打油一首如下：

        年少曾遭丘比特，再遭神矢仍无奈。

桃花岁岁开依旧，人面至今何处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得知孙牧师的长子孙太初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工作时，1991年秋，我利用出差郑州，给河南人民出版社送书稿的机会，专程拜访了孙太初医生（也就是曾经心仪于我的这位姑娘的哥哥）。

当天，我在一家餐馆用了晚餐后便迳往市一医院。当时该医院附近的几条街道都正在翻修，路障特多，行走极不方便，待找到他的住所时已是晚间8点半了。天宁山一别，屈指已整整30年矣！虽然我们过去接触不多，几乎没有正式交谈过，但因为我曾在他父亲门下学习英语时，常出入于他家，已经非常熟识；30年后，经历了解放后多次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的苦难与历练，今天得以重逢，彼此的激动、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我特别想知道他父亲的情况。

他在一声长叹后，向我述说了他的父亲和他的一家所经受的长时间的苦难历程。解放后，美国教会被迫断绝了经济来源，而且当时外国人在华的一切传教活动皆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对华文化侵略，孙牧师所主持的泸溪福音堂自然难以为继。福音堂关门后，一家人去了沅陵县乌苏老家务农为生。虽然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当时已年过半百、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孙牧师，全靠犁耕养活一家，谈何容易！其所经历的艰苦、磨难，非常人所能想象。而且还因为有个传教师的身份，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无不备受折磨。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孙牧师更是多次遭受被挑动起来的无知的群众的残酷斗争。群氓们毫无根据地逼迫他交出隐藏的枪支。孙牧师不堪其詈骂、羞辱和残酷吊打，终以死来进行最后的抗争。

孙太初说完后，我俩都深深地陷入难以自已的悲痛的思念之中。后来我问了他的妹妹继科和弟弟太芝毕业后的去向。他说他们姐弟俩毕业后都被分配去了昆明工作；但当时没有想到留下他们的地址。退休后，我曾跟妻说起这段往事时，她的反应很冷漠。没有想到后来有一次我说想打听一下她的情况时，妻子竟醋意大发，反应过度，只得作罢。

老伴去世后，我曾多方打听她的下落。2023年初，通过辗转寻问，找到当年与继科姐弟一起前来武大看过我的李家荣同学的弟弟李家鑫，李家鑫与继科弟弟太芝同班。我跟家鑫通了微信后，他告诉我，太芝七十多岁就去世了；而他与继科因为并不同班，也从未联系过，无从打听她的下落，遂成为永世的遗憾。

对于曾帮助我补习英语并促使我考上朝阳中学高中部的孙牧师，我一直怀着无限的敬意与深深的感激之情。为此我特用鲁迅的诗韵赋了七律一首如下：

        常怀师授俯聆时，别后何曾断藕丝。

        被迫谋生回故里。岂知摧命是红旗。

        招魂何处且为祭，遣恨无由惟赋诗。

        告慰九泉风雨过，江山万里著春衣。

有幸的是，我的像册中保留了一张颇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即我1947年底在我们泸溪县武溪镇中小学任教时教师与应届毕业班学生的一张合照。这个曾一度倾慕于我的学生因参加一个小节目演出而参与合照，因而留下了她11岁时的豆蔻年华身影。（照片见第十三章）

 

插曲道过，再继续说我参加防汛快报组活动之事。

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撰写通讯稿件。因为我是校报《新武大》和学校广播台的通讯员，在《新武大》和广播台都曾发表过通讯稿件，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凡是一些重要会议或重大活动的新闻稿件均由我来撰写。 我曾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些新闻稿和通讯报道，并经常前往防汛抢险队采访。曾以采访一个抢险队的两名卫生员的材料为题材，写过一篇《小李和小吴》的报告文学作品。《长江日报》本来是准备发表的，但因当时防汛抗洪已接近尾声，惜未见报。

因为我在读高中时，在老师指导下主编过校刊，有点编辑方面的经验，每期《防汛快报》皆由我编排出版面后付印。通过三个多月的《防汛快报》工作的锻炼，不仅取得了一些采访工作方面的体验，写作能力亦有长足的进步，而且编辑工作的能力也用了较大的提高。

参加防汛快报祖工作的同学深感有幸能参加这次武汉地区的史无前例的伟大防汛战斗，意义重大，体会深刻，成绩满满，而且收获了友情，都觉得应该有一张合照作为永久纪念。于是我们在图书馆前面摄影留念，并由我在底片上题签“参加武汉市防汛纪念——武大防汛快报组全体同志合影•1954”一行文字。67年后的2021年，在整理旧照时再次见到这张老照片时，有感于陵谷变迁，同侪皆逝，不胜唏嘘，写了一首七律：

旧照感知陵谷迁，难忘滚滚浪滔天。

连番暴雨堤防险，百万英雄战鼓喧。

汲汲访谈传捷报，斑斑泥水染衣衫。

峥嵘岁月青春影，灯下朦胧泪眼看。

在武汉大学的四年学习中，参加1954年武汉市的空前绝后的伟大防讯抗洪战斗，乃是我百年人生的重要历程之一。至今回忆起来，仍为之感动而自豪。

诗曰：

       波翻浪涌撼江城，百里堤防仗后生。

夜取坟泥棺板裂，朝传捷报笔锋横。

忽惊旧雨藏心字，忍负春晖隔世情。

世事沧桑陵谷变，灯前犹认旧衫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