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创新中华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0）

 

      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以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理论为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础，同时，我们还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丰富的思想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柱。我国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和延续。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概念正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前，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极价值，而应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大力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智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才能彰显和谐社会的中国气派和中华民族特色。为此，我们要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和谐思想内涵，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许多方法和途径，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一、问题出现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是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的。这份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党要重点加强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即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就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正式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有机统一的整体。这就从深层的理论角度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进行了全面具体的阐述。此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时间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提出了更加详细的论证。而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承的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也开始密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的重大时代课题。他们主张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丰富和谐思想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民族精神支持。

2005年9月30日，国内诸多儒学专家、学者参加的“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崇明锦绣宾馆举行，并在崇明学宫举行了论文集《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一书的首发式。该文集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朱贻庭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等著名学者参加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上海大学李申教授等撰写专稿。该书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讨了儒家关于“和”、“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和思想智慧，对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2006年10月11日，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为题与网友在线进行交流。他认为，当前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给人类历史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具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借鉴或者参考，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课题。他通过对儒家思想里的“大同社会” 、“太和”、“天人合一”、“修齐治平”、“仁政”等思想的现代阐释，从人与自我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角度谈了儒家思想蕴涵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的基本观点，对广大读者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2006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寓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寓意心净国土净，心安众生安心平天下平。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知名学者及政府高级官员近两千人参加论坛大会，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积极影响，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界、学术界和中国政府希望挖掘中国佛教文化蕴涵的和谐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推动和谐世界建设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2007年4月，由中国道教协会与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国际道德经论坛在陕西西安和香港举行。此次国际道德经论坛的主题是“和谐世界，以道相通”。来自世界17个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道教界人士、专家学者、政府高级官员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300多人参加论坛。在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作了《探求和谐之道，共建和谐世界》的讲话。她指出，面对日益加快的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我们将始终坚持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和挖掘《道德经》丰富内涵，宣传和弘扬《道德经》的时代意义，使这一超越历史、宗教和国界的文化宝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说：“《道德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壮大，对中华文化的延绵丰富与发展，对中国人心灵的净化，都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它所蕴藏的深刻而丰富的教诲，最应该让人类珍惜重视。这个论坛不仅仅对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挽救人类飘荡的灵魂也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贺信中说：“此次会议以‘和谐世界，以道相通’为主题，为促进宽容和理解提供了契机。道教关于和谐、善意、合作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了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理想，也是联合国努力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与合作的出发点。”

由此可以看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传统在内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丰富的和谐思想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前，人们更多地是从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角度阐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既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如果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去深刻理解和谐社会的真正内涵 ，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传统文化借鉴资源。因此，认真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与和谐社会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在根本上是一种追求个人、家庭、国家和世界和谐的哲学。可以说，追求“和谐”是儒家思想的最高目标。儒家宣扬的和谐思想源远流长，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继承与发扬儒家思想所蕴涵的和谐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所蕴涵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点：
    一是“和为贵”的思想。《论语•学而》记载了孔子晚年的学生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这里的“和”就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意思。“和为贵”就是以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平、和气、和谐为贵、为先、为重。 中国人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历来重视“和为贵”的思想。在私人生活、公共舆论和国际交往中，都能时常听到和谐、和睦、和气、祥和、谦和等话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还经常听到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政通人和、睦邻友好等词句。在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使这一传统思想更加发扬光大，提倡宽宏大度、体谅包容、和谐共存、协调并进、宽厚待人、以理服人、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的待人风格，形成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当然，讲“和为贵”不是提倡不分是非、不讲原则的“乡愿”思想，不是当好好先生。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它是要在民主法制的原则性基础上倡导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社会风气。
    二是“致中和”的中庸思想。《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大意是，人的情绪未表露出来时称为“中”，表露出来符合自然常理与社会法度，称为“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人共同遵行的原则。只有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才能各在其位而生生不息，万物才能各得其所而成长发育。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和偏执，选择适宜的正确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思想。实施“致中和”的中庸之道就能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有助于各种社会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有序发展。“致中和”思想培育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早已成为中国人所认同并实行的人生原则。儒家文化通过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途径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使人们始终保持身心和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挖掘“致中和”的中庸思想方法论，对于争取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三是“均富”的思想。《论语•季氏》记载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在经济上主张“均富”，在政治上反对分配不均，孟子主张“制民恒产”，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都是出于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反对贫富悬殊，主张共同富裕。当然，儒家并不是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他们主张通过等级化的“礼”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礼”是社会公共生活的规范与秩序。它的功能是使社会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有等级、有节度、有秩序，并导之以整体和谐。荀子指出，为了避免财产与权力分配上的混乱与争斗，先王制定礼义来划分人群，使他们有贫富、贵贱的差别，但贫富贵贱的差别一定要相称，符合中道，不能失去平衡。荀子的“礼”是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发展服从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第一原则，所以它是建立在利润、功利、消费、效率、增长之上的，其基本动力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利益被提到人类生活的首位。在人类贪欲的刺激下，世界越来越遵循“唯利是图、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变成了狼群肆虐的原始丛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拜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猖獗。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世界忽略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冲突，最终无法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目标。因此，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统一起来，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的迫切愿望。而儒家“均富”思想则为这个原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追求社会的公平分配和均富原则，否则，任凭自然丛林法则横行霸道，必将导致社会的崩溃和解体。因此，在当今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儒家的“均富”思想对避免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与借鉴价值。
    四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思想。《论语•颜渊》记载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儒家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应该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孟子反对杨朱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也不主张墨翟的“人人得而兼爱之”的利他主义思想，而是主张“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仁爱原则。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竞争和过度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给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员工之间造成弱肉强食的生存处境，进而导致社会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国与国之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关系。残酷无情的竞争和缺乏诚意的合作导致信任感危机，人性沦丧，道德滑坡，社会解体。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克服封建小农意识，反对“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消极人生态度，同时要克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思想，反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要尊重合理的、合法的利己主义，大力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大公无私”奉献精神。儒家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思想应该成为战胜封建小农意识和极端利己主义两种不良思想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精神源泉，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
     五是“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儒家提倡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帮助我们树立有利于人类永续性发展的发展观与生态观。在当前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之时，人们更多地强调个人奋斗、竞争和效率、富裕和成功。商品拜物教盛行于世，出现了人的动物化、工具化和商品化等异化现象。人在生产过程中被作为一个生产工具而存在，沦落为生产力中的一个要素。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成为非人的存在；人在消费过程中不是实现自己而是丧失自己，成为生物性的存在。最后人异化为单面的经济人、消费者、打工族，不复拥有天然的人性。同时，人在生产过程中无情地掠夺开发自然，在消费过程中肆意地污染自然，自然不再是与人相亲相敬的神圣存在，而成为满足人类私欲的手段，最后人与自然严重疏离，导致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人遭到了自然界的惩罚。针对现代化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儒家“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可以发挥救弊纠偏的功能。因为儒家充满着人文的精神和对自然的敬畏热爱之情，坚决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人性的扭曲与对大自然的破坏。儒家尊重人，张扬人的主体性与人性的尊严，反对役物殉物而丧失自性 ，主张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人文化经济制度，追求一种非异化的经济发展。在当代和谐社会建设中，继承与发扬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将有助于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解决好自然资源的保护与适度开发利用的问题。
    总之，儒家传统所蕴涵的“和为贵”、“致中和”、“均富”、“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至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都有着其他文化价值系统无法代替的积极作用。因此，继承与发扬儒家思想所蕴涵的和谐思想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三、道家文化与和谐社会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明珠和瑰宝。它以异常精炼、富有散文诗风格的语言形式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涵盖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政治观等诸多方面内容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不但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与思想传统，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趋势，它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所推崇和运用。当前中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和谐的精神来促进人的自我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进一步促进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而《道德经》所蕴涵的丰富思想和深邃的智慧可以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十分宝贵的理论资源。
    “道”是《道德经》的最高范畴，它是世界的本体，是促使万物运转变化的客观规律，又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道”是宇宙万物的始祖。《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先于天地而存在，寂寞无声，空虚无形，但却妙用无穷，生生不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独立存在而永不改变，是天地之母、宇宙之根、万物之始。“道”虽然幽虚难测，但却是宇宙万物生长发育和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充满宇宙万物，贯通天地古今，精微无比。人们通过仔细观察和思考就能体悟“道”的本质特征。此“道”以自然为效法对象，洞悉宇宙万物互相联系、不断发展和对立统一的自然规律，相信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祸福相倚的辩证法。此“道”深通量变质变的规律，认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此“道”遵循“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坚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自然法则。它深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强坚；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的道理，因此主张人应该遵守甘居人下、以柔克刚、与世无争的处世原则，认为只有柔弱处下、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大智若愚，才能永葆青春活力，永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以此道修身则人心清静；以此道持家则家庭和睦；以此道处世则社会和谐；以此道治国则国泰民安，以此道平天下则天下太平。

“德”是《道德经》的第二重要范畴，它是指事物自身固有的品质和特性，是万物存在和生长发育的内在根本因素。《道德经》说：“道生之，而德畜之”。又说：“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就是说，万物不但尊崇”道”而且也重视“德”。这种对道的尊崇和对德的重视并不是由谁封赏的结果，而是纯属自然的现象。《道德经》认为最高的“德”的特点是“唯道是从”，同时“德”存在着优劣高下之分，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道德经》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就是说，人通过修身、齐家、和乡、治邦、安天下的具体的道德实践，去不断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才能最终实现天下太平与社会和谐的理想目标。《道德经》的“德”所蕴藏的丰富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和”也是《道德经》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万物各得其所、和平共处、共生共存的自然和谐状态。《道德经》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就是说万物背阴而向阳，并且在阴阳二气的互相激荡中形成和谐的统一体。《道德经》主张“和其光，同其尘”，力求达到“和光而不污其体，同尘而不渝其贞”的境界。《道德经》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里的“和”是指阴阳二气合和的状态，是万物存在的常态，所以“道”也是指和谐之道。它认为，知道万物都处于和谐状态就是明白了事物运作的永恒规律，知道了这个永恒规律才算是明白了“道”的真谛。因此，《道德经》的和谐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社会政治观和自然生态观。《道德经》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源，为促进人的身心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首先，《道德经》提倡通过清心寡欲、淡泊宁静、简朴无私、返朴归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来实现个人身心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是健康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基础。道家文化在调节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特别强调清心寡欲、淡泊宁静，并把心灵和谐作为个人修养的价值目标。当前，我们的社会越是向前发展，社会矛盾就越是复杂尖锐，人的欲望就越是恶性膨胀，人的价值取向就越是倾向于急功近利、弱肉强食和失去理性。《道德经》认为，人只有“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以淡泊之心应对世间的利益之争，以宁静之心面对现实的生活，才能达到“上德”的境界。《道德经》主张知足常乐和与世无争的人生观，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又说“夫唯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些思想对调节当今社会中人的精神紧张、减轻人的心理压力，增进人的心理健康都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它能够给人以启示和警醒，让人从燥热的世俗氛围中冷静下来，使人消除浮躁之气，抑制膨胀的贪欲，重新回归理性的思维，达到人的身心和谐状态。

其次，《道德经》非常注重人与社会和谐。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和谐社会集中体现为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德经》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它要求人对人应充满慈爱、尊重和宽容之心，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悯人之苦，济人之危，以清静无为之心去善待一切，以大智若愚的智慧容纳一切。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道德经》说：“天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它提倡“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思想，反对“损不足而奉有余”的人道思想。又说：“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矣，己愈多。”这都体现了《道德经》注重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的思想。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道德经》提出反对战争的观点。它通过对历史上兴亡更替历史的深刻考察，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因而明确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认为战争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头号敌人。《道德经》说：“夫甲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它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在过去数千年历史当中，《道德经》的这些思想激励了无数善良的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民生疾苦，反对战争，以济世利人的价值观念实践“道”的真谛，对凝固世道人心，改良社会风气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经》的这些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道德经》还倡导“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道家也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这种思想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帮助我们树立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与发展观。在道家和谐社会理念中，人的本性只有自然性，人生以回归自然为主要目的。人摆脱了一切文化的羁绊，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融为一体。这样，和谐社会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顺从的社会。道家思想认为，尊重和服从自然规律是人类应当遵循的法则。唯有自然万物得以健康生存，才能有利于人类的健康生存。破坏环境，就是危害人类本身；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命家园。《道德经》以“贵生”思想为基础，主张慈心济生，对自然生命充满敬畏，宣扬“利物不争”思想，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反对为了满足人的口腹贪欲而滥杀动物的作法。道家的天人和谐观为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好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使我们在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能够保护、珍惜自然环境，进而达到天人和谐的理想状态，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目标。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宝藏的《道德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资源。它所蕴涵的丰富思想和智慧，具有巨大的创造性转化力量，完全能够参与建构和谐社会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道德经》的和谐思想，并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它进行新的解释和阐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四，佛教圆融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                    

    圆融思想是中国大乘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诸宗思想的重要内容。圆融思想的形成本身既是对印度大乘经论的诠释和发挥，同时也深受中国本土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印两大文化融合的结晶。在世界各种宗教教义中，佛教的圆融思想独树一帜，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人类建设和谐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圆融思想是中国佛教的一大优良传统。《辞源》解释：“圆融，佛教语。破除偏执，圆满融通”。《佛光大词典》解释说：“圆融，谓圆满融通，无所障碍。即各事各物皆能保持其原有立场，圆满无缺，而又为完整一体，且能交互融摄，毫无矛盾、冲突。” 天台宗和华严宗里圆融的本义是包纳、含摄、融通一切隔离的事物，是隔离与圆融不二、超越一切分别。与圆融相近的术语为融通、融会、融和、融合，是消除矛盾与隔碍之义。“圆融”一词最早为天台宗所常用。智者大师在《观音玄义》、《法华玄义》等著述中多次出现“法界圆融”、“三谛圆融”。华严宗哲学中有”六相圆融”、“圆融行布”、“三种圆融”等说法。此外，禅宗、密宗、净土宗等著述中也常见到圆融之说。近现代的佛教高僧大德都大继承传统的圆融精神，以响应现代社会及多元文化的巨大挑战。如驻在武汉20多年弘法的佛教前辈太虚大师虽然主张佛教革命，却声明自己非某宗某派的传人，而始终立足于中国佛教两千年积淀的圆融传统，肯定传统佛教各大宗派的价值，并对科学、哲学等各种现代文化加以借鉴，对西方基督教也给以充分肯定，积极吸收其传教的方法和教会组织经验。他自己也积极推动佛教走向世界。当代净土宗大师净空法师在《学佛问答》中说，提倡宗教融合是《华严经》的核心教义。他认为《华严经》提倡融合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土、不同的宗教，将一切融合成一体。因此，他主张佛教徒兼习儒家、道家、基督教等宗教经典，实现圆融无碍的境界。他说，宗教融合的目的是一切众生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就是极乐世界，也就是华严宗所说的华藏世界。台湾星云大师进一步发扬太虚大师的圆融精神，表现出更为鲜明的圆融性格，认为现在是“人间圆融的时代”，以“法界融和”为佛光学的基本精神，主张“人间佛教，八宗兼弘”，将南传、北传、汉传、藏传、大乘、小乘、显、密等一切佛法融合为一，将传统与现代、生活与佛法、佛法与世学、僧众与信众、男众与女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各种宗教等，都圆融起来，使世界融和一体，不分种族、国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能和睦相处。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圆融佛教各宗派、各种宗教、各种矛盾乃至中国海峡两岸关系的实际工作。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的圆融精神也表现得也很突出，主要体现在诸宗融合，对外圆融世法，与社会各界人士、政府部门、与其它宗教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具体的宗教实践使佛教的圆融精神成为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资源。
　　21世纪的人类面临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复杂冲突，引发道德、精神、价值、生态、社会等一系列大危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却严重迷失，这已经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征。虽然经济在不断发展，贫穷之苦仍然困扰着许多人。贫富差距的加大制造着敌意及偷盗、抢劫、杀人、色情、吸毒、犯罪、贪污腐化等罪恶。穷国与富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价值失范、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犯罪率尤其青少年犯罪率不断升高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心理和精神疾病日益严重，因压力、紧张和挫折导致的抑郁症正在成为人类的第二大杀手。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各种问题正在呼唤着能够消解各种矛盾冲突、促进全人类联结为一体的精神纽带，呼唤着一种高扬和谐、和平、融合的指导思想。而中国大乘佛教的圆融学说可以说正满足了这种时代的需要。按照佛教的圆融精神来看，全球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使全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虽然不无男女、长幼、贫富等差别，而尊严、价值、佛性平等不二，因此理应以平等心、慈爱心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富国应帮助和带动穷国，富人应该帮助和扶助穷人，通过和衷共济来谋求全人类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共同的繁荣、富强、安乐、幸福的福祉。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和谐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优秀思想和卓越智慧，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样，我们才能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振奋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彰显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要深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和谐思想资源，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当然，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应该依据“古为今用”的方针和原则，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有批判地继承，有远见地创新，不能搞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全盘继承传统文化的复古主义。我们应该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倡导的那样，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