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遗作：“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沙叶新走了：“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2018年7月27日，著名剧作家沙叶新离世，享年79岁

沙老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忘不了的。他是剧作家，作品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尊严》等话剧。不过，让我们尤其佩服的，是他在80年代末跟江、曾的那个座谈。他在会上提出：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而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想起上海的一段往事。

记得是12年年底吧，几个朋友相约去拜访沙老。那时节正好是钓鱼岛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国民磨砖擦棍，要跟日本干一仗的样子，到处叫嚣要抵制日货。其实很多人偷偷的还是去日本旅游、买马桶盖电饭煲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最便宜。

 

我们上了出租车，司机跟我们聊天，说“还想跟日本人打仗？妈个逼，皇军来了，我第一个去带路，直奔市政府”

（以上绝无虚构）。

 

听闻此言，如五雷轰顶，不亚于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压抑在心头多年的怒火再也忍不住了，总算找到了一个爆发口，我抬手啪啪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无比愤慨的向他吼道：

笨蛋，要先去康平路，占领市委！

（此部分为意淫）

 

如今，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真不是危言耸听）。怀念那些有血性、有胆识的中华儿女。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张志新、林昭……,你们现在都好么？

 

今闻沙叶新老师撒手人寰，想来必定去西天取经了吧？

沙老师，您好走吧，大清国已经亡了

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是被迫说假话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吵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软骨头、墙头草和说谎者。知识分子精神简言之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独立讲的是品格。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作工具，不当奴才。不接圣旨，拒不遵命。自由讲的是思想。敢想敢说，敢爱敢恨。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不因“舆论统一”而放弃己见，不因“保持一致”而违心表态。绝不容许侵犯思考的权利，誓死捍卫心灵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前半世纪，还存在。而在后半世纪，则基本丧失，只在80年代末有过昙花一现，随即便瓦解冰消，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的20年知识分子更加萎靡、谄媚、虚伪、堕落。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不像知识分子，我是指精神。当代的中国没有雨果、没有萨哈罗夫，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将来很难说，至少目前没有。

中国封建专制数千年，光靠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想把头脑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干净，是过于轻敌，过于乐观了。在20世纪，知识分子前半世纪是启蒙的先锋，后半世纪则是愚昧的帮凶。知识分子如果在本世纪还要担负启蒙的责任，那必须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启蒙。对我自己来说，说假话是最痛苦和最耻辱的。文革中，我的剧本《边疆新苗》挨批，说违反“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原则，宣扬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要我检讨，我起先想抗争，后来骨头软了，还是屈服了，写了假检讨，说了假话。当时内心极为痛苦。痛苦不是因为被迫检讨，而是假检讨、说假话。我痛苦得差点精神崩溃，精神分裂。从此我再也不这样了，绝不说假话，绝不假检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我尽量做到。必要时可以让步妥协，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要保持原则，保持底线，不说假话。对于不同的观点，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要听取。

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我第一次经历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就是在这个时候。四人帮倒台了，我像所有的人都一样欢欣鼓舞。这个罪恶的一页，这个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一页，十年哪，终于熬过去了。抗战不过八年，那个十年呀，你们有幸没有生于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