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语文”40年历史回顾与检讨

 

一、为什么这时候提“湖北大学语文的历史回顾和检讨”          

 

《大学语文》已经走过已经40年了。值此，提出这次年会主题是《总结我省大学语文课程开设以来的成绩回顾和问题检讨》。理由如下：

 

第一，《大学语文》课是1978年由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倡议，在全国重新开设的，至今已经40年了。40年是两代人的时间，提出大学语文、建设大学语文、形成大学语文规范和自觉伦理，应该有一个断代性的结论了。以至于给出一个评价：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败在哪里？功在何处？可以作为遗产，为后一代大学语文人提供一个经验平台，指明一个努力方向。

 

大学语文如果匡亚明、徐中玉算第一代人的话，杨建波会长率领的我们这第二代也都退休，有的已退休多年，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要有一个历史的和学术的交代。大学语文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而逻辑线索模糊地搞研究。我们湖北省的大学语文做了些什么，做到了哪一步，大学语文的教学、教研成果和目标有哪些，做到了哪一步，形成了一条怎样的线索？好坏如何？后来者该如何发展？第一代第二代大学语文人要有传灯，而不能稀里糊涂走了，要留下湖北大学语文的遗产。既留下历史知识，更留下结构知识。这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湖北风格的大学语文学派之愿景，便代有其继，董道直行。

 

韩愈说学问的传承，有学统：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与于襄阳书）

 

说“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这是中唐古文运动后世不湮灭的真理，孔子也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的庞大传教团。耶稣是来自加利利湖一个渔夫，第一次自称上帝的使者进到耶路撒冷就被处死，死时三十六岁，试想如不是保罗在地中海东岸20年积极宣教，不会有今天覆盖一半信仰世界的基督教。往大里说不敢想象，往小里说，我们湖北大语学会研究一路下来，形式不错，但到了交接棒时期，不能狗熊掰玉米，散了。这是回顾与检讨的必要性之一。

 

第二，如何清理湖北省大学语文四十年来的成绩和遗憾，路径有三：一个是从1978年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的目的出发来检讨；二个是从大学语文背景下，语文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来衡量；第三个是从语文制度、伦理规范和秩序风格是否建立，是否落实为社会共识，是否建立了一个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语文规范社会标准，并能够引领社会语文之风气来检讨。

 

先从学校开设目的出发来检讨。用匡亚明先生的说法，是由于“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首先要使大学生能普遍（通过语文学习）掌握（汉语言）这一打开科学领域大门的基本武器”。如何评价它的成绩和问题，就是看大学问语文这门课是否肃清了文革语文的遗毒，大学生是否不再“普遍语文能力差强人意”，是否语文断代中的“拾遗补缺”任务已经完成。这几天在看一本名为《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 著）的长书，里边读来文贯史哲，字香满纸，文白辉映，词韵如斯，比如“无愧衾（qīn）影”、“颇韪（wěi）余说”、“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烟视媚行”……可以说文质彬彬。今天我们一般学校走出来的成年人的语文能力，不及这本书中反映出来的五四白话文养成的那一代人。

 

再从现实社会语文的表现出发来衡量。只说一个表现，今天在国家各个岗位、社会各种行业中的佼佼者，正是当年大学语文课程开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二代人。他们的表现怎样呢？一般来说，名人和领导人的语文水平能力最能说明问题，然而宽衣解带、镇池、鸿浩之志，黄门……比比皆是。这是文革语文远远没有恢复到《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期望之纯洁语文水平。自由、理性、平和与优雅的新文化运动语文没有成为日常语文习惯的主体。

 

又再从是否建立了一个现代性和中国特色的语文认同的社会规范来看。郭绍虞时代的语文，是以《毛泽东选集》为语文标准，影响社会表面内容是毛泽东思想，实质内容是语文形式，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结晶和成果。从毛选编写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可以看出——胡乔木、钱钟书、朱光潜、郭绍虞……均是中西合璧的大师，毛著语文蕴含着五四文化的底蕴，成为1911年以后共和国制度下语文的社会范本，发挥着标准化功能。

 

现在有哪一个领导人的著作可以作为今天语文的规范标准呢？

 

第三，大学语文历史四十年，哪些问题是大语无力的？哪些问题又是大语份内的？什么是好的要坚持，什么是缺憾要弥补，什么是大语的虚妄要清除，什么是一个合格大学语文的基础标准？四十年来，大学语文高扬人文性、坚守工具性。但人文性中，从外部塞进来的政治、历史、文化和伦理的“如何让语言说的得体”的东西太多。应该缩小外延，扩大内涵，就是落实工具性的一面，落实“使语言运用符合规范”。比如，可以搞一个合格考核的工具标准——听说读写按照本科、专科和高职的分层水平要求，整理出一个大学日常用词的数量、质量的表。就是大学英语也有专门词典，故这个是实用可行的，作为大学语文能力中的词汇掌握硬指标，至少可以保证大学水平的常用语词不再鸿浩之志了。  

 

二、什么是“四十年的湖北大语历史回顾”  

 

说“历史回顾”，不单单是一般的“回顾”，“历史”意味着是人民创造的，意味湖北大语人有一条主观能动性下的“必然”之路在里边。尤其是杨建波会长和湖北大学及其一批大学语文老师，他们坚强的意志力和不折不挠的韧性，带动着湖北大语学会运行；加上一批兄弟院校中对大语教育的有志者、带头人，和遍布全省的大语热心人，这才有了四十年的湖北大学语文走过的历史。在湖北大语同仁的大语研究和实践中，刘颖老师是这样概括湖北大语几十年主要成绩的：  

 

“如果谈理论创造，我觉得有三个特色比较明显：一是对大学语文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探索与实践，这方面彭书雄为代表建树颇多；二是注重大学语文的应用研究，使得大学语文成为适应社会需求、培养沟通与写作实用人才的实用课程。这方面周金声老师为代表。第三个特色，当然是以杨建波为领军人物创立的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的理论与教学模式建构，其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有理论建树，也有教学实绩。我们是这个理论特色的坚定支持者和追随者，也是骨干力量。”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十年前， 2008年10月，在南昌召开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上，杨建波会长《谈谈湖北风格的大学语文研究特色》的专题发言，就开始了归纳和小结湖北大语研究和实践的特色性历史轨迹。到了2015年8月19日，在湖大举行的首届全国大学语文论坛会上，杨会长又比较全面总结了最新五年来各项具体工作。正是这样，实践—小结—再实践—再总结，我们“湖北暨武汉地区大学语文研究会”这个集体研究平台上，成为了湖北大语同仁们交流教育教学心得、分享学术研究成果、联络感情和加深友谊，越来越发挥湖北大学语文人文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孵化器功能。

 

早在2003年12月20日，在第二届研讨会上，吴天明老师就提出对大学语文的地位和作用要做“系统的研究”。湖北大语四十年中的下半期，湖北大语在各种办刊、办会、办赛、办说课评课、办讲座、办才艺展示演出等的同时，非常注意大学语文的“系统研究”，一直以各种形式在做大做强，如：  

 

体现为历届研讨会主题的“大中语文比较”、“母语教育”、“大学语文学科化”一条线贯穿的“学科研究”（彭书雄）等。 体现为“注重文学文本语言、形象与情感三要素的大学语文八个教学模式”的“教学研究”（杨建波）。 又体现为教材编写中“大学语文的文字、文学、文化构成”的“教材研究”（吴满珍）。 体现为适应社会需求、培养“沟通与写作”实用能力及其“职业语文教学模式”的“实用教程研究”（周金声、周治南）。 也体现为 “湖北特色的大学语文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教育风格研究”（毕耕）。 还体现为课堂与书房为载体的“理念-制度-伦理”的“教师叙事性研究”（何立明）等等。  

 

湖北大学语文的“系统研究”项目，有个人的，也有一批人的，更有学会平台的，各有其层次范围的影响力，这个奠定了湖北大语四十年来最值得回顾的教育教学价值基础，呈现的是湖北大语人学识、学风、学养、学术和学品。以学会为平台，坚持“系统研究”，百花齐放，这是我们湖北大语一根值得传承的红线。  

 

三、“大学语文四十年”有哪些不足  

 

大学语文要进化到学科阶段，要有统计和量化。不足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不足方面是定位，可操作性差。大学语文定位还停留在哲学阶段，总是用价值真理去评价它，所以新成果往往表现为“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的形式，可以说语文教学动辄“模式”、“范型”、“工程”、“体例”，此类 “规律论”看似高大上，实际停留在用概念解释概念，语言解说语言的抽象命名阶段，效果模糊。何二元老师说：  

 

“有一则引用率很高的资料，说是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很多论文都引用这则资料，但是从教育部到各高校，我追寻了8年，却谁也拿不出这样的原件。大学语文很多事情都像这个大纲一样，马马虎虎。”  

 

我觉得这就是大学语文的一个整体现状。反之，大学英语就不一样，上海交大郑树棠先生有一篇《探索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历程》，总结了大学英语几十年来的务实历程。其之所以如火如荼，我觉得“大学英语的教学与估评”“规范化、系统化、全面发展”是重要原因。一有部颁大纲，二有随出国留学人员归来而引进的英语教学“先进理论”，三有明确单纯的课程教学目的，四有有效的运作制度。其“先进理论”（郑树棠 语）以他们争论的话题为例：  

 

一是大学英语是EAP（学术英语），还是EGP（一般英语）？这是属性之争。二是教学是自上而下的方法，还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这是教法之争。三是语法是第一位的，还是交际是第一位？这是考试标准争论。  

 

这些都是有实效的的真问题。同时，制度上建立三大公共组织——  教材编审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引入标准化考试方法）、教学研究会。  

 

回过头来看大学语文。没有部颁大纲不说，从2004年10月，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大语第十届年会上，提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人文素质教育”相关联，“使之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程中发挥基础核心作用”开始，大学语文定位就被“人文素质工程”牵着鼻子走了。至于什么是大学语文的“人文素质教育”？大家都拎起头发往高拔，扯到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公民素质、审美素质、博雅素质……，大学语文成了百衲衣，几乎无所不包。

 

到底什么是“人文素质教育”？答案是“素质”就是“能力素质”。“素质”有“人文素质”\“学术素质”；“教育”有“素质教育”\“学术教育”；学术教育”是培养文献研究能力的教育，“素质教育”是培养文本听说读写能力的教育。一个属于语文学，一个属于语文。所以，“人文”素质就是“听说读写”能力。故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培养“能听说读写”这一唯人所有的能力教育。大英教学搞听说读写，大语教学搞的也是听说读写，区别是一个读英语，一个读汉语。但为什么人家搞得兴旺，我们这么辛苦？这就是大学英语讲分析，分到再也分不出去剩下的东西就是素质，就是大英，而不是讲综合。2005年5月，大学语文第三届研讨会上，前会长有过一个讲话，说大学语文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各方面的知识，具有综合性。当时听了脑子一亮，一直记在心里，现在感到一本语文书如果综合到什么都包括，那它就是百科全书，等于说它什么都不是。

 

真知识是简单纯粹的，可以分析操作才是学科。这样，大学语文“人文性”要去概念化，直到净化到“听说读写”这一“人本身”的能力素质，于此教育教学回到了大学语文“自身”。而能力是可计量的，可以统计。大学英语就做到了这点，有一个4、6、8级客观标准，就可以知道英语能力的高低。总之，大学语文要可以统计，要有自己的数据库，再高地位也要有有可操作性。

 

第二个不足方面是教学，课堂被“人文性”弄得华而不实。从2004年10月，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大语第十届年会开始，大学语文就被“工程”牵着鼻子走了，渐渐远离了“工具性”属性。回过头来看自己，我从昆明会议回来之后，考据与义理二分，义理一面就开始了天马行空，高挂上“透过不可更动的文本，来阐发可以更动的注释”（袁行霈）的义理，讲课天马行空，动辄道德、思想、文化、人生。2017年7月西安年会上论文，提出“大学语文不要以文解文，要从历史、法律、人文、哲学中寻找阐释的力量”。这样一来，课堂上皆大欢喜；因为讲语法、文法学生不爱听。这实际是把“自然本身”讲成了对“对自然的感觉”。结果是，当我们讲授或学习《论语》，学生不知道它到底是春秋的《论语》呢，还是于丹的《论语》？清人阮元四步读书法：1.句读，2.评校，3.抄录，4.著述。说“读书首在识字”，考证功夫之后才“有所发挥”。所以，还是要回到以文解文。大学语文的家是语文学、语言学；而不是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

 

第三个不足方面是教材编排，篇目结构没有现代社会理论意识。文艺复兴意大利方言取代拉丁文和新文化运动中白话取代文言文，从这二者的历史目的来看，通过语文的改造和学习是为了更方便人们接受近现代社会知识。这样来看一本长达百年，当地再版不可计数的《美国语文》教材（马浩岚编译，同心出版社2004 年）的编排。据署名缪佳芹的《美国语文教材编排结构特点研究》一文介绍，它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以丰富多样的文学体裁穿插在整条历史线索中”。即教材将美国两百余年的历史划分成了六个阶段，并用能体现各个历史阶段特点的词语对它们进行命名，能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本国历史，了解国家发展进程。反观中国语文教材篇目编排，惯于按文学体裁编排，使得语文成为文学的附庸。即便按主题编排，也是“家国情怀”之伦理主题。即便按时间编排，也是作品问世先后，不是历史安排。

 

历史是有目的的，应该按照“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选排作品，尤其是大学语文。因为语文（国文）是现代社会进程的组成部分，就像文言文是中华帝国、拉丁文是中世纪的组成部分一样。大学语文教育发挥构建“现代社会共同理念”的“组织”功能，这一社会“组织”功能过去40年里没有显性地发挥出来。  

 

四、十几年来，高职高专明确了大语“分层”策略  

 

四十年发展的过程，是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全面铺开的过程。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从模仿普高到正视现实、改革高职大语，认识到应该有自己的大语逻辑。培根在《新工具》中说：  

 

“人类知识体系不再被设想为一个静止、封闭、完满的体系，而是被认识到是一个随着人类探索自然的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发展、进步和开放的体系。”  

 

十几年来，正是基于这种“开放的体系”的知识观和方法论，高职高专渐渐明确了大语“分层”策略。“凡在动作（工作）方面是最有用的，在知识方面就是最真的。”以我们武城职大语为例，2010年11月全国大学语文十三届年会（宁波）后，我们提出了“一致的母语教育理念 分层大语课堂教学”这个高教大众化时代大学语文教学的“分层”策略。根据专业取向对大学语文“行动”功能的需要，去按照院校层级分层地填入教学内容，“在过程中而不是在理论中”获得高职高专的大学语文教育教学效益。从此，大语教学教研效果成倍增长。夏惠敏老师对五年来武城职大语教学教研活动总结道：  

 

1.结合高职特点，走武城特色大语教学之路。分学期讲解文学作品，分别训练应用写作能力，学生一般性人文素养和专业性语用能力并重。

2.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大语信息化建设，改革教学方式和手段。已基本完成大语教学资源微信平台-野芷湖畔，教师可利用微助教开展教学，也可供学生线上线下学习。

3.鼓励团队创新思维，实用型科研突出。目前，已承担或完成的大语课题有，省社科基金2项，省厅人文3项，市社科联1项，市局重点课题3项。其中，王艳黎老师的省厅人文项目市场上转让给公司，还产生了社会和经济效益。  

 

对此，杨会长评价道：“高职大语研究属于‘应用研究方面’，武汉船舶工业职业学院有其意义，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很有特色”。  

 

218-8-25  

 

注：此文是在湖北省暨武汉地区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四届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2018年8月25日，武汉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