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阳斌：徐校长的自行车

几十年后的今天,还经常有高中同学问我：你怪不怪高中时代的校长徐先华老师？

 我肯定地回答：不怪！我理解他！我敬重他！——他是乡村教育的拓荒牛。

 1973年9月，我上初中，我所在的潘场中学隶属于通海口区潘场公社管辖。

 1975年1月，全省撤区并社，沔阳县潘场公社与姚嘴、杨场、小河等4个公社一起，合并成立了新的陈场公社，从通海口区独立出来，潘场中学就隶属陈场公社管辖了。我7月份初中毕业，收到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是到正在新建的陈场中学就读。而我的户籍随我们大队都仍留在通海口公社。

 新组建的陈场中学，是1975年3月动工在小陈河边一块棉田里盖起来的。我们150多名首届同学报名时，学校只有一排教室，一排老师办公室，一间伙房带两间女生宿舍，一小排老师宿舍，一间厕所。

 学校新办，一切刚起头。正是因为万事开头难，学校的“一把手”由当时的陈场公社党委书记张谦同志兼任。徐先华、陈志学两位老师担任副校长。

 入校不久，我被选为学校团总支副书记，书记由年轻的的陶老师担任。由于学校新建，没有条件为学生提供住宿方便，我们户籍在通海口公社的近15名同学，距陈场中学都在12里左右，最远的则有十七、八里，每天来回就是二、三十里，走得确实很累。大概是国庆节前后，趁徐先华校长到县教育局开会之机，由我号头，找团总支书记陶老师帮我们15名同学开了转学证，要求转到通海口中学去。

 我们持了转学证，徒步30多里，到通海口中学去打接收证。徐校长知道后，骑上自行车，赶到通海口中学，与通海口中学校长达成协定：不收陈场中学转来的学生。我们这些学生的家长，还联合起来，到通海口中学、通海口公社找领导陈情，都没有下文。我们只好又硬着头皮回到陈场中学，徐校长让我们写了“检讨书”，还让家长代表作了“保证”。拖了几天，才让我们“复学”。

 学校为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想了许多办法：先是让我们像修水利的民工一样，住在学校附近农民家里；接着是把建校时的一间“油毛毡工棚”，改成了学生宿舍；后来是腾出一间教室做了学生宿舍。

 1976年9月秋季开学时, 学校团总支改选,把我由团总支副书记降为了团总支宣传委员。

 这种处罚也算是“刻骨铭心”了！

 在我走上工作岗位“理事”以后,我终于透彻地理解了徐校长。一个3月份开始兴建、9月份开学、由公社党委书记担任校长的新高中，如果允许15名同学转学，可以想见，“大堤撕开一个口子就可能全线溃坝”，新生的高中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局面。

 1976年的秋季学期,接二连三的“烦心事”几乎将我击垮：

 10月,学校推荐我参加了招考飞行员的选拔活动。我过五关、斩六将，成为了沔阳西南片的“唯一种子选手”，闯入县城，拿到了“体检合格书”。在我拿着“体检合格书”准备离开体检室时，主检大夫说：“巧了，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血吸虫窝子里冒出了飞行员？”我回答道：“我小学四年级时治过血吸虫病。” 主检大夫立马变了脸，从我手中夺过“体检合格书”，用蘸水笔在“合格”两字前面加了个大大的“不”字。这张体检证书，我还一直保存在我的“私人档案里”。

 11月，我得了流行性出血热病，从阎王殿里逃了出来，卧床不起，母亲找来我上小学用过的“独凳子”，让我杵着下床重新学走路。

 那时，我父亲去了150里外的沙湖水利工地参加“岁修”。工地也闹流行性出血热，死亡率极高。父亲知道我病重后，他惊恐至极，连夜从沙湖水利工地往回赶，一天一夜，徒步150多里，来到医院病床旁照顾我。急火攻心，父亲大口、大口吐血……

 我萌发了退学的想法……父母也觉得家里实在太困难，供不起3个孩子读初中、高中。

 是一个星期六，徐校长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家。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车龙头上挂着两瓶橘子罐头，来慰问我病中的父亲。徐校长和我父亲像兄弟一样聊着天，要我父亲克服天大的困难也要让我上完高中，还笑着说：“你儿子身体好，高中毕业了，当不了飞行员，当个兵是没有问题的。”我父亲当过多年兵，是老军人，听到徐校长给儿子描绘的“当兵”未来，他诺诺地点头。徐校长在我们家吃过晚饭，骑着他的自行车，踏着月色回学校了。当年，学校减免了我的2.5元学杂费。

 1977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在村办小学——柳李学校担任了初中部的语文老师，不久还担任了校长。

1979年8月的一天，骄阳似火，徐校长戴着草帽、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们柳李学校。一向严肃的徐校长笑眯眯的，大概是我们成了同行了吧！一落座，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接你和大金老师去母校复读，明年参加高考。免你们两个的复读费。”我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断感谢校长对我们的特别厚爱，留校长在村小吃了饭，决定明天答复校长。

 晚上，我去找大队武书记，汇报了徐校长来接我和大金去母校复读的事。武书记很肯定地说：“你是校长，几百个学生的当家人，组织上在培养你入党，你不能走；你们一家四口，你一走，只有你母亲一个劳力，怎么养活你们三兄弟？再说，明年要是考不上大学，书也教不成了！”我又请教是否同意大金老师去复读，武书记说：“大金家三个劳力，养活三个人，没有问题；大金78届高中毕业，学业比你们77届扎实；可以同意他去复读。”

 第二天，我和大金骑自行车到母校见到了徐校长，为大金办理了入学复读手续。1980年7月，大金以全校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记着徐校长的厚爱情谊，我的自学一刻也没有放松，1980年3月，我参加了沔阳县第一次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考试，居然考了全县初中语文科第一名，当年转成了公办教师，直接“套”上了49.5元的月工资。1980年7月1日，我还成为了我们村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党员。

 时光飞逝。

 1995年8月28日，天刚蒙蒙亮，徐校长和他的自行车就出现在我工作的郑场镇委大院里，自行车上还驮着一大捆《老年养生知识集》。徐校长告诉我，他在剅河工作时间长，与相邻的郑场镇的老师们很熟，把他辑录的《老年养生知识集》免费送给郑场的老干部们，也算是对我工作的支持。那天，在市电视台工作的高中同学贾希南正好在郑场采访，我们师生三个聊得开心。正聊得起劲，市委刘书记的小车开进了镇委大院里，我只能去接待刘书记，把徐校长交给他的老同事、老同学照拂。

 下午，我随刘书记在毛岳路上由南向北往镇委大院驶去，透过车窗，我看见徐校长在毛岳路上由北向南骑行回陈场，傍晚的夕阳照在徐校长的身上，亮闪闪的；照在自行车的钢圈上，也亮闪闪的。

 

（2025—1—31 新年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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