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煌：一蓑烟雨任平生（第二十八章）
1954年初夏，由于长江中下游区梅雨期延长，且雨量大，长江中下游出现了百年未遇的洪水，造成了武汉地区长时间的严重洪涝灾害。武汉地区的抗洪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当时防汛抗洪斗争的目标是力争依靠堤防抗御洪水，保证各站处于安全水位；若遇更大洪水则采取有计划分洪措施，牺牲局部保重点，力争将灾害缩小到最低程度，确保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等重点地区的防洪安全。
当时武汉地区所有高等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抗洪防汛斗争。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加高加固堤防，一部分同学被派往青山大堤防洪抢险，确保武汉地区的防洪安全。大部分同学的主要任务是采土，运往堤岸。
同学们组织成了三个中队，分成三班，夜以继日在武昌何家垅取土，运往指定的堤防地段。当时可供挖掘的泥土有限。何家垅原是一片坟地。那时因为形势紧迫，根本用不着征求坟主的意见，强行挖掘。一时间，无数的腐烂的棺材板满地皆是，一副副骨架暴露在我们的眼前。泥土中散发着刺鼻的强烈的无以名状的气味。
为了加强抗洪防汛的宣传工作，组成了《防汛快报》组和文艺宣传队。我们中文系三年级的同学参加《防汛快报》组工作的有我和柳吉卿、资寿林、肖曼平四位，另有二年级的李燕玲与他系的共9位同学。我的主要任务是写通讯稿件。期间经常前往防汛抢险队采访；并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些新闻稿和通讯报道。凡是一些重要会议或重大活动的新闻稿均有我执笔撰写。
在抗洪防汛中有一个对我说来十分有趣的插曲。我们班上有一位参加文艺宣传队的曾加琇同学，因为她年长我们几岁，大家都叫她“曾大姐”。有一天，她笑嘻嘻地对我说：“金煌呀，有人爱上你了，你真不知道？”我不在意地说你开什么玩笑？她说：“真的，不是开玩笑。在广埠屯水利电力学校，你有一个姓孙的学生吗？”我说是呀，是有一个，那是我教小学时的学生，是解放前曾经给我补习过英语的孙牧师的女儿。曾说：是呀，你的这个学生跟我们在一起演节目呀。她听说我们是武大中文系的，便一个劲地说起你，夸你，崇拜你。我们都看出来了，这小姑娘很有点喜欢你呀。我对她说：“人家结婚了呢！”她不相信，后来又说：“就是结婚了，感情一定不好。”曾大姐继续说：“你看，人家多喜欢你！”他特别把那个“多”字说的很重，声音拖得很长；而且一直神秘地微笑，话语中似乎含有某种善意的提醒，我理解。这使我想起来了。就在这学期的三四月间，她曾和跟她同时考取水利电力学校的她的弟弟太芝，邀了我的已故李家荣同学的弟弟家鑫一道来看过我。在那次谈话中，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有那么一点意思。她跟我说起了她的学习情况，说起了他的父母亲的近况。说着说着，有时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脸红起来。自从1948年我离开泸溪，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们一家的任何人。算来她应生于1936年，1948年小学毕业，现在应是18岁的大姑娘了，之后和他的弟弟孙太芝（还有我高中时曾同过学而因病退学的李家荣同学的弟弟李家鑫）同时考取水利电力学校，整整耽误了三个年头。我想，这几年，因为社会动荡，一个做过传教士的家庭一定受得了冲击，日子过得很艰难。见了她和她的弟弟，自然引起了我对他们一家的怀念之情。她之所以那么肯定我就是结婚了感情一定不好，也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在他们家里补习英语时，孙牧师曾问过我的婚姻，我老老实实地说过订了童婚，并且坚定地表示过不会同意这种包办婚姻的。她肯定是知情的，所以才那么肯定地表白。如果我不是在那样特殊的年代糊里糊涂地结了婚，我也许会接受她的；何况我来到武汉以后，我的婚姻已经亮起来红灯。但我现在仍是有妇之夫，我不可能接受任何异性的追求。我觉得我当时的头脑是清醒的。我后来在追忆这段往事时，曾打油一首如下：
年少曾遭丘比特，再遭神矢仍无奈。
桃花岁岁开依旧，人面至今何处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得知孙牧师的长子孙太初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工作时，1991年秋，我利用出差郑州，给河南人民出版社送书稿的机会，专程拜访了孙太初医生（也就是曾经心仪于我的这位姑娘的哥哥）。
当天，我在一家餐馆用了晚餐后便迳往市一医院。当时该医院附近的几条街道都正在翻修，路障特多，行走极不方便，待找到他的住所时已是晚间8点半了。天宁山一别，屈指已整整30年矣！虽然我们过去接触不多，几乎没有正式交谈过，但因为我曾在他父亲门下学习英语时，常出入于他家，已经非常熟识；30年后，经历了解放后多次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的苦难与历练，今天得以重逢，彼此的激动、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我特别想知道他父亲的情况。
他在一声长叹后，向我述说了他的父亲和他的一家所经受的长时间的苦难历程。解放后，美国教会被迫断绝了经济来源，而且当时外国人在华的一切传教活动皆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对华文化侵略，孙牧师所主持的泸溪福音堂自然难以为继。福音堂关门后，一家人去了沅陵县乌苏老家务农为生。虽然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当时已年过半百、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孙牧师，全靠犁耕养活一家，谈何容易！其所经历的艰苦、磨难，非常人所能想象。而且还因为有个传教师的身份，在每次政治运动中无不备受折磨。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孙牧师更是多次遭受被挑动起来的无知的群众的残酷斗争。群氓们毫无根据地逼迫他交出隐藏的枪支。孙牧师不堪其詈骂、羞辱和残酷吊打，终以死来进行最后的抗争。
孙太初说完后，我俩都深深地陷入难以自已的悲痛的思念之中。后来我问了他的妹妹继科和弟弟太芝毕业后的去向。他说他们姐弟俩毕业后都被分配去了昆明工作；但当时没有想到留下他们的地址。退休后，我曾跟妻说起这段往事时，她的反应很冷漠。没有想到后来有一次我说想打听一下她的情况时，妻子竟醋意大发，反应过度，只得作罢。
老伴去世后，我曾多方打听她的下落。2023年初，通过辗转寻问，找到当年与继科姐弟一起前来武大看过我的李家荣同学的弟弟李家鑫，李家鑫与继科弟弟太芝同班。我跟家鑫通了微信后，他告诉我，太芝七十多岁就去世了；而他与继科因为并不同班，也从未联系过，无从打听她的下落，遂成为永世的遗憾。
对于曾帮助我补习英语并促使我考上朝阳中学高中部的孙牧师，我一直怀着无限的敬意与深深的感激之情。为此我特用鲁迅的诗韵赋了七律一首如下：
常怀师授俯聆时，别后何曾断藕丝。
被迫谋生回故里。岂知摧命是红旗。
招魂何处且为祭，遣恨无由惟赋诗。
告慰九泉风雨过，江山万里著春衣。
有幸的是，我的像册中保留了一张颇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即我1947年底在我们泸溪县武溪镇中小学任教时教师与应届毕业班学生的一张合照。这个曾一度倾慕于我的学生因参加一个小节目演出而参与合照，因而留下了她11岁时的豆蔻年华身影。（照片见第十三章）
插曲道过，再继续说我参加防汛快报组活动之事。
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撰写通讯稿件。因为我是校报《新武大》和学校广播台的通讯员，在《新武大》和广播台都曾发表过通讯稿件，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凡是一些重要会议或重大活动的新闻稿件均由我来撰写。 我曾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写了一些新闻稿和通讯报道，并经常前往防汛抢险队采访。曾以采访一个抢险队的两名卫生员的材料为题材，写过一篇《小李和小吴》的报告文学作品。《长江日报》本来是准备发表的，但因当时防汛抗洪已接近尾声，惜未见报。
因为我在读高中时，在老师指导下主编过校刊，有点编辑方面的经验，每期《防汛快报》皆由我编排出版面后付印。通过三个多月的《防汛快报》工作的锻炼，不仅取得了一些采访工作方面的体验，写作能力亦有长足的进步，而且编辑工作的能力也用了较大的提高。
参加防汛快报祖工作的同学深感有幸能参加这次武汉地区的史无前例的伟大防汛战斗，意义重大，体会深刻，成绩满满，而且收获了友情，都觉得应该有一张合照作为永久纪念。于是我们在图书馆前面摄影留念，并由我在底片上题签“参加武汉市防汛纪念——武大防汛快报组全体同志合影•1954”一行文字。67年后的2021年，在整理旧照时再次见到这张老照片时，有感于陵谷变迁，同侪皆逝，不胜唏嘘，写了一首七律：
旧照感知陵谷迁，难忘滚滚浪滔天。
连番暴雨堤防险，百万英雄战鼓喧。
汲汲访谈传捷报，斑斑泥水染衣衫。
峥嵘岁月青春影，灯下朦胧泪眼看。
在武汉大学的四年学习中，参加1954年武汉市的空前绝后的伟大防讯抗洪战斗，乃是我百年人生的重要历程之一。至今回忆起来，仍为之感动而自豪。
诗曰：
波翻浪涌撼江城，百里堤防仗后生。
夜取坟泥棺板裂，朝传捷报笔锋横。
忽惊旧雨藏心字，忍负春晖隔世情。
世事沧桑陵谷变，灯前犹认旧衫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