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步高先生最后的思考：国文水平上不去，大师是出不来的
深受广大学子爱戴的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王步高先生，于2017年11月1日12点10分在南京逝世，享年70岁。本文为王步高先生今年6月刊发的一篇文章，对当代国文教育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特此转载，以致哀悼！
王步高先生（194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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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教育不受重视，教育质量不高，拖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后腿。国文教育未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我这里所说的国文教育，是以语文为主干的系列课程，既包括我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开设的非中文专业的大学语文、唐诗鉴赏、唐宋词鉴赏、诗词格律与写作等系列课程，也包括我们给非中文学科本科生开设的其他汉文学语言类课程，甚至不限于大学，也包括中小学。
我虽然一直在中学和高校从事国文教育，近年我才开始清晰懂得我们的工作是干什么的，其历史责任又是什么。当代国语教育的历史责任最终要实现三个“继承”和三个“提高”：继承中华文脉、继承汉语的语脉、继承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德脉；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提高学生运用白话和文言写作的能力，提高学生根源于国语的逻辑判断思维及研究性学习的能力，从而为造就能继往开来的一代新人奠定较坚实的国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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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我这里主要指文字与文学，而主要又是指文言文字与文学。中华文脉主要靠文言延续的。王力先生《古代汉语》说：“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文言”在当初与口语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口语不断变化，而文言文却越来越定型了。于是经过省略和美化的文言，跟口语就有距离了。口语因时代而变化，变化比较快。书面语也因时代而变化，但变化慢得多。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中，语言的口语变化非常大(特别是近期的网络语言)，而书面语的变化则比较小。书面语跟口语的距离越拉越大。文言能让不同语言使用者“笔谈”，是一种具有固定格式、却不是非常困难的沟通方法。后人的散文、赋、诗词、戏曲、文言小说，基本运用文言。文言有典雅精美简洁的特点，各朝各代的文人，只是赋予其新思想、新语汇、新表现形式(如骈文、格律诗词、散曲、对联等)，基本语法词汇无太多变化，因此，有一定母语基础的读者，适当借助工具书，可以顺利阅读三四千年前的古籍。这在英美国家是难以做到的，据说比莎士比亚更古老的典籍就比较难以看懂，而莎士比亚去世距今才刚刚四百年。何能如此？靠文言文法词汇定相对稳定，而口语就变化大得多，寿命也短得多。年轻人用的许多网络语言我们不懂，我们用到四五十年前的“文革语言”，他们也恍若天书。继承文言之脉，注定我们的母语教育应以文言为主。江苏省教育厅退休周副厅长在无锡搞了个中小学语文教改班，希望初中毕业语文基本过关。他问我行不行，我说：“行！但必须基本学文言，如果以白话为主，高中毕业也不行。”这是早被实践证明了的。古人十几岁有中进士的，王拱宸(《宋史》称他是李清照的曾外祖父)19岁(虚岁)中状元，最年轻的举人是明代杨廷和(杨慎之父)，13岁中举人。语文基本过关要求肯定远远低于此。学书法要练毛笔字，学语文主要应学文言文。而且，语文水平主要靠“读”出来，而不是靠“教”出来，教能引导学生读经典，读名篇，读美文，少读消遣之作。老师要指导学生如何读、如何鉴赏。
“文脉”的另一方面是字脉，本文不拟讨论推广简化字的历史功过，我主张大学生，特别是像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的学生，应当掌握常用的繁体字。我在清华大学开的四门课，全用繁体字课件，在清华数百门公选课中少之又少，清华也容得下它们。期末考试，有一条10分左右的题目，就是把一首百字以内的诗词中的简化字改成相应的繁体字。我是想，作为精英的清华学子，在继承中华文脉方面要求应更高一些。
继承中华“语脉”，其主要的一条是知道入声字，能从音韵的角度欣赏分平上去入四声的格律诗词。甚至其中一部分学生会写格律严谨的格律诗词，熟练运用入声韵。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功过本文不作讨论，我认为推广普通话的重大损失是废除了入声。古汉语的四声剩下三声(阴平阳平均属平声)，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讲“唐宋词鉴赏”，列举历代十大词名作(实为十一首)：
《虞关人》(李煜)
《雨霖铃》(柳永)★
《水调歌头》(苏轼)、《定风波》(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满江红》(岳飞)★
《声声慢》(李清照)★
《念奴娇》(过洞庭)(张孝祥)★
《青玉案》(辛弃疾)
《念奴娇》(登石头城)(萨都剌)★
《临江仙》(杨慎)
以上加“★”号者均押入声韵，这些名满天下的词作，慷慨悲壮，用入声韵是其成功的关键之一。这11首中押入声韵的有6首，超过一半。此外李白《忆秦娥》、王安石《桂枝香》、周邦彦《兰陵王·柳》、陆游《钗头凤》、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姜夔《暗香》《疏影》等名作也都是押入声韵。杜甫古体诗的许多名作，也都是押入声韵的，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江头》《北征》均通篇押入声韵。如今用普通话读，基本不押韵，这些最优美的诗词立即变成不押韵的诗体散文。我认为，押韵是韵文的起码条件，它们连韵都不押，严格讲已不是诗词。神韵不再，凤凰就成了鸡了。
我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开设“诗词格律与写作”，开始就要求学生学会辨别四声，主要是辨别入声。入声的意义不仅在于押入声韵的诗词，许多入声字在普通话里已读成平声，如“一”“七”“八”“十”“博”“白”“甲”等，入声属仄声，把入声当平声，平仄也颠倒了。我们要求家在无入声的方言区的同学学会区别入声韵，通过努力也是不难做到的，当他们听到含入声的汉语读格律诗词和一部分古诗时，会登时有仿佛听到天籁之音的感觉，对古诗词赋的音韵美有全新的感受。不会辨别入声的同学鉴赏格律诗词，是欣赏不了它们的音韵美的。
语言在发展，现在要完全读出上古音已非常困难，方言里保留了许多古音，尤其闽南话、粤语等方言保留古音最多。我家乡的江淮官话，虽属官话，跟北方方言较接近，又较多保留了入声(甚至超过吴语区)。方言有其难懂、不方便交流的缺点，而南方方言保留入声，又是普通话远远不及的，语文老师千万不要在废除方言方面过于卖力。方言全没有了，古汉语的语脉也就部分断了。全国的地方戏就大多唱不起来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包括继承传统语言文化，应当让中国后代子孙仍能发得出入声，辨别得出四声，能欣赏格律诗词的音韵美。
母语教育对继承中华美德之“德脉”也关系很大。母语教育以儒家经典和古代诗词散文为学习载体，弘扬传统道德如“公平、包容、旷达、孝悌、仁爱、节操、自强、廉洁、知耻、诚信、中和、改过、节物、勤学、立志、感恩、民本、君子、爱国、爱情”等道德伦理，学习儒家、道家及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精辟论述，也记下许多相关美德故事，让学生背诵一些，懂得一些，见识一些，并以当代和西方的观点相比照。对当代大学生乃至其他国民、干部的道德情感世界能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把被“五四”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破坏了的中国道德的优良传统有所恢复乃至提高。当然，我们要的是中华传统美德，决不能成为对“五四”革命精神的反动，把封建的糟粕通通找回来。女子裹脚之类习俗找回来的可能性不大，韩愈那种“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愚忠和颂圣传统，“官大一级压死人”等封建奴才教育等却极有可能借机再起。这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否则我们就把中西方二三百年的民主思想都否定了，那不是我们的初衷，更不是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
其实，继承中华“德脉”，与国文教育的各门课程均可联系。我在讲大学语文与唐宋词鉴赏，都要突出讲乌台诗案与苏轼的黄州词，用苏轼在人生低谷的表现对学生进行旷达及挫折教育，教育学生学会“从黄连里嚼出甜味来”。读苏轼《留侯论》以张良遇黄石公，桥下拾履，遭故意留难而不怒为例，懂得“忍一时之小忿，争一生之高下”。文以载道，教诗文以延续道德传统，提高全民族未来的道德水准，使德脉得以延续，是国文教育的又一莫大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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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及鉴赏能力，这是绝大多数从业者的共识。光读懂读通还不够，要能鉴赏，用历史、美学的眼光，多角度高屋建瓴地审视。透过表象，以内行的眼光，既看到其优点，也看到其不足。
提高学生的习作能力，似乎也没有争议。我所强调的不仅是白话文或称语体文写作水平，对清华、东南大学之类的重点高校优秀学生还应当具备文言写作能力，能用文言写作书信、诗词对联、赋、杂论等的能力。我在清华提倡了几年，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诗词写作等有专门课程，教会学生写诗、填词、对对子；其他文言写作目前是与大学语文的平时作业和期末考核相联系。凡是可以同时用文言文写作的文章都允许用文言写作，对写得好的加以褒奖，考试给高分。对清华、东南大学这些大学生，鼓励部分同学写一些文言的书信、杂论完全行得通。这对提高学生文言学习兴趣，提高国文水平非常有利。
“提高学生根源于国文的逻辑判断思维能力”，我提出这一命题，是基于对国文教育的基础定位。国文是一切课程的基础，它的水平制约其他一切课程最终的水平。我本科是学德国语言文学，任何人的外语水平总是受其母语水平制约的，外语超不过母语，是不容争议的。清华大学招生有个几段美谈：1929年夏，钱锺书报考清华大学，而他的数学成绩仅15分，但是他的国文成绩和英文成绩都是特优，主管录取的老师便将他的成绩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家伦没有只注重总分，不看重考生的单科成绩，而是打破惯例，予以破格录取。钱伟长考清华大学时，语文、历史满分，物理成绩仅5分，数学、化学两科成绩加起来也不过20分，而英文则是0分，最后他先录取到历史系，一年后转入物理系。后来他们都成了大学者。请问如果他们的母语只考0分或5分，即使其他课程有一个两个满分，他们能成大才吗？他们能成为自己学科领域的钱锺书、钱伟长吗？肯定不能。
大家再考虑一个问题。晚清民国初年，清华曾是留美预备学校，从宣统元年(1909)派出47人，次年70人，以下各年人数分别为：63、16、43、44、42、51、51、74、7l、79、97、61、91、67、79、97、91、50、37(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截至民国十九年，没有一年出国人数超过100人，其中还有些所谓“专科生”，未必出国。当然除清华外还有些去英法日等国留学，不在此统计之数，许多人甚至学非所用(如鲁迅)，其中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改革开放30多年，出国留学人数超当年百倍千倍，其中也有许多出色的专家，但成为大师级的却很少很少。他们同样啃了洋面包、喝洋墨水，睁眼去看世界，受世界最先进的教育，其学历也毫不逊色于民国的大师，结果却大不相同。他们有一点大不如民国时期的留美学子，国文水平大大不及，尤其文言水平大大不及。看来，国文会制约一个人最终成就的高度。
国文水平对一个人来说仿佛一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它是基础，是基本的。你可能花百倍千倍的价格去买其他专业软件，但必须与该操作系统兼容，否则叫“不支持”。电脑的“不支持”是一目了然的，国文的“不支持”虽然是看不见的，却是客观存在的。国文水准太低，使你对许多新的、怪异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无所发现，无所创造。国文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我们的逻辑思维判断能力，诗词等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一个平庸诗人能提出的问题，比十个高明科学家能解决的还多。如果一个高明诗人与高明科学家绑定在一起合二为一呢？他不就是苏步青、周培源、华罗庚吗？他们都写得一手好诗。
我们呼唤大师，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作为一个国文教师，我的回答是：我们的国文教育出了问题，拖了后腿，这虽不是唯一的答案，却一定是几个最重要的答案之一。国文水平上不去，大师是出不来的。呼唤大师的同时，我们应呼唤国文教育的大提高；呼唤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时，不忘呼唤提高国文教育水平。他们也是可以绑定在一起，应该绑定在一起的。没有后者，前者实现是很难的。作为国文教师，认定国文教育的历史责任，就不会为自己的细小成就沾沾自喜，也更能认清自己格局狭隘、根基不深、知识欠缺、眼光短浅。看到我们与前辈清华人如王国维、陈寅恪的差距，就不再怨天尤人，以为怀才不遇；相反也不可望洋兴叹，萎靡不振。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为这“三继承”和“三提高”的使命夙兴夜寐不懈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原题《试论当代国文教育的历史责任》，载《中国大学教学》 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