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张策散文中也有一股“气”
张策散文中也有一股“气”
——张策散文集《紧拉慢唱集》读后
张友文
提到张策，公安系统每位作家都不陌生。我早就有野心写一篇关于他的评论，也曾雄心勃勃地开过笔，可写了一半又搁浅了。当年没坚持，只因才力不逮或毅力不坚，现在细读了他的散文集《紧拉慢唱集》，却没了当年“批评”的野心和激情。文集中有的部分值得反复品味，使得书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正因为其有味，我才像吃小鱼小虾一样，细细品酌，可惜慧根太浅，没有智识吸取其中的精神钙质，并转化成有条理、有逻辑、有说服力的文字。犹豫许久，自己还给自己壮胆说不能第二次当懦夫了，说不定我的胡乱言说能让比我后来读到《紧拉慢唱集》的人能得一些益处呢。这么想，欣然再次动笔。
思考寓于真诚的言说中
天下可读的文本很多，值得解读的文本却很少。在反本质的当下，许多东西变质、变味了，而张策的散文集《紧拉慢唱集》还有一些原质原味者在其中，或还有一点闪光的特质在里间。如果追问为何物？答曰：“真诚”。
《散文的真性情》文尾说到罗亮齐的成功，归功于其真诚。《真诚之人的真诚之作》则是大篇幅地说张明行文真诚，待人真诚，做事也真诚。“真诚虽是所有人都承认的美德，但在今天这个良莠不分的社会里，有很多时候，真诚已沦落为人们嘴边的点缀，或是酒旗上的廉价广告词。”
张策评价文友行文、待人真诚，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与张策相识大约二十年，我是比较了解他的，他不失自我，保持本真，为官时不忘百姓，平易近人；写文章时直抒胸臆，不作矫揉造作之态。
文如其人，文章是人心灵世界的表现，且看其笔下文字：
《银针落地的铿锵》是一篇评论白晓明杂文集的评论，其中有这么一段：
现代人整日活在杂芜里，似乎早不知批判为何物，只知道享受和沉醉，以及文字的飘浮。字里行间的花拳绣腿，倒是养育了不少莺莺燕燕。
睹之，分明感受到张策的迂执、直言与真诚。
下述两段引文表明了张策对“套板反应”的抗拒态度：
《公安文学画卷中的一枝新荷——评葛波的中篇小说〈不相识的约会〉》中说：
雷同化的人物塑造隐隐约约成为一种常见病，“典型”的形象大致有三：一是老黄牛型。兢兢业业，忍辱负重，家庭贫困而洁身自好，大多离了婚或正在离婚；二是英雄型，作风硬朗，刚直不阿，脾气火爆，雷厉风行，有一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貌；三是亦正亦邪型，有缺点，有错误，性格大大咧咧，群众评价有好有坏，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应该说，这三种（或更多种）人物形象都来自生活，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不约而同的重复，于读者而言，却如同反复咀嚼的美食，甘饴过后终是味同嚼蜡。
《人生把酒须尽欢》写道：
近来读了些公安作家的散文随笔作品，作者不约而同地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笔下不仅有家乡的风情，亦有从警的艰辛，有对父老的思念和对战友的眷恋，也有对世事的剖析和洞察。老实说，这样的写作偏重于自身感受，虽说可以力求做到以心管窥，但还是在当今的文学发展态势中显出一些局限。但值得思索的是，为什么大家，包括艾璞，都书写着这样的内容呢？
无怪乎朱光潜先生在《咬文嚼字》中说：“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愈走就愈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
掂量上述两段引文，不免吃惊。人皆喜可口食物、悦耳话语，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言：“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这是人性使然，睿智的张策不可不知，可他依然直言不讳，直陈流行写作中的弊端，不得不佩服其胆识。
张策为扶持公安作家、繁荣公安文学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从《紧拉慢唱集》诸多篇什即可窥出一二，如《侦探小说之中国流派的形成——兼评张蓉的〈透过指缝的双眼〉》中说：“作者（张蓉）在小说中最下功夫的，是案件细节的设置和解谜过程，是案件的离奇情节和层层推进的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说，《透过指缝的双眼》是典型的侦探小说样式。张蓉的创作在中国侦探小说界就此奠定了她的地位。”《寻找最合适的自我表达方式》中写道：“王健的文字‘百步穿杨’，一定会射中你心坎中某个最柔软的地方。”《在文学的梦里一路向西》则是批发式地鼓励公安作家：张新军、韩伟林、吴全礼和聊晓晴等。
毋庸置疑，张策笔下皆真语。林语堂说：“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诚，叙物不忠，能忠能诚，自可使千古读者堕同情之泪。”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中说：“纵使世界皆伪，亦吾心是真，譬如南北朝有许多皇帝是昏君，而文人写的禅让诏与表，即位颂与哀册，只要是诚心诚意写的，还是有价值，使人读了感知有天道，人世有至尊至贵，有生荣死哀。”
张策以自心的光明遍照世界，表现个人性灵，其笔下的文字不跟风，有创见，有骨气，有神采，言之有物。回望《银针落地的铿锵》便知：“所谓批判，也就是思想的特立独行。”“若再说到当下，思想的坚硬已经在退化了，又何谈手中那柄剑的锋芒。”“白晓明同志身在官位，却有如此的清醒和责任感，实属难能可贵。”是的，白晓明作为一名官员，经常台上台下奔忙，但他并没有沉溺于俗务，随波逐流，而是时刻思考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的确不易。
与其说白晓明在思考，不如说是张策在思考。《思考为公安工作插上翅膀——读傅长才同志〈警苑哲思〉》一文谈思考，并大力肯定公安基层领导干部思考的宝贵。《中国人的信仰文化》通篇思考中国文化，批判中国人骨子里的实用主义态度。文末说：“我在一个文学座谈会上说过一句话：不管多忙，要在自己心底留一片文学的天空。现在想想，这话应该这样说：不管多纷杂，要在自己心底留一片信仰的天空。这片天空，尽管可能极小，却应该是最洁净的”。
读到此处，不由自主地想起张策的中篇小说《新闻发言人2》中的人物李涧峰说的一句：“我记得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人心里吧，总得有一小片干净……”
梁实秋《论散文》说：“散文的美，不在乎你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诚然，张策用真诚的眼光打量一切事物，写作中总是寄寓自己的理想。回望《银针落地的铿锵》也可得到旁证：“有人看这四个字（台上台下），只是看荣辱，甚至算得失，眼睛只在物质利益上。而对于自己的心，往往弃之如梗，听任它的堕落。”
由是观之，张策的忧虑并非多余，其思考是责任心驱使。他传承着感时忧国的优良传统，以痛陈时弊的手法来表达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切关切。
真情寓于丰盈的文化蕴藉中
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散文集《紧拉慢唱集》可以说篇篇笔锋带情。《角落里的静静等待》中的小物件并无生命，因“我”赋予了其生命，便有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之味；《签名本里的情意》和《作序的故事》等篇什传递的是友情……整部文集中最动情的部分要算第三辑《竹林剪影》，文化蕴藉最丰盈处却在第五辑《京城走笔》。
其中的《这样的两位先生》不仅让我们读出了一段历史和文化，更是让我们读出了责任意识。如果没读到这篇至情之文，笔者还真不知公安文学史中还有张志民和刘光人两位革命老前辈。他们是公安文学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在公安文学的史册上，是应该永远镌刻着先生的名字的。”笔者已经开始着手新时期公安小说史的写作了。在此得叩谢张策，是他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公安文学史史料。此外，该文还给了我无穷的精神力量，文学前辈的使命意识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更加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
说到责任，不得不提及《对话海岩：文学是时代的呼唤》。海岩说：“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正常，不用考察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只要看在这个社会里，品行不端的人、道德败坏的人是不是活得自由自在。如果这样的人活得不自在，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健康的，否则，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了。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在正义与邪恶、美好与丑陋、金钱与情感的搏杀中，坚持自己的正确导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我的作品大多以悲剧收尾，其实是表达了我的不满、愤怒、忧虑和思考。”
就是这么巧！《燕妮的创作》中也有这么一段：“因为她（燕妮）的创作，不仅仅是创作，而是表达了她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类的认识和解读，表达了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表达了一个个体的人，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和忧虑。”
《诗人》中说：“而当诗人冠以公安二字为定语时，诗人的肩膀就沉重了许多许多。不是因为残酷，而是因为有了责任，因为有了嘱托，因为有了别人没有的那一份思考和那一份胸怀。”《我的办公室》里说：“其实现在想想，办公室意味着的是责任。”……，……。
不消说，“责任”这一关键词贯穿于上述文本。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笔者以为责任意识的潜意识也属浩然之气之列。如果没有责任意识支撑，岂能养出浩然之气？这么说来，张策自觉地发扬了道德文章并重的传统。
我们仔细读一篇絮语散文，我们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里面，并且还是深刻的描写着，锐利的歌奏着，浓厚的渲染着。（胡梦华《表现的鉴赏》）
同理，我们从张策的絮语散文中可以洞见他是怎样一个人。张策更为可贵的一面是他在表明自己的人格理想时，语气平淡自然，不带火气。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跋涉的身影》为逝去的公安作家刘敦波和公安诗人万箭飞而作；《亦兄亦友可为师》为修来荣同志而为；《中国侦探文学的一簇火炬》则是为于洪笙先生而写。这几篇悼念之作弥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惋惜的基调上、在历史的韵味中，通过回忆逝者生前数个片断使得感情更深一层，凸显出张策对战友、老师的一腔真情，可谓纸短情长。“学文无他，放其真而已。人能发真声，则其穷其变化，亦如花鸟之色泽，云霞之变态，层出无穷，至死而后已。”（林语堂《论文》）
如果说上述引文中的历史文化蕴藉不算丰沛的话，那么，《印象聊城，从此多了北雁》、《燕有侠气 赵有雄风》、《佛山纪事》等篇什和第五辑《京城走笔》则显得“绰绰有余”。前者开篇伊始皆有类似于诗歌中的起兴之语或小说话本中的入话。如《印象聊城，从此多了北雁》先说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聊城人岳飞抗金等；《燕有侠气 赵有雄风》起笔就是荆轲刺秦王、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壮举等。《温情的文字》中“燕台一去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等。
文中所有典故只是一笔带过，并没详细地叙述来龙去脉，正如一个陈述句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一样。如此运笔，颇有道理。窃以为，如果张策用典太过用力，与其喜创作短章习性不大匹配；再说，用典太多太滥，势必“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刘勰《文心雕龙·情采》）。
如此这般，张策在用古典人物映衬文中人物修养，用古典诗词传达人生韵味等诸多方面，真正起到了事半功倍、含蓄蕴藉的效果。
第五辑《京城走笔》书写北京文化或文化北京，凝聚着“我”的人生记忆，并钩沉出历史的沧桑。单说《北京·文化·锣鼓》中的一个小人物，即“我”外祖父就值得敬佩。他虽只是昔日燕京大学的一名普通采购员，但他知廉耻、懂是非，宁可贫病交加而死，也不为日本人作牛马走。“我”外祖父身上不同样具有浩然之气么？
张策写风景、记人事、述掌故时，彰显出幽默达观、淡定镇静，同样也直面中国的苦难和惨象，从《北京·文化·锣鼓》中的盲目老太太在雨雪交加的天气里，用小脚步履艰难地上公共厕所即可见一斑。
北京于张策而言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其笔下的北京与侯仁之笔下的北京共同点在于文化传承和历史沧桑，不同点在于前者描绘的是小家碧玉型的北京，后者则记述大家闺秀式的北京。如侯仁之的《历史上的北京城》条分缕析，详略允当，既有宏观的鸟瞰，又有微观的剖析；既能抓住北京城的特点，又注意辨析城与自然、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张策则凭细节取胜，笔力侧重于北京人的心胸、气质和精神等诸多方面，如《细碎的北京倒影》中写道：“邓友梅老先生的名篇《那五》，其中就有这样的细节：穷困潦倒的八旗后裔那五，喝棒子面粥时仍嫌咸菜切得不够细，奚落说是‘跟顶门杠似的，怎么往下咽’。”
《北京警察》也用细节来凸显责任意识。如“警察张，性格火爆，洗澡时用力过猛，竟然自己把自己的手指掰折了一根。这莫名其妙的伤害让人们大笑不止。张的工作岗位就在距天安门不足千米的王府井南口，于是他用张旧名片为自己的手指做了个简易保护，就开车上街巡逻了。”
……。……
要而言之，北京文化太厚重了，以至于说不完、道不尽、释不全。
综观张策的创作，笔者发现其笔端有文化、有思考、有刚毅、有责任、有温柔、有乐群……
郁达夫说：“现代的散文都带有自叙传色彩，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的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此言不虚，张策的散文也是有个性的。
古文家向来注重人品与文品的一致，要求作家把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作为创作的前提。譬如韩愈就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文气说，提出了“气盛言宜”论。他的“气说”是一种独特的精神风貌，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之体现。尤重人品与文品统一的清代桐城派方苞在他自己编选的《凡例》中说：“故凡所录取，皆以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为宗，庶可以宣圣主之教思，正学者之趋向。”在此借用“清真古雅”一词来界定张策散文的个性，不知当否？如果不妥，其散文中自有一股浩然之气。
拉杂书之，草为此评，姑且算作对张策文集作笼统的解读。因时间所限，不能分项详陈。胡言乱道，只能以个人如豆的眼光写些个人的感受，自己也觉得谈得太多，妄评多罪，愿作者与读者诸君谅宥之。（注：张策散文集《紧拉慢唱集》于2016年11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附张友文简介：自号功不唐捐斋主。湖北警官学院青年教师，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现就读于苏州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全国公安文联侦探小说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全国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作者、全国地方公安院校首次开设“公安文学”选修课主讲者、全国首家“公安文学网”创办者、《语文教学与研究》《文学教育》等杂志及“中铧励志网”专栏作者。接受过多家媒体的专访，2015年第54、55、56期《大家文摘报》连续辟3期专栏推介。二十多年来，在教学的同时，专注于公安文学评论，成绩斐然。曾出版公安文学评论专著四部：《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盘点公安文学》和《回望公安文学》。曾受邀到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等重点高等院校及新疆公安厅、杭州市公安局等公安实战部门讲授“公安文学”20余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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