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近日有新疆老师问我胡适1932年作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如何教,为此,我认真地拜读了胡适先生的这篇大作。
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胡适警示大学生毕业后容易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针对堕落的这两种方式,胡适给有三剂药方:第一个方子:“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方子“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个方子“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今天专就第二个方子“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谈点个人浅见。胡适在文章中举了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的例子来说明“非职业兴趣”对人生价值提升的重要作用:密尔(J. S. 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
时间过了68年。台湾人士现就职于山东大学的龚鹏程教授2020年7月10日在其微信公众号“龚鹏程大学堂”发表的《没有博通,何以专精》与胡适文章的精神完全相通,或者说有力地充实了胡适的论据。文章写道:“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喜欢拉小提琴,常表演。渐渐,小提琴变成了他的符号之一。还有人写《爱因斯坦小提琴失窃案》之类小说,开他玩笑。
许多科学家都这样。量子论的开创者马克斯·普朗克擅長钢琴和手风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森堡四岁开始读乐谱,想做音乐家;医学奖得主詹姆斯·艾利森则擅长口琴;化学奖得主弗朗西斯·阿诺德获奖演讲还说过“生命密码就像贝多芬的交响曲一样复杂、美丽,我们却不知道如何书写”这样的名言。
这些,不难理解,‘业余消遣嘛,谁没有一点嗜好?’
不,真业余吗?未必!他们有些造诣不输音乐学院毕业生。或者,人家原本就以成音乐家为志愿,没想当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自小即梦想成为像帕格尼尼那样的小提琴手,到后来,科学上的成就,也未必便能胜过音乐给他带来的快乐。
人文领域中,近年著名的爱乐人是萨义德。他以讨论“东方主义”著称,风行一時。但《音乐的极境》足以见证他的音乐素养。从古典音乐、歌剧到帕瓦罗蒂,对以色列禁演瓦格纳、音乐节愈来愈浮滥、音乐与女性主义的关系等等都有论列。
他是音乐系教授或职业乐评人吗?当然不是。只是音乐系教授、职业乐评人、乐迷都要聆听的声音。
同样,德里达的解构论风靡北美,但他除了解构“語言邏各斯”之外,文章多是《盲人回忆录:绘画起源于不可见》《诗歌就是创伤》《被给予的时间:君王的时间》之類。其理论对文学批评、艺术、建筑、法律、翻译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因为他本來就在各领域游走。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亦然。其符号学方法,就在《流行体系》的序论中。书则大谈服装诗学、 符号的修辞:流行的理性、 流行体系的经济学、流行时装的历史和历时、流行时装摄影等等。
《明室:摄影纵横谈》他又选择了另一个领域,而且刻意站在‘非专业的’观者角度,来感性表达自己对摄影的认知。说产生奇迹的地方不該叫‘暗房’而应叫做‘明室’。摄影‘既非图像,亦非真实,是个新物质:一个不可能再触摸的真实。’
他的行为中,再度出现了这个关键词:业余。
业余,相对于专业。这个‘业’,看起来是知识性或学术性的,其实不,是职业。凡拥有某种知识、技能,而并不靠它吃饭的,那些以此糊口的人便把他们称为业余,说自己才是专业。故爱因斯坦、萨义德等人的音乐;罗兰巴特谈摄影、谈流行服饰;德里达谈诗歌、谈绘画,都是业余。
讽刺,恰好就发生于此。许多专业领域的突破,偏偏产生于某些业余。或至少,专业人士不读罗兰巴特、萨义德、德里达这一类人的著作,就会固陋、匠气,不得提升。”
“为什么愈高端的专业学科或领域,愈常看到除了专业之外还精通其他多个领域的大咖?”“前面说到的这些人,显现的,是在许多领域间悠游愉悦的状态。好像不太费劲。不但跨界去谈这谈那不显得费力,他们在自己成名的领域,也很少出现一般形容专业学者的那些词汇,如钻研、苦读、苦心孤诣、专心致意、深入、心无旁骛等等。仿佛爱因斯坦只是在拉小提琴之余,玩似的,就成了大科学家。这种印象,或许未必真实,但他们与专业人士生命状态之不同,一乐一苦,却甚显然。”
由此我想起了我们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的职业是官员,虽然他后期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但他毕竟是一个官员,世称王维为“王右丞”,因为他官终尚书右丞。王维还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和田园诗人,与孟浩然共同开创的盛唐田园诗对后世诗歌创作有深远的影响。诗人算不算他的职业?如果也算,那他就是官员兼诗人。官员兼诗人或兼散文家,在古代太多了,似乎不足为奇,但在诗坛上开宗立派的人就寥寥了,王维算一个。而除了写诗作文之外,在其他艺术领域也能开先河并取得卓越成就者就更少了。王维就是这少之又少的官员中的一个。《辞海》称:王维“兼通音乐,精绘画。善写破墨山水及松石,笔迹雄壮,似吴道子,始用皴法和渲晕,布置重深,尤工平远之景。曾绘《網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苏轼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董其昌推为‘南宗’ 之祖,并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亦擅人物、肖像、丛竹等。”《中国画家大辞典》王维也赫然在目,而且辞条很长,对其在中国画方面的开拓创新作了详尽介绍,给予很高评价:“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世称南宗。……得兴处,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作一景。如画袁安臥雪图,有雪里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逈得真趣。此文人画与作家画不同也。……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尤为世所称賞。”文人就是读书人,而“文人画”是具有读书人综合气质的画。文人画的真正价值在于构建了人的精神家园。其画有生意、生机、生气,可观可赏可居可游,所表达的是中国人的哲学观、内心世界。王维的文人画扭转了中国画的走势。假如没有王维,中国画风、中国美学断然没有这么空灵这么含蓄这么诱人。
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著名旅美作家林语堂是个全才。写作是他的本行,画画是他的才艺,发明是他的爱好。他倾三十多年的功夫,在美国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他的中文打字技术比电脑中文打字提早了50多年。人们熟知的丰子恺更是一个通才,他毕生绘画4500余幅,是一位职业画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散文家、佛学家、翻译家、音乐家、书法家、艺术教育家,还是一位研究西方美术史及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的学者。他的广博的学问与兴趣做了他的塔基,他因此得以成为塔尖上的绘画大师,也使他在多个领域均有独到的建树。再看民国灿若群星的大师。由于校长梅贻奇力推通才教育,故民国的大师大家多出自于清华:如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曹禺、林庚、乔冠华、王铁崖、赵九章、王竹溪、季羡林、吴晗、彭桓武、费孝通、吴恩裕、何泽慧、王大珩、段学复、林家翘、邓稼先、朱光亚……而且我们还惊讶地发现这些大师与大家虽各自“术业有专攻”,但他们大多文理兼通,清华国学院赵元任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仅是中国语言学的巨擘,还是杰出的音乐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
做官是古代文人最理想的职业,王维做官,理所当然;林语堂是职业作家,丰子恺是职业画家,赵元任的职业是语言学教授,他们都属于那种既钟情自已的职业,又有着广泛爱好并有着卓越成就的大家。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学校毕业后都那么幸运,都能找得到适合自已志趣的职业,正如胡适说:“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是“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的最好的例证。华罗庚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初中毕业后,就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帮父亲料理杂货铺。 1929年冬,他不幸染上伤寒病,落下左腿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也是这一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料理杂货铺和当庶务员对华罗庚来讲显然只是为了谋生,是为了“寻个吃饭的职业”,而“数学”才是他的兴趣所在,才是他的理想追求。他在帮父亲料理杂货铺的5 年间,自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待到他1929年去金坛中学当庶务员时,他已经有了相当的数学功底。1930年春,20岁的华罗庚因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而轰动数学界。同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破格招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华罗庚由清华大学走向世界,终于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我们可以说是熊庆来改变了华罗庚的人生,更可以说是数学这个“非职业兴趣”改变了华罗庚的人生,也改变了中国的现代数学史。
职业符合你的志趣也好,职业仅为谋生糊口也好,你都得学会利用你的业余时间。而有效地利用业余时间、丰富精神生活、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的方法就是培养发展“非职业的兴趣”。这就是胡适说的: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顽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睱往往定你的终身。”因此胡适得出一个结论:“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
胡适先生“利用闲暇时间发展非职业的兴趣”的思想是我们至今都应当研究也必须研究的,它关乎我们的办学宗旨、办学方向、办学模式、办学手段,关乎我们的人才培养。
通常情况下,就业后的非职业兴趣多是在学生时期培养起来的。笔者儿子从小喜欢卡通漫画,有空就画,虽然没有进行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画出了自己的风格,且越画越好。画画,给了他许多乐趣,是他在艰苦的以英文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最惬意的休闲方式;画画,也提高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力感悟力与审美能力。他赴美国求学期间,曾在大学与中学代中文课,漫画,使枯燥的课堂内容变得生动形象,成为他教学中很好的辅助手段。本科毕业初,他出版了《漫画中华典故》;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与美国同学合作出版了漫画《Lighting the path》 (《照亮人生之路》)。博士毕业回国后,任职于位于广东某地的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他每日从容地悠****走于科研教学与漫画之间,不仅自已活得潇洒充实,与学生也多了一种交流的语言与方式,因而能更好地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更多地承担起职业之外的工作。他每周都要为全校师生在UIC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的公众号推出原创的《“漫”出来的中华好诗词》。 这种颇具创意地将中国古典文学与漫画揉于一体的形式,为这个公众号增添了许多光彩,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他习画本没有功利目的,既不是为了高考,也不是为了谋生,只是兴趣使然,却不期成了他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了他生命和事业的一部分。
但是如今有机会能在求学期间为将来培养“非职业兴趣”的青少年委实太少了,因为我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不利于发展人的非职业兴趣。虽然素质教育推行了二十多年,但是我们现在实行的还是应试教育。
下放课程、超前学习,重复训练是应试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尽管教育部一再推出“减负令”,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使孩子的“起跑线”不断前移。幼儿园的孩子就已经在做算术学外语了。
将高中三年或初中三年的课程压缩至两年学完,余下的一年专攻高考和中考几乎是每所中学都奉行的教学模式。课表上的副课常常让位于主课。高考与中考后官方的排名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生源和名誉,影响到领导与教师的晋升、奖金等实际利益。故明知违背教育规律,每所学校依然乐此不疲。尽管钱学森早就认为中国的“题海式教育”、“惩罚式教育”都应避免,但是谁都知道中国的学生就是被那些几乎雷同的数学题、形同文字游戏的语文题“训练”出来的。
应试教育直接摧生了社会上各种形式的补习班、培优班。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颁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全面开展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顿,但似乎没有效果。从小学到高中,完全没上过“班”的孩子基本没有或少之又少,许许多多孩子被逼着上多个“班”,这个“班”的课上完了,立马转换战场去上另一个班。由是导致培训费用日益上涨,也导致老师上课时当讲的不讲,留待课后的培优班去讲(老师课堂上不讲,又倒逼孩子非上课外班不可,由是形成了基础教育的恶性循环)的现象时有发生。
笔者上初二的孙子每周来笔者处度周末,我们老两口周末哪儿都不能去,因为他要上“班”,下“班”回来要吃饭啊。周六上午10:00-12:00上数学,中午1:00-3:00上物理。3:30—6:30做作业,晚饭后8:00—10:00又做作业。周日上午转战另处再上英语。我家平台上种着各种花卉菜蔬,但是孙子没有时间去领略这“百草园”的乐趣和学习这属于课外的“百草”知识。周末他多想去和伙伴们踢踢球,也想练习练习在小学时学吹的笛子,他有游泳天赋,也爱习画写字,但是作业压身,不仅有学校的作业,还有培优班的作业啊!如此繁重的学习任务,即使孩子有某方面的才能,对某类事情特别感兴趣,也被压抑和窒息了!孙子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上的是民办中学,那些在公立重点中学上学的孩子,其辛苦比他更甚!
应试教育热衷的 “上班”“补习”、“培优”;猜题、押题、做题,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偏才、怪才、奇才,造就了许多四平八稳的“全优”之才。我们不能不拘一格选人才,与我们的体制相适应的人才选拔标准是整齐划一的,大量超常的人才很难被发现、被使用。孩子书包越来越重,是一家最辛苦、加班最多的人,完全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自由发展的空间。童年与少年的乐趣荡然无存,何谈发展课本之外的兴趣!
文艺美学中有一个术语谓之“留空白”。中国诗文提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读者自可以从含蓄简约的文字中,去品味那文外之旨、言外之意和作家无限的情思;中国山水写意画提倡“无画处皆成妙境”,观者自可以从画面的大片空白中,看到云、看到风、看到水,看到未被画家表现的更多的内容;中国音乐家演奏民乐时,演奏会突然停顿,听者自可以从刹那的静音中感到情感与场面的转换,得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此所谓以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太满,太多、太露、太直,把要表现的表现尽,没有人回味想象的空间,艺术就不成为艺术了,而成为“说教”了。
教育也是一样,需要 “留空白”,不要把孩子所有的时间占满,不要怕孩子无事可做。真正无事可做的孩子你即使每晚让他学习到凌晨,门门功课都考满分将来也只是个芸芸众生。陆游曾教导自己的孩子:汝若想学诗,功夫在诗外。真正有灵气的孩子、成人后有造就的孩子,往往都不是读死书的,甚或就是“玩”出来的。他痴迷于某件事物,超呼常人地钟情于某种活动,正说明他才能与兴趣的指向,即便上不了名牌大学,日后也很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甚或大师。这是孩子自己选择的人生“起跑线”,老师与家长正应适时指导,万分珍惜。
爱迪生的妈妈和比尔· 盖茨的父母就十分懂得如何尊重孩子自已的选择和特有的兴趣。
有着2000多项发明专利的爱迪生,从小就爱问 “为什么”,为了弄清为什么,他喜欢把东西拆开来看个究竟,也曾把教具拆了又还不了原。老师对爱迪生妈妈说:“你的儿子太爱拆东西,你要让他改改这个毛病。”“老师,我看你不对。我观察儿子很久了,他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喜欢拆东西,你让他改掉这一点,那他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小爱迪生只上了三个月学妈妈就把他领了回去,让他去做自已喜欢的事了。有人曾问爱迪生:你发明灯泡失败了一万次,你是怎么坚持下去的呢?爱迪生说:在失败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万种无效的方法。爱迪生的成长故事启迪我们,别泯灭孩子“爱玩”的天性,要象爱迪生的妈妈一样在给他们尊严、给他们自由的同时,培养他们坚韧的性格、顽强的意志和对某件事物持久永恒的兴趣。鼓励的氛围、宽松的环境正是一种“留空白教育”,是孩子成人后发展非职业兴趣必不可少的条件。
再说比尔· 盖茨。当年比尔因为迷上了计算机软件制作,20岁时从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退学,创立了自已的微机软件公司。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近乎荒唐的决定与举动,然而他的“微软”却改变了世界。他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全世界的首富,而在于他用自已的几近疯狂的兴致、超人的灵气与持久的努力既攀上了自已生命的高峰,又给全人类带来了福音。父母希望他哈佛毕业后能成为一名律师,然而他在学校却痴迷于计算机。他感到欣慰的是父母十分支持他,尊重他的兴趣与选择。比尔· 盖茨的经历充分说明了 “留空白教育”是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育。因为人生的起跑线正在学生自已的兴趣与选择之中。
最后我要说的是“非职业兴趣”一要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助力事业发展,同时又能助推社会进步;二要具有个人特点,符合个人天赋。那些下班后只会痴迷于手机,每天用电子游戏或网络打发“闲暇时间”的人,只不过是苟同流俗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兴趣”与他们半点关系也没有。
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晚于百步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