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思想与生态文化观探源
有人预言，毁灭人类的将是人类自己！随着工业化的飞速成长，自然资源被掠夺性开采，大气、水体、土地被恶性污染，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破坏、生态恶化和社会危机激发全人类树立环境意识，物种保护、节能减排已经提上联合国议程，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生态文化观已经风靡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蔚然成风。
生态文化观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导向和发展理念。近读杨建波教授的《大学语文教学中的道家智慧》一文，深有感触。生态文化观不是人类社会新近发生的新生观念，早在2500多年以前，它就已经鲜明地存在我们的社会观念中，中国先哲老子是生态文化观的创立者和奠基人。目前，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已然融入了道家智慧。
一、“道法自然”是生态文明的基本法则
东西方对世界本源的解释，古代西方有原子论，古代中国的普遍认知是元气说，聚而有形，散而无形，元气不灭，生生不息。“道”的原理来自于上古哲学奇书《周易》（亦称《易经》）的文化传承。《易经》主要阐述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自然法则。“易”是改易、演化的意思，《易经》总结和记录了中国上古时期人类关于自然发展观的统一认识，鲜明地提出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态文化观，并建立了一个阴阳平衡发展的八卦模型。《易经》是近代“进化论”和现代“科学发展观”的认知本源。不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世界正在依据阴阳平衡的发展原理构建着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和谐发展新秩序。
老子[1]继承了前人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遗产，并大胆地对其进行改造，从而产生了不朽的名著《道德经》，用以解释宇宙运行规律和谋划社会治理方略。《道德经》是道家哲学的经典著作，它奠定了道家的思想基础。
《道德经》分两部分，即道经和德经。道和德是什么关系呢？道是老子哲学最基本的原则，而德则是服从道的行为规范，合乎道即为德，道乃天定，无为即大德。老子的《道德经》分为两卷，81章，5000余言（字），“无为”思想是其理论核心。《道德经》的思想体系可分为三个部分，即老子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政治观。这三部分内容相互交织在一起，表达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神奇思想——构建恒定有序、和谐美好的理想社会。老子的宇宙观集中表现在他对道的阐述上。道的本意为“黄道”，即岁星（火星）在天球的运行轨迹，周而复始，恒定有序。老子比照“黄道”，称宇宙本体为道，道广大无边，为天地万物之母，道是永恒的而又是运行不息的。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道”所阐述的那样：“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老子强调：我们所说的道，只是我们对道的理解，并用语言符号进行了标识，但我们的理解和自然存在的道具有相对性。常道亦天道，天道是神秘的、神圣的、形而上的自然理性，不是我们现存的有限知识可以完全描述的。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老子的一句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发轫与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道学就已经具备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把天道的神秘面纱撕开了一条缝隙，得出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结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一定理得到了现代天文学、物理学的有力印证。
二、达到生态平衡就是最佳道德标准
老子不仅给“道”下了定义，而且阐述了“道”对治国安邦的影响和作用。按老子的观点，有道的侯王掌握着大道运行的基本规律，那么天下的人都去归附他，正因为天下的人都去归附他，侯王不对他们进行伤害，所以国家才能安定和谐。老子的人生观和政治观即所谓德行、德治观集中地反映在他的“无为”思想上。历代的统治者都标榜自己的统治是“无为而治”，在故宫的养心殿里悬挂的大匾上就书写着醒目的“无为”两个大字。那么，“无为”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老子的观点，道（自然规律、客观规律）是永远不做作的，却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涵养天地万类，而又无所不能，无所不为，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个哲理的意思就是说：道家圣贤的行动是出自他的直觉的智慧，是自发的并与其周围的环境相协调的，他不需要强迫自己或自己周围的事物，而只是使自己的行动适应道的运动。这种行为方式，就是道家哲学的“无为”。从字面上来看，“无为”就是不采取什么行动的意思，这其实是一种曲解。李约瑟（著有《中国科技史》）认为：“‘无为’是指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而庄子则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让每一种东西都按其本性去做，使它的本性得到满足。“无为”是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道法自然”，是“顺应自然”而不是“顺其自然”，是合理“利用自然”而不是“破坏自然”。“道法自然”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总根，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集中反映。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这便是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阴阳之道，阴阳二气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和谐发展，达到生态平衡是事物运行的最佳状态。在政治社会，调节平衡的力量是“道”（即“法律”）而不是“威”（即“权力”）。老子“无为”的政治观含有朴素的法制精神，与现代个人行为、组织行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理相通；老子的“无为”思想也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资源自动配置学说在学理上具有相通性，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的说法一致，即那里“有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手能摆平一切，无须我们去指手画脚，做刻意的干预、计划和控制。“无为”思想极其深刻和伟大。
老子所说的“道德”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而大致是指事物内在的变化规律和人对这种规律的理解、把握与利用。“道”即自然规律，“德”乃行为科学，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是《道德经》的基本命题，是道德水平的最高境界。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同志在城市绿化中强调说“种树就是种德”，正是《道德经》这一基本命题的现代延伸。
三、《道德经》之论属于东西方理性共识
进入16世纪以来，欧洲哲学界就盛传老子的《道德经》。20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评选有史以来的世界十大思想家，老子名列前茅，而孔子榜上无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翻译成外文并流行最广的著作，第一名是《圣经》，其次是《道德经》。可见老子的世界影响力更胜于孔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应该挣脱历代统治阶级出于“维稳”需要而刻意编织的孔孟樊笼，还中国传统文化的唯物主义传统和道法自然的科学精神！
庄子[2]是继老子之后的道学家。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变化的，有与无、大与小、贵与贱、美与丑都是相对的，无差别的。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秋毫之末虽然渺小，但它的存在意义不能被忽略。巍峨泰山，但相对于浩瀚的宇宙空间，仍然显得十分渺小。从观念层面讲，秋毫和泰山等量齐观，“庄周梦蝶”的故事就演绎了这个道理，睡梦中的蝴蝶与现实中的庄周可以实现角色转换，二者都是“道”的“物化”和穿越，不存在彼此之别。庄子提出事无巨细，一律平等，都有受尊重的权利，这种平等观念不仅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也表达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意识，启迪人们去热爱自然，去爱护环境，去保护物种，去构建生态平衡。
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是原始的道学思想，道学先驱们围绕“道”这一理性命题，阐发了他们对自然、对人性、对社会的理解，其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念都具有生态意识，含有积极因素。自从社会独尊儒术以后，教育被儒家教育取代，所有学人均为儒生，正统道学思想式微，出现了一个历史断层，传统道家和兴起于东汉时期的道教虽然存在一定历史渊源关系，但不是同一概念。黄老哲学、老庄思想与后来宗教化了的道家学说应该进行严格的区分。其实，真正的道家思想的继承人，深藏在儒家群体里，宋明时代的理学群体就是其中的典范，史称程朱理学，也称程朱道学。学者们不仅接受法定的儒家教化，也深受道学思想的感染，他们的研究命题就是天理天道，要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在于告诫世人，更在于规劝统治者，推崇社会公道、人人平等。儒家学者借“道”非“礼”，发泄了他们对礼教制度的深切关注与不满。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苏轼等官场大儒，崇尚自然，待人平等，其气质风范，确乎“羽扇纶巾”，也是“道”貌岸然。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道”的观念，并说“道可道，非常道”，认为天行有常，常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天机”。大约200年后，西方先哲、雅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赞扬“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乃万灵之长，能够破解宇宙奥秘，提出了“理性”的概念。显然，老子的“道”（包括中国后世的“理学”命题）和亚氏的“理性”（包括欧洲中世纪的“逻各斯”[3]命题）均属于同一哲学范畴，常道就是一种自然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人有能力揭示理性，但人对理性的追求又是永无止境的。评价理性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时代和人的认识能力及发展水平的制约。人类的时代观念具有政治属性，时代就是某一类政治的历程，政治因素往往制约着理性思想的走向和发挥程度。正因为如此，东西方观念中的“道”或者称为“理性”的东西其起点是一致的，却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和演绎着。西方人用“自然理性”来阐释“道”，后世基督教用“上帝”来代表“道”。老庄的“道学”思想与西方17世纪以后出现的“自然神论”“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很接近，它们均不承认上天（西方称其为上帝）存在主观意志，任何事物都不具备世界主宰地位，只承认事物有其自身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东方注重具体，突出社会的功利目标，沿着实用理性的方向发展，最终在后世道教宗师的的操弄下陷入宿命论的泥潭；西方热衷于探索宇宙的奥秘，围绕实证理性大做文章，大胆质疑上帝的存在。比如数学，古代中国和希腊都有很深的造诣，中国发展数学，长期停留在算术层面，多用来度量世界；希腊人发展数学，则注重用数学语言和数理逻辑求证、归纳和演绎世界。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一直将理性奉为人生的准则，就连中世纪的基督教亦对之没有异议，且将其作为信仰的人性根据。理性所求证和推演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并致力于消除紧张、谋求和谐，这一点几乎与《易经》及《德道经》的初衷无异。
《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2000多年来的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在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2011年，韩国人潘基文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援引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强调应将这种不朽的智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推动各方加强合作，使联合国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市场经济中的功利主义是利而有害的，是违反天道的，是妨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观的核心思想在于如何趋利避害。
人间正道是沧桑，科学发展为引擎。如何处理或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如何保持自由和谐的发展状态，如何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硬性要求，世界各民族为此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认识成果。科学发展是对这些成果充分提炼后的理念概括。科学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演进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挺进的必由之路。前人所积累的知识和文化，没有封顶也不可能设限，永远面临着新的挑战、改革和超越。只有继续保持开放姿态，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只有不断追求发展理念的科学化，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科学化建设的前提是具备科学发展观，提升科学发展观修养水平需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老子“道”的思想命题与亚氏“自然理性”的思想命题只是“同名各表”的区别，存在互通、互补和融合探讨的空间，仍然是我们现代建构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环境的思想法宝。
今天，我们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教学《道德经》，如果依照传统“教学参考”书照本宣科，不引进现代生态文明观念，我们培养的就是传统文人而不是具备现代意识的现代人，包括学术人才和技术人才！拘泥于传统，教学只能越教越迷惘，学生只能越学越困惑！曾几何时，笔者在《吉林师大学报》（社科版）发表了《语文扩展教学论》和《大学语文如何与时俱进》两篇论文，并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导论》一书，提出了“大语文”教学观和“语言文化”教学观。这和杨建波教授关于“新文科”教学观论述中的见解不谋而合，大学语文教学要走学科综合化的道路。本文是这些教学观点的相关性发挥。
注释：
[1]老子（约生活在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之间），字伯阳，谥号聃，又名李耳。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又据《史记》记载：老子生于周定王五十三年，比孔子年长12岁，曾任周守藏官，孔子入周，曾经向老子求学，请教“礼”。老子积极入世，但不被诸侯看好，被迫“远走流沙”，不知所终。
[2]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城县）人。据史书记载，他曾经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楚威王派人带大量金钱礼聘他，被他拒绝。
[3]逻各斯，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概念。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 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认为“逻各斯”是一种隐秘的智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微妙尺度和准则。这和老子提出的关于“道”的含义有相通性，意思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可以感觉到，但要真真切切地说出所以然爱存在一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