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南：复辟专制文化不得人心，与时俱进才是康庄大道

中国在汉、唐、宋、明和清初五个历史时期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家经济总量远远高于西方国家，但中国一直没有能够从儒家意识形态中全面觉醒，这种状态的直接后果是科技落后，清末社会发展因此停滞不前，遭遇了列强霸凌之百年屈辱。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唤醒了欧洲大陆，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地理大发现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发达以及二战胜利后美国国际地位的崛起，都是“与时俱进”的必然归属。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一种上升的势头，这种大国心态与民族优秀感，成为滋生霸权主义的思想沃土。冷战时期，美苏矛盾加剧，军备竞赛消耗了他们的内力，苏方经济实力一落千丈，这直接造成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解体。美国霸权主义表面上耀武扬威，实际上在伊拉克、阿富汗“抓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以至于美国在“次贷危机”中遭受重挫，在“新冠疫情”中表现极差，美国的国际形象开始呈现灰头土脸，全球霸主地位至此摇摇欲坠，暴露了美式民主在决策能力、组织能力、号召力与响应力等治国理政方面的颓势。

在后冷战时期，俄国虽然失去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但军事实力不可小觑，美俄之间仍然势不两立。并且，美国充当世界警察，频频出手干预中东国家事务，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中国改革开放后，制定了国际上“韬光养晦”、国内“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策略，国际紧张局势在中美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地带，给中国带来了一个相对良性的发展环境，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崛起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目前，我国成功战胜疫情等多重挑战，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稳步提高，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连续5年蝉联全球货物贸易第一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经济实力直追美国。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解读为“中国威胁”，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英国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帝国主义大国的心理”^[1]。马丁·雅克还预言：到2030年左右，中国可以占到全球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那时，它的经济规模将达到美国的两倍，即使把美国经济和欧盟的份额加起来也比不过中国。马丁•雅克所做的归结是：中国“能够与时俱进”^[2]。

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20多年前就认为未来政治关系的焦点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身份的差异，不少民族与人民开始尝试定义自身的民族主义，创立体现他们民族性的国家，“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3]，世界级“冲突”表现为“文化”的对抗。西方人一直有这样的文化优越感，自命不凡，唯我独尊，民粹主义倾向严重，被亨廷顿一语言中。

文化强国，也是中华民族遭遇百年屈辱以来产生的一个觉醒意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显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选择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流派来强化国家形象未尝不可，但一定要注意代表性、文明性和普适性。重开“孔家店”只会让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革命先烈们九泉之下黯然落泪，带着严重等级色彩和专制特性的文化只会被文明社会唾弃。

亨廷顿在论述“文明冲突”的时候，起初也称“儒教文化”，后来觉得不够妥帖，改称“中华文明”^[4]。并不是说“儒家文化”就一无是处，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不全等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也不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代表。先秦时代有“诸子百家”之说，近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将中华文化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其后又将科学技术类的“术数”“方技”等纳入其中。在“方技”一族中，中国的木结构工程技术尊鲁班为祖师，技术水平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后世“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以及“算盘”（计算技术）等五大发明，为世界的文明进步做出了不朽的重大贡献。黄老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具有进步性和代表性，其古老的辩证思想以及生态文化观、生态政治观均与现代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进入16世纪以来，欧洲哲学界就盛传老子的《道德经》。20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评选有史以来的世界十大思想家，老子名列前茅，而孔子榜上无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翻译成外文并流行最广的著作，第一名是《圣经》，其次是《道德经》。2011年，韩国人潘基文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援引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强调应将这种不朽的智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可见老子的世界影响力更胜于孔子，在国际社会具有极高的认同度。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复兴，应该挣脱历代统治阶级出于“维稳”需要而刻意编织的孔孟樊笼，还中国传统文化的唯物主义传统和道法自然的科学精神！

中国的上古文明和欧洲的上古文明尽管地理环境相距遥远，发生的时间节点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因民族差异使语言外壳与表达效果也不尽一致，但内涵基本重叠，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本质无异，同为复兴，复兴的历史指向，理应相同——应该是对上古文明的赞赏、继承和发扬。“克己复礼”就是“法祖宗之法”“与史俱退”，“复兴”不是“复古”，“文化复兴”不应该是“克己复礼”的代名词，不是让社会回归尊孔崇儒，更不是对皇权专制的点赞，不能让不良的皇权文化沉渣泛起、死灰复燃，重新拉开官民距离，重塑社会的等级秩序！还有，即使我们点赞上古文明，弘扬优秀文化遗产，也不应该停留在怀念和回归状态，上古文明无论怎样合理，也有历史局限，怎么可能和现代文明等量齐观，甚至借“复兴”批判现代文明，如此“爱国”分明是误国！“复兴”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在“兴”，兴国兴邦，兴旺发达，力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应该在“兴”字上多做文章，多下功夫。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应该在点赞上古文明的基础上承先启后、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复辟专制文化不得人心，与时俱进才是康庄大道！ 

 

主要参考文献：

[1]周治南《东西方文化导论》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5.6.（含课题二：东西方政治文化 P41-48、课题三：东西方传统思想文化 P87-116）

[2]（英）马丁·雅克《美国为什么不能容忍中国崛起》中国日报[J] 新时代大讲堂 2020-9-18

[3]（英）马丁·雅克《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最成功的政党》中国日报[J]  新时代大讲堂 2021-6-21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新华出版社[M] 2010-1  P201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 新华出版社[M] 2010-1  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