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

现在高校还能容下“怪教授”吗
刘健
载《中国青年报》
如果一所大学里全是些“正常人”，将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
一所僻处乡下、名声不显的大学，因为其僻处乡下，因为其名声不显，曾在动荡不已的年代收容了一批隐士一般的学者。——我说的是曲阜师范大学。在20多年以前，我因采访需要，曾与其中古怪透顶的几位有过来往。
公认“最怪的教授”叫陶愚川，他也是当时该校学术地位最高的教授。其实，大家说他学术地位高也只是估摸着说，除在北师大任教的一位上世纪30年代留美同学毛礼锐之外，陶与学术界同仁从无联系，甚至跟他本校、本系的同事都不来往，平时大概三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每天穿一身灰不溜秋的衣服，踽踽独行于图书馆、食堂、宿舍之间，不跟任何人废话。路遇的师生都恭而敬之地看着他，也没人敢冒昧地上前跟他搭话。事实上，在我为了走近陶先生而先后采访的十多位该校教师中，声称自己曾经有幸跟他说过话的，只有一个人！
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终身不娶，只有关于他年轻时痴情的传说。没人知道他是一贯不爱说话，还是因为家庭背景而不敢说话。他的大哥陶百川，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1977年至2002年去世前一直在台湾挂名“总统府国策顾问”。
陶先生在1936年至1938年先后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49年前，曾任国立湖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教授，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
从上世纪50年代来到这所学校，直至“文革”结束，他几乎没教过一天专业课，多半时间在外文系教英语。但他却一直没断了搞自己的专业研究。“文革”前有段时间他辞职回了老家浙江农村，仍然数次请生产队开介绍信去杭州的图书馆查资料，用小学生作业本写出了几卷手稿，一本正经地交给公社党委。后来回到学校又重写，写成约9卷300万字，郑重交给校革委会。当时谁也不把这个古怪老头儿费尽心血的手稿当回事，随手就给丢了。然后他就再从第一页开始重写。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皇皇3巨册《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面世，震动了教育史学界，获得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
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教师，但每个月除留下几十元生活费以外，其余全部上交给校党委。书出版以后有四五千块钱的稿费，他也交给了校党委。上交没有任何动机，拒绝没有任何可能。
学校领导开明，采取了最合适的方式来对待这位怪人，那就是——悄悄地照顾他，不打扰他。在他居住的专家楼里，破格安排了一位年轻职工做他的邻居，每天去看看他是否需要帮助。这位孤单的老人因之能够活到86岁高龄才谢世。
曲阜师大的老师说：“你要是早一两年到我们学校采访，还能见到一位比陶愚川教授还古怪的庄上峰教授。”
据说，这位庄先生与陶差不多是同期的留美生，后来也与陶差不多同期在外文系教书。其父是前清翰林，曾在孔府做清客，实际上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当私塾先生。所以庄上峰从小生活在孔府，跟孔氏直系后裔们一起玩儿大。
庄先生的太太是他年轻时从妓院里赎出来的，两人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年代。太太去世以后，庄先生迅速衰老，每天夜里12点以后围着宿舍楼一圈圈走，脚底板在地上拖动的声音深夜里让很多邻居难以入眠。大家可怜这个孤独的老头儿，从没人提意见。如是一年多，油尽灯枯。
庄与陶不同。陶先生对“窗外事”是真不议论也真不关心，而庄先生却是非常关心，私下面对放心的朋友时也真敢议论。据与他交好的李毅夫副教授跟我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庄先生就跟他谈到“刘少奇要完”，在九大之前又早就预言过“林彪要完”。谁说书生就一定不明世事？庄先生真神人也。
庄先生述而不作，不曾有学术专著流传。但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去世后，学校整理其遗物，竟发现了一部长篇小说手稿，名《雷霆时代》，极端写实地描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老同事们的生活——闻一多如何追班里的女学生，以及梁实秋、老舍、游国恩等教授如何如何，稍加揣度全都能对上号。因为太写实了，出版社不敢原样照出，删掉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就意思不大了。
与陶、庄相比，书法家包备五教授就一点都称不上“怪”了，虽然他也邪门儿得可以。本校的老先生们都说“包老师的字太好了”，但他只是教书，从不参加各级书协的任何活动，没进过专业“圈子”。据说，他生平坚持只参加一种书法展——本校教师书展。
有一年，山东省政协主席托学校向这位省政协委员要字，吃了瘪。他跟学校领导说：“领导的话有时说完就完了，你们不用太认真。他要是真喜欢我的字，还会再开口的，到那时再说。”
但曲阜乡下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头儿，请同村一位在学校当临时工的青年领着上门索书，却能手到擒来。包备五不单痛痛快快地写了一幅岳飞《满江红》，而且担心他没钱好好裱糊，还亲自动手给装裱起来。“他肯定是真喜欢才来要的，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包先生对我解释。
学校一位不认识的勤杂工，有一天突然敲包先生家门，忐忑不安地说，他妻子生了急病，多亏附近一家驻军医院抢救脱离了危险。他不知该怎么感谢大夫才好，客套半天，人家提出“想要包老师一幅字”。包先生一听是帮忙治病的事，二话没有，铺纸就写。
不给政协主席写，却给农民写、给工人写，包先生的故事在校园里传为美谈。难得的是，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毫不刻意、造作，一派纯天然。
还有前面提到的李毅夫副教授。上世纪30年代的留美经济学硕士，自50年代到80年代跳过3次系，教过中国历史，教过英语，将近60岁时又改研古汉语音韵学——“终于跟政治彻底无关了！”样样都曾做出很好的成绩，但也因为变来变去，只能以副教授头衔退休。老人家是真正的乐天派。“文革”期间曾以“特嫌”被红卫兵扭送监狱，竟然因此跟监狱长成了朋友，上世纪80年代两人都退休后还时常互相串门儿。
有这么一群怪才栖居，使这座校园内部充盈着“郁郁乎文哉”的气息，使外面的人看校园有点“深不可测”的敬畏。
这些“怪教授”们，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怪教授”都留不住、容不下，全是些“正常人”，又将是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曾经，很多大学校园都流传过与“怪教授”有关的故事，可惜新版本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少了——“课题”、“基地”、“工程”、“项目”的规整之下，怪人如今在校园里很不好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