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常解读中国智慧：寻找“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
王守常解读中国智慧：寻找“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
来源：凤凰国学 作者：王守常 2017年03月07日 10:29:31
2月28日，应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之邀，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以“中国智慧”为题，作了一场精彩的文化演讲。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
这是2017年岳麓书院讲坛的首场讲座，吸引了200多位慕名前来的观众。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教授担任主持，凤凰国学图文视频直播。以下为讲座实录：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肖永明
肖永明：八十年代汤一介曾来岳麓书院讲学 三十年后再成佳话
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同道，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我谨代表论坛主办方岳麓书院、凤凰网以及论坛承办方岳麓书院国学与传播中心、凤凰网国学频道对王守常先生的讲学表示感谢，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上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汤一介、冯友兰、季羡林等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院——中国文化书院，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书院的代表，近几十年来，岳麓书院和湖南大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80年代，中国文化书院和岳麓书院就有密切的联系和合作，1986年，当时中国文化书院的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先生就莅临岳麓书院讲学一周，让岳麓书院师生受益匪浅。30年后的今天，岳麓书院邀请到中国文化书院现任院长王守常先生来讲学，可以说这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王先生正式讲学之前，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王先生的情况：王先生是满族人，1948年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及宗教学系教授，兼任长沙园丁公益讲习所专家委员会主席。作为上世纪中国三大学术团体之一——中国文化书院的早期参与者、现任掌门人，王先生是中国新时期国学教育的倡导者，曾任《学人》杂志的联合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秘书长等社会兼职，代表著作有《中国的智慧》、《重读孙子兵法》、《论语注》校点等等。本次王守常先生讲座的题目是“中国智慧”，让我们跟随王守常先生一起领略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智慧，有请王守常先生。
王守常（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各位同学，各位老师、领导，下午好！应该是10天以前，肖永明院长到北大来邀请我做一个讲座，说2017年第一场岳麓书院讲坛就是给我的，我很惶恐，再加上今天还有一个凤凰网的直播，我很快就变成网红了，其实有些课堂话题不愿意在社会上宣传，但我还是从正面回答，和各位同道做一个交流。
应该是在15年前左右，那个时候我在国外，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从经济发展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表现，以服装行业为例，我们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从洛杉矶开车到西雅图，在美国的西部走了两圈，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中国人，凡是有产品的地方都产自于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在国际上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10年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发展，可是我觉得除了中国制造、中国加工，应该还有一个中国智慧。我们不强迫西方智慧接受我们的概念。我在国外很遗憾，没有看到西方对中国有很好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怎么能要求他们来了解我们？所以我把“中国智慧”作为一个题目来讲。
一、何为“华夏”？“中国”的概念从何而来，又如何演变？
我们先讲“中国”这两个字。1949年新中国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到海岛的是中华民国，海峡两边其实都讲到“中国”两个字，很多人都以为这两个字是很晚才使用的概念，但从史料看，这两个字在西周初期就在使用。有这样一个事件，1965年宝鸡的一个考古人员在收废品的垃圾堆里面发现了一个尊，这个尊的底部有二百多个铭文，也就是说从西周开始已经使用了这个概念，“中国”最早的概念就是“中央之国”，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又在《战国策》中的《赵策》里，看到这两个字的解释，说这里面有一批非常睿智的人，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推崇了文化教化，新的技术都在这实验，后面还有两个结语，它说“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原文：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编者注），远方后面跟着一个蛮夷，也就是说中国这个地方是农业、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我们后来在文献当中也看到这样的话，说“中国在内，夷狄在外”。
我在这里要推荐一本书，谭其骧先生的一部书叫《中国历史地图册》，这部书非常重要。我们那个年岁在读书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一个方式，左手持书，右手持图。我给大家举一个我的经验，我很早之前在读汉代一部书，说的是一个和尚，由于战争，和尚怕自己母亲被迫害，就把她迁到了交趾，就是河内，形成了一个行政区叫交趾郡。现在世界上发生领土纠纷，按照国际法规定，谁发现得早，谁能有效管理，就是谁的领土。可是我们这几年，有谁提到过谭先生的地图册吗？讲到这个问题，谁还知道谭先生吗？这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人文学者所影响到的我们今天的国民教育。他这本书把我刚才提到的，从商到周、再到春秋战国，这段时间的地图、疆域都划分得很清楚。但是大家现在没有这种空间历史的概念，所以我还是用现在的行政图来画，不一定画得很准确。
这大概是现在中国的行政图，从黄河，在山西和陕西这有个拐弯，商代政治中心就在河南的安阳。文王、武王灭了商以后，分了很多个诸侯国。当秦国还没有统一中国的时候，靠北一点是燕国，中间一点是赵国，山东半岛靠外是齐国，靠里面是鲁国。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
夷狄分为四夷，这就是我们刚才在文献中看到的“中国在内，夷狄在外”，不是一个部族，而是很多部族长期居住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他们相应的饮食习惯、宗教观念等，这被称为一个族群。
我们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但没有犹太教，我们有56个民族，但没有犹太族。如果我们有了犹太教、犹太族，我想我们跟美国人打交道会比较容易。我曾经是索罗斯基金会的，我问他了解中国吗？他说太了解了。我说你知不知道，在11世纪的时候，大批犹太人进入了中国的河南开封？他说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也不知道。
中国的概念首先是个地理概念，后来又提了一个叫华夏的概念。“华夏”在文献里面有解释，什么叫华？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什么叫夏？有礼仪之大谓之夏。章服指服装，有了服装的美丽，称为华，服装不是指我们现在穿身上的，而是一种文化表征。
在《论语》中有句话，孔子曾表扬管子，说假如没有管子，我们还“披发左衽”。“左衽”在古代是说没有衣服了，只披个皮毛，但有文化的族群就强调“右衽”。我们知道著名诗画家于右任，他的名字就是这个“衽”字改了下。礼仪之大不是光指行为举止，还要“克己复礼”，他说得非常清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礼。
在古代，夏是雅的意思，所以中国有大雅之国的概念。我们讲“中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概念。自从这个概念一确定，接着在汉代就有一个事件出现了，各位可以把这句话到百度上搜索一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其实我们在司马迁的书里看到过这个字，但是没有见过实物，这个实物出现在汉代一个墓地，在18年前，由日本考古队、北京考古队、中国北大考古队挖出，从汉代开始使用。
在宋代，有一个人叫石介，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论》，只是论中国，他的这篇文章延续了我刚才提到的《战国策》的文献，当年的夷狄还是披着皮毛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服装，夷狄要学习，我来教你，如果你不学，提了一句话叫“互不相扰，各自为安”。如果把这句话放在宋代去解读，一个强大的王朝面对周围的落后族群，希望跟它有交流、对话，希望对方去学习自己的文明，如果你不学习，我们就各自互不相扰。今天的强国有没有这样的意愿，能让各国共同富裕起来？我想今天的各个强国没有做到。习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我们要说的“中国”的一种新解释。
晚清著名学者康有为把“中国”问题做过一个总结，他说，“中国能礼仪则中国之”，如果你能坚持自己的礼文化就是中国，如果中国不能礼，就是落后的族群。而夷狄如果能够接受中国文化，则中国之。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中国”可以分三个层次，一个是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一个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侨，还有一个就是其他肤色人种的人，但对中国有信仰。所以说中国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如今人们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办法达到共识，但是对中国达成了共识，你有荣誉感，你只有在这个地方达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中国梦的开始。
二、中国智慧强调“一分为三”与“中庸权变”
坐在我前面的这位老师刚刚送我一本书，书名叫《一分为三》，我讲的中国智慧其实也是“一分为三”。从五四以后到现在，我们国民的思维方式不是一分为三，而是一分为二的，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肯定会变成两元对立的思考，两元对立的思考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就是只有对与错。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60年代最极端的口号——“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在冷战格局时代，我可以理解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它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今天要讲回来，能不能在自己的文化当中去寻找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一分为三。
1985年，我在新加坡做研究时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庸考》，就是考察中庸的概念。我在《论语》当中找到一个问题，他说的中庸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中庸是折中调和，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是比仁义礼智信还高的道德，同时也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揭示了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不是西方认识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儒家讲的中庸，我们可以看到中庸是这样说的，“叩其两端而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这里的两端不是我们平面意义上的A端和B端，两端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也就是说研究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事物的时候，这个中不是50%的中，这个推得比较麻烦，一定要在语句上找到概念，今天没有时间，所以把推断过程去掉，这个中就是“三”，就是从第三个角度思考问题，或者说中国的“三”不是一二三的三，而是多的意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把具体时空带入了。举个通俗的例子：交通信号灯现在靠数据管理，过马路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在这个时空是对的，可是你不能把这句话作为普遍的概念，比如挂到生产车间，生产车间是争分夺秒的，就不合适。
孟子说“叩其两端而执中”，他举了舜的例子，舜是一个大孝子，他的继母、父亲、兄弟姐妹对他不好，但他努力耕种养育着全家，我以下讲的不是舜的历史事实，而是以他做一个讨论。这个大孝子做了一个什么事？他娶了老婆而不告父母。他为什么不告父母？他告而不娶，这不是历史的真实，这是传说的概念，但至少在它这个讨论里面，你要娶还是不娶？如果你坐到两端思考问题，会不会很纠结？所以应该从第三个角度去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地方没有明确指出，有几种解释，有一种解释很符合孟子的说法，不孝有三，第一个孝是大孝，大孝是尊亲，尊亲就是《论语》说的“父母之意不可逆”、“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孟子特别强调要尊亲，但尊亲有前提，若为父不慈，那子女也不必尊，他不仅指父母的问题，也指统治和被统治阶级，孟子非常强调君臣之间的问题。
其次，为人子女不可以违法乱纪。我们过去讲八荣八耻的概念太多，记不住，要记住这个，以孝为荣，以不孝为耻。孝文化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过去把这个当做孝来宣扬，但《论语》说了如果这样的孝是全部的话，你还不如不孝。
中国文化会强调这“三孝”，你如果没做到这三项，结婚生子不仅是你接续香火，同时还有当时生产力的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放在这个问题思考，你还会为娶而不娶纠结吗？他是以这样一个事例告诉我们，要克服仅仅从两端去解答问题，从第三个方向去思考问题。
第二个概念是讲权变的概念。男女授受不亲之为大礼，什么叫授受，就是我不能随便触碰女孩子的手，如果这是一个重大礼节的话，如果你的嫂子掉到水里怎么办？他必然要援之以手。这就是我的权变。在正常情况下要遵守这个礼，但如果在时间空间的变化下，我肯定要救嫂子，否则我就成为杀人犯了。反过来，如果你超越时空，对女孩子又搂又抱，那就成流氓了。
三、“和”之管理哲学
再讲“政宽”（原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编者注），“政宽则民慢”，你在管理一个单位或者企业的时候，没有执行的细节，下属会比较散漫，当你看到下属散漫的时候，肯定会不满意，“慢则纠之以猛”，猛就是严厉，用严厉的条文和管理来纠正下属的散漫，“猛则民残”，下属就不能干活了，一干活就容易犯错误，那你作为管理者，不能这样干，“残则施之以宽”，你不是宽就是猛，猛过之后又改宽，我们要进行严格管理的时候，要考虑以宽济猛，要以猛济宽，当你把管理放松一下，但又不能放弃过去严格的条文，这里的总结应该是“宽猛相济”。这就是“三”的方式。后面还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政是以和”，真正决定你的思维方法的，建立在一个“和”的概念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和”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和”强调多元性，强调多样性，不是抹杀差异性。春秋战国时代辩论最激烈的是孔子和墨子，他们俩最激烈，因为当时儒墨是统治的两派。儒家是要用礼乐制度管理社会，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不同的责任和任务，不可以随意超越，所以还有“礼之用，和为贵”，如果按这句话这样讲，礼的根本是讲“和”，这是先王之道，这是孔子赞扬的周文王管理社会的道理，最美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和”，最早的儒家是强调这个概念。春秋战国时期有很多“王霸之辨”，“义利之辨”，什么什么之辩，都很有意思。
当时春秋之间有一个辩论，我们叫做“和同之辩”。齐国第四代齐景公，他有一个臣跟他的关系很好，但是这个人很会拍马屁，还有一个大臣叫晏子，他问晏子，我跟他是和的关系还是同的关系，晏子回答说，你们是同的关系，不是和的关系。君说是，臣就说是，君说否，臣就说否，永远跟领导保持一致；领导说一，我就说一，领导说二，我就说二，这叫同。那景公问什么叫和？晏子说，当君说一个问题，允许别人提出反对意见，这就叫和。臣是可以否定的，而做君的要走群众路线，因为他是主管下一级的。所以“和”是强调多元化。
那个时代，在儒家的经典里头就已经在讨论我们现在的民主制度，后来这个思想由近代的传教士传到法国，法国的人文思想很多问题都是跟中国相联系。这个和、同的概念讨论得非常精确。当然我们今天的时代可以说受到古代思维方式的影响，其实他们已经渗透了，有两人持反对意见，我们要特别对那两位反对意见给予法律上、人生上、道德上的保护，所以这场讨论涉及到自然、社会讨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生物链，最后归结到两句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多样化放到一起，就会产生新的事物；相同的东西放到一起，这个事物就没办法继续发展。
前几年北京建立了一个防护林，现在已经大面积的死亡，因为你种的是同一种树，有一棵树得了病，其它的就会被传染得快，如果种的是杂交品，就不会出现大面积死亡，这是我们讲的“三”的另外一个存在方式。
它更牵扯到你的道德和能力的关系，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两个概念相关，就是“道”和“器”的问题。这两个概念最早是在《易经》里说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老子讲“道”就是万有生无；器是“形而下者为之器”。第二是“以道御器”，在中国古代把这个字换成另外的，叫“术”，术是解决事情的具体方法。老子说“道”，首先是讲一个推理，讲的是秩序，讲的是道德，讲的是意志，讲的是境界，这是一个抽象的解释。
四、《孙子兵法》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
几年前中央台有个节目叫做《同一首歌》，上台的有个小女孩，主持人说，听说你能把《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背下来，小孩开始背。主持人说你真了不起，你可以把三十六计背下来啊。那这两个是一本书吗？三十六计在文献里面有没有？在魏晋南北朝里面有这本书，可是没有找到这本书；到了明代，不存在可是知道有本书；到了1942年，有个人在陕西的地摊上发现了一个手抄本，然后很多企业开始研究三十六计，这是中国文化里最糟粕的东西，哪个企业家非要靠欺诈来赚取钱财吗？
在《孙子兵法》十三篇里面，每篇前面都有道德抑制。第十三篇《用间篇》提到，“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这是前篇，跟我前面说的你是有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做不到仁者爱人，就不能用“用间篇”。《孙子兵法》还不仅仅是讲德和智的关系，还对战争评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孟子曾说，这个时候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其原因，他告诉我们，“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中国在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战争观，这个“上”就是周天子，周天子让我伐你，因为你毁灭了盟约；这里的“敌”不是敌人，而是指势力相等的两个国家，不能争。比如美国和英国没有权利打伊拉克，为什么？因为美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伊拉克也是联合国的成员国，而北约不可以随便打利比亚，因为它也是联合国成员国，除非联合国讨论一致，要惩罚则可以做，但是惩罚也没有说用战争解决，这是它具有的现实意义。
你看《孙子兵法》讨论的，最好的用兵方法是用谋略。这个谋略不是三十六计，三十六计是术；其次是伐交，交是交往、对话，用对话的方式制止战争的发生；再次是伐兵，《孙子兵法》是个兵书，怎么会把伐兵作为第三个层次表达出来？《孙子兵法》说，不得已而为之。各位读到文献的时候，看到它会有这样的逻辑秩序，不是主动发动战争，而是一个传统的概念——“以战止战”的概念，古代战争的规模也就是攻城略地，拿了这个城也就是拿下这个国。德国人写过一本书，意思是说他们一旦用战争来解决，没有几个人敢应战，而且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消灭敌人。但《孙子兵法》里面没有这个概念，它讲“围师必阙”，只能围其三面，而阙其一面，把敌人包围起来，就是给他留下生的希望，《孙子兵法》说得非常清楚，“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所以最好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全球的战争里面，我们缺乏一个战争伦理的概念。打仗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为了达到和谐的状态。
五、五四的激进主义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
中国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地方，很可惜，我们从五四以来，就把这些丢掉了。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已经产生，可是在五四时代，激进主义确实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断裂，在那个时代，我们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怎么样与西方能够并驾齐驱？所以提出要全盘西化。
其实，不可能全盘西化，而且这种行动对中国文化造成了损伤，尤其是造成了后人对五四的误解。中国《易经》里面有“文化”这个词，所以才翻译成文化。文化这个概念用现代的思想来解释，就是商业活动以及人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念。我们是在农业文化的模型下，落后了西方的工业化文明，工业化就是生产效率快，我们就落后在物质层面这一点，不是样样都落后于西方。
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我们在思考，因为我们的船也不行，舰也不行，我们拿钱去欧洲、美洲买铁甲舰，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留学。那时候有个运动叫洋务运动，我们有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可是甲午之战败给了日本，因为他们完成了明治维新，那我们也要搞个变法运动——戊戌变法。比如我们还讲海商法、借贷法，可是清王朝两百多年已经不思进取，唯一的贡献就是建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于是，这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宣传“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说中国的思维方式、宗教习俗、审美意识都是错的。中国的思维方法在五四之后发生了巨大的问题，在五四运动这里走向了一个极端。
关于制度问题，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善的，包括我们要制度自信，也是要不断学习、不断调整，这个地方尽量不要用对和错来讨论。在过去的时代，有些制度的设计是有问题的，但思维、文化、宗教这些哪有对错的问题？你喜欢帕瓦罗蒂，我喜欢龚琳娜，你能说谁对谁错吗？
我今天要讲的大概也就这么多，谢谢各位聆听。
（以上文字系根据讲坛实录整理而成，略有删节，未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