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教育育人

杨志翔

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有许多值得传承和借鉴的东西。学习古人的教育思想，我们常会惊叹于古人超前的睿智。但以前，我们重视的大多只是《学记》里边的一些内容，今天我特别要指出“君子不器”这一宏观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此语自出《论语 为政》。 孔子以为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不能以只学到一两门手艺或掌握一两种技术为满足，而当“志”于“道”。只有悟道，特别是修到天道与本心为一，才有驾驭各种复杂事件的能力，才能担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故孔子在办私学时，所教授的科目很广，而且均是修身养性或提高文化修养的科目，是为“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类科目的教科书被儒家称为“六经”（在汉代被称为汉“六艺”）。周朝的贵族的官学也开设“六艺”，是为：礼、乐、射、御、书、数。可见，中国古代的教育其实是一种博雅教育，通才教育、全人教育，特别是周朝的六艺，是一种能文能武的教育。

《周易 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极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形而上者”指思想、文化、修养、法则、原理、思维方式等这些无形的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形而下者”指有形的器物、工具等物质形态的东西。道是大脑、器是具体的器官；道是主动的,器为被动的；道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而器是一件具体的物件与家伙。属于“道”的知识通常是“无用”的知识，属于“器”的知识通常是“实用”的知识。道的教育是长期的，器的教育是短期的。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就认识到教育应当着眼于“道”，而不能着眼于“器”，这种超前的教育思想与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何其一致！

爱因斯坦在他的文集中说过：“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爱因斯坦在这里主张的其实就是我们古人认为的学生在校接受的应当是“道”的教育，而不是“器”的教育；是“通才”教育，而不是“专才教育”；是“无用”的教育，而不是“有用”的教育。“通才”这个概念是美国教育家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提出来的，通才教育与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文科教育等均出自同一个英文单词： Education of Liberal Arts。洛厄尔于1909——1933任哈佛大学校长。在通才教育的治校理念指导下，哈佛把目标定在培养完整意义的“人”上——现代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养，大学都应当给予它的学生，因此哈佛强调学科的广谱性。有资料显示：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奖获得者均出自哈佛。民国时期，梅贻奇主政清华大学17年，也力主与力推通才教育。梅贻奇以为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在他的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的思想指导下，清华培养出的大师与大家占了民国的一大半。

但是这种中国自古就有的“通才教育”观念在我们建国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打破了。在一切向苏联看齐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建立起了中国教育的“苏联模式”，实行与国民经济需要挂钩的专才教育。本来就不多的综合性大学许多都改成了工科院校。及至文革，高中的物理课变成仅仅教授“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抽水机、水泵）的课。学生所受的教育也是形而下层面的“螺丝钉”教育、工具教育、技术教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维不仅在指导着理工科教育，也渗透到文科教育中，以致造成近20多年在研究生迅速扩招的形势下，许多“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状况。研究生做的论文跨学科的基本没有或极少。拿中文学科而言，攻读文学的对语言不通，攻读古代文学的对现当代文学很生疏，甚至攻读先秦文学的对唐宋元明清文学不甚了了，唐宋文学博士，不知晓古代文学中的隐逸文学与隐士现象属于哪种文化形态，至于文学之外的知识就更是少得可怜,甚至一无所知。有位中文系硕士毕业生，他去某公职单位求职，笔试考了第三，面试却倒数第一。原来笔试考的多是专业方面的内容，而面试全是专业以外的内容。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次一位德国教育家到北大访问、讲学，北大为他配备了一位德语研究生做翻译。当他讲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时，北大的这位被老师当作优秀学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场面相当尴尬。这位研究生向对方解释说：‘我是学德语的，不是学教育学的。我们的教材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德国教授大吃一惊：‘研究生怎么能够完全依赖教材？研究生应该自己研究啊！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况贵校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很多都来自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贵校的传统吗？’”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我们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专才教育”、“实用教育”不仅与古人的教育思想大相径庭，与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也有很远的差距。确实需要尽快地改变。

中国教育的遗憾之处是春秋先进的教育思想没有被继承和发展。自隋代而兴的科举制度是广被诟病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看起来是培养精英人才的，但实质上仍是一种“器”的教育，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政治依附性。对于国家，科举教育肩负着为文官政治选拔精英的重任；对个人，科举教育直接与功名利禄挂钩。由于儒家思想的不可憾动、四书五经地位的不可更改，从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道”才虽然有，如林则徐、魏源、严复等，但在其表面的公平之下，则是读书人总体思想的沉寂和与时俱进、与世俱进意识的缺乏。虽然迫于形势的压力，清朝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彻底废除了这项延续1300多年的教育制度，但是科举的某些精神却还活在今天。 

比如国内许多高校以“应用写作”取代作用于人的灵魂、情操的大学语文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基础教育阶段，分数至上、标准答案、题海战术仍是老师的法宝；扼杀创造、培养“鹦鹉”仍旧桎梏着教育向高水平发展；高考状元等现象也与旧时科举有神似之处。教育在潜意识里总不由自主地习惯从“器物”层面而不是“道”的层面去塑造培养学生。

令人欣喜的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国人在重新审视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认识逐渐与世界接轨。国家“十三五”发展纲要提出：“实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这无疑是从国家层面上对过于注重单一专才教育、“器物教育”、“实用教育”思想与模式的一种拨乱反正。但是要扭转长期形成的偏执观念，需要时间，需要克服因发展市场经济而形成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同仁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