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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诞-小弟-文革

作者:杨华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2017 次   更新时间:2018/8/8 文章录入:珍珠鸟

 
 

  杨华


小弟生于1955年,1968年,小弟13岁。那年秋冬,他被工人宣传队带去,吃住都由工宣队监管。

1968年7月26日,为了平息清华大学两派的武斗,******决定向清华派驻工人宣传队。27日上午,3万多工人进入清华园。8月25日,毛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68〕135号文件)指出:“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摘自2015年2期《炎黄春秋》唐少杰《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68年9、10月间工宣队陆续进入全国的各类学校。

当时我家住在武汉测绘学院教工宿舍12栋3号(二楼)。每栋楼的一楼楼道里均贴着“最高指示”即毛主席语录。一天小弟在楼下玩耍,突然发现语录右下方的******三字被打了个“×”。他便对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讲:谁把毛主席的名字打了个“×”。把毛的名字打“×”,那可是现形反****分子,是要被砸烂狗头的!如果是一个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成人,他肯定会装作没看见以远离祸端;小弟当时要是不作声,那也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遭遇。但13岁的小弟毕竟太小,不知在政治高压的形势下应当保护自己。

工宣队得知12栋出现了这一严重的反****事件,立马前来调查。他们采用了那个年代通行的时髦的行之有效的“办学习班”方式(说它行之有效,是因为学习班的无形压力可以攻破人的心理防线,学习班的成员可以背靠背的告密、可以面对面的揭发,最终得到****派想要的东西),力图通过办班找出这孤立事件中更深层或更复杂的联系,也借此对这帮知识分子的孩子摸底和进一步洗脑。他们要求12栋所有的小孩都来参加此学习班。小弟作为重点人物自然要参加。大妹那年17岁,原本是要作为知识青年下乡的,却因为参加此学习班暂时没去。小妹14岁,倔强的性格使她无视工宣队的规定,居然与邻家万教授家的小胖都没参加。工宣队让当时一起玩耍的所有小孩一个个地触摸那张语录,当所有的孩子都够不着时那张语录时,小弟似乎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嫌疑犯。因为只有小弟最高,只有他一人踮起脚勉强能够够到语录上******那三个字。因为打“×”用的材料是“棒棒黄”,棒棒黄是裁缝裁剪衣料时用以画线的“笔”。工宣队推断,有缝纫机的家庭肯定有此棒棒黄。他们遍查所有有缝纫机的小孩的家。我家恰恰也有台缝纫机,也有棒棒黄,于是小弟嫌疑犯的“嫌疑”又多了一个证据。到家来查抄的除工宣队之外还有军代表—一位小解放军,他态度格外骄蛮、出言不逊,完全把我们当作阶级斗争对象,一看就知道是个中“左”毒甚深者。学习班办了大约一至两个星期。

学习班结束后,工宣队带走了小弟。从此小弟就开始了为时几个月之久的失去自由的生活,而彼时母亲也被集中于武汉大学湖边一栋楼中学习改造不能回家,父亲也先于小弟被工宣队监管办班。父子吃饭与行动都由军代表或工人“押”着。两人偶然在食堂里遥遇,只能以目光传递问候,孩子不能喊爸爸,父亲不能认幼子。这是一种怎样不堪的情景!

小弟住在学生宿舍,由工宣队员陪住,其实说监住更合适些。开头的那些日子,工宣队每天都例行“审问”小弟,意欲挖出点什么,可是小弟天性木讷,不善言辞,更不会编造谎言害人,他每天就是用同样的语言重复那天他发现******三字被“×”的情景。工宣队看实在挖不出什么,就给小弟读******的《敦促杜律明投降书》。这个今天看来很荒唐很搞笑的举动,特别是对一个小孩,在当时可是一本正经的制胜手段,毛主席语录一念就灵嘛!每当“审问”或“学习”《敦促杜律明投降书》时,小弟坐在凳子上,总是下意识地把两只手在自己的膝盖处来回摩擦,似乎这样能缓解一点紧张与恐惧的心理。时间一长,膝盖处的裤子都被磨破了。

69年的春节到了,父亲与小弟都不准回家,母亲好象也只能回来短暂的一两日。那一阵小妹天天在小弟去食堂吃饭的必经路口张望等候。有一天小弟趁工宣队不注意,悄悄扔下一个纸团。小妹迅速捡起往家跑,回家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妈妈救救我”几个大字。过了两天,小弟又偷跑回来一趟,只站了一会儿就含泪匆匆回去了。鲁迅1918年在《狂人日记》中曾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没想到过了半个世纪,小弟却重复了类似鲁迅的话。

工宣队查不出结果,也就觉得持久战打下去没多大意义,渐渐失去了热情。看小弟无事时只是画画,而且画的多是八路军打鬼子,对小弟的态度也就和缓一些。特别是一位姓孙的师付,用今天的话讲,即更人性化一点。打×”事件最后不了了之,工宣队放了小弟,让他回家。可是它对小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不是让小弟沉沦,而是让小弟奋起。小弟深感口讷、不善言辞、让自己在高压下无法有力地为自己辩护的难堪,慢慢地由笨嘴拙舌练就了一张铁嘴,变成了一个集幽默、风趣、犀利、善于正反论证和逻辑推理的雄辩家;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个人与家庭磨难也教会他读书与思考,变成了不迎合潮流、不苟同世俗的有独到见解的思想者。文革结束后的他,先后任职于武汉市教委艺术教研室、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成为一个卓而不凡的美术教育家(2005年小弟去世后,湖北省教育厅《楚天艺术教育》的封面刊登小弟的大幅照片,旁题“沉痛悼念美术教育家杨建滨教授”)。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滔滔的雄辩都能给学生和同仁留下深刻的印象,以一种睿智给他们以启迪。

5月19日系小弟61岁冥诞,谨以此文祭奠去世十一个年头的小弟。

 

20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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