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新儒家形成的思想脉络

杨志翔

梁漱溟儒学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家的遭遇。肇始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抛出了“民主”与“科学”这两个重大议题之时，也提出了“重估一切”的口号。由此，儒家传统自然成了被“重估”的对象，孔子遂成了众矢之的。需要指出的是，被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掀起的非孔浪潮并非空穴来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政府在文化上继续延续了清朝尊孔读经的传统，康有为等人，也大力鼓吹尊孔子为素王、以孔学为国教。这些复古的做法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对民国的期许判若云泥，一时间，对儒家的批判与声讨之声遂弥漫于当时的知识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有如陈独秀，发出了“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教” 的激愤之语；也有如吴虞，高呼“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还有如易白沙，痛切力陈“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独夫专制之弊” ；更有鲁迅，以其辛辣的文笔，揭露出儒家纲常中有“吃人的礼教”的一面。就如中庸温和如蔡元培，也在此狂飙突进式的新文化潮流中，直率地批评在教育上崇尚尊孔的做法，实与宗教自由理念和建立民国的精神相违背。在杜威访华的前夕，胡适，在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做宣传的时候，也深刻地指出了儒家的三纲五常阻挡了中国朝着现代文明和民主转型的步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孔子的思想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现代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一个巨大的使命。在他们看来，孔子和儒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上的封闭与落后难辞其咎，若要使中国社会完全沐浴“德先生” 和“赛先生”的阳光雨露，只有破除对孔子的偶像崇拜。当此“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之时，梁漱溟打破了沉默，为儒学和孔子公开地辩护。

需要指出的是，虽为民国新儒家的奠基者之一，梁漱溟早年却并未深研儒学经典，而是花了极大心力去专研佛学。然而，其父梁济所崇奉的儒家“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却在梁漱溟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烙印。曾为晚清开明士大夫的梁济相信，要使中国富强，首要的问题是”正人心”。而以“正人心“来救世的路径，实则属于儒家”内圣“一路。辛亥革命后，梁济忧愤国事，自沉殉道。梁济的自杀，轰动北京舆论界和文化界，大多数人认为梁济之死，实蕴含了儒家文化里“舍生取义”的精神。父亲死亡的悲剧意涵，予梁漱溟莫大之刺激，也成为他由佛入儒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留意的是，尽管梁漱溟秉持着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他和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尊孔”派却并非同路人。在梁看来，儒学本是具有源头活水的思想传统，却因为被纳入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丧失了其真义，以至于堕落成了“吃人的礼教”。换言之，梁以为被政治化的儒学并不是真正的儒学，自宋代以来所建构的三纲五常的礼教纯是被扭曲的儒学，而五四时期激进知识分子们所批判的，只是那些打着孔子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假儒学。同时，他毫不掩饰对儒学正面价值的褒扬，他指出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才避免堕入了如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宗教专政的陷阱。因此，梁认为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一切失败都归咎于儒家传统，是有失公允的。秉持着这样的思考，当梁漱溟被蔡元培邀请加入北京大学教授哲学之际，他便立志要为孔子发声，著书立说以还儒学本真的面貌。

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系统阐述了他对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的思考。在该著作里，梁界定文化是“生活方式”。他比较了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属于不同类型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向前逐求的文化，此种文化立足于理性和计算，专以征服自然和获取物质资源为目的，在人群关系上以分清权利和义务为重，因此近世西洋文明崇尚“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此种文明，在梁漱溟看来，属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正因为西洋文明这种对资源和技术无止境的追求的欲望，终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而此次大战，在包括梁漱溟在内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昭示着近代西方文明中科学至上主义的破产。反观中国儒家文明，与西洋文明之演化路径迥异。此种文明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既无对自然征服的强烈雄心，也乏对物质逐求的过度欲望。此种文明类型，讲求品性的修养和内外和谐，以人伦出发来观照人生和社会，富有西洋人所不具备的情感与道德。梁认为中国的儒家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它让中国人忽略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阶段，直接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而印度文明则属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阶段，即宗教的阶段。在此一阶段中，一切皆为幻灭，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国人的知足常乐，他们是努力解脱这个生活，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作完全的遁世和禁欲。比较了三种文化的特性之后，梁漱溟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避免印度的道路，在保留儒家文明为主干的前提下，须大力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与此同时，梁也在其著作中明示，只有儒家文明方能拯救深陷于机器制造和物质追求泥沼的西方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催生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也为梁漱溟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提供了一次援引西学入儒学的绝好机遇。在当时西方的哲学家中，除了杜威以外，梁漱溟比较称许的当属法国人亨利. 伯格森。概括地说，柏格森反对西方的科学至上主义，认为宇宙里有一个“生命冲力”在运作，而人的生命贯穿着意识之流，充满生机。因此，他的哲学被冠以“生命哲学”。柏格森的哲学深深吸引了梁漱溟，以至于他用这位法国人的生机说去诠释孔子的思想。在梁看来，孔子的“仁”洋溢着柏格森学说中包含的生趣和生机。如梁在书中所写:

我们先说孔子的人生哲学出于这种形而上学之初一步，就是以生活为对、为好的态度。这种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谓易”。由此孔子赞美叹赏“生”的话很多，像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如此之类总是赞叹不止。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的，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 。

由此可见，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未以传统卫道士的姿态去捍卫儒学，而是尝试着将孔子“生机化”，为古老的儒学传统抹上些许现代文明的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