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仪研究概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王凤仪被称为是一位传奇式的教化者。同治三年（1864年），他出身于热河朝阳县，家贫，以务农为生。当清末民国之际，社会变革剧烈、时事多变，战乱频繁、人心惶惶不宁。世况如此，如何教化民众，安定其身心，维系社会秩序，是各界各派共同关心的问题。而王凤仪以一介农人出身的“愚人”，在北方民间劝人向善，大力推行教化，受到众多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欢迎，被尊称为“王善人”。民国《朝阳县志》载有他的小传：

 

王树桐字凤仪，居县南树林子村。少时家贫，佣于人，服务无惰。在家尤孝弟，兄弟析产数次，皆无所争。父殁，庐墓三载，默悟人之疾病，多由于气质之偏。凡医药罔效者，公以此言告知，辄愈，不索钱，不受谢，且供给病人饮食，故乡里佥以老善人称之。又察社会之不良，人心之不古，多由于女子之失教，因矢志倡办女义学，以资救济。乃游热、奉、吉、江四省，创办女学若干处。且时常招集学董、学生、教师开会，讨论家道与伦常问题。主要以化气禀，祛物欲为宗旨，足迹遍四省，对于女学，大有造就。故辽宁省议会会长白永贞见而异之，手书“所过者化”四字赠之，以表钦慕之意焉。

 

王凤仪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三十多岁尚不识文字，却“不教而知”，“自诚而明”，不仅能为人“性理疗病”，也成为颇具影响，“所过者化”的教化者。他的教化对象，以普通百姓为主，也包括以士绅为主的其他社会阶层，因此人称他“用启庸愚，兼化才智”。 他所教的“道”，平实朴素，极易为常人理解、接受，其重点在劝人回归本分，通过尽伦常与行道德，向内求而不外求，从而安心定性，居易俟命，以至于摆脱生活中的各种困境，扭转命运，在乱世中安身、立命。另外，他特别强调对女子的教化，认为那是改善家庭与社会的根基。在他看来，女子尤其可以发挥“自立、立家、立人”的作用，在家改变娘家家风，出嫁则影响夫家道德。更有甚者，在王凤仪的引领下，女子还可以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去教化他人。他在东北和华北创办的义学，以一种简单朴素的方式，让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妇女，走出原来的狭小天地，成为劝善者，教化者。

他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开始倡办女子义学，并游走各地以推广，在四方善士的响应下，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发展到四百三十七处，遍及热、奉、吉、江四省与河北。次年他率各地女义学加入万国道德会，并逐渐成为该会的“灵魂”人物，不居位的领袖，“王善人道”也成为该会的核心教化理念。此后，万国道德会在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获得了空前的壮大，教化活动日益开展。当王凤仪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去世时，该会已成为当地最兴盛的民间教化团体。

王凤仪自己认为，“道”先在君相师儒、现在则在“愚人”。他的支持者，东北名儒白永贞进一步阐释说：“天生圣哲，作民军师，畀以传道之任。三代上道在君相，三代下道在师儒，从未有乡僻农人肩斯道之统，如我王凤仪先生者也。”也就是说，“乡僻农人”出身的王凤仪，正在担当教化的主体，肩负着向世人“传道”的责任。

 

下面我对有关王凤仪的已有研究作一介绍。

诚如台湾学者陆宝千所言，当代有关王凤仪的研究还不算多，特别是由教育或教化切入的。而且在已有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是台湾学者的作品。考察这种状况，其原因较为复杂，一时也难以定论。但其中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王凤仪生前并不看重也不追求知名度。加之他的教化对象主要是普通民众，他们口口相传，以至于许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有一位“王老善人”。二是文献方面的限制。几种与他相关的关键史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在内地问世或出版。

以极重要的文献《王凤仪先生年谱与语录》为例，其成书与出版过程就几经周折与迁延。作者朱允恭从1942年就开始收集资料，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67年才在辽宁昌图完成书稿。然而当时的客观条件无法出版，书稿还险些佚失。直到1992，书稿被转送到美国，得到影印与整理。1994年，整理稿又被送到台湾，这才由台北的若水善书刊印问世。在此之后，是书又回传内地，先是得到发行流通，再经过一段时间，才最终正式出版。

种种客观因素，使学者们或著述者们难以掌握王凤仪的完整生平，限制了对王凤仪的研究与研究兴趣。另外，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部分万国道德会成员迁移到台湾，并恢复会体，开展活动，编纂史料。因此，在对王凤仪的研究方面，台湾学者占有相当的优势。不过，这种状况在近年来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随着行世文献的增多，国内民间教化的重新兴起，在大陆学人中，王凤仪也渐渐知名，受到更多的关注。

在已有的研究中，涉及王凤仪与他的教化活动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关于女义学的研究。王凤仪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在与朝阳临近的锦县十里台开办第一所女义学，后来又前往东北各省倡办。经过仅二三十年的发展，女义学大兴于东北与华北，是王凤仪劝善教化的重镇。以此为主题的论文有《从王凤仪的女学看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从生命自我疗愈的观点出发》，作者是台湾的苏莉华，她对王凤仪的办学历程作了整理。她还提出，部分二十世纪的女子教育研究，认为传统社会的女子地位低下，“女子们应该站起来对抗男人和整个社会体制”。但是，这样的主张实际存在着不足，它不能为女子“找到终极自由的道路”，也很难反映近代女子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全貌。相比之下，王凤仪的女学主张，则是将整个人生都视作教育的过程，人生中的所有事物都视作“生命功课”，具有“生命教育的全景观”。基于此，对王凤仪所提及的种种特殊体验（如黑夜见白日而明道，讲病入神等），作者并不忌讳。她认为虽然这些现象不易为一般人理解，也不易为科学技术所证明，但也应该予以客观的对待，否则就难以看到王凤仪思想体系的全貌，也无法充分的体现王凤仪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署名梓圃的《本会义务女子教育回顾与前瞻》，发表于万国道德会主办的《道德半月刊》，作者身为女义学的目击者，对其办学状况作了分析与评价。他总结女义学的优点有三，一是以道德为教育精神，二是以最少的资源取得最大的成果，三是义学老师全是义工，她们大多来自乡间，深受王凤仪的感染，“诚恳古朴”，“任劳任怨”。但他也认为女义学存在不足，如老师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可持久的办学基金，同时也“无确实统计”，“指挥不划一”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作者作为万国道德会成员，能客观的指出这些，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受当时时局的影响，关内外隔绝，因此此文的考察对象仅限于关内的一百余处义学。

（二）关于性理疗病的研究。王凤仪所提倡的性理疗病，原称“讲病”，不仅在当年大受欢迎，目前也仍在中国民间社会流传，受到不少人士的推崇。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最多的，研究视角也存在不同。相对而言，大陆学者更关注性理疗病与传统中医的联系。但是，两岸学者都同意性理疗病的真实性，认为它确实具有疗效，这是非常关键的。

台湾学者方面，宋光宇的《王凤仪的性理讲病》，肯定性理疗病不是迷信，但也不容易以西方现代医学和心理学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尝试从“禅定”和“信息”的角度来解释性理讲病，认为王凤仪“黑夜见白日”的体验是种高层次的禅定境界，讲病的能力也是一种“特异功能”。林安梧的《“阴阳五行”与“身心治疗”：以王凤仪《十二字薪传》为核心展开》，也认为王凤仪的思想有“意义治疗”的价值。陈永芳的《万国道德会的五行观：一个本土心理学的质性研究》，则将万国道德会与王凤仪所提倡的五行思想体系，放在西方心理学的视角下，试图从“心理谘商”的角度来讨论王凤仪的性理讲病，并用西方心理学者对人的分类法，来和王凤仪所讲性、心、身三界作比较。后来，潘英海、陈永芳又发表《五行与中国人的心理疗法：以万国道德会的性理疗法为例》，是前文的精简。

内地学者中，吴培、郑小伟的《浅谈王凤仪的中医心理学思想》，以中医心理学的视角和理论框架，分析、整理王凤仪的性理疗病。蔡小卓、张松的《王凤仪“性理疗病”学术思想概述》与王香玉、许振国的《王凤仪性理疗病理论探讨》都是对性理疗病的概述，前者将“性理”定义为“运用五行学说来说明人的气质与性格的阴阳消长变化规律及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将性理疗病定义为“掌握和运用这个规律分析其致病的内在情志因素，通过语言为人劝病或用以自我治疗”。蔡小卓、刘力红的《浅述王凤仪性理疗病学说与传统中医及儒家思想的相关性》，则指出性理疗病与传统儒学、中医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李庆华的《论王凤仪“性理疗病”之“五毒”与君相二火的关系》，则用中医的“君火”概念来阐释王凤仪所讲的“先天心”、“道心”，用“相火”来阐释王凤仪所讲的怒、恨、怨、恼、烦五毒产源“后天心”、“人心”。

李庆华的另一篇《王凤仪先生五行性理之机理研究》，则是依据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概念，对性理疗病中的五行性理作了系统的阐释。此文的特点是引入了现代社会中的实际病例与治疗过程。张祥龙的《王凤仪伦理疗病阐析：儒家生命伦理之活例》则关注性理疗病的伦理意义，指出这种不寻常的医术具有儒家传统。作者称王凤仪“黑夜见白日”的体验为开悟，还介绍了“刘善人”刘有生在当代中国社会传承、发展性理疗病的情况。

（三）关于万国道德会的研究，这类研究也同样来自海峡两岸。台湾的夏明玉作《民国新兴宗教结社：万国道德会之思维与变迁（1921-1949）》，对万国道德会的“理论主张、会体变迁、历史沿革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她对王凤仪思想也做了一定的整理与分析，认为他的“宇宙观与人性论”与朱子非常接近。更早的一篇是大陆学者陆仲伟撰写的《万国道德会调查研究》，夏明玉称其在体例与断限上都与己文相仿。同样来自内地的雷辉著《万国道德会的历史考察》，视该会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社会团体，以还原其历史兴衰为宗旨，引用丰富，考证用功，并述及该会在1949年以后在海内外的延续与发展。作者在道德会的大框架之下，对王凤仪的性理学说和教化活动，及其在当代中国民间的保存、传承，均有详述。李亚婷的《试论伪满道德会》，则专述满洲国时期万国道德会在东北地区的活动。作者指出，自王凤仪加入，万国道德会在东北的分会由五十余处激增至一千处以上，而这种空前的拓展，正是王凤仪强调、推广女子教化的结果。

另外还有郭大松，李光伟的《救世与救心：万国道德会缘起初探》，此文认为万国道德会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在近代急剧转型，寻求新坐标的探求之一。不过王凤仪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才加入该会，并没有参与其筹备与成立过程。

（四）直接与王凤仪的教育、教化相关的研究，包括这些教育、教化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应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论文大多出自内地学者。郭齐勇在《民间儒学的新开展》中，将王凤仪的教化及其当代开展归入“民间儒学”的范畴。李明的《传统三教内在转型的近现代尝试：王凤仪教化哲学研究》，指出儒释道三教文化，在明清时期，呈现出向大众教化转型的趋势。王凤仪的教化思想，不但顺应了这一趋势，又有所开拓。张晓明的《清末民初奉天教育中的“旧学”与“新学”：以<仪圣言行录>为研究中心》，此文取材《仪圣言行录》（即《王凤仪言行录》），指出王凤仪所办的女义学符合社会实际，显著的推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因此，在评价近代教育变革时，不应一味否定“旧学”，推崇“新学”。

李晓娟的《论王凤仪的家庭德育观及其现实意义》则从家庭德育的角度，讨论王凤仪教化思想对现代社会公民道德教育的意义。王娟的《<王凤仪嘉言录>阅读疗愈作用阐释》则援引阅读疗法原理，结合实践经历，提出阅读《王凤仪嘉言录》，特别是身体力行其中的为人处世之道，可以收到“保健祛病“的效果。常宝的《基于王凤仪家庭伦理思想的一项文化社会学研究》，则重点探讨王凤仪教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应用，尤其是在解决因伦理关系而导致的家庭问题方面。该文征引了多个成功的现代案例，认为王凤仪的教化之道确实可以作为解决当代社会家庭关系问题的“药方”。

此外，内地民间学者以志在某某年著《王凤仪性命哲学浅述》，是目前唯一一部相关的专书。以志本名某某，少年时起即从学于朱允恭，曾冒着危险抢救出《王凤仪先生年谱与语录》的书稿。他对王凤仪的生平与思想皆有深厚的领悟。此书按照王凤仪所常讲的三界、五行、四大界，加上性理疗病、崇俭结婚与胎教，共五个方面，来论述王凤仪的劝善教化理念。与《王凤仪先生年谱与语录》一样，此书最初也是由台北的若水善书流通发行。因为作者站在支持者，经历者，实践者的立场，因此此书内容朴素直白，不含蓄，这是极其难得的，也是其它研究无法替代的。

国外方面。1997年，印度裔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到台湾访问台北万国道德会的姜允中女士，三年后他写下《Of Authenticity and Women: Personal Narratives of Middle-class Women in Modern China》一文，首度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2010年，杜赞奇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演讲，也谈及万国道德会与王凤仪劝善教化的“化世”努力，并指出妇女在这种“化世”中承担特别重要的角色。他还认为，三、四十年代东北的环境，有利于万国道德会与其它“化世”团体的活动。

（五）关于近现代东北与满洲国的研究。如闫超的《东北沦陷时期宗教状况与教化统治研究》、陈春萍《伪满时期东北的社会教育》、鲍海燕《满洲国”妇女史研究》、荆杰《近代中国东北慈善救济事业研（1861-1931）》，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或多或少的介绍了万国道德会的相关活动。虽然万国道德会与王凤仪不是上述研究的主题或核心，但是经过转型的万国道德会，是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最重要的综合善会。因此无论从教化、教育、慈善救济，还是妇女活动等方面研究东北，都是离不开万国道德会与王凤仪的。杜赞奇在专著《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中，也有专章论述万国道德会与妇女问题。

综上所述，台湾学者在已有研究中发挥了先导作用。随着王凤仪的劝善教化，尤其是性理疗病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复苏，加上史料的渐渐传布，内地学界的有关研究得到了很大的促进。但是，这种促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民间，因此内地学者特别注意王凤仪教化的现代应用与实践。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也可以反映出，王凤仪在中国传统教化的发展趋势中，不仅具有“承前”，也存在潜在的“启后”的作用。即王凤仪与他的教化不仅具有悠远的历史意义，也具有极显著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关王凤仪的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另外，已有研究中竟有七篇以王凤仪或万国道德会为主题的硕士论文，且作者大多为女性，对王凤仪怀有较强烈的认同感。她们中的苏莉华更是直接提出，对王凤仪的研究应超出“现象事实”的范畴，接纳他的特殊经历与体验。更资深的宋光宇、张祥龙也在各自的研究中持相似态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