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国：吕必松著《汉语语法新解》序

吕必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与语言教育家，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拓荒者、创始者和曾经的最高领导人，也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学者。他多年来孜孜兀兀，为我国的语言研究、对外汉语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退休以后犹笔耕不辍，在亲自实践的同时致力于理论的探索与思考，终于在八十高龄之际推出了这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汉语语法新解》。这本书的份量并不算太大，但捧在手上，竟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无他，这是因为它有着历史的厚度，反思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和实用的强度。这是一个对国家、对中国语言学、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有着浓厚感情的老知识分子在晚年发出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呐喊，值得每个在中国从事语言研究特别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或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的学者和老师们阅读和思考。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者中，我曾经怀着敬意高度赞扬过两位先生，一位是王力，一位是徐通锵。除了他们的学术成就之外，我最佩服的是两位先生勇于解剖自我，甚至不惜否定昔日之我的反思和进取精神。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曾经三度修正他对《切韵》体系性质的认识，从三十年代的单一体系说到六十年代的折中调和说到八十年代彻底的综合体系说。徐通锵先生衰年变法，公开放弃了他自己与叶蜚声先生合編的、风行国内高校二十年的教材《语言学纲要》中的观点，高举字本位理论大旗，不怕孤立，毅然决然地站到了流行体系的对立面。他们二位为我们树立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的崇高风范。而如今，在吕必松先生身上，我们又看到了第三位这样令人不由不肃然起敬的知识分子高大形象。作为原北京语言学院院长、国家汉办首任主任、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首任会长，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吕必松先生，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几乎就是他一手创立的，从总体设计到具体教科书的编纂，从教科项目的规划，到教学法的研讨，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背后都有着他的身影。本来他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着后辈们对他的仰望和膜拜，然而他却不，偏偏在进入晚年，在摆脱了行政事务和其他俗务的拖累之后，一头钻进了科研的天地，对自己锺爱一生的事业进行了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深刻反思。他不但推翻了自己倡导、而且在全国全世界已持续推行几十年、影响已难以估量的对外汉语教学“路子”，而且提出了一条与之完全不同的崭新的“路子”，自己把自己放到了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主流的对立面的位置，这需要何等的学术勇气与政治勇气！这使那些习惯于因循守旧、穿新鞋走老路、以不变应万变的“学者”和教师们几乎无地自容，同时将他们逼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就是跟着吕先生指出的新方向，开拓对外汉语教学的新路子，要就是还沿着老路走，但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能力和水平来批判、否定吕先生提出的新思考，否则就不配称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和教育者。

吕先生的学术勇气，来源于他对中国语言学、对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无限热爱与忠诚，也来自于他对学术、对真理无止境的追求。本书不同于以往任何对外汉语语法与对外汉语教材的地方，是在理论上的深刻思考，从语言观和语法观的高度，对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从哲学基础上进行了思考。一百多年了，我们的语言研究以及语言教学研究，已经习惯了跟着西方的路子走，以西方人的思考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以西方的观点、方法、路子作为我们转手照搬的不二法门。从来没有或者极少想过要有自己的语言哲学、语法哲学、语言教学路子，遇到问题只会觉得我们跟得西方还不够紧，还不够新，因而要“不断引进”西方的“科学”理念和方法，从而在“跟着转”（吕叔湘语）的路上越走越不亦乐乎。相反，看到了与西方不同的路子和想法，反而要视为奇谈怪论，荒诞不经，以至出现了像吕必松先生近年来那样被他一手创建的对外汉语教学界看作另类的咄咄怪事。好在在这本书里，吕先生在反思的基础上首先就论述了他的理论思考过程。从这一角度看，本书的第一章实在非常重要，说是本书的“纲”或灵魂也无以为过。数十年来，汉语语法和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书籍已经出过了不知凡几，试问诸位看到过有以这样的一章开头的吗？恐怕不曾有过。就凭这一章，我敢说它就已占据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使它成为不仅是一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著作，还是一部汉语哲学、汉语语法哲学和汉语语法理论的重要著作。学习语法、教学语法，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其所以所以然，这本书就是一个范本。我们一直鼓励对外汉语一线教师不但要有实践，也要多学一点理论，还要自己着手尝试一下研究理论，这本书可说就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样本，既可以指导他们实践，还可以促进他们思考，更可以推动他们进行新的探索。

本书的语言哲学思考和语法哲学思考，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字本位。字本位理论的诞生，已有二十多年了。许多人以为字本位理论只是某些学者脑子一拍，想出来的一个别出心裁的新名堂。其实不然。如果说词本位的种种理论（词类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语素本位、小句本位等）还主要是现代汉语语法学界内部的人们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提出来的话，字本位却是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学者几乎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地提出来的。例如徐通锵先生原先的主攻方向是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我本人的方向是对比语言学和传统语文学，汪平先生是方言学，鲁川先生是中文信息处理，孟华先生是文字学，戴汝潜先生是语文课程教学，程雨民先生是英语语言学，杨自俭先生是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等等。而提出的时间都是在九十年代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本身就是个异数，除了“殊途同归”“水到渠成”外实在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而在这些学者中，吕必松先生的介入尤其重要。一来，相对于很多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他来自于实践第一线，而且是影响最大的对外汉语教学第一线，二来，他本来就是语法学界词本位阵营的领袖之一，是“既得利益者”。说起来，所有的字本位学者都是喝词本位的奶长大的，但浸润之深像吕先生那样的还不多见，因此他的“反戈一击”对字本位支持者来说特别有鼓舞意义。在本书的“附录”里，吕先生回顾了他的思想转变历程，如何从“词本位”到“字本位”再到“组合汉语”。这是一个用心在做学问的学者的心路历程，对我们的启发实在太大了。

从词本位到字本位和组合汉语，这是一个回归传统的过程，一个外来思想本土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去“去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的语言研究不是孤立的，其中无法回避的三个关系便是古今关系、中外关系，及理论和应用关系。知外而不知中，知今而不知古，是最应该努力避免的。由于当代的汉语和汉语教学理论是建立在当代西方语言理论和语言教学理论之上的，因此新理论的出现，必然会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本书提出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文字是不是语言？文字研究是不是语言研究？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究竟如何？教汉语要不要教汉字？怎么教汉字？作者形象地把字词关系比喻为扣衣服的第一粒扣子，第一粒扣子扣错了，以后就只能满盘皆输。可以说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满盘皆活了。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理论上发起一场革命。这要有勇气，还要有底气。底气就是对中外古今理论的掌握、丰富的语言研究实践以及语言教学实践。

作为一本理论思考非常深刻的书，本书在理论上有许多重要发现，精彩之处随处可见。这里仅举几个最主要的方面。

第一是发现并强调基本单位对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的重要意义。作者接受并发展了徐通锵先生等的字本位理论，强调字词之别是汉语与英语等语言的基本区别所在，是“衣服的第一粒扣子”，是语言组织的“基因”。并且从他数十年的丰富教学经验总结出，学和教汉语必须从字开始。包括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

第二是强调“二合”和“直接组合”。如果说揭橥字本位是徐通锵等人的贡献，则强调“二合”、强调“直接组合”就主要是吕必松先生的贡献。“层层组合”符合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是所有语言系统的共同特点，但是发现从最小的声韵组合一直到句子乃至更大的单位都可以用二合来解释，这可能主要是汉语才有的特点。而这是符合中国自《易经》以来就已形成的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的。“二合”使汉语的组织更显规律化、简易化，对分析、理解和教学都有重要的意义。“直接”则是以汉字为基本单位的汉语与以词为基本单位的拼音文字语言的更重要、更本质的区别之一，汉语的音节直接表义，汉语的字形也直接表义，汉语的各级单位都可直接组织，无须借助任何变形或添补零挂件的手段，这是造成汉语之为汉语的本质动因之一。吕先生更据此而提出了“组合型语言”与“变合型语言”两种语言类型的对立。这一主张更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是中国学者对普通语言学的丰富和补充。从根本上来说，“组合型语言”也许不过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孤立语”的換一种说法，但两者视点不同。“孤立语”的说法只强调基本构成成分的孤立性和静止状态，而“组合型”的说法更强调基本粒子组合的过程和动态，因而更能反映语言的本来面貌，比孤立型的说法更好。“变合型”则包含了西方语言类型学里的屈折型与黏着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要通过各种变换（词语变形或添加零挂件）再进行组合。吕先生的两分法显然比原来的三分法更简洁，也更能体现世界两大语言类型（汉语与非汉语）间的最大区别。这个区别划清楚了，非汉语语言之间的区别就可以在别的标准基础上进一步划分。

第三是提出了语言语体和语用语体的区分。作者主张“口语”和“书面语”是语言语体的概念，而“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语用语体的概念。口头交际一般使用“口语”，但是也可能使用“书面语”。例如讲课、作学术报告、进行专业性谈话等虽然都是口头表达，但是也使用书面语或书面语成分。书面交际一般使用“书面语”，但是也可能使用“口语”。例如，给亲人和好友的信函、小说和剧本中的对话等。这一区分是个意义可大可小的发现。往小里说，这只是对于语言学理论中习见的“口语”体和“书面语”体区分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使之更符合实际语言使用的复杂情况。往大里说，这却从根本上解决了字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又一个实际问题。在字本位理论发展过程中，在难以否认字的重要性的情况下，有人会强调说“字”只是古代汉语的基本单位，或者至多只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基本单位，对口语分析不适用。吕先生的发现却以客观语言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字也必须是现代汉语口头语言的基本单位。这对于字本位理论的实际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是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对汉语拼音化提出了挑战。一百多年来，汉语改革的仁人志士把汉字看作中国落后挨打的罪恶渊薮，前仆后继地要“废除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即使在实践上已经一再碰壁，还坚持认为它在初等教学和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上有无法取代的作用，是汉语教学必需的“拐棍”。而现在，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浸润最久、最有发言权的吕必松先生却以他五十多年的亲身实践和理论反思告诉我们，此路非也，用汉语拼音的方法教汉语只会引起误导。为什么？吕先生从字本位理论和直接组合理论出发告诉我们，汉语是用音节直接表义的，不是通过音素的拼缀合成音节再表义的，用西方文字拼音的方法会带来汉语学习的许多问题，包括开始学习的困难和纠正发音的困难。因此，吕先生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在开始阶段就直接用汉字教汉语语音的新主张，他为此还组织和进行过试验。对几十年来习惯“拼音领先”的对内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来说，这一主张不但离经叛道，而且简直匪夷所思。因而它必然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将对国内儿童的母语教学和海内外对外汉语教学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第五是理论结合实际的精神。语言学界和语言教学界从名称上听起来应该息息相关，但实际上往往是互相割裂、互不往来的。搞理论的不大参加实践，搞实践的较少关注理论，这在国内外均是如此。拿字本位与词本位之争来说，主张词本位的几乎全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他们的教学“实践”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对中小学生则是作为“知识”强行灌注，而不关心其后果如何。字本位研究者中主要也是搞理论的。以我本人为例，虽说也担任了多年对外汉语专业的负责人，但并没有足够的第一线教学的实践经验。好在我们有几位长年在第一线实践的学者，例如戴汝潜先生多年来一直在主持和开展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验，而吕必松先生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因此本书的又一个特点是非常实用（作者本人也把它叫做“实用语法”），从第二章开始以后的诸章，几乎可以拿来直接指导編写教材用，这又是一般理论书所做不到的。本来，作者著此书，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实用目标，解决对外汉语教学中实际遇到的“汉字难学、汉语难学”问题。作者认为这双“难”的症结在于此前以他本人为代表的对外汉语教学法体系的本质是“简单问题复杂化”，是人为造成的结果。其要害是无视汉字教学的意义，把汉字当作词汇的附属品和图画或单纯符号，从而由汉字教学无序导致汉语教学无序。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觉得由他自己以前一手造成的问题他有责任自己来纠正，因此发愤数十年，希望从根本上扭转这一不正确、不正常的“路子”，而代之以更符合汉语实际和教学者使用的新“路子”。这才促使他在作了理论上的探索与阐述之后，还要不厌其烦以示例的方法，说明在新的思路下，汉语的教学语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当然，由于篇幅限制，这几章的内容只能采取举例性质，而没有充分展开，这是因为考虑到如果太详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本书的理论探索意义。但这些“例解”提纲挈领，要言不烦，而举例精当，为后人的补充发挥提供了充分的余地，可说是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例如“词”和“词法”的名称，虽然作者重新作了界定，但总觉得容易跟现行体系的“词”概念相混淆，会带来理解和使用上的不便。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在哲学上有探索、在理论上有发明、在实用上有价值的好书，值得向汉语理论研究者、对内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者推荐。

吕先生著书既成，来信嘱我为之作序。先生是我的师辈，我又曾是他领导的对外汉语教学界麾下的一名小卒，不敢推辞，因此写了上面这些话。但也不敢说是作序，只是写下我学习这本书的一些初步学习体会，供读者诸君参考而已。

 

2015年3月5日，时值元宵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