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起跑线（3）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 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破格被录取。这个考生便是钱钟书。钱钟书数学成绩极差，可国文、英文两科却特优，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报告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自阅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后来钱钟书在文学与中西文化方面的成就证明了罗家伦决断的英明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华罗庚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初中毕业后，就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帮父亲料理杂货铺，然而他却用5年时间自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 1929年冬，他不幸染上伤寒病，落下左腿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也是这一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30年春，20岁的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轰动数学界。同年，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和数学才华后，破格招华罗庚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担任馆员，华罗庚由清华大学走向世界，终于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中国现代文学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沈从文也只有一个小学学历。早年流落北京，在北大做个旁听生。报考燕京大学没被录取，投稿屡投屡不中，穷困潦倒到吃饭都成问题。他投书给郁达夫。在郁达夫引荐下，他开始发表作品。当时民国教育部《大学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沈从文于1928年被在中国公学任校长的胡适聘为讲师。一个小学毕业生当起了大学老师，这就是胡适创造的奇迹。

2002年，日本科学家小柴昌俊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小柴昌俊在得奖后说：“我是以倒数第一的成绩毕业的，但东京大学却接受我当了讲师、教授，我非常感谢东大的知遇之恩。”

爱因斯坦在母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百年校庆时撰文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他不是个“好学生”，因为他始终只满足于做一个中等成绩的学生，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上，以极大的热诚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爱因斯坦以为，毕业以后没有留校去写大量的科学论文正是极大的幸福。后来爱因斯坦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有资料披露，那时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事们（其中包括20世纪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每天经常做的事就是端着咖啡到处找人海阔天空地“闲聊”，而不是埋头去写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论文，正是这些“闲聊”，诱发了一个个灵感，孕育了一项又一项科学上的伟大发明。

我个人以为，一个杰出的人才需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为天才，他的聪明才智是与生俱来的，他的智商天生就比一般人高。其二为勤奋。除吃苦外，还必须具有浓烈持久甚至终生不变的兴趣、敏锐的觉察性和超常的感悟性，善于从不为人所注意的事物上捕捉信息，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其三为机缘。诸如碰到一位好老师、遇到一个好环境、偶遇一个好机会。但是这机缘必须建立在前二者的基础之上。

考察中外的大师大家们，大都具备这三条。

我们现在没有那独具慧眼的罗家伦、胡适之和熊庆来，也没有能够预测一个人科学潜力和发展态势的东京大学，也没有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年那种宽松的环境，我们的教育部也没有出台民国教育部那样的《大学教师资格条例》。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却有了一条桎梏人的“起跑线”。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上班”“补习”、“培优”，我们猜题、押题、做题，为此我们失去了许多偏才、怪才、奇才，造就了许多四平八稳的“全优”之才。我们不能不拘一格选人才，与我们的体制相适应的人才选拔标准是整齐划一的，大量超常的人才很难被发现、被使用。对学生我们所认的就是分数，所做的就是排名次；对老师，我们所认的就是学位、奖项、课题与论文。所有的评审，首先看的是论文的级别，论文的质量和论文的创意是其次的，也可能评审者看都没认真看。在罗家伦、胡适、熊庆来、东京大学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面前，我们是否应反思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人才，怎样才能发现和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让中国2035年成为“教育强国”的新指导方针《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这个宏伟的目标振奋人心。但是为了成为教育强国，当下教育中的弊端必须克服，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些弊端或将影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硬指标”的实现，从而也将影响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强国。

盼望并坚信，中国终能真正成为一个“教育强国”！

 

                            2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