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副教授刘瑜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在美国已经取得成功
清华副教授刘瑜研究发现：社会主义在美国已经取得成功
作者：宋仁 2015-09-30 11:19 来源：博客中国
2000 年美国政治学家 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
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我们来观察一下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
19.9% 军费；
21.6% 社会保障金；
19.5% 用于支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 和Medicaid；
4.1% 其它用于退休金和扶持残疾人的开支；
9% 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以及税收抵免；
7％ 偿还债务利息；
3.8%教育；
2.6%老兵补助；
2.8%交通，
1.2%国际事务，
1% 科研……
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福利开支的话，福利开支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这也是联邦政府的最大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20世纪10和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了工伤赔偿法律。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为退休者、失业者、残疾人、儿童提供安全网络。
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
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
44年GI法案为大学生提供贷款。
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
56年残疾保险。
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
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 Medicare和 Medicaid 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的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
68年公平住房法案，目的是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
75年建立给穷人返还税收的“收入税收抵免”制度。
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
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儿童税收信用制度出台……
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和福利法案和项目出台，我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联邦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
这些法案和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社会保障金）；一种是针对穷人和弱者的扶助项目（比如食品券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使得穷人不至于忍饥挨饿，而中产阶级也不至于朝不保夕。马克思列宁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的营养，努力制度创新，从而实现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没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同化了。
观察福利制度在美国突飞猛进的两个时期，我们发现，这两个时期民主党同时在行政和立法部门占据绝对优势。正是民主党绝对优势的存在，使得福利制度相关立法得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30年代以后就失势了，但是民主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既然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评价历史也没有必要象李普赛特那样拘泥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名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福利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
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经过购买力平价的换算，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 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绝对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
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ChristopherHoward 在《The Welfare State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税收抵免，通过最低工资法、平权法案、残疾人就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有的习惯于高积累低消费，有的习惯于先消费后积累，没有必要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他的国家，但是同理，也没有必要用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美国。
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比如对于“政府应该为买不起房子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房”这个说法，67％的美国人同意，加拿大、英国、瑞典的同比分别为72.1％，88.6％，81.8％。又比如，对“政府应该为失业的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标准”这个说法，表示同意的美国人是47.7％，同意的加拿大人、英国人、瑞典人分别为 65.5％，78.7％，80.3％。虽然制度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但是文化在生成之后，也存在一定的稳定性。当李普赛特用文化来解释美国的“反社会主义”倾向时，显然是有道理的。
虽然美国人的福利偏好不象欧洲人那么强烈，但是无论从政府开支的比例来看，还是从美国过去100年的政策变迁史来看，美国都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了，那种“美国是个低税收低福利国家”的说法不过是个流行神话。
以前和一个朋友发生过一场辩论，他认为美国的收入税率太低了，美国应该象欧洲那样征收高税收。我的看法是，美国的税率和欧洲的税率，不是“低”与“高”的区别，而是“高”与“更高”的区别。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受到什么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而是基于对身边常识的观察：我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年收入多在六、七万美元和二十万美元之间，他们的收入扣除联邦税、州税、市税（纽约）、消费税、社会保险费、养老保险费……拿到手的往往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间。众所周知，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几乎没有什么灰色收入的，这些辛苦工作的中产阶级，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被扣除之后，往往只能依靠省吃俭用来维持小康生活水准，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转移”收入。
最近一些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他们说“除了追求效率，社会还应该追求公平”，他们甚至说“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应该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也许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一百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他们所批判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他们想象出来的靶子，正如他们所说的那个“北京共识”发生在他们想象出来的乐土。
我只知道，如果我生病因为交不起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辛苦苦工作12 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
但是如果我的孩子不但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免费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吃，如果我退休了可以按月得到体面的养老金，那么我所置身的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读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是走共同富裕道路。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以福利共享策略将经济成果反馈给劳动大众，这就是社会主义。美国社会发展理念强调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环保”等微观情节，并没有大势标榜“社会主义”的宏图大愿，但在“共同富裕”的理念上，他们的步伐稳健，措施得力，是踏踏实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语出《礼运-大同》。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天下为公之“公”，是公平正义地共同分享文明成果，而“天下大同”即“共同富裕”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就是“大道”，“大道”就是今天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大道”思想与希腊的“黄金国”“理想国”之说几乎同时发生，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发源地。东方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到头来都成了“穷”社会主义，属于光讲大话、不求实效的“穷折腾”。而西方的瑞士、芬兰、美国等发达国家，并不标榜社会主义，却能亦步亦趋、步步为营地靠近着社会主义。这种口说不实、眼见为真的道理早就被中国先秦哲学家老子一语道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的这句话告诫我们说的那一套并不等于事实，在真理（道）面前，要持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存在两套策略：（一）在所有制问题上有“公有制”策略与“私有制”策略。事实上，“公有制”其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翻版，最终结果是以权力为中心，把“打天下坐天下”这种皇权意识视为“宇宙真理”，就算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之说也不是合理的，“得人心”是手段，封建时代的“得天下”就是建立皇权，建立和维护一统天下的皇权才是目的。皇权意识在现代社会学说里归属于专制和集权。私有制则不一样，它是自由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有效成分，归属于民主和法制。私有制鼓励竞争，竞争所产生的活力必然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法制保障了竞争环境的合法性与有序性，因此不会乱套，不允许发生损害他人权利的后果，更不能接受以权谋私。（二）在发展路径和手法上存在着暴力与非暴力策略的区别。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维稳等属于暴力方式，消耗模式，是巩固权力和权力更替的激烈表现，对人权、对社会具有摧残性。非暴力模式反对政治概念上的阶级划分，实现自由、民主、法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宪法保障公民权力人人平等，任何剥夺和摧残人权的活动都是不被允许的，并通过法制手段达到理性平衡。社会生活民主化，国家权力实现民主授权，让权力充分接受社会监督，平稳过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理不假，这两套策略谁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呢？（周治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