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与书法艺术说略

中国绘画与书法艺术说略

（一）中国绘画

中国绘画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在世界美术领域独树一帜，体现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反映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它是中国的四大“国粹”之一，它在世界绘画艺术史上享有不可超越的独特地位。

    中国绘画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为数众多的刻在岩石上的岩画和画在陶器上的图画，诸如鱼、鸟、鹿、花叶以及各种几何图案花纹，已经初具人类捕捉对象的特征和神态，表现了制作者初步的造型和装饰技巧，反映出中国绘画艺术的萌芽状态。商周之际，在青铜器物上绘有造型精美、形式多样、构图生动的装饰花纹，如动物纹（鸟兽虫鱼）、植物纹（枝叶花果作物）、几何纹（方形圆形直线曲线三角）以及人物活动图案（车马、狩猎、乐舞、战斗）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纹饰。它们都能抓住物象特征，以概括、大胆夸张的手法，显示出较高的造型能力，创造了单纯而古朴的艺术形象，并与原始彩陶一起，共同确定了中国绘画艺术整体着眼、以线为主、平面构图的基本原则。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绘画艺术，发展比较迅速，先后出现了瓦当（瓦片国画）、画像砖、漆器画、木板画及帛画。战国时期的帛画《龙凤人物图》，西汉时期的木板彩画《人物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帛画、木板画，标志着脱离器用性质的具有单纯欣赏价值的现代审美意义上的绘画艺术的开始。这一时期尤其是汉代的绘画艺术空前活跃，内容丰富，主要表现的是记功、颂德、表行之类，也有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艺术上力求体现大貌大势，色彩鲜艳，气势宏伟，注重场景精细逼真，想象丰富；在技巧上追求立体效果，以白描为主要技法，线条流畅、挺拔、苍劲，粗细刚柔结合，能够塑造出不同类型的物象，表现出一种填满画面、线条飞动的满、实、多、动的风貌。但由于多数作品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表达能力，中国绘画还处于稚拙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绘画的形成时期，绘画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出现。一批士大夫和文人相继积极参与绘画活动，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有记载的著名画家，极大地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绘画艺术空前繁荣，主要表现为题材扩大，种类增加，技法成熟。当时，随着佛寺佛窟的大量建立，不仅产生了宗教绘画，如敦煌壁画和云冈、龙门的石刻画，而且还出现了“以形写神”的人物画，寄情景物的山水画。在色彩运用上，除了追求鲜亮以外，还出现了明暗浑染技法。在形象刻画上，不仅重视气韵传神的写意特色，也出现了追求形象逼真的写实风格。当时不仅画家辈出，还产生了画论，并且形成了一定的风格流派和理论体系。大画家有被称为“六朝三杰”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和宗炳、王微等人，绘画理论家有顾恺之、姚最、谢赫，绘画理论著作有《论画》《续画品录》《古画品录》等，分别提出了“以形写神”“心师造化”“六法”等理论，从理论上总结和确定了中国绘画的基本表现技巧和美学目标，为后世画家、评论家制定了通行的原则。他们对中国绘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隋唐宋时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还是风俗画、肖像画、历史画、宗教画，其艺术成就都是空前的。唐代占主导地位的是人物画。许多画作气概恢宏大度，线条虚实相间，色彩鲜艳明快，展现了大唐帝国的风采。宋代的山水画成就斐然，画派林立，以荆浩为代表的北方画派，多以北方的崇山峻岭、层峦叠嶂为表现对象，具有雄浑刚健之美；以董源为代表的南方画派，多以江南青山绿水为题材，以典雅含蓄见长。这一时期流行由王维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表现方法，形成了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的独特的文人绘画艺术风格，在世界绘画艺术中别具风姿。与此同时，一代大师吴道子开启了以着墨为主的画风，重“笔法”点染而轻“色彩”涂抹，使画面光影流动，怪诞离奇，确立了中国绘画区别于西方绘画的基调。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画家，仅唐代有名可考的就有近四百人，著名的画家有唐代的阎立本、李恩训、吴道子、王维等，宋代的郭熙、苏武、米芾、张择端等。绘画理论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如被称为“画史之祖”的唐代张彦远，他的《历代名画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等著作，对后世也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元明清是中国绘画艺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从元代开始画风发生了细微转变，工笔写意盛行，侧重神畅意达。文人绘画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地位。一般地说，文人绘画不像宫廷和市民绘画那样写实，而着重主观印象和意趣的表现，一气呵成，不事雕琢，画面上题写诗文，使书法、文学、绘画融为一体，讲究布白，空旷灵秀，笔力达到精妙之处，似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一类的画多以描绘山水、梅兰竹石和花卉为主。随着世俗社会的需要，表现喜庆吉祥的木刻版画、年画在明清时也兴盛起来。由于社会转型，在艺术表现上也出现了保守与创新思想的斗争，以至在明代有“吴派”“浙派”两大派系。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画家是元代的赵孟頫、黄公望、钱选、倪瓒，明代的徐渭、陈洪绶、戴进、文征明等，清代有四王（王时敏、王鉴、王晖、王原祁）、四僧（朱耷、石涛、髡残、弘仁）、扬州八怪（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金农、黄慎、郑燮、李鳝、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在绘画理论研究上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末期绘画资料的编纂，反映了清代绘画研究和整理的水平，对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历代画家曾创作和留传下无数的优秀绘画作品，其中最杰出和最珍贵的绘画作品有：南北朝时期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卷》；王维的《辋川图》；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马远的《踏歌图》；赵佶的《芙蓉锦鸡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明代徐渭的《墨葡萄图》；清代朱耷的《荷花双鸟》；原济（石涛）的《山水清音图》等。

中国古代绘画按照题材内容，可以分为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三大画科；按照表现手法可以分为工笔画、写意画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工半写（小写意）画三大画种；按载体范围可以分为版画、壁画和卷轴画三种形式；按照它们的用途，可以分为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宗教绘画和民间绘画四个类型。

（1）宫廷绘画。它又可分为两类，实用性的是绘君主、功绩卓越的文臣武将和历代帝王，用于政治宣传和道德伦理教育；闲适性的主要是画山水、花鸟等，体现的是拥有者所谓内圣外王的心境，即身在朝廷之中，心存江湖之远的志趣。宫廷绘画主要追求精巧细致，其最佳载体是彩墨画。

（2）文人绘画。它主要是表现士大夫的情趣，它不是紧跟朝廷的政治伦理要求，而是随着士大夫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的变化，遣兴自娱，有表达清虚玄学境界的，有以佛经禅意为旨趣的，有追求空灵静远、闲适淡雅意味的，有排遣压抑不平、体现高风亮节情怀的。其目的是抒情写意，其最高成就是水墨画。

（3）宗教绘画。其一般都在寺庙与石窟之内，多为壁画，画的内容大都是佛道人物和佛经道教故事。除一些著名画家如吴道子参与过外，大多为匠人所绘制，艺术性不高。但随着宗教在不同时代人心中的变化，它也反映出审美心态和风格风貌，有的反映了面对大苦大难的宁静和崇高，也有的反映了天堂、乐土和来世的幸福图景，其目的是解释宗教内容，大多为彩色壁画，其中成就最高的敦煌莫高窟飞天壁画。

（4）民间绘画。它主要与人们的生活习俗有关，可分为两类：一是小说戏曲故事中的插图，为了内容相连和吸引读者，读本中常常附有大量的生活图画；二是具有欢乐喜庆性质的招贴画，如财神、门神、福寿图等，取材多为五谷丰登、松鹤长春、年年有余之类，反映的是一般民众趋福避害的心理，负载着下层民众的美好愿望，往往具有非常浓郁的乡土色彩，其主要形式是木刻版画和年画。

    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艺术特色。

（1）以形写神。西方古代绘画艺术家在刻画一个具体物象时，目的是为了再现，追求物象的逼真与完美。中国绘画表现物象传统的美学法则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采用的方法是“目识心记，以形写神”，对于描写的对象，不是作纯客观的描摹，而是从形体结构方面找出它的法则，并把客观物象与作者的艺术思维融合在一起，把自然形象变为“艺术的形象”，遗貌取神，移情与物，渗入作者的气质与品格，以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2）散点透视。西方画家在表现物象技巧上，常常把构图的“视点”固定在一定位置上，即定点透视，具有近景、中景、远景等景深效果，给人以客观真实的感觉。中国绘画否认有一个最后视点，而是采用“移动透视”的表现手法来处理构图，主张只有仰观俯察才能味象观道，要“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画家应避免在一个固定观察点的局限，要打破空间以至时间的观念，借以灵活、自由的表现手法，表现自己想表现的任何东西。

现代中国画吸收了西方绘画的优点，突破了传统技法的禁锢，发扬了文人绘画的风骨风范，成就斐然。中国现当代画家的佼佼者应属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张大千、石鲁、吴冠中、范曾等人。

齐白石 (1864年—1957年)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名重一时。他的绘画，以其纯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最高峰。

范曾（1938年—）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国学家、思想家、书画家、鉴赏家和诗人，南开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他擅长人物画，“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是范曾追求的艺术境界。他以线赋形，强调骨法用笔和笔墨表现，既有西方绘画的透视效果、光影效果和细腻质感，又有强烈的写意倾向。

（二）书  法

   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除了起到交流思想、继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外，其自身又形成为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书法艺术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除了依托汉字及其结构造型之外，与“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种特殊的民族书写工具与习惯有密切的关系，汉字造型与“文房四宝”表现手段的有机结合，能够“睿哲变通，意巧滋生”，成为书法艺术的基本特征。

1.原始的刻画文字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伏羲氏创造文字说、仓颉造字说等。文字是语言的表象，它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逐渐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学术界一致认为：汉字起源应以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为标志。在半坡遗址中的彩陶上有一些简单刻画，被认为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这些刻画中部分为汉字雏形，其刻法已具有书法的基本因素。

2.先秦的甲骨文、金文、石鼓文

甲骨文主要是商代后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从文字结构上来看，甲骨文已体现了汉字的“六书”原则，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甲骨文结构错综变化，已具有对称、稳定的特点，并开始具备书法的三要素，即笔法、结体、章法。

金文是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钟上的或鼎上的一种文字。西周时的大盂鼎铭文是周初金文的代表作。西周中期的金文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其书体浑朴遒劲，用笔豪放醇厚，书法颇具新意，后世称之为篆和籀文。

石鼓文即刻在鼓形石器上的文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据记载，石鼓文是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记功石刻。文字刻在像普通圆桌那么大的十个石馒头上，前人说它们像鼓，故称之为“石鼓文”。它用笔圆匀挺拔，结体已趋于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石鼓文上承西周书法特点，下启秦以后的小篆书体，文字富有特色。

3.秦汉是字体形态集中演变的时期

秦汉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的文字统一政策。丞相李斯在金文、石鼓文等书体的基础上删繁留简，使字形部首规范统一而创秦文。文字学上把秦文称为“小篆”或“秦篆”，又把小篆以前的文字通称为广义的“大篆”。

小篆书体，线条圆匀，结构更趋统一定型，字型多为纵势，呈长方特点，字体娟秀圆劲，上密下疏，结构连贯，富有图案美。自小篆成为秦朝法定的通用文字后，中国文字归于统一和定型化，由象形文字演进至表意文字阶段。

李斯是秦代的大书法家，他善写小篆，其风格典丽精工，用笔藏头护尾，行笔不疾不徐，笔线圆匀劲健，刚柔相济，被称为小篆之祖，受到后世的一致推崇。秦代留传下来的石刻，相传都是由李斯亲手写的，是标准的小篆样板。

汉朝以隶书著称，由于篆书雕刻、书写很慢，作为交际工具很不方便。隶书是在对篆书的简化中产生的，即将篆书的曲线条变为直线条，回转笔画变为方折笔画，纵势字形变为横势字形；结构特点是上下紧密，左右舒展，字形很像“八字”分开，其书写规律有“八分”之说，并以蚕头燕尾为特征。隶书标志着中国文字从实用向审美方向发展。汉隶在使用的过程中，人们为了快速书写的需要，就把隶书写得草率简捷一点，便出现了草书和行书，并使它们分别成为一种比较定型而能独立存在的字体。汉代的著名书法家有张芝、杜度、崔援等，他们各精一体，成就很高，是汉字不同书体的实际创始人，为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4.魏晋南北朝帖碑繁盛　

魏晋是汉字书法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楷、行、草书一齐风行书坛。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辉煌时期，尤其是晋代的书法艺术，可与历史上的唐诗、宋词、元曲并提，堪称中国书法发展的顶峰。

这个时期，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流派已经出现了，书法艺术的各种书体日臻成熟和完美，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楷书的产生是其代表。楷书又称真书，具有楷模、规范的意思，它是方块汉字的标准字体，美观易识，细腻生动，它改变了隶书体势的平直方正，拓展为内敛和集中，韵味更浓更醇。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大批以书法为纯艺术追求的书法家，其代表人物是东晋时的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世称“二王”。他们父子的书法，体形兼备，笔法精绝。王羲之不仅吸取了汉魏诸书家的精华，而且能在书法的技巧上加以变革、创新，独树一帜。他的行书，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为古今之冠，世人称他为“书圣”。

南朝有禁止立碑的律令，故南朝书法流传后世的帖多于碑。南朝写帖，行草风靡当世。

北朝的书法，以北魏为最胜。魏孝文帝酷爱文艺，当时，佛教盛行，因而碑版刻石，墓志造像，美不胜收。在书法史上，北朝的石刻叫作北碑。北朝流传最多的为魏碑。魏碑的书体，独具风格，字形遒劲，挺拔，凝重，结体严谨，为世人所重，其代表作有《张猛龙碑》《张玄墓志》等。

5.唐代书学高峰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全盛时期。在南帖北碑的影响下，各种书体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唐代可称为书法名家的人不下1 000名，如初唐时期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中唐时期的颜真卿、柳公权等，他们在楷书上的成就是后世书法无法与之比拟的。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事业的发达，书法艺术一面继承前代传统，一面又有所突破，各种新的书体形式迅速成熟，并进一步向高水平发展，局面蔚为壮观。楷书为唐代之冠，骨气劲峭，法度严整，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然，体现出雍容华贵、刚武威猛、庄重沉稳的完美风格。草书在这时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字形体势灵动，运笔连绵，结体飘逸，变化多端。唐代的书法名流成批涌现，有书法史上的“楷书四大家”中的“三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有狂草大家张旭、怀素，还有褚遂良、虞世南和薛稷等，他们在当时都极负盛名。欧阳询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清秀，结体各异，源出于汉隶，骨气劲峭，法度严整，后人称为“欧体”。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各自成一派，世称“颜筋柳骨 ”，为后人奉为书法美的典范。

  李阳冰的篆书，张旭、怀素、孙过庭的草书，既有传统上的继承，又有各自风格上的创新，一直为后世所借鉴。

6.宋、元、明帖学兴起

    宋、元、明三朝书法创势趋衰，但帖学大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在宋代书法大家中，名家有北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书法风格的特点，是上法六朝，不拘泥于唐人的专讲法度，而讲求意态，且意态又各不相同，神采各异。由于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的相继崛起，使宋代的行书获得了丰收。苏字肉丰骨劲，笔圆韵胜，藏巧于拙；黄字风神俊拔，变化无端，豪宕有韵；米字纵横拥图，娇俊劲练，神采动人；蔡字笔致精妍，体势娇娆，庄重遒劲。他们的作品虽然各具特点，但主要是以重视意境而称著，从而开创了“宋人尚意”的一代书风。

宋代还组织人收集历代名人墨迹数千卷，汇成《淳化阁帖》十卷。这部大型法帖，为后人学书之津梁，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大有贡献。

赵孟頫和鲜于枢是元代的书法大家，均善书法各体，守古制而能出新意。后人将赵孟頫与欧、颜、柳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明代的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禁锢文人学士的思想发挥，许多书家大多精诗工画，将诗情画意融为一体。适应科举考试字体的“台阁体”盛行一时，抑制了艺术的发展。

明代书法家仍着重帖学，长于小楷，风行大草书。明代的书法大家有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和王铎。祝允明的字博采晋唐各家之长，成就主要在草书，奔放豪迈，挥洒自如；文征明以小楷名世，法度严谨，风格清雅；董其昌的字综合晋唐各家书风，楷、草皆优，用笔结体自然疏朗，平中见奇。

7.清代书学中兴

    清代的书学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书家称其为复兴时期。

    清代书法可分两个时期，清初仍然崇尚帖学。康熙皇帝喜爱明代董其昌的书法，而乾隆皇帝则偏爱元代赵孟頫的书法。故他们的书法作品在清初身价百倍。著名的《三希堂帖》就是乾隆初年宫廷编刻的一部大型丛帖，很多原件珍品已散佚，幸赖此帖得以保存其遗迹。

清代金石考证的兴起，给书法艺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书法得到复兴。它开始于雍正、乾隆年代，随着碑碣出土的增多，研究金石的著作与日俱增，探索书法革新的书家辈出。及至道光年代，书法倡行工整，碑学盛行一时，到了同治、光绪年代，书法艺术发展到了变体复兴的时期。涌现出翁方纲、邓石如、色世臣、张裕钊、何绍基、康有为等一批书法大家，他们成了清代书学复兴的中坚。

清代中后期，碑学兴起，打破了宋、元、明帖学盛行的局面，使篆、隶等书法艺术重放异彩，书道一度中兴。以郑燮、金农为代表的“革新派”，一扫当时单一、羸弱的书风。郑燮的字笔法多变，章法别致，结体夸张；金农的字推陈出新，既隶意浓厚，又自创一体，使清代后期书坛出现了勃勃生机。这一时期的书法家辈出，理论著作极丰，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品，也扩大了书法艺术在国际上（主要在东南亚）的声望。

书法是写字的艺术，在中国艺术的各门类中，书法是最具有中国特色而为西方所没有的传统艺术，它深刻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并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魅力，不仅成为我国艺术宝库的一个瑰宝，也是世界艺术之林的一朵奇葩。

中国书法曾留传下来无数的艺术精品，其中最著名的有：晋代王羲之的《兰亭序》，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代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楷书中渗入了隶、行书笔意；颜真卿的《颜勤礼碑》，宽舒圆厚，为楷书一绝；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骨力遒健，间架挺拔，是楷书的珍品；怀素的《苏本自叙帖》，狂草，姿肆放纵，是草书的极限；宋代苏轼的《黄州寒帖》、黄庭坚的《松风阁诗帖》、赵构的《草书洛神赋》、元代赵孟頫的《胆巴碑》，都是公认的千古名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