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思想与儒家哲学

儒家文化概述

    

学者们常说，近前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主要体现为儒家文化。这话不无道理。我们在学习儒家著作以前，先对儒家思想文化有一个概貌性的了解，是十分必要的。

一、儒、儒家、儒学、儒教

世人一讲到“儒”，马上就会联想到孔子、孟子，因此很多人便想当然地认为，“儒”是从孔子那时才有的，这其实是误解。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儒”，他们属于社会知识阶层，亦称“术士”。“儒”，许慎 《说文解字》解释为“柔也，术士之称”。“儒”字从“人”，“需”声。凡是“需”声的字，常常都含有柔弱的意思，如“嚅”、“蠕”、“嬬”、“孺”、“懦”、“糯”等字就是这样的例子。“需”字古与“耎”字相通，“耎”后世写作“輭”，是“软”的异体字。秦始皇焚书坑儒，世人皆知，而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却说是“坑术士”，可见早先“儒”与“术士”无异。先秦著作中讲到的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五行家、神仙家（包括天文、历算、医学、占卜、相术、风水、炼丹、修仙之术）等，统统可以称为“儒”。这些人大都是一些拥有专门知识的传承人或者读书人，难免有股子文弱之气，显得斯文、儒雅，这也可能是他们被称为“儒”的主要原因。

古代术士的流品非常复杂，就人品而言，有“君子之儒”，也有“小人之儒”，孔子就常常教导自己的弟子，要做“君子之儒”，不做“小人之儒”。后来，经过孔子的不懈努力，他把那些原本成分复杂的“古儒”，改造成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新儒”，这就是思想史、哲学史上讲的“儒家”。儒家是我国春秋时期出现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派系、孔门传人。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鸿儒”“大儒”很多，除孔子、孟子之外，还有荀子、董仲舒、程颢、朱熹、顾炎武等。不过，尽管几千年以来有历代大儒们的衣钵传承、现身说法，还是有很多口称孔孟、心无仁义的“小人之儒”，甚至占据高位、祸国殃民。

儒学系指儒家的经典著述及其思想体系，儒教的必修课目。中国儒学史可以分为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等不同阶段。尧舜时代就有“敬敷五教”的传统。 《国语·郑语》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的记载，氏族公社时期的“五教”具有民本意识。五教即五礼,就是处理人际道德关系的五种基本伦理规范,孟子对五教做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诠释，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儒教演化成了君权至上的礼教，成为为政治权力服务的思想工具与教育手段。

儒教是中华民族原始宗教传统的历史延伸。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释，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胡适也有儒是最早的宗教神职人员的论述。汉代独尊儒术，世笃儒教，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其后历朝历代，儒教乃“三教九流”之首，是中华民族的国教。儒家经典著作是私塾学堂的基本教科书，是科举考试的必试内容。文庙、孔庙、夫子庙、书院是儒教宗教活动的盛大场所。儒教是否属于宗教，学术界意见不一，《论语·述而》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成为持否定态度者的主要论据，其中的误解是人们常常把宗教和神道捆绑定论，其实未必尽然。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存在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宗教感情、宗教文艺，儒教其实是一种政治与功利色彩浓重的政教合一的宗教体系。与西方神本文化和一神教宗教体系不同，儒教虽然也尊崇天命，但人本色彩浓厚，天子即是宗教领袖，孔子被历代加封，尊享“至圣先师”之祭。明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相继传入，都没有动摇儒教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民族国家的人文信仰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宗教起源于人民对于社会生活的美好向往与期冀，具有民间性也具有政治性，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她建构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信仰和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架构的价值体系，强有力地纯化了封建时代的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稳定，在推动社会人文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直至现代，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仍然是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儒教虽然不同于一神教，却可称之为“一人教”，尽管历代大儒辈出，却没有一个后世传人的地位可以超越孔子、抑或与孔子比肩的，这种现象不仅证实了它属于宗教，而且说明了它是世界上保守意识最为浓厚的宗法思想文化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教化，儒教的根本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的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治国理政之才，传授的主要是社会统治之术，官本位思想浓厚，读书做官成为青年学子的唯一选择和终身追求。国家独尊儒术、推崇儒教的后果，往往视科技为“旁门左道”、“雕虫小技”，冷落科技知识的教育、开发与传承，妨害了国家的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这是我们在学习儒家文化的时候必须加以认真审视的一个问题，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与时俱进。

二、孔子和孟子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的两位宗师。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殷商王室的后裔。武王伐纣灭商后，封微子于宋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孔子祖先就是宋国人。孔子的四世祖名叫正考父，在宋国受到威胁，逃到鲁国，所以孔子生在鲁国，长在鲁国，成了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只是个小小的武士，没什么地位，也没什么财产，而且他大概并没有明媒正娶孔子的母亲，并在孔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孔子就生长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所以后来 孔子自己常常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样一个平凡的年轻人，却成长为影响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伟大思想家，鲁国所藏典籍对孔子成才起了巨大作用。几千年前的人读书很难。鲁国的始封君有人说是周公，有人说是他的长子伯禽，不管是谁，鲁国是周公子孙之国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鲁国的情况极其特殊，因为周公为大周天下建立了伟大的功勋，所以鲁国虽是诸侯之国，却可以用天子礼仪。按周代的制度，天下各国都要给周天子献书，正本献给周王国，另抄一份副本献给鲁国，周、鲁两国的书最多。但西周灭亡时，很多图书都被烧了，剩下的也大多散佚了，只有鲁国的书还保存完好。孔子出生在鲁国， 有条件读到这些典籍，这是他能成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孔子被当成应运而生的圣人后，天下最大的问题是，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你争我夺，完全不管人民的死活。针对这种情况，孔子总结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希望能够帮助天下解决道德滑坡、诸侯纷争的问题。但终其一生，孔子的学说也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真正愿意采纳。倒是从汉代以后，他的学说才得到彰显，而孔子本人的文化地位也才越来越高。

孔子死后大约一百年，孟子出生。孟子名轲，战国时代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孔子死后，儒学分为八派，子思和孟子是其中的一个流派，史称 “思孟学派”。孟子的情况我们也知之甚少，根据《孟子》、汉人的《烈女传》和宋人的《三字经》等文献来分析，他大概较多地受到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孟子学成以后，也像孔子那样开门授徒，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当然也和孔子一样不如意。在70多岁的时候，他带着部分弟子回到邹国老家，师生一起写《孟子》一书，80多岁时去世。孟子自认为是孔子开创的儒家道统的继承者，也是应运而生的圣人。对自己一生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解释是因为“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孔孟虽然都是儒学宗师，其思想核心也都是“仁”，而且孟子从来都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但孟子的个性和思想较之孔子却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读《论语》和《孟子》，对孔孟两个人的印象会有大相径庭之感。孔子讲话不紧不慢，斯斯文文，颇有贵族风度，让人觉得他是一位谦谦君子，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孟子讲话则不然，他教训那些国君常常声色俱厉。孔孟两位都以应运而生、普救苍生的圣人自居，但孔子很少直白地表达这层意思，孟子却不然，不仅常常明确表达这层意思，而且颇有小视天下的意味。孔孟都周游天下，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又都不得志，孔子采取的方式是 “弦歌于室”，最厉害的话也只是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孟子则常常愤愤然，怨恨之情溢于言表。孔孟在世时，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孔子一生 “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论语》一书是他死后，由其弟子和部分再传弟子一起编写的。孟子这个人却是又“述”又“作”，《孟子》这本书是他在世时和弟子们一起撰写的，而且在书中孟子明确地说，即使百代之后，他孟轲讲的话，也不可能改变。

三、仁与礼

儒家思想杂糅，最重要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是所谓的“仁”与“礼”了。 古来包括孔孟在内的儒生，对“仁”有种种解释，其中以下两层意思恐怕是最要紧的：第一，“仁”字是由 “二”、“人”亦即两个人构成的，可见“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仁者，爱人”，人无贵贱，兼相爱才是大仁大德、社会正义；第二、克己复礼为仁，不犯上，不凌下，合乎礼，就是仁。前者其实是上古时代的精神传承，后者是一种动乱时期（礼崩乐坏）的维稳思维，是对“仁”广博内涵的狭隘化修正。儒家倡导的 “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全都是讲做人原则的。儒家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己任，认为忠孝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最重要的手段，“礼崩乐坏”是大逆不道的“颠覆”大罪，克己复礼，唯此为大，是儒教徒们的终身使命和历史责任。从汉朝“独尊儒术”以后，忠孝一直被视为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美德。儒家深知每个人都有食色之欲，都想既富且贵，飞黄腾达。儒家只是要求我们，在满足自己食色之欲的同时，也尽可能帮助天下人满足食色之欲；在我们既富且贵的同时，也尽可能让天下人都小康起来。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就是所谓 “忠”。这种尽力助人为乐、克己待人的“忠”后来特指对君王的态度。臣民无条件忠于君主也就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如果实在没有这么高尚的“忠”，或者实在没有这种“立人”、“达人”的能力，我们至少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自己不想做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就是“恕”。孔门弟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可见“夫子之道”就是仁道，也就是人道。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家讲“仁”，根据不同的历史面貌大体存在三种状态，分别以孔子、孟子、董仲舒为代表。孔子讲 “仁”，有教无类，常常泛指所有的人。他讲人本，常常是与神本相对而言的，是对当时盛传的“鬼神”信仰的一种抵制。孔子是殷商人的后裔，殷商民族特重鬼神，这从甲骨卜辞、先秦文献和近百年考古学家所发掘的殷商贵族墓葬里都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证据。遇到什么大事，殷商贵族从来都是只问鬼神，不问苍生。为了取悦鬼神，他们甚至常常大量屠杀奴隶，这种情况在孔子生活的年代仍然很严重。所以孔子倡导人本，反对神本，在当时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的。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鬼神的光环必然渐次褪色。加上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铁器开始用于农耕，劳动力显得更加重要，贵族们越来越舍不得杀死奴隶。这个时代，神本与人本的矛盾不再那么重要，而君本、官本与人本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王公贵族们为了聚敛尽可能多的财富、占领尽可能大的地盘，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孟子讲人本，与君本、官本相对而言，具有民本意识。很显然，在宗教情怀越来越淡漠，鬼神信仰越来越不坚定，而阶级压迫和剥削越来越严重的最近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里，孟子的人本思想对昭示社会正气显得尤为重要。到了汉代，董仲舒倡导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有后儒对儒家的正统思想进行了重新包装和改造，“君贵民贱”意识恶性膨胀，和西方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一样，中华民族也由此遭遇到了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给全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除了“仁”以外，“礼”也是儒家思想很重要的内容。所谓“礼”，是指源于氏族社会具有宗教意义的礼仪习俗。在封建国家产生以后，“礼”经过统治阶级的改造和完善，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法律的性质和效力。商礼本来只是祭祀活动中的礼仪规范，周礼则包括了政治制度、典礼仪式、伦理规范等内容，是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礼”的主要作用或者说本质特征就是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以求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王、臣下、父亲、儿子均各有各的社会身份定位，要恪守本分，各尽各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局面。那些破坏周礼、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人，绝大部分是分庭抗礼的统治阶级自己。这种情况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就越发严重了。孔孟尤其是孔子的确常常讲到“礼”，其中确有维护周礼，确保社会安宁的意思。孔孟都没有对“礼”做出概括性的解释，但如果仔细揣摩他们的话，则不难发现，“礼”包括三层最重要的意思：其一、“礼”的本质是把人分为等级；其二、“礼”有自觉克制个体欲望的意思；其三、“礼”主要体现于社会制度层面，“仁”才是它的思想内核。三者均可用“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一言以蔽之。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可见儒家反对把“礼”仅仅当作一种形式，主张“礼”必须以“仁”为核心，而行“仁”又必须在“礼”的范围以内。把“仁”作为“礼”的核心价值，这是孔子的贡献。后来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便是以“仁”为准则的。可见原始儒家讲“礼”，并非片面强调统治者的主宰地位以及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绝对顺从。但这种情况从汉代开始发生了变化。汉儒提出“三纲”说，认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君、父、夫处于主宰地位，臣、子、妻处于从属地位，这给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过，汉儒提出的“五常”说，认为“仁、义、礼、智、信”为五种恒久不变的社会美德，倒是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值得后世发扬光大。五种美德中后世多有诟病的是关于“礼”，因为“礼”在认识上很容易和“礼制”捆绑在一起，其实不然，随着时代变迁，宪政制度的确立，礼教制度早已被淡化、废黜，君子风范、文明礼貌才是其应该保留的本意，具有亘古不变的普遍价值。我们过去曾经笼而统之地批判“三纲五常”，认为“仁者吃人”（鲁迅），现在看来确有不妥，应该有所扬弃、有所保留。

四、忠恕与中庸

孔子为了使自己“仁”的学说推至全社会，进而提出“忠恕”与“中庸”两个理论范畴。前者是“修、齐、治、平”的政治修养范畴，后者是阐释“不偏不易”（不被左右绑架，走礼制正道而不犯颠覆性错误）之为“仁”的哲学范畴。

“忠恕”是实践“仁”的政治路线，“中庸”是实践“仁”的哲学途径，伦理性色彩浓重，自然理性的含量较低。“中庸”在孔子《论语》中只提到过一次，即《雍也》中的“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后儒往往将“中庸”分开来理解，最为人熟知的是朱熹的《中庸章句》题注，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郑玄、何晏等人又解“庸”为常道、常理，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定理”，是与道家“无为而治”基本相通的拘泥礼教一成不变的常态化管理，它所强调的是不易和恒定，即基本原则不动摇，庸常无为。

    早在孔子之前，中国先民就有尚“中”的哲学传统。《尚书·大禹谟》有载，尧对舜讲过这样一段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尚书·酒诰》载周公语：“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这里的“执中”“中德”，也就是公正的意思。正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尚“中”的传统，所以《周易》能够把“中”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出来，并多处论及“中”或“中正”。孔子继承了前辈哲人的尚“中”传统，但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涵，尤其把“中”同“庸”结合在一起，墨守成规，视改革为大逆不道。

    强调“中庸”，即强调社会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恒定化、常态化，其目的主要在于“克己复礼”。《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周室已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崩乐坏，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所谓“制仪法”，就是运用中道的原则复活周礼，以正高下贵贱的等级名分，防止再度出现犯上作乱的社会现象，即“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反叛）矣夫”。所以，《礼记·仲尼燕居》说：“礼夫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中”是手段，“庸”是目的，只要人们均按“中”道行事，社会就安定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也就可以固定下来，并成为千古不易的基本立国原则和常制。

    “忠恕”思想是“中庸”思想在社会实践上的具体反映，旨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谋求社会心理平衡和社会安定，即所谓“治平”。曾参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的“忠”，不是忠君的忠，孔子本人对此也没有做过解释。宋代儒生理解“尽己之谓忠”，并认为其含义就是《论语·雍也》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什么？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者相反相成。《论语·颜渊》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样，孔子就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阐发了“仁”的实践问题，而且这种实践又极合乎人的本性。自己喜欢的，要“推己及人”，自己不喜欢的，要“勿施于人”。因为人我同心，人我同欲。既然都是人，就都有同样的爱憎心和好恶感。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行为要求，既崇高，又道理浅显，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儒家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一个思想流派。后代儒生对孔子的学说虽然也有一些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说来说去总离不开孔子所创立的思想框架。孔子对氏族公社时期的“大同”社会是赞赏的，但由于“天下为私”时代的出现，“天下为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孔子的理想追求是顺应天下为私的时代格局，通过整肃等级森严的礼教制度来实现“小康”社会，即保持封建特色的亚大同社会。儒家的“小康”是以伦理井然、天下稳定、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的“礼乐”社会，以告诫那些专制统治者绝对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长久稳定，都是跟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分不开的。如果存在一种权利主体处于社会“至尊”地位，其他权利主体必然被矮化被忽视，所有权利主体之间就无法达到平衡。通过理性的审视，人们终于发现，儒家在忠恕、中庸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社会“和谐”掩盖的是人性的湮灭和缺乏人道的君主专制，换来的是社会的停滞和文明的衰老。

五、儒学与文学、美学

    文学的产生当与人类文明发展同步，而儒学的产生却要晚很多。文学就是人学，而人学是儒家的主要社会关注。文学是创造美的事业，儒家的众多著述，诸如早期的《春秋》《诗经》、《论语》、《孟子》、《荀子》等，均旨在创造崇高的人性美、道德美与社会和谐之美。儒学中折射出来的美学价值，主要是突出政治的衍生物，其至高境界是“仁”，崇尚壮美，但不唯美。儒家美学具有崇高的道德精神，强调“美”与“仁”的一致性，漠视了美不同于仁的独立价值，继而使得人们对于美的鉴赏局限于狭隘的道德比附与政治说教，从而束缚了审美主体对自然对社会本性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妨害了审美主体对美的再创造。由于儒学在最近几千年里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从现存文学遗产来看，儒学对中国文学与美学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概括而言，主要者约有以下数端。

    其一，热心救世、挂念苍生的高尚情怀。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大多从小就开始诵读儒家经典，孔孟等历代鸿儒热心救世、挂念苍生的高尚情怀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使这些文人也养成了高尚的人格。孟子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既是对早期儒士做人做事原则的总结，也对后世无数文人的处世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要求诗人肩负起巩固家国同构宗法社会的责任，用诗歌来教化百姓，以期通过“诗教”，让每一个人自觉地尽到人臣、人父、人子、人妻的义务和责任，自觉地遵守和维护以“礼”为核心的人伦关系和社会风俗。所谓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是也。

    其二，兴观群怨、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儒家特别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道德教化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认为《诗经》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具有观察认识作用、团结作用以及讽刺批评作用。后世无数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便由此而产生，大量揭露现实的乐府讽喻诗，也贯穿了“美刺比兴”的精神。 文学虽可“兴观群怨”，但儒家特别强调要“以理节情”，倡导中和之美。孔子论《诗》，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反对“不及”，也反对“过”。许多春秋故事，大多类比旁推，形象说理，委婉动听，更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孔子的这一审美标准深深地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特别重视“温柔敦厚”，特别讲究“怨而不怒”，与孔子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其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朴实手法。早期的巫祭神时往往祭品不丰而言辞甚美，史官作记录也特别讲究文采，他们都是上古的“文学家”，其言辞和书面文献倾向于“文”。孔子虽也知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道理，但更多情况下却把“巧言令色”与“小人”联系在一起。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既反对朴实多于文采的粗野，也反对文采多于朴实的虚浮，而要求文采和朴实配合得当。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文质彬彬”的写实笔法较多，想落天外的浪漫情调较少，这应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从总体情况来看，儒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积极的。其主要弊端是，因过度重视君国大义而忽视了作家个体的发展，因过度重视教化作用而弱化了文学的艺术之美。

儒家和道家虽然同出一源，但审美态度与情趣不尽相同。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层面看，儒、道两家，一个积极入世，一个消极出世；一个追求功名，兼济天下，一个愤世嫉俗，回避现实。常言道：不成功便成仁，其实不然。儒生饱读圣贤之书，但在庙堂之上往往夹着尾巴做人，调动不了内心的激情，结果是不成功便成道，道家成了儒家的收容所。在功不成名不就的时候，很多才华横溢但不得其志的儒生最后大都全归附或者半归附了道家。大家熟知的“竹林七贤”便是，还有陶渊明、苏东坡、蒲松龄、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曹雪芹等，他们的文学成就与审美造诣其实远高于正统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