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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与儒家哲学

作者:周治南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770 次   更新时间:2015-10-9 文章录入:珍珠鸟

“中庸”思想与儒家哲学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当代许多学者认为儒学的创始人和偶像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的终生使命是维护周公所创立的“周礼”。《周礼》才是儒教的“圣经”。周公姬旦(约公元前1100年),他是辅佐幼主周成王理政的摄政王,“礼”是周公摄政时期确立的社会政治规范和伦理规范,一部立国成文大法。

“礼”是儒家思想的根。“忠恕”和“中庸”是这个总根上蔓生的两条藤,在历届皇权的悉心浇灌下,藤上恶果累累,就像罂粟藤上结出的麻果,成为麻痹国人数千年的精神鸦片。

“礼”的核心价值指向是“仁”。 

“忠恕”是实践“仁”的政治路线。“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是儒家对“仁”的经典解释。不犯上,不凌下,合乎礼,就是仁。

 “中庸”是实践“仁”的哲学途径,伦理性色彩浓重,自然理性的含量较低。“中庸”在孔子《论语》中只提到过一次,即《雍也》中的“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后儒往往将“中庸”分开来理解,最为人熟知的是朱熹的《中庸章句》题注,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郑玄、何晏等人又解“庸”为常道、常理,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定理”,是与道家“无为而治”基本相通的拘泥礼教一成不变的常态化管理,它所强调的是不易和恒定,即基本原则不动摇,庸常无为。

早在孔子之前,中国先民就有尚“中”的哲学传统。《尚书·大禹谟》有载,尧对舜讲过这样一段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尚书·酒诰》载周公语:“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这里的“执中”“中德”,也就是公正的意思。正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尚“中”的传统,所以《周易》能够把“中”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提出来,并多处论及“中”或“中正”。孔子继承了前辈哲人的尚“中”传统,但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涵,尤其把“中”同“庸”结合在一起,墨守成规,视改革为大逆不道。  

强调“中庸”,即强调社会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恒定化、常态化,其目的主要在于“克己复礼”。《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周室已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崩乐坏,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所谓“制仪法”,就是运用中道的原则复活周礼,以正高下贵贱的等级名分,防止再度出现犯上作乱的社会现象,即“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反叛)矣夫”。所以,《礼记·仲尼燕居》说:“礼夫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中”是手段,“庸”是目的,只要人们均按“中”道行事,社会就安定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也就可以固定下来,并成为千古不易的基本立国原则和常制。

“忠恕”思想是“中庸”思想在社会实践上的具体反映,旨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谋求社会心理平衡和社会安定,即所谓“治平”。曾参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的“忠”,不是忠君的忠,孔子本人对此也没有做过解释。宋代儒生理解“尽己之谓忠”,并认为其含义就是《论语·雍也》所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什么?孔子自己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者相反相成。《论语·颜渊》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样,孔子就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阐发了“仁”的实践问题,而且这种实践又极合乎人的本性。自己喜欢的,要“推己及人”,自己不喜欢的,要“勿施于人”。因为人我同心,人我同欲。既然都是人,就都有同样的爱憎心和好恶感。这是一种将心比心的行为要求,既崇高,又道理浅显,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儒家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一个思想流派。后代儒生对孔子的学说虽然也有一些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说来说去总离不开孔子所创立的思想框架。儒家和道家不同,道家虽发端于老子,而真正把道家思想发扬光大的则是庄子。所以在道家的发展史上,作为思想家,庄子备受推崇。而儒家在孔子之后,虽不乏大儒产生,如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但是,他们是忠实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孔子学说多为继承,发展也只是停留在义理的阐释上,所以,在儒家发展史上,没有一个人的思想地位可以超越孔子或与孔子比肩的。没有颠覆如何能有超越?没有超越如何能有进步?可以说,儒学从其创始的时候起,就是一个保守意识浓厚的思想流派,它能够如此长期地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简直不可思议。就是孔子本人在其晚年也多有反思,在《礼运·大同》篇中,记录了孔子关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这一时代转型的考量。他认为先前的“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大加怀念和赞美。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面对愈演愈烈、“礼崩乐坏”的“私有化”局面,孔子划出的社会底线是“礼义以为纪”。并认为如有不拘于礼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礼运”的题义旨在标注社会制度的运行轨迹。其始端为“天下为公”,其末端为“天下为家”,儒家“尊天命”,认为运道乃天设,是不可逆转的。孔子对“大同”社会是赞赏的,但由于“天下为私”时代的出现,“天下为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孔子的理想追求是顺应天下为私的时代格局,通过整肃等级森严的礼教制度来实现“小康”社会,即保持封建特色的亚大同社会。儒家的“小康”是以伦理井然、天下稳定、意识形态安全为中心的“礼乐”社会,以告诫那些专制统治者绝不犯颠覆性错误。在《论语·先进篇》中,记录了孔子晚年四个学生与其陪坐问政的轶事,孔子赞赏的居然是那个偏安一隅、不问政治——“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晳,他那种无力回天的颓然情绪跃然纸上。

自炎黄、尧舜以来,中国文化不乏优秀成分,通称国学。国学传统不乏创新精神,这主要体现在墨子的学说之中。国学不等于儒学,儒学是后来之学,是对国学传统的糟蹋。在中国历史上,除极个别的时期以外,儒、墨、道三家,儒家总是居于龙头地位。相应地,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最大和最为深刻的。它所设计的社会行为规范,一直为中国人所遵循。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长久稳定,都是跟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分不开的。因为,它所提供的社会蓝图一直被中国人认为是一幅最为理想的蓝图,其一系列政治和伦理主张,深为人们所认同。至于张扬个性,这似乎是古代中国所不能容忍的,做臣民的就应该对君王尽忠。“忠”,不仅是做臣民的义务,而且还是一种荣誉。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人生来就认为自己是给皇帝拉车的,问题是如何把车拉好,或者有没有资格拉车。至于某种学说或某种制度是否阻碍了历史发展,更是古代中国人所不曾想到过的。西方人尊重历史但是反思历史,超越历史,中国人尊重历史而且迷信历史,泥古不化。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这是近代的观念。在古代人看来,历史只有故事,只有王朝的变更。但是,历史毕竟发展到了近代和现代,儒家学说那种定于一尊的地位不仅发生了动摇,而且人们还以历史发展的目光把它作为重新审视的对象。儒家的学说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等级名分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如果存在一种权利主体处于社会“绝对领导”地位,其他权利主体必然被矮化被忽略,所有权利主体之间就无法达到平衡。通过理性的审视,人们终于发现,儒家的和谐掩盖的是人性的湮灭和缺乏人道的君主专制,换来的是社会的停滞和文明的衰老,焉有创新可言?在社会思想危机的关键时刻,统治者总喜欢将腐朽的儒学抬出来搬弄是非,这样做的后果必然和袁世凯倡导儒学一样,充当历史的跳梁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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