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应该重在科学发展、与时俱进

内容摘要：讨论文化复兴可以从西方“文艺复兴”说起。欧洲在“中世纪”之前，是古希腊的理性文明和古罗马的制度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两座文化高峰。“中世纪”是一片人性的低谷和知性的荒漠。这个时期欧洲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是政治分裂、宗教一统，教权大于政权，教权专制彻底改变了古希腊、古罗马进步的文化本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文明与野蛮专制统治决斗的关键战役，值得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借鉴和仿效。中华文化也经历了上古开明和中古黑暗的历史进程。中国上古文明，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是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化观的萌生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强大的精神支柱。礼教制度、法权思想、专制主义等强权政治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主义社会体系，即所谓“儒表法里”、“外仁内暴”、“重本抑末”，视科技为“雕虫小技”，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科技进步、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德先生”“赛先生”风光依旧。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讨论文化复兴要把好文化的大门。现代汉语教育与文字改革的成就不容否定。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应该在点赞上古文明的基础上承先启后、科学发展、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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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古史，一般认为始于西罗马灭亡（476）至15世纪后期，教权专制统治肆虐，史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把中世纪看作是文明衰落的黑暗时代。

根据《中国通史》（白寿彝总主编）提出的中国社会分期，从秦皇朝建立至满清皇朝覆灭（前221—1840）为中古时代，中国中古时代实行的是君主专制黑暗统治。

我在和网友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和西方一千余年‘中世纪’的黑暗相比，我们经历了两千余年的黑暗历史”。有网友提出质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盛世，怎么解释？似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应该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之治为崇高榜样！确乎，这些帝王创造了历史性辉煌，政治开明，环境宽松，关心民生，与民休息，给予了人民一定程度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但有时候，物质生活上的获得感不能说明关于“黑暗”的相关本质问题！不管是教权专制还是君主专制，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是社会黑暗的万恶之源。  

一、讨论文化复兴可以从西方“文艺复兴”说起

（一）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传统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有自然生命，人也有文化生命。人的自然生命体现为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创造与满足，人的文化生命体现为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创造与满足。后者的活动范围与规律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体现着人在他们建设的精神家园里所处的地位、价值与取向。如果把人仅仅归结为自然的、经济的或者是宗教的，即使存在优厚的获得感，那和养壮一条狗、喂肥一头猪有什么两样？所谓人文精神，就是把人放在文化生命和人的文化世界之中，来体现人的存在价值，来促进人的发展、进步和完善。人文主义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武器。

古希腊文明源于希腊古典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希腊精神”出于对人性的理性思考，追求人的生存价值。希腊民族是最早探索人类、人的思想和灵魂的民族，他们不但追根溯源探求宇宙万物的本原及其规律，用理性来描绘、把握自然而美好的物质世界，而且探求社会的正义与公理，询问人生的目的与价值，如此构成了希腊文化最原始的人文主义色彩。古希腊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到了苏格拉底时代，他用哲人的眼光赋予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以哲学意义，得出了以“善”为最高之范畴、万物之本原的结论。在古希腊留给后世的神话遗产中，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里，在戏剧与艺术等领域中，许多表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人的创造性的作品问世，许多作品，不管是酒神文化还是日神文化，或颂扬、或赞美、或挖苦、或讽刺，都在努力地表现人自己，表现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认识界限。希罗多德是西方史学的创立者，他的著作《历史》包含初步的人本思想，希波战争促使希腊人开始反思人的力量而不是寄希望于神。《历史》中首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个希腊历史学家、“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慎重地告诉人们：“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古代希腊是西方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罗马人则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很自然地被罗马人所继承，并且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里讴歌了大量的历史名人，他认为人生应当受理性的节制，克己近情符合人道。对罗马帝国的“大一统”和立法、执法、司法制度的建立健全，他都无一不从理性、人性的角度出发加以肯定和辩护。

社会文明的发展和知识化程度使人不再是自然的奴隶、权威的附庸和权力的工具，而是独立的个体，能够认识生命的本质，生存的意义，追求自我完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中国人的群体意识高于自我意识，总是喜欢把强调自我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观念和西方的理性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希腊人的一个最根本的观念是他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希腊的理性精神主要体现于对自然知识的看重。苏格拉底是著名的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出“善（真）即知识”的命题。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寻问世界的本原或探索其运动形式，都是对自然知识的关心，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人，更把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尼采曾将希腊的理性精神称为“日神精神”，与非理性的“酒神精神”相对应。希腊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致力于寻求一种确定性，给变化无常的世界一个准确甚至精确的说明。

基督教是在希腊和罗马文化在知性不能满足理性的情况下产生的。古代人希望认识世界的确定性，并进而把握世界的秩序。基督教的上帝信仰，同样是为了给世界以确定性的说明。有关上帝的学说只是理性追求的一个误区。哲学与科学的引入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信仰的基石，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撇开上帝而自己创造理想的世界。理性跟随上帝走过一段弯路后，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又重新回归到了自然的怀抱。

（二）古罗马的民主政治传统

相对于希腊人，罗马人不善纠缠于形而上的问题，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关心的是伦理和政治问题，特别是法制的建设，很早就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城邦管理制度。早期的罗马人对于真善美三者，注重的只是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古代中国类似，不同的是，中国人注重善，实现的是德治思想的政治实践，而罗马人走的却是法治的道路。罗马人重视法治，建立在人人平等的理性基础之上，体现的是对人权和人道的尊重。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人执政是君主制，少数人执政是贵族制，多数人执政是民主制。那时候所定义的公民一般是指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男性，这样的民主形式，显然留有父系氏族社会的痕迹。民主制建立在公民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城邦民主是指城邦国家中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行使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力的政治制度。

古罗马的城邦民主经历了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三种类型，直到帝国时代后期，出现了军事独裁制度，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没有因此销声匿迹。

王政时代（前753—前509）政治制度所设的主要组织机构包括：（1）库里亚大会，即罗马的人民大会。（2）元老院，即长老会议。由300个氏族长组成。（3）王，或称泽勒克斯。他主要是军事首长，负责指挥对外征战和防御。

共和时代（前264—前31年）的政治制度所设的组织机构包括：（1）人民大会。人民大会存在两种形式：森杜里亚大会和特里布大会。前者具有立法权，决定战争与请和问题，选举产生包括执政官、监察官在内的一切普通高级职位，还享有部分司法权。后者又称平民大会。由于存在两个人民大会，权力受到牵制。（2）元老院。元老院控制着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3）行政官吏。包括“执政官”、“独裁官”（是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由元老院任命的特殊官职）、“行政长官”（即大法官）、“监察官”、“保民官”（代表平民说话）。除独裁官等特殊职位外，所有的官吏都是经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是没有报酬的，他们任职是有期限的，他们之间所作的决定必须一致通过，即使只有一个成员反对也会使事情停顿下来。除独裁官、监察官和保民官外，所有官吏都要对任职期间的行为负责。

帝国时代（前30—476）的罗马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共和国晚期不断发生的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贵族势力，罗马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不得不任命军事统帅为独裁者，如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克拉苏，从而为军事独裁开辟了通途。起初，独裁者屋大维自称元首，保留共和制的形式，避免使用“国王”的名义。公元284年，宫廷卫队首领戴克里先由军队拥立为帝，建立了四帝共治体制。从此，“君主”取代“元首”，但不是世袭制，仍然是共和制，君主要接受元老院的推选，凯撒（名誉副总统）是奥古斯都（皇帝）的法定继承人。君士坦丁一世于公元323年废除四帝共和制，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皇帝自己被神化，并使基督教从受迫害的地位转变为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君士坦丁体制是彻底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尽管如此，早先的民主传统并没有被彻底掩埋，平民争取权利的斗争也没有因此而结束。

（三）中世纪是人性的低谷和知性的荒漠

学术界一般把公元5世纪至15世纪圈定为“黑暗的中世纪”。考古学特别是人体考古学证明，欧洲工业革命早期的贫民其蛋白质的摄入量低于中世纪的普通农民，说明中世纪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获得感优于工业革命前期的工人阶级。中世纪的黑暗，可能与中世纪早期的世俗社会关系不大，集中反映在文化生活领域，反映在宗教对人性的挤压和摧残上。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国王、贵族和骑士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构成了金字塔般的等级制度，但是，由于“保民”的政风一如既往，封建领主们的权力和义务都是有限的，一个合格的国王应该“自己养活自己”，“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不过，这种复杂的等级关系使得欧洲封建国家长期处在割据状态，和东方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大相径庭，这个时期欧洲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是政治分裂、宗教一统，教权大于政权，教权专制彻底改变了古希腊、古罗马进步的文化本色。

君士坦丁称帝后，罗马帝国内部烽烟四起，彻底碎片化。476年，被称为“蛮族”的德意志人（史称“日耳曼人”）粉碎了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公元5世纪，法兰克王国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分封采邑制。国王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将土地及当地农民一起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供终身享用，但不能世袭。采邑制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拥有采邑的封建领主在自己的土地内享有完全的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权，称为特恩权。到9世纪，这些土地终于变成了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它的基本特点是，国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他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给教、俗大封建主——公爵、伯爵和大主教、修道院院长；大封建主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分封给中等封建主——男爵和子爵；中等封建主也把土地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分封给小封建主——骑士。在上的叫领主，在下的叫附庸。这样，从国王到骑士就构成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各自为政的行政制度。这种封建领主土地分封制导致王权和国家权力极为分散。反之，基督教是整个中世纪西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只剩下这一种有严密组织的宗教机构与过去保持着思想上的联系，并遍布欧洲各地，处于领导权的核心地位。西方社会的政治整合，是以宗教的面目出现的。宗教势力对王权的排挤，造成了教权和王权的紧张和冲突，这种冲突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在双方的利害关系中达成了妥协。1122年，教会和国王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根据协定，国王承认教会神职人员的选举权利，教会承认国王的世俗权利。这个协定否定了德意志皇帝的主教职权，削弱了王权，导致诸侯势力的扩张，德意志从此走向分裂的政治局面。这种分裂的、松散的王权格局使欧洲资本主义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缝隙，自治城市运动悄悄兴起，形成新的政治势力。在这一过程中，王权由松散趋于集中，由软弱趋于专横。在欧洲中世纪封建君主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封建割据君主制、等级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三个发展时期。王权的专横和宗教势力的肆虐，直接导致了中世纪的政治黑暗。

在当时，教会不仅享有自己的封地，还通过征收“什一税”、发行“赎罪券”疯狂敛财、挥霍无度、发动战争（九次发动十字军远征）、神职人员可以包养情妇，教会上层腐败不堪，百姓则是苦不堪言。不仅如此，基督徒实行意识形态控制，把一切不合乎《圣经》说教的事物斥为异端，尤其对新思想及科学事业，加以残酷的排斥和打击。历史上就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及科学家遭到基督徒迫害。譬如波兰著名天文学家哥白尼，因为著有《天体运行论》，遭到教会残酷迫害。坚持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女数学家希柏提亚被拖至教堂，剥去衣裳，用尖利的贝壳“凌迟”处死。伽利略是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被宗教裁判所迫害至双目失明，最终疾病缠身、不治而亡。科学家帕利西因说化石是动物的遗体而不是“造物主的游戏”，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塞尔维特在《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一书中提出血液循环的见解，被活活烤死。比利时生理学家维萨留斯，由于出版了解剖学著作《人体结构》，被逼往圣地——耶路撒冷忏悔，不幸客死归途。巴黎大学教授阿莫里因宣扬“泛神论”（反一神教）被死后掘墓追审，他的十个弟子全部被处决。西克尔也是巴黎大学教授，因在物理研究上发表了与造物主不符的意见，被教会活活打死。

西方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教皇教会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实行专制集权统治；意识形态控制；绝对权利绝对腐败；轻视和打压科学进步。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是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停滞不前的主因，专制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大破坏因素。

黑暗是黎明的准备，是革命的前奏。中世纪晚期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内核是对上古社会的怀念，旨在颠覆教权专制统治，正如报晓的雄鸡，此伏彼起，高亢激越，发出了对光明的声声呼唤。

中世纪之前，是古希腊的理性文明和古罗马的制度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两座文化高峰；中世纪之后，由此发起了文艺复兴运动，旨在重新恢复源于罗马古典的拉丁语言以及艺术和文化，后有启蒙运动与时俱进、跟进发力，向往民主自由的新生文化配合工业革命的汹涌浪潮蓬勃发展，崛起了一座座现代文明的文化高峰。处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中世纪，是一片人性的低谷和知性的荒漠，思想禁锢严酷，古希腊、古罗马的写实艺术几近消失，文化作品寥寥，只有教堂壁画相对繁荣，那时期的文艺作品绝对服务于宗教，无论是拜占庭的镶嵌画还是中世纪的手抄本都选用宗教题材，变得风格化，与我们曾经的“样板戏”相差无几。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可看作是“人的发现”的历史。他们特别看重文学和艺术，因为这两个领域可以充分表达他们对感性生命的渴求。17世纪以后，“人的发现”则转为人的力量的发现，主要是科学理性的发扬。文艺复兴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深切呼唤。过去，他们只会按照《圣经》理解世界，而现在，他们把《圣经》扔在一边，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找到世界的秘密。虽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反对上帝，但是他们认为，认识上帝要靠自己的知性，而不是经院式的思想教育、传教士的唠唠叨叨。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文明与野蛮专制统治决斗的关键战役，值得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借鉴和仿效。

二、中华文化也经历了上古开明和中古黑暗的历史进程

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任何事物都存在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黑暗和光明往往交替出现，此起彼伏，缠斗不已，就像波浪一样，推动着事物向前发展，推动着历史朝着新的文明演进。人类在远古时期，完全没有能力和凶猛的兽类抗衡，他们后来解放了双手，能够制造工具，有了石器、弓箭以及御寒的衣物，在抵御猛兽和获取食物方面，改善了生活质量，迎来了新一轮曙光。再其后，有巢氏发明了棚居，燧人氏发明了火，神农氏发明了农艺，人类告别了餐风露宿、茹毛饮血、疾患饥荒的黑暗生活，向着光明继续跃进。对于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野蛮的世界是阴暗冷酷的，语言的成熟和文字的出现，人类有了更高的文明追求。从族群生活过渡到部落社会，从部落联盟过渡到小国寡民，人类饱受着掠夺和兼并之苦。但人类总是在摆脱黑暗，迎接光明，亦步亦趋地提升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掠夺和兼并是人类社会上古时期的文化苦旅。在中国，上古属于先秦时代（前21世纪—前475）。

（一）中国上古文明是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化观的萌生时代

1.上古时代的开明政治孕育出“百家争鸣”的开放文化

中国的上古时代，即先秦时期，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晚期。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和“五帝”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一般认为“三皇”指女娲、伏羲、神农。伏羲、神农、黄帝、炎帝以及后来的尧、舜也被人们列入“五帝”之中。其实，他们都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带领华夏族群使用先进工具、抵御自然灾害的民族英雄。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部落首领之间开始实行“禅让制”。禅让制即部落联盟首领的人选是以元老发现并推荐的方式产生的制度。按照氏族社会军事协商制的惯例，部落联盟的首领，必须由下一级的军事贵族共同推选，经过一定的仪式，得到大家的承认，才能确立。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首领时，“四岳”（四大部落联盟首领）举荐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了三年的考核，令舜摄位行政。尧死后，便由舜继任部落联盟的首领。舜也照样咨询“四岳”，推举禹摄行政事。“禅让制”和古罗马的“公民推选”“长老议事”制度极为相似，但发生的年代更早。舜死后，由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举伯益为继承人。禹在位时权利高度集中，家族势力及其影响扩大。禹死后，其子启夺伯益之位而自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开启了“家天下”的政治统治制度，史称夏。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暴虐无道，商部落的首领汤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商朝。在政治上，商朝奴隶主对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统治，把奴隶杀害作为“牺牲”，就是奴隶主野蛮残暴的例证。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起兵战胜了残暴的商王纣，建立了周朝。周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政治上推行分封制，经济上推行“井田制”，手工业分工更细，号称“百工”，天文历法取得一定成就。在欧洲，直到中世纪才冒出了“分封制”。公元前841年，西周发生国人暴动，赶走了残暴的周厉王，国家实行周、召二公“共和”执政，共和制是一种政治协商制度，摄政王周公姬旦主持编订了我国第一部宪政制度《周礼》。公元前770年，犬戎攻破镐京，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邑（今洛阳），西周统治结束，此后称东周。东周的历史，史学家习惯上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周王室治国理政能力衰微，诸侯争霸，分庭抗礼，战事不断。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环境相对开放的时代，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的融合有所加强。经济上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私田出现并增加，“井田制”逐步瓦解。文化环境宽容，言不设禁，状态繁荣，诸子百家，讲学争鸣，其中以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老子创立的道家学派、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2.形成并传承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棒应该是墨子

墨子是先秦时期具有民主思想、人权意识与科学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逻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一书行文简洁、敏锐、透彻，可概括为“尚力”“尚贤”“尚同”“兼爱”“节用”“非攻”“非命”“非乐”等意义单元，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社会主义”等传统意识貌离神似，都可以和现代社会许多进步思想和社会潮流一一对应。“尚力”，与现代人主张的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意义上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形成并传承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棒应该是墨子。木结构工程师出身的墨子，特别接近劳动群众，尊重劳动成果，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均贫富等贵贱”的社会改造追求。“尚贤”主张选贤任能，具有民选意识。“尚同”思想尊重民意和社会统一意志，实现社会有序管理，属于社会政治协商、统筹管理的初级模型。在消费观念上主张“节用”（即倡导“节约型”“生态型”社会），在社会生活上主张平等、博爱，墨子叫“兼爱”。“非攻”反对非正义战争，主张和平对话。“非命”抵制天命，发掘人的价值。“非乐”思想旗帜鲜明地反对“礼乐”制度、反对享乐主义、反对宫廷腐化。在名（概念）与实（具体事物）的关系上，墨子主张名从属于实，和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传统比较接近。墨家弟子生活简朴，纪律严明，深得人民爱戴。墨子的思想遗产与古希腊的精神文明、古罗马的制度文明以及国际现代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值得后世发扬光大。

3.“道法自然”是人类“生态文化观”形成的源头

黄老哲学是《黄帝内经》、《易经》和《道德经》反映出来的一脉相承的道学思想的通称，是中国上古智慧的结晶。黄老哲学深究天人之理，旨在破解自然规律和揭示人的本质，空灵浪漫，强于思辨，是人类理性思维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不仅中国人，而且全世界都能从中获得思想滋养。

《黄帝内经》运用阴阳五行的哲学原理解释人体生老病死等命运现象，是人类最早的生命科学巨著。《黄帝内经》通过脉象、藏象（脏腑疾患及其表面体征）、经络来阐释病理、诊疗病症，还建立了一套“养生学”“运道学”的学说体系。

《易经》亦称《周易》，它是通过卦象来研究运动规律包括生命运动规律的科学体系，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拓扑学巨著。《易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用于占卜活动（即预测科学）。《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被誉为“大道之源”。《周易》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春秋时期，百家争鸣，都把易理奉为上乘之策。《道德经》的思想体系与《易经》血脉相通。孔子编修《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科书，《易经》为其一。《易经》卦象运用了二进位数字化语言，是后世电报电码、电子计算机语言的鼻祖。

《道德经》为老子所著，仅仅5000余字，内容却非常丰富。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道”的观念，并说“道可道，非常道”，认为天行有常，常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天道”“天机”。大约200年后，西方先哲、雅典学者亚里士多德赞扬“人是理性的动物”，人乃万灵之长，能够破解宇宙奥秘，提出了“理性”的概念。显然，老子的“道”（包括中国后世的“理学”命题）和亚氏的“理性”（包括欧洲后世的“逻各斯”命题）属于同一哲学范畴，常道就是一种自然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说人有能力揭示理性，但人对理性的追求又是永无止境的。评价理性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时代和人的认识能力及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类的时代观念具有政治属性，时代就是某一类政治的历程，政治因素往往制约着理性思想的走向和发挥程度。正因为如此，东西方观念中的“道”或者称为“理性”的东西其起点是一致的，却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和演绎着。东方注重具体，突出社会的功利目标，沿着实用理性的方向发展；西方热衷于探索宇宙的奥秘，围绕实证理性大做文章。比如数学，古代中国和希腊都有很深的造诣，中国发展数学，长期停留在算术层面，多用来度量世界；希腊人发展数学，则注重用数学语言和数理逻辑求证、归纳和解释世界。两千多年来，西方人一直将理性奉为人生的准则，就连中世纪的基督教亦对之没有异议，且将其作为信仰的人性根据。理性所求证和推演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并致力于谋求和谐，这一点几乎与《德道经》的初衷无异。如何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老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无为而治”。“无为”是要求人们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即“道法自然”，是“顺应自然”而不是“顺其自然”，是合理“利用自然”而不是“破坏自然”，用现代文明考察，“道法自然”就是人类生态文化观形成的源头。“道”即自然规律，“德”乃行为科学，老子认为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是道德水平的最高境界。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变化的，有与无、大与小、贵与贱、美与丑都是相对的，无差别的。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秋毫之末虽然渺小，但它的存在意义不能被忽略。巍峨泰山，但相对于浩瀚的宇宙空间，仍然显得十分渺小。从观念层面讲，秋毫和泰山等量齐观，“庄周梦蝶”的故事就演绎了这个道理，主张事无巨细，一律平等，都有受尊重的权利，这种平等观念不仅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也表达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意识，启迪人们去热爱自然，去爱护环境，去保护物种，去构建生态平衡。老子“道”的思想命题与亚氏“自然理性”的思想命题内涵一致，存在互通、互补和融合探讨的空间，仍然是我们现代建构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环境的思想法宝。当前，生态文明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官那官，缺乏生态文明观，都是作死的官！

（二）儒家文化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强大的精神支柱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终身使命是维护周公所创立的“周礼”，他维护《周礼》的思想命题是“仁”。孔子为了使自己“仁”的理论推至全社会，进而提出了“忠恕”与“中庸”两个理论范畴。前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范畴，后者是阐释“不偏不易”（不被左右绑架，走礼制正道而不犯颠覆性错误）之为“仁”的哲学范畴。“忠恕”是实践“仁”的政治路线。“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是儒家对“仁”的经典解释。道家强调的“道”，合乎“道”，就是“德”；儒家强调的是“礼”，合乎“礼”，就是“仁”。“道”是客观规律，属于自然理性；“礼”是社会规范，带有主观性、阶级性、政治性和时代局限性，存在不合理性。“中庸”是实践“仁”的哲学途径，伦理性色彩浓重，自然理性的含量较低。它所强调的是不易和恒定，即法祖宗之法，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偏不倚、庸常无为，强调社会秩序的恒定化、常态化，其目的主要在于“克己复礼”不满“礼崩乐坏”，积极复活周礼，以正高下贵贱的等级名分，防止再度出现犯上作乱的社会现象，即“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反叛）矣夫”。所以，只要人们均按“中”道行事，社会就安定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也就可以固定下来，并成为千古不易的基本立国原则和常制。孔子的这套学说符合中国专制主义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历代统治者都有加封，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一个思想流派。后代儒生对孔子的学说虽然也有一些发展，但万变不离其宗，说来说去总离不开孔子所创立的思想框架。儒家和道家不同，道家虽发端于老子，而真正把道家思想发扬光大的则是庄子。所以在道家的发展史上，作为思想家，庄子备受推崇。而儒家在孔子之后，虽不乏大儒产生，如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但是，他们是忠实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孔子学说多为继承，发展也只是停留在义理的阐释上，所以，在儒家发展史上，没有一个人的思想地位可以超越孔子或与孔子比肩的。孔子曾提出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美德修养，孟子进而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德规范，最终由汉代董仲舒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概括为“三纲五常”，并结合阴阳学说进行了“阳贵阴贱”的改造，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尊贵地位、主宰地位。三权的对应面为阴，为人臣、为人子、为人妻者，永远处于卑贱的地位、服从的地位。不仅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政治家注重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原则，中国先秦时期的墨学思想与道学思想，也都是强调人人平等的。唯有儒家迎合统治集团的利益彻底地颠覆了先秦思想传统，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原则，将封建等级制度严密化、法理化，将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严酷化、神圣化。汉武帝即位时，为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问策。董仲舒及时提出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五四运动后学者们称其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管制与意识形态安全策略，深受汉武帝赏识，从此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正统地位，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从。董仲舒是中国式意识形态控制的始作俑者，此后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强大的精神支柱，一直发挥着社会凝固剂的作用，就像西方中世纪的教权一样，没有人能够游离于“三纲五常”的制约之外！五四运动虽然炮轰了“孔家店”，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孔家店”，在袁世凯执政时为了称帝的需要，“孔家店”又被“恩准”重新开张！

在中国历史上，除极个别的时期以外，儒、墨、道三家，儒家总是居于龙头地位。相应地，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最大和最为深刻的。它所设计的社会行为规范，一直为中国人所遵循。尽管儒家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但它作为专制统治的强大思想工具，其负面影响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人文灾难十分深重。中国社会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长久稳定，都是跟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分不开的。至于张扬个性，这似乎是古代中国所不能容忍的，做臣民的就应该对君王愚忠。通过理性的审视，人们终于发现，儒家的和谐掩盖的是人性的湮灭和缺乏人道的君主专制，换来的是社会的停滞和文明的衰老。儒家教育一直处于社会教育的独尊地位，注重君主专制社会的执政能力培养，视科技知识与技能为“雕虫小技”，蔑视劳动人民和民间智慧，与时俱进的文明教育、理性教育与科技教育严重缺失，严重妨害了中华民族的人文进步与科技进步，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饱受西方文明侵害、落后挨打的主因。儒教是中国的国教，充当着统治者对人民对社会实行精神奴役、思想管制的工具，和中世纪的基督教一样，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宗教。

（三）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中的社会分期原则，中国的现代社会学者大都把战国以后数千年漫长的王朝时代确定为封建社会时期。这一理论忽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受到了当代学者姚国华、易中天等人的质疑。和西方分封庄园主的形态相仿，周代实行的分封制实际上已经进入准封建社会，秦以后允许实业家置产兴业，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换，和工业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上具有开放性，史称“农耕经济”“农业社会”。然而，就农业社会中固有的村社形态而言，以及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代表的儒家学说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些社会存在的主要特征都与马克思所定义的封建社会的许多特性吻合。礼教制度、法权思想、专制主义等强权政治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君主专制主义社会体系，即所谓“儒表法里”、“外仁内暴”，以及由此长期推行的“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严重地制约着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科技进步、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1.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演变过程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主要表现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巩固、完备、加强和空前强化的过程，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秦朝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时期。秦始皇通过自称皇帝，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地方设郡县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第二阶段：西汉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巩固时期。西汉从文帝到汉武帝，通过政治上“削藩”，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不断巩固。

第三阶段：隋唐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完备时期。唐朝统治者通过在中央设三省六部制以及沿用隋朝的科举制，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渐臻完备。

第四阶段：宋元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加强的时期。北宋统治者在剥夺武将兵权的同时，又把行政权、财权收归皇帝手中；元朝则通过在全国推行行省制度、设立澎湖巡检司和宣政院，把地方权力收归于中央，从而使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

第五阶段：明清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极端强化的时期。明朝建立后，废行省设三司，废丞相设六部（后增设内阁），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沿用明朝的八股取士。通过上述措施，明清两朝皇帝的权力达到顶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空前强化。

2.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基本特征

中古时代的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典型。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皇帝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通过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实行一元化的官本位封建统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该制度有利于政治权利的巩固和统一，协调分散性封建经济的某些矛盾，能满足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需要。该制度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也有着辩证关系。从秦汉到宋元，中国封建政体对社会发展曾经有过积极意义，明清时则以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为主。各个时期的儒家弟子把持着社会意识形态，重视社会稳定，单纯追求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安全”和“执政能力建设”，忽视社会科学技术发展。中古时期的中国虽然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大国，但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这种两千余年的制度文化积重难返，时至今日仍然是困扰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沉重包袱。

马克思曾把君主制度区分为两种类型，即以英、法、德等为代表的欧洲型和以中国、土耳其为代表的东方型。与欧洲型相比较，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如下一些特点：专制的时间长，专制权力强大，严密控制着宗教势力，以土地国有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且十分封闭稳固，君主专权的中央集权走向极端，政治权力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文化基本上围绕“资治”做文章，是一种政治型文化、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而西方除中世纪属于宗教文化、上帝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外，上古文化和近现代文化主要是一种科技型文化，无限演绎理性的文化。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日益强化有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中央的权力有不断加强的趋势。第二是在政府与贵族、地方和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上，政府的地位和权力不断提高。第三是在皇帝与中央政府机构的关系上，皇帝的个人权威日益膨胀。第四是在君主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上，皇帝的权力和政府的作用，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皇权无所不在的格局。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核心制度是皇帝制度。皇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代表上天的意志，具有生杀予夺等一切政治权力，皇帝的命令为“圣旨”，告示曰“诏”，自称“朕”。皇位由嫡长子继承。皇帝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和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事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犯上作乱是大逆不道之罪，臣民永远只能是君主的驯服工具。

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应该重在科学发展、与时俱进

欧洲自君士坦丁一世称帝后，为了提升自己的统治权威，摇身一变成了神的化身，基督教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这和中国的皇权执政、儒教制文具有一致性，尽管如此，欧洲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火种从来就没有熄灭过。但是，中国情形大不相同，传承科学发展观第一棒的墨家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中几乎被赶尽杀绝，在江湖上至此销声匿迹；身体力行生态文化观和生态政治观的先秦道学，进入中古时代后演化为世俗道教，专注于修身养性，消极遁世。在当代，在科学发展观与文化复兴观之间，是架设一道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桥梁直通国际现代文明，还是借文化复兴搞狭隘民族主义，视现代文明为洪水猛兽？新儒门尊孔崇儒，泥古不化，诋毁“五四”新文化运动，诋毁现代汉语教育，诋毁汉字改革的积极成果……

（一）给“五四”戴“全盘西化”的政治帽子不恰当

有人说“我们绝不搞西方那一套”（以下简称“不搞”）。这些话其实只是挂在嘴上的俏皮话。不信，你看：当他发表这样的言论时，正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脚穿西式皮鞋，对着“麦克风”讲话。并且，他是开着汽车来开着汽车回去的。他并没有穿长袍马褂，着羽扇纶巾，乘八抬大轿。“不搞”是政治概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体制之间所争论的当下问题。社会主义的学说体系与政治建构，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列宁开启的东欧“苏维埃”社会实践，也不是中华政治文化家族中的土特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仍然是核心表述，“德先生”“赛先生”风光依旧，早就写进了我们的宪法，早就中国化了。显然，“不搞”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德先生”“赛先生”，不排斥科技发展，也不排斥市场经济。我们抵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一面，比如霸权主义，面对特朗普的无赖与拜登政府的狡猾，许多美国人就喊出了“美式民主已经老化”的口号。丁是丁卯是卯，一些人给“五四”运动戴“全盘西化”的政治帽子，实际上是犯了把政治问题扩大化的错误。

（二）现代汉语教育与文字改革的成就不容否定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文化教育的门户。讨论文化复兴要把好文化的大门。

现代汉语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是国家的官方语言。现代汉语以“五四”运动以来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为起点发展至今，成就斐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教育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规范，在语音方面，发布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努力推广普通话；在文字方面，通过扫盲运动进行大范围识字教育，并对汉字进行了几轮简化；在词汇方面，保留并体现了汉字的独特表意功能，大量吸收口头语汇和外来语汇，双音词与成语的使用率越来越多，表现效果越来越突出；在语法方面，语言组合有序，句法变化活泼多样，展示了汉语的独特魅力。无可置疑，现代汉语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联合国使用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加上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的英明国策带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现代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但是，一些人在“不搞”说辞下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大做反面文章。只要是西方人的观念，都在他们的排斥范围之内。现代汉语自成体系，跟西方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个别人虽有搭车立言之嫌，也不能以偏概全。更何况索绪尔的语言学见解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必然联系，狭隘民族主义者却牵强附会，现代汉语教育成了他们的批判对象。批判的理由是“字本位”汉语观，这一观念认为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假，但又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属于汉语的拼音化趋势，拼音化是一种“西化”表现，如此这般，现代汉语的发展就成了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背叛。这种观念主要出于对“文言文”的怀念，不仅在学术上不成熟，政治上也是幼稚可笑的。事实上，秦代“书同文”，唐宋“古文运动”，元明清“话本”“小说”的出现……，汉语就没有停止过她的改革步伐，没有必要视改革为背叛祖宗、大逆不道。

当然，“文言文”在记录历史、治国理政、反映社会风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不过，“文言文”的使用，使汉语书面语言严重脱离口头语言，成为统治集团的社会专利，民间智慧因此被社会忽略，社会文化因此呈现死水一潭，除了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别无新意。许多民间技艺，因为缺少文字记载，多已失传，更谈不上科学发展。古代书写材料昂贵，惜墨如金，后人归纳的“字本位”教学观，其实是与“文言文”相适应的以单音词为主体的表达方式及其阅读技巧。阅读理解的过程仍然需要将其翻译成通俗语言。“文言文”其形式咬文嚼字，不仅书写难度偏大，而且晦涩难懂。不仅现代人存在识字困难与阅读障碍，古人也经常写错别字，文章不长，却“通假字”成堆。建国初期，文盲率几乎达到了75%以上，国家花了五、六年时间在民间开展大扫盲运动，成效不高。这是1956年国家决定开启汉字改革的出发点和事实依据。“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改革方针切中要害，无比正确。

口语的发生先于汉字。中国上古乃至远古，华夏民族的口头语言就十分成熟，双音词丰富多彩，表达流畅，形象生动，细细品味一下“连绵词”这种上古口语活化石，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徘徊、徜徉、唠叨、旮旯、彷徨、犹豫、尴尬这些词汇，词面所使用的汉字只表音不表意，汉字的使用所体现的是音素而不是词素，“字本位”之论在这些词汇中没有丝毫的表现意义。譬如，“尴尬”是一个表现心理活动的形容词，既表现着人的内心世界，又展示了人的外表特征，惟妙惟肖，除此之外，无以言表，不信，你换个字眼，看看有没有如此生动形象的表现效果？文言文充斥整个上层建筑的时候，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汉语口语的规范与书面采纳几乎无所作为！没有鲜活的口语补充，它已经固化、老朽，作为古汉语、中医学的研究对象确有保留意义，让现代语文回归“文言”遗风，此论休矣。主张“字本位”教学观的先生们不仅想把中国人都培养成“孔乙己”，还企图借对外汉语教育的名义培养一溜子“洋乙己”，很不现实！

倡导“字本位”，怀念“文言文”，泥古不化，实在叫人不好想！

（三）复辟专制文化不得人心，与时俱进才是康庄大道！

中国的上古文明和欧洲的上古文明尽管地理环境相距遥远，发生的时间节点并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因民族差异使语言外壳与表达效果也不尽一致，但内涵基本重叠，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本质无异，同为复兴，复兴的历史指向，理应相同——应该是对上古文明的赞赏、继承和发扬。“克己复礼”就是“法祖宗之法”“与史俱退”，“复兴”不是“复古”，“文化复兴”不应该是“克己复礼”的代名词，不是让社会回归尊孔崇儒，更不是对皇权专制的点赞，不能让不良的皇权文化沉渣泛起、死灰复燃，重新拉开官民距离，重塑社会的等级秩序！还有，即使我们点赞上古文明，弘扬优秀文化遗产，也不应该停留在怀念和回归状态，上古文明无论怎样合理，也有历史局限，怎么可能和现代文明等量齐观，甚至借“复兴”批判现代文明，如此“爱国”分明是误国！“复兴”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在“兴”，兴国兴邦，兴旺发达，力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应该在“兴”字上多做文章，多下功夫。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应该在点赞上古文明的基础上承先启后、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复辟专制文化不得人心，与时俱进才是康庄大道！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周治南《东西方文化导论》 武汉出版社  ISBN 7-5430-3257-0 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