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产物，是一条共同富裕、全面协调、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树立了光辉榜样。

一.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政体模式

世界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主要承袭了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形态，市场机制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通过剥削剩余价值与殖民统治，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众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做出了诸多破解困惑的探索与实践，其中有：

1.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即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其“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反对民主，扼杀人权，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面对国内发生的深刻危机，他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社会实践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堪回首。

2.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吸收了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但不搞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社会福利计划最能体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

3.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早期的资本积累是通过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实现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它实际上是一种经过人类数百年的探索、实践和提炼的社会管理制度，面对危机有足够的自愈能力，罗斯福关于“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怖”四大自由理念的提出，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人性化。具体表现为：（1）工会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2）实行广泛社会保障制度；（3）在市场无效、无力的领域,国家干预经济，用政府“有形的手”来补充“无形的手”；（4）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权社会化；（5）职业经理取代资本家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大企业的专业管理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科技意识、市场意识与规模化发展意识普遍增强。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管理理念与经验的结果。

4.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与实践。苏联模式的特点在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联邦内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苏联利用这样的举国体制具备足够的实力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但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致使社会死水一潭，活力不足，面对国际冷战阵势以及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回天无力，渐显颓势，已不能充分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内外危机加速了苏联解体，促成了东欧剧变。 

中国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去伪存真，吸收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以及二战以后社会进步的优秀成果，实现了改革开放，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和执政纲领，发展迅猛，政绩骄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长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在与传统决裂的过程中，在摸索与探求的实践环节中，同样经历了一系列的成长痛。

1.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年—1956年是我国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即前三年，发生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历史性事件，旨在继续解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统一大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第二阶段即后四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开展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全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探索并确立了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年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党和人民对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缺乏科学性和成熟性，在工作指导方针上产生了严重失误，使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3.“十年动乱”时期。1966年夏，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会上先后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决定，全面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扫荡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警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极端思维诱发了大规模的党内争斗。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此后，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采取整顿措施逐步纠正“左”倾错误，又遭到“四人帮”的破坏。“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生了逆转，国民经济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王、张、江、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政治集团被粉碎，“文革”结束。

4.改革开放时期。“文革”结束以后，我国经历了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我国GDP指数稳定上升，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保留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强化共同富裕的政治信念，不仅要渐次融入人类现代社会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而且要大胆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即要在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上，立足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国际社会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带领中华民族走共同富裕的福利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优势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提出并规范的一套社会发展目标体系与制度体系，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整体坍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式微，但中国没有改弦易辙。中国在努力吸取苏联、“文革”等教训的同时，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体系稳定的一面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不搞多党执政；特色的一面是大胆吸收了国际社会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增加了执政的灵活性与开放性，注重了文化传统的保留性，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具有波浪式的成长性。这个理论体系在以整体和谐为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价值取向、以集体领导为执政手段三个方面展示了强大的治国理政活力，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增长的宏伟目标，基本达到了全民小康生活水平，加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社会安定团结、稳定进步，彰显了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治国理政方面表现出来的明确优势。

（一）整体和谐观

对立统一是西方近代社会的哲学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我国和苏联理论界，由于长期宣传斗争哲学，主张矛盾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和斗争是绝对的，联系和统一是相对的，并有过“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大论战，甚至发生了像“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类路线斗争的历史悲剧。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指导下，清算了“阶级斗争”的极端表现，注入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谐理念，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初级目标，提倡“不争论”“不折腾”“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策略。社会因此消解了“二元对立”的负面影响，出现了难得的相对和谐和稳定的政治局面。社会和谐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尝试。极端的对立表现是悲剧性的，忽略自由精神和法制原则的和谐也必然会导致可悲的后果。然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法制社会里没有双重的评判标准和原则，比如组织章程、组织纪律、特权观念等，如果过分地强调这类非法制标准，就容易产生体制内的潜规则。执法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宪法（及其衍生法，含程序法和实体法），违法必究，没有“宽大”也没有“严打”，司法职能部门必须保持中立，独立行使职责，这是绝对的刚性原则！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而持久。

中国和谐观的特点是“尚正扶阳”，积聚“正能量”。西方的均衡理论就是和谐观念，特点是制衡，以法制为调节手段，实现了政治生态环境的“自动平衡”。两者都在努力表达依法治国的宏愿，以彰显正气，保持和谐，实践中国老子“无为而治”的古老梦想。

（二）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就是要坚持“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给科学发展观所下的上述定义在理论上无疑是成立的，继而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根基上，吸纳世界文明成果，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推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是鼓舞人心。融入世界主流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基础和最终目的，狭隘民族主义、利益集团固化猖獗一时，是与科学发展观不相容的，是没有远见、没有未来的。

（三）集体领导观

集体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在中共党内有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导。”集体领导挑战封建的“一言堂”模式，能够集思广益，实现党内民主决策。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改革开放和许多重大涉外活动中，往往能掌控事态发展的主动权，把握着应变的机动权，较好地保持了自身的相对优势，其间集体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一个有着近十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基本上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使大部分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执政党。集体领导模式容易附带人治色彩，从而弱化法制意识。中国共产党也有过“极左”“极右”“贪污”“腐败”等恶性感染甚至引发大面积溃疡的非常状态，她自己也没有讳疾忌医，敢于改革开放，敢于自我纠错，在群众路线、民心工程上出手不凡，进一步取得了人民的拥戴与信任，也引发了“机遇论”“威胁论”等世界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现代化道路上，中国共产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这其中就包括了由“道统”向“法统”过渡的法制建设问题。既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那么，社会主义“道统”观念也是可以向社会主义的“法统”观念平稳过渡的。

中国人有三个旧梦：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均寄希望于“救世主”，都只能陷入历史的恶性循环！把前贤的思想作为绝对化的定盘星，认为可以对改革进行通盘设计的提法和做法都是不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尊重螺旋式、渐进式发展规律，应该是一个在继续解放思想的道路上一代一代不断成长的理论体系，特色显然不能等同于原色，在其完善过程中要有大智慧进行顶层设计，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和严谨求实的作风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入政治体制，带动文化繁荣，从而突破思维定势，突破瓶颈制约，走出前贤阴影，走出红色怪圈，防范贪污腐败，防范道德滑坡，规避中层分化，规避底层风暴，破除冷战思维，定能渐次融入国际主流社会。自由梦、民主梦和宪政梦，这便是中国人的三个现代梦。我们所开辟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应是一条走向福利社会的绿色通道，这才应该是“中国梦”的魅力所在。

四、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绩亮点与困惑

邓小平同志在和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的一次会见中提出质疑，认为“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开创性事业，困扰不断，困难重重，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主要是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战略，树立了实现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的改开目标，制定了安定团结的政治路线，以及内政上“不争论、不折腾”“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无论姓资姓社），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发展策略，外交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切合国际与国情实际，极富远见卓识，打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经历了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道路越走越宽。其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三农政策”不仅使农民获得了实惠，而且激发了农业活力，保障了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维护了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环境。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包括政企分开、减政放权和提升服务意识等几个方面；“放管服”保障了企业的自主权益，降低了企业的准入门槛，营造了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使我国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以及科技型、商务型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持续保持了经济的迅猛增长。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成就骄人，给后三十年积蓄了长足的发展惯性。从1978—2018年，4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逐步富裕起来了。对比国家统计局1978年和2017年两份统计公报，我们能感受到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效益：我国GDP从1978年的0.3645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长约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 343.4 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7年达到 45.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到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年里，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运营网和移动宽带网，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全球占比几乎达到了30%，有58家制造业企业进入2021年世界500强榜单。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科技含量与日俱增，在航天工业领域、造船工业领域、高铁建设领域、信息与智能化工业领域、国防工业领域，许多项目已领先于世界。多年来，国家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经济比重的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重要引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也有长足的进步：（1）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合理转变；（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有了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遇；（3）打破了“铁饭碗”，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集体负责制，充分发挥了集体智慧的决策优势；（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

在这份辉煌的成绩单面前，存在两种态度。有不骄不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也有“大国论”“吓尿体”，大喊大叫、骄傲自满的。譬如有质疑“猫论”者高调唱红的；有“大国论”者借狭隘民族意识唠叨“天朝上国”，急于称雄的；也有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下偷梁换柱，背离“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要旨，重开“孔家店”的……这些噪音分贝不低，已成为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不谐和音符。昔日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和平崛起的有利环境。如今，我国的国力确实有了极大提升，虽然国际社会中各大力量差距在明显缩小，但“西强东弱”的总体态势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经验表明，在地缘政治中、在国际竞争环境中，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引起国际社会和周边环境的紧张，属于敏感时期，稍有不慎，它所面临的发展障碍和阻力可能会被放大几倍、几十倍。当前，我们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持续发展自己，即使我们有了足够的实力，也应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以身作则地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不是狭隘的民族梦，更不是“天朝上国”的霸权梦。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进步也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在信息化、全球化大背景下，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我们更应该登高望远，与国际社会加强融通，坚持合作，避免对抗，和平发展，才能既造福本国，又兼济天下，创造自由和谐的发展局面。“吓尿体”不是爱国，而是误国，应该有所收敛。

在民生上，群众对医疗制度的市场化商业化改革多有诟病，医疗部门已成为滋生腐败的感染源，道德滑坡的催化剂。医疗改革不应该增加病患负担，而应该逐步接近全民免费医疗。

在政治上，党和国家尽管对腐败现象采取了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但腐败案例的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面对这种困惑，应该在制度建设层面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很多学者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催生了打工经济、廉价经济和输血经济，权势成为致富先富的决定性要素，造成社会资源占有以及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出现这一说法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配套进行，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一大硬伤。可以明确地说，这些问题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深改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但最终会把权利关进笼子、走向法制社会，这一点人民是可以相信、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