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发美：难得诗中真美好

要认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不能忽视它的诗词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民族文明之所以伟大和不俗，就是因为有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装点。尽管今日汉语新诗铺天盖地，不可收拾，但怎么也替代不了古体诗词文化的强烈脉动。

我是认为，中华古体诗词文化的这个主脉不以现代诗的发展而改变。我本人虽然多写现代诗，但平日除了爱读古人的诗词，也常会读现代人写的旧体诗词，而且，总是欣悦其中，感动其中，思绪其中。

我是认为，汉语词的真正美学律动，只有在古体诗词中才能得以最充分地凸显。

中华古体诗词文化之脉动之所以不会止息，是因为总有一些现代人对古体诗词的一贯炽爱、继承和创造。

比如，伦仁兄就一直坚守在古体诗的阵地上。他写古体诗多，写词少。肯定说，在古体诗的表现上，伦仁兄是很突出的。

我以为，伦仁兄的古体诗之所以突出，是他在诗中所追求的一份美好。

美好，是我们古代诗词的品质。之为美好，当然不是歪诗，不是颓废之诗，也当然不是一些现代诗者的那般炫技滥作。

这份美好不是空洞的，它首先是其自然情怀上的美好。比如杜甫，我们知道他对人世间的关注是深切的、强烈的。但他的“花草精神”也是了得。比如他写到：“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后游》）他还写到：“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在诗人的思想里，很多自然物象不是一种简单的应境，而总是有那么一份极其美好的照映。

不能看到自然的美好，就不能成就诗的美好。

杜甫的“花草精神”，实是一种自然情怀，实是自然美好在诗者心中的照映。

既为美好的照映，就意味着诗者的心里是有光的。或者说，在诗者的心里，自然物象皆是有光的。有光，就有照映。没有光，就是黯淡的，就是无生机的。从诗者这里说，光的本质，是发源于心的。心有光，才照出物的面貌，才照出世界的面貌，才照出诗的面貌。

心有光，诗者自身的面貌也必是美好的。

应该说，这份美好照映，就是我们诗词美学艺术的最宝贵遗产。这份美好照映，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唐诗、宋词，都不少见。

这份美好照映是诗的艺术美学，也是一种精神美学。它的美学高度是永恒的。它的美学高度体现了我们民族文明的高度。

这份美好照映，在伦仁兄的诗里也有很多。就如他在《题天和茗》中写道：“天降甘霖润物新，和风欲拂旧烟尘。茗香淡雅兼浓烈，品罢方觉百感真。”又如他在《扶贫感怀》中写道：“燕子斜飞绕凤桐，千门万户借东风。”还如他在《夜读》中写道：“清风伴我读诗书，明月当庐境若虚。”在这样的诗句里，我们便能发现，这份美好照映，不是由物到物，而是心物互映，心物互通、互融。

一切物象到了诗者的心里，就变得有生命了，而且是一种格外馥郁的生命，一种格外悦动的生命，一种格外璀璨的生命。显然，有了这种生命的东西，诗就是有生命了，诗就是活的了。

我们再追溯一下又能发现，这份美好照映在中国道学里可以找到它的哲学光影。它是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反应。

这份美好照映的魅力所在，印证了中国道学的魅力所在。

于是，我们又有了一点启示：发生在我们诗里的什么光影也好，物我为一也好，天人合一也好，它就是集合在人性峰岭上的景致。

我们写物就是写人。

物性，即人性。

写诗，也是写人。

诗性，皆为人性。

诗的一切光束应是人性的透射。我们写诗，不是为了以物状物，而是在物上找人，在物性上找人性。

物物不在于物，而在于人。物性让人性显现。物性青睐人性。

就如伦仁兄在《和刘新才兄<中秋月>》中写道：“玉盘轮转又中秋，桂子飘香异客愁。老柳应怜春日好，姮娥当解古今忧。”可不是么，这诗里的月亮、桂树、老柳等都完全化合于人了。即是那个嫦娥也不在神话中了，而是回到人世间来了。在此的嫦娥，就是作为人世间的一个有着伟大情怀的代表出现了。

物境就是人境，物语就是人语，物情就是人情。

人性在物性上显现，就是诗性。

物物的景象都寓于了人的景象。

一个合格的诗者，一定会促使物性向着人性的方向流淌。

由此，诗的人性晖光就格外散射了。

再如张若虚，他的诗就是满满的春、江、花、月、夜，可那个人没有缺席。要是那个人缺席了，我们就不会记得张若虚。这也是在提醒人们，读诗，要注意读人。读不出人来，一大多半就是劣诗、坏诗。

由物向人化合，向人发展，这是要本事的。不能促进这种化合和发展，就不是一个好的诗者。

如此而言，诗的这份美好也是一份人间情怀的美好。伦仁兄确是一个有情怀的诗者。没有情怀以诗，就像身体内没有血脉。没有血脉就没有生命。人类作为一种伟大的生命者，也必是一种有情怀的生命者。

如是，一首诗若是没有情怀，我们就难以触摸到它的真正诗意。也就是说，我们写诗，就是要有人的感觉。

没有情怀的诗不叫人的诗，它就是“僵的诗”，“死的诗”。现在一些人不讲情怀却也在鼓捣着什么诗，——这是诗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文明的不幸。

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期间，伦仁兄写了好多首诗，其中就有一首《疫情》，最后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盼天公重抖擞，速招雷火送温卿。”诗里的情怀是很浓烈的。这里的情怀在于对人世间的关注，在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在这样的诗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情怀的温度。——这种情怀的温度是能够为人类的存续传递光芒的。

比如，他这样写自己《生日》：“暖风拂面过荷塘，翠盖遮颜沁暑凉。耳顺无心临渭水，垂钩隐隐钓夕阳。”这是个别开生面的《生日》，它不仅意象高妙，更是情状十足。诗者生日这天，竟然有了一次幸运的撞见——暖风、荷塘、翠盖、渭水、夕阳。——哦，太美好了！太绝妙了！太让人羡慕了！真有“忽逢幽人，如见道心”之感。

一个垂钓人本是“生日”的主角，可他又不特意与自然角色争宠。境在，心在；心在，境在。在这诗里，人与境十分同一。人在境中，不会被遮盖、吞灭，而更显得一种超然、和谐、自在。

像《生日》这样的表现，代表了伦仁兄的诗风。

他的这种诗风，往往在一种为境艺术中反应。作为一个诗者，伦仁兄的为境艺术是高妙的。所谓高妙，就是不见刻意，不见堆砌，不见粉饰，却又能气之动物，妙造自然。

诗写旧体，最怕落入俗套。

现代人写旧体，最大的俗套就是在古旧的词风里出不来，写来写去，把几个陈词翻来覆去，一副烟熏老墙的样子。

古代人有古代人的语风，现代人有现代人的语风。当然，那种千年不朽的语风也是存在的。

以两首古代人写庐山的诗为例，一首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一首是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两首诗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样的诗之所以不会在时空里消逝，是因为其语风的分外情趣。看上去，他几乎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语风，以至没有古今时空的隔离感。

每当读到这样的诗，我便有个想象，古人的语风尚能穿越古今，况且我们现代人？一个现代人能写旧体诗，传承中华诗词文明固然可贵，但在我们的诗林中，一定要有现代语风的吹拂。就是说，一定要是现代人的旧体，要有鲜活感，要有现代的烟火缭绕。

一说“诗言志”，其实，以一种前行的眼光看，这个“志”的成分不可以太多、太沉了，不妨向“志趣”或“情趣”方面跳转一下。以现在说，这个“志趣”或“情趣”当然是以现代感标记的。

诗写旧体，不入俗套者，最为可贵。

我尤其喜欢伦仁兄的这类表达：“长江水击千寻浪，云路情牵十八年。”（《浙江宾馆饯别选沛君》）“仙乡此去情何寄？一片彩云书大恩。”（《到韶山》）“越王霸业今安在？衰草城头又一秋。”（《城山怀古》）

再看伦仁兄的《赋得北京高考同题作文<像一道闪电>》：

 

    多少年来生日歌，今天唱罢六旬过。

    光阴一触惊弓鸟，心宇犹翻倒海波。

    过眼云烟随变幻，倾情管乐任消磨。

    席间亲友勿相贺，已是黄瓜敲大锣。

 

这里有“志”吗？当然有“志”，但“志”的味道不是那么重，不是那么冗杂和紧要。可是，情趣的东西多了。而且是很深切的情趣、很亲和的情趣。这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感浓烈了，——现代人的塑造感也强烈了。

应该说，凡旧体诗不可能完全摆脱它的一些律戒，它还有必要在一平一仄中存在，但切忌在一板一眼中死去。

——这也是伦仁兄在他的创作中给我们的美好启示。

 

 

2023年2月7于湖北赤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