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鸟/但愿生离不死别
一、纱帽坑传奇
1.落成梦吉
我自幼酷爱美术，是从欣赏和临摹自家中堂字画开始的。我家的祖屋是当地最豪华的屋宇，四献八柱雕梁画栋，四合天井四水归流，人称“鼎建宫”。柱上挂满了条匾，均为乡绅所贺。中堂悬挂着两幅横匾，其中一副为晚清翰林、著名书法家周杰亲笔所写，上书“落成梦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年纪尚小，只知道笔画工整，笔力遒劲，其中“梦”字不像其他的字那样四平八稳，有飘然若仙之貌，令人浮想联翩，最出意境，但是始终不懂“落成梦吉”是什么意思。直到我上了中学，初通文言，懂些事理了，我们的婆婆才把这个有关“梦”的故事讲给我听。
一日，我正对着“落成梦吉”匾额出神入化的时候，我家老婆婆有意识地凑近我，指着这四个字悄悄对我说：这四个字说的就是你！我懵了，从匾额上的题刻看，这房子已经建了近50年，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我，怎么可能把我也扯进去了呢!
婆婆说，这房子快竣工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两个孩子一前一后朝文、武家台飞奔而来，跑在前面的那个走向了前湾——我们文家湾，后面的那个走向了后湾——武家湾。（注：江南水乡常把民间聚居的高地叫台子，或叫湾子）相对而言，吴家一湾子人家相对贫穷一些，文家一湾子户户殷富，这两个投胎的小鬼，要想做富二代，就看谁跑的快了。文家虽然富有，但不发人，几乎代代单传，到了他们的上一代人才有了三兄弟，他们这一代又有了叔伯五弟兄。五弟兄名字都带有木旁，期冀独木成林。五兄弟中老大开相，老二开榜，属大房所生，老三开椿，属二房所生；老四开杰，老五开林，一对孪生兄弟，属幺房所生。文家紧邻汉水，有滩田数亩。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之间，滩田迅速扩大到百亩有余，被几个窑工师傅看中，一个规模化的砖瓦厂便迅速在滩地崛起。滩地沉积的黄膏泥是极佳的砖瓦烧制原材料，产出的青砖青瓦风靡方圆几十里，砖窑生意兴隆，祖上时来运转，成了爆发户。为了改造祖上老屋，开杰、开林兄弟开始营建这座豪宅。晚清翰林文杰是我们文家祠堂最受尊重的长老，也多次受邀光顾窑场，视察房屋建造工地，看到建筑规模后咂舌不已，即兴赐名：鼎建宫。并送对联条匾一副：华堂鼎建坐落翰墨世家，日月生辉光照轩辕后人。本家翰林亲书，自然无比珍贵，家祖毕恭毕敬地把这幅条匾悬挂在中堂最显赫的位置——两侧中柱之上。
然而，开杰、开林兄弟婚后仅育有一女，没有子嗣，听了两子投胎的梦境之后，文杰翰林欣然命笔，题写了“落成梦吉”四个祝福大字。文翰林是著名的书法家。俩兄弟如获至宝，即赴牌匾作坊，花重金将其打造成鎏金巨匾，赶在落成大典时隆重地悬挂中堂中央，寓“人丁兴旺”之意。
文杰虽为清廷大臣，但鼎力支持变法维新，天门文氏一脉均受其影响，在辛亥****、第一次国内****战争等****活动中都保持着积极进步的姿态。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其子文愚难受其父之命，发动募捐，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文开杰、文开林兄弟积极响应，在乡里召集动员大会，努力募集救亡资金。乡绅们纷纷出资，领头的文开杰都一一签发了收条。文开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不遗余力，积劳成疾，一场莫名的大病使他英年早逝，其孪生兄弟也因郁郁寡欢而相继去世。俩兄弟都刚刚翻过“而立”大坝就双双撒手人寰，都没有留下子嗣，“落成梦吉”就成了一个悬念。俩兄弟相继去世后，我的老婆婆一个人撑着一个破落的家。家里没有男人顶着，妇道人家好欺负，乡绅们纷纷拿着当初文开杰签收的义捐收条来索债。乡丁保丁也来吃大户，他们甚至到你家来套近乎，然后在床上放两枚手榴弹，紧接着保丁闯入，说你通共，就这样地产家当全部抵了债或赎了情，只剩下了这栋空房子和一群横着的、竖着的、明晃晃的又冷清清的大匾额，一字一顿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2.纱帽坑风水
当年，大房俩兄弟也因水荒不断，家境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家常年逃荒在外，靠打鱼为生，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归故里。回来后祖屋也因多次淹水已垮塌无支，毕竟是同宗血脉，老婆婆收留了我们，我们搬进了鼎建宫。接下来土地改革，划成分，我父亲是积极分子，当选为朱院乡武装部长。当时氛围紧张，家族祠堂也不再理事，我们和老婆婆没有确立过继关系，分别划了成分。老婆婆家原本是当地的大土豪，但家道中落，目前家徒四壁，只得实事求是地划了个“小土地经营”的成分，我们家划的成分为“贫农”。
1951年正月初五，我出生。接生婆刚刚把我接来这个世上，后湾武家就来人匆匆把接生婆拉走了，晚了不到半个时辰，武家也出生了一个男孩。我们两个孩子都是一个接生婆接的生，我取名文志南，他取名武御北。这名字让人联想到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分明潜藏着一个什么玄机。只有我的老婆婆心里暗喜：这两个孩子的问世，应了“落成梦吉”四字先兆，时隔20余年，她等了整整一代人啊！老婆婆从此不再和我们分家，洗衣做饭，忙里忙外，我一直在她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为了感恩，我父亲承诺养老送终，并教育我们善待婆婆。
小时候，我和武御北几乎形影不离，一起玩耍，一起读小学，一起上中学，一起长大，一起务农，开镰割麦，挖沟上堤，亲如兄弟，从无争吵。我们都是老大，我后来又多了两个兄弟，他妈妈却一连帮他生了三个弟弟、三个妹妹。1964年，我们大有小学六（1）班52名小学生毕业后，只有3位同学考上了全日制中学，其中就有我和武御北。我俩虽然一起成长，两家也都望子成龙，也发生过一些明争暗斗，但抬头不见低头见，两家一贯和和气气，从来没有红过脸。
在我家的西侧，武家的正前方，恰巧有三个水塘。大一点的水塘方方正正，叫“四方坑”，刚好面对我家西侧门，两个小水塘一个在大水塘的南侧，一个在其北侧，都有一条小丝沟连接着，这些水塘是我们饮水、洗菜、养鱼和养殖莲藕的地方，也是我们小时候嬉戏玩水、捉鱼摸虾的好去处。当时人们的头脑都很封建，武家首先发现了一个与风水相关的奥秘——这些水塘形同一顶乌纱帽，中间的四方坑为帽体，两侧的小坑为帽扇。这话一传开来，这三个水塘便有了一个新名称：“纱帽坑”。“乌纱帽”是当官的象征，“纱帽坑”是有人为官的风水预兆。这纱帽正对着我家，我父亲刚好又是大队干部，灵验了。自于我们后代子孙，特别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们两个中学生的命运前程，也应该与这个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为了破法，改变风水，武家在四方坑的另一侧夜以继日地挖了一个新坑，并照样开挖一条小丝沟连接，还将四方坑连接南边池塘的那条小丝沟填埋起来，这样一来，乌纱帽就面朝他们吴家了，他们就占据风水了。我父亲是党员干部，不信这一套，不过一笑了之。
3.垮台干部子女
我父亲当大队干部，是一个容易得罪人的差事。在四清运动中，有人借我们与老婆婆合家的事说三道四，指责我父亲阶级立场不稳，敌我阵线不分。我婆婆也不过是个“小土地经营”的成分，相当于富裕中农，不算什么阶级敌人。我父亲有个倔脾气，坚决不服，拒不检讨。结果被劝其退党，解除了大队长职务，成了垮台干部，他也满不在乎。紧接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紧锣密鼓，追诉者认为我们祖上是当地的大土豪，破落户，一定要改划地主成分，工作组做了大量的走访和会议讨论，这个“改划地主”被大多数贫下中农否决，工作组折中了一下，被重新改划了一个置于上中农和贫农之间的家庭成分——下中农。父亲挨批斗的时候，我正在读初一，生活十分艰难，学习情绪也十分低落。
四清和社教运动的尾声实际上是文革的前奏，人们开始跳“忠”字舞，铺天盖地地书写毛主席语录。我和武御北都是队里为数不多的中学生，但各有所长，他有个叔叔是大队花鼓剧团的团长，我有个叔叔是队里的会计，平时受到的文化影响与熏陶不同，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兴趣爱好，他热爱文艺，我热爱美术。跳“忠”字舞，他是积极分子；书写毛主席语录，则是我的强项。我不仅会写美术字，还刻了印版，村前村后显眼的墙体上，家家户户的门口，都被我刷上了毛主席语录。四清工作组的组长是京山县人，看到这些工工整整的毛主席语录，对我刮目相看了。工作队下村的时候，是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的，但从来不到我们家，因为我父亲是垮台干部，家庭成分疑似地主，当然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界限。后来，四清工作队要撤离了，临别的时候他特地到我们家吃了一顿饭，他说经常吃派饭，攒了很多粮票，送给我读书，免得在家里往学校背粮食。他还说，在“阶级立场”这个问题上他拗不过政治原则，但他心里明白，我们家是受了委屈的，不过，他没有把事做绝，手下留情了的，把“贫农”成分仅仅改为“下中农”，是留了情面的，贫下中农都是依靠的对象，不会影响到我的进步。看来他很器重我，担心父亲的问题影响我的发展，希望我好好学习，认为我聪明能干，会有很好的前途。那个时代，政治原则是无可抗拒的，但人心都是肉长的、向善的。
文革开始了，我们生产大队选拔了一批红卫兵，戴着红袖章，操着红缨**，很打眼，很威风，武御北在列，我因为父亲是垮台干部，被排斥在外了。红卫兵在乡下最大的动作是“破四旧”，凡是带有“福”“禄”“寿”“禧”等“封”“资”“修”痕迹的家什都被“打”“砸”“抢”了，书籍被烧了，梁柱被铲了，衣被鞋帽被撕烂了，金银珠宝被没收了……。我婆婆听到风声，把几口有“福、禄、寿、禧”的米坛子、腌菜坛子指挥我乘夜色摔下水塘了，她最珍爱的一件东西——文杰翰林送给她的一套满清时代的缎子大襟套装，瞒着我们藏在米坛子底下了（十年以后，她在弥留之际才把这个秘密告诉我，她是清朝的过来人，最终穿着这身满清服装上路了）。第二天，我们生产队来了红卫兵，我们家被抄了，该砸的砸了，该烧的烧了，雕窗和画栋属于承重建筑，不能砸，更不能烧，被抹上“锅底灰”了。
值得一提的是，红卫兵指着那块“落成梦吉”的巨匾要开砸，有人出面说，别慌，先问问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就是做房子的时候做了一个好梦。武御北连忙出面打圆场：这没什么不良意思，无所谓、无所谓。这块大匾因此得以幸免，不过还是在后来的“平房化”运动中被毁坏了。
我没有当上红卫兵，当时很沮丧，现在想起来，倒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说也奇怪，自从风水改变后，我们三兄弟一不入党二不做官，朝中无人。他们四兄弟就有三个在红朝为官，官衔高到省政府正厅级别，小到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在一个“官本位”色彩还没有褪尽的环境里，人生的幸福指数和政治资源的占有率呈正比例关系，做事业虽然不相上下，但论做人，他们兄弟无疑比我们活得风光。
4.当了一名消防兵
高瞻远祖，本门文氏世称“翰墨堂”，眼观当代，也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由于“落成梦吉”金匾高悬，老老少少都说我是块读书的料。读书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上大学，这是我小时候的梦。1964年我小学毕业，两个毕业班一百多号毕业生，只有五个同学考上了全日制中学，我在其列。那时候教育并不发达，能上中学，都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可惜我们中学没有读完，就赶上了文化大****，不仅学业荒废，而且升学无望，无情地粉碎了我的大学之梦。好在堂兄文志平高中毕业后在部队服役，我们之间时有通信往来，使我眼界顿开。我中学毕业后，他也退伍回了家。中学文化程度的他在部队的时候又当过通讯员，这样的文化人在当时的农村很紧俏，他回乡后即被充实了教师队伍。他履职的第一天就在墙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蜡烛精神礼赞》的文章，引发了校园围观效应。他从学校刚一回家，立即把我叫到跟前，和我一道展卷玩味。文章直抒胸臆，教师“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是光荣的职业。他送给我一件草绿色的军装，给我讲述他在部队学文化、搞通讯报道的迷人故事，令人神往，我便有了像他那样，进入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锻造自己的念头。
1969年冬，我参加了征兵体检，主持内科检查的医生告诉我，心脏有3级杂音。体检在文庙中学进行，我是文庙中学学生，含泪去找了我们教导处陈主任。陈老师做了协调，告知我在体检前有过剧烈运动，让我静卧两小时后再做复查，结果正常。
1970年元月1日，我的愿望实现了，正式入伍，踏上了人生新的征程。说是军旅生活，其实是在松滋县新江口镇当了一名消防兵。虽然这个团队人数不多，但属于中队的编制，相当于野战部队连级单位。我自幼酷爱美术，此前家兄又给我打下了一定的写作基础，文化功底和写作功力也都好过他人，很受中队指导员的赏识。我没有当过一天兵，比如和大家一起住统铺、出早操、搞拉练……踏进中队我就被指定代理司务长兼文书，有单间寝室和办公桌，战友们既羡慕又嫉妒。我的任务是做账、采购、写材料和办板报。当时教育并不发达，很多人都是小学文化程度，山里来的战友，基本上是文盲，我还兼了文化教员的工作。这种环境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次历练自己的大好机遇。
5.写写画画很来劲
消防警和武警属于公安系统，直属县公安局领导。文革期间有一个口号，叫“砸烂公检法”，松滋县公检法被军事管制，由武装部詹政委出任军管组组长。
有一次，县里破获了一起团伙盗窃大案，军管组决定在全县举办循环批斗和展览，将他们的盗窃罪行公之于众，以儆效尤。我被局领导临时抽调到专案组，指定以连环画的方式，将他们结伙、密谋、踩点、行窃、销赃、侦破、抓捕全过程反映出来。
这是詹政委履职后破获的第一个大案要案，他很荣耀，我也因此受到了队前嘉奖。这一下我可红了，县文化馆、县京剧团、县委宣传部、县武装部纷纷找上门来拉我的差。我参与了许多活学活用******思想典型材料的写作，其中小通讯《小评论不小》上了荆州报，大通讯《克勤克俭的好支书》（肖习勤）在湖北日报登了个大半版，参加了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舞台布景绘制，我绘制的3.5×4米的大型墙体宣传画《抓****，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亮相街头，我的美术作品《赴汤蹈火》获得县工农兵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文化馆决定将该作品选送省里参加湖北省工农兵美术创作展。
6.“折戟沉沙”后遗症
詹政委参加了送展作品的审定，认为“赴汤蹈火”题材不够大，经过他们研究，指定重新创作一幅大型油画《毛主席接见辛志英》。辛志英是松滋县八宝公社人，是1954年特大洪水的抗洪英雄，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受到过毛主席的多次接见。她是松滋县一道耀眼的红色光环。
经过访问和构思，我决定把接见地点选在天安门城楼上。草图画好后，请詹政委审阅批示，詹政委指示说：画面要突出林副统帅。我照办了，并素描成功，詹政委看后舒心一笑，大加赞赏。有一天，我正准备着色的时候，詹政委突然闯进画室，面色严峻，表情郑重地说这幅画很不错，就是主席后面那个摇语录的人画得不太像！这话不对劲，拿语录的那个人的面部轮廓特征鲜明，画得最像的刚好就是他。我听了很委屈，很不服，居然当面顶了嘴。詹政委坚持他的看法。我冒了一句：不是您要突出林副统帅，一定要让我们加上去的吗？詹政委斩钉截铁地说：从现在开始，立即停止这幅画的创作，这是命令！我和在场的褚参谋立即立正，高喊“是”！转身悻悻地离开了画室。这事很令人生气，气得我一晚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眠。第二天，各大报都在头版报道了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的事件，我方才恍然大悟。不久，清查“五七一”（据说是林彪密谋“武装起义”的代号）反党集团的运动开始，军事单位首当其冲。詹政委因为在画作中“要突出林副统帅”的指示而心神不安，我当面顶撞的那些话，成了他的心病，怕有朝一日引火烧身，被牵扯进了那个“反党集团”、反****“死党”之列。和我一起工作的武装部褚参谋被突然宣布转业，人间蒸发了。我的义务兵役期满，也被上级指示退伍回乡。事出蹊跷，我闻此讯深感委屈，战友们也愤愤不平。老兵滞留会不安全，所以一经宣布，得雷厉风行走人。
7.“老九”还是得走人
1973年元月下旬，我打起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公安局人事股向俊伯股长匆匆找我谈了一席话，他说老领导阮局长（时任军管组副组长）惜才，公安局也缺绘画方面的人手，老九不能走，要求我回家过完春节后再返回松滋，公安局还是要跟我做个安排的。
年后我返回松滋，一等两个月，还是没有得到正式安排，后来向股长明确告诉我，还是詹政委挡了垻。我那个当兵镀金的美梦彻底破产了。我来到文化馆向辅导过我的老师们告别，他们说，本来准备今年推荐你到湖北美院的，你的人事关系不在松滋，这事就难办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推荐选拔上大学的事。我到宣传部告别，宣传部孙干事受“推荐选拔”启发，心生一计。他知道，原松滋县革委会黄镇主任因与詹政委一言不和，调沔阳县革委会任主任去了，夫人余慧芳同调沔阳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孙干事认为自己说话不够格，特地去找了松滋县人大张主任，历次全县活学活用******思想积极分子大会都是张主任主持的，有几个典型材料都出自文志南之手，并见诸报端，他略有所知，二话没说，他欣然命笔给余慧芳同志写了一封分量很足的亲笔信。
我抱着一线希望，回到了沔阳县。首先到人武部报了到，随后到教育局找到了余局长。读完信后，余局长为我倒了一杯茶，热情洋溢地说：我不能保证你就能上大学，但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到你。
当时堂兄文志平已经调到沔阳中学任教，我到沔阳中学过了一晚，第二天就乘船回乡了。
8.连党都没有入一个
回到生产队里，我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个农民。公社供销社经理听说我会画画，把我请去一个月，做店面橱窗美化。我画画手艺还算高，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比如说疋头柜，当时扯布用布票，布属于紧俏商品，柜台上数量和品种都不多，空空如也。我用纸卷画上花纹后做了填塞，给人以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盛世繁荣的感觉。后来，卫生所有个年轻医生来买布，指着其中一个花色品种坚持要买，售货员告诉她这是假的，她不信，指责售货员欺负人，哭着去找经理来说情，她哭得越伤心，经理在一旁笑得越开心……这事一时间在我们郑集公社传为佳话，许多人为我惋惜，让我出了个大风头。
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对我说：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到我这里来当个小社员是可惜了。别人当兵回来，都入了个党，退伍回家后多少弄个小队干部大队干部地干干，你怎么连党都没有入一个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没有必要跟他做明确解释。我只知道，我的战友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是我这个文化教员手把手地教他们，他们学会了读“老三篇”，学会了写家信，学会了记日记，后来还成了活学活用*******思想积极分子，他们的典型材料也是我挖空心思写成的。他们都入了党，我却不能。这其中至少有四个原因。其一，我脱离群众，因为我常常被抽调出去，我做的事并不能被战友们了解和理解，还有不务正业、好出风头之嫌；其二，我被上级单位直接抽调出去，并未跟队领导协商，抢了领导的风头；其三，我父亲因是垮台干部。出于对党的忠诚，我都如实地向队领导做过思想汇报，这种忠诚反倒成了进步的障碍；其四，我学雷锋做好事的材料没有战友们多，比如说哪一天不怕脏不怕累冲洗了厕所，哪一天到厨房帮了厨，哪一天打扫了街道，哪一天帮过路的大爷推了一阵子板车……我所付出的劳动他们很不屑，总不会认为你发表了一篇文章、创作了一幅美术作品是在“学雷锋做好事”吧！由此，我经常被指责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有一个无限期思想改造的任务，成为大家帮助的对象。我帮你学文化，你帮我改造思想，这逻辑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似乎很顺当！……
9.邂逅天安排
在我们公社，一些党员青年已经把路子走通了，认为今年的推荐选拔上大学非他莫属了。我是非党员，父亲是垮台干部，家庭成分已由贫农给改为下中农了，推荐选拔上大学，几乎没有人能想到我。
1973年夏天，县里开了招生工作会议，余局长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公社文卫组，并点了我的名。73年高招政策有调整，实行推荐选拔与考试相结合。我接到通知到公社一所中学集中复习，接着在县里参加了考试，走出考场，我觉得自己考的不错。考生们食宿均由沔阳师范学校安排，离场时，考务组通知我代表所有的考生写一封感谢信，还要美化一下。我做到了。我后来想清楚了，这可能是余局长特意安排的，他要考察我是不是松滋县领导来信所说的能写能画。我即兴命笔，没有让她失望。
我在写感谢信的时候，引来了众多考生的围观，听到了一片啧啧称赞声，我很兴奋。偶一抬头，在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是在梦里还是在哪一本小说氛围里呢？我记不清楚了。和其他专注看感谢信的考友不同，只有她把目光投向了我，或许其中还有更生动的表情，但都被埋头看字画的状态给忽略了。目光的短暂对接使她感到不好意思，她噘着自己的嘴拉了拉身边的同伴，扭头走人了，貌似在抗议：你不能用这种目光看人家女孩子！其实不然，因为她也没走上几步，就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的目光也没有离开过她，我们的目光又一次碰撞起来，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还会用艺术语言来表现我的种种感受，但始终不知“秋波”为何物，是圆的还是扁的？是白的还是黑的？是硬的还是软的？是泥捏的还是纸糊的？全然没有质量感，这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地遭遇过，所谓“回眸一笑百媚生”，这一次我似乎找到感觉了。她还是渐渐地远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还能重逢吗？我知道，除非天安排，在茫茫人海中，这种概率几乎等于零！
10.考情大地震
后来，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发生了，考试成绩作废了，一些原本认为自己才够格被推荐的党员青年开始抱怨，投诉，他们哪里知道我和余局长的故事，误认为我被推荐的幕后推手是文志平。但是，张铁生现象引发的考情地震，使我感到历史再一次被翻转，升学无望了！
哥哥帮弟弟是无可置疑的，当然要推波助澜。文志平确实起了作用，他的沔中同事张达荣老师抽调到县招生办工作，透出消息说：招生名单已经报送地区教育局了，文志南排在第一名。张达荣老师不过是招生办里的普通一兵，说他有能耐把我的名字特意安排在第一位，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这条信息来源可靠，透漏了一个实情：第一名是铁板钉钉，抠不掉了的，我要被录取了。我喜出望外，但没有欣喜若狂。保持低调，唯恐触犯了那些自认为政治条件优越，对我心怀不满的人。
我终于拿到了江南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既然把我排在第一名，为什么没有分配到清华北大？这使我大惑不解，认为又一次被老天捉弄了。那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时代，比起那个跑关系长达一年最终名落孙山的同志来，我已经够幸运的了。
我的家乡靠近汉水，乘车得步行几十里，乘船倒很方便。到校报到的时候，我是乘船来的，水路比公路交通慢，我姗姗来迟。报到完毕，热心快肠的李建华同学把我领到了分配好了的学生宿舍。一踏进门，同学们听到介绍，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完：有一个女同学天天来找文志南。我认为这不可能，在这里我没有相识的人，更不可能是女同学，同学们初来乍到，还真会开玩笑！出鬼了，说曹操曹操到，那个女同学还真的在我们寝室门前出现了。
诧异中，我和那女同学来了一次目光对接。天啦……捏捏自己还很痛——这里不是锦幻世界，这里很现实，这不就是我在写感谢信的时候碰到过的她吗？
她告诉我：“是刘老师要我来找你的，他要见你。他今年在我们沔阳招生，看你那篇考试文章写的很不错，就执意要把你招过来。他认为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不到咱们中文系来培养，那就浪费了……”
做文字工作有什么好？我废寝忘食、写写画画这么多年，连个党都入不上，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入党就等于入了另册啊，这一点我感受至深。做文字工作的，自己筚路蓝缕，还得替他人作嫁衣裳！所以我并没有填报“中文”志愿，这一次纯粹是命运在捉弄人。转念一想，既来之则安之，你就认命吧！说不定命运还会继续地捉弄你，无情地“浪费”你。至于她的出现，本来就是老天捉弄人的一种技巧，这将进一步加大我命运的未知系数……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可惜我的精神准备并不充分……
二、志同道不合
1.别有一番师生情谊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成分很奇葩，大多都是从实践岗位上来，叫工农兵学员；政治素质普遍很高，党员占比很大；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是学历不足月，就是知识营养不良。我们的课程设置也很奇葩，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大批判活动天天举行，专业课程反倒成了敲边鼓的环节；教学过程中学术权威靠边站，向农民伯伯和工人阶级学习，不是请进来，就是走出去，叫“开门办学”。这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我对此深感困惑。
好在那位她的出现，帮助我补充了这块学习上的短板，我们经常往刘老师那里跑，向老师讨教一些专业性问题，实际上是开了小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比其他同学多了几分幸运。
她的芳名叫颜志芳。我们每次到刘老师那里去，都是她顺路先来约我，大家很谈得来。有一次，我们一起到了刘老师的家，并肩站在刘老师面前，刘老师一看兴奋了，情不自禁地说：还是文志南高一头。这话有弦外之音，瞬间被我俩同时破译：你们两个真乃天造地设之缘！刘老师的话逗得我们相视一笑，她的这一笑几乎毫无掩饰，很清纯很甘甜，令我终生难忘。
刘老师解释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你们这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缺衣少食，很多同学都很矮小，想不到文志南人很“精干”，但并不“短小”。他的言谈分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女孩子如果个儿高挑，男孩子矮了就不般配！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事实很清楚，让他这个顾虑冰消云散了。
颜志芳同学曾经告诉过我，她的家庭背景不太好，属于小资产经营，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抄了家，私房被充公，他们被安排到一间窄小的公房居住。那时她才十来岁，受了一场惊吓，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至今胆小怕事。她身高一米六四，这在女孩子中算高的了，别看她生性孱弱，还是游泳健儿，曾多次参与了横渡长江的活动。这次推荐选拔上大学，本来是把她作为体院苗子推荐的，经体院老师考察，结论是不合格。体院在沔阳招生的宋老师看到颜志芳同学柔弱可爱的样子，心生恻隐，于是把她推荐给了一同来招生的华师中文系刘老师。我俩基本上是刘老师点招的，当然别有一番师生情谊。
2.“志”同道合
学校有规定，十点钟熄灯，我们必须十点以前从刘老师家里出来。出来后我们先得穿过一条林荫小道。这一晚我们走得很靠近，很沉闷，都觉得有话可说，但都没有敢说。最终还是她打破了沉默：
“晚上好安静，可以听到虫叫。”
“你知道虫为什么晚上会发声吗？”
“高兴呗！”
“不完全对，那是他们在谈情说爱。”
“虫子也兴谈恋爱？在这里对山歌啦！”
“科学地讲叫求偶，生命无限延续的本能。”
“哦，你文志南懂得的东西还真不少啊。”
“文志南其实不懂，读中学的时候听生物老师讲的。”
“颜志芳现在也懂了，”哽了一下，她略有所思地还带有点兴奋地继续说：“我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志’字啊。”
“巧合，‘志’同则道合，有‘志’者事竟成！”说完，我们都惬意地笑了笑。
走出林荫道，前面就是男生宿舍，意味着我就要到了。女生宿舍还得拐个弯下一道坡，我觉得女孩子只身走夜路不安全，示意送送她，她连忙做了个拒绝的手势：“不用了，被人看到不好。”
我理解，因为有人曾告诉过我，一进校领导就跟女同学一个一个地打了预防针：在校期间不准谈恋爱！我心里明白，她这个“被人看到不好”的话话里已经有话了，我们之间似乎有了那么一丁点儿心照不宣的默契。
3.像都给人家画了
不久，还是闹出些风言风语，我们的政治辅导员狄老师真的找我谈话了。他说：“有同学反映你在追求女同学。我们希望你不要违反学校规定，安心学习，这个问题毕业以后再谈不迟。”狄老师到底是做思想工作的人，说话很讲究方式方法和心理策略，这种告诫很得体，不过分，无抵触，完全可以接受。
回想起来，我和颜志芳同学的接触，事出有因，并没有说过半句过头话。她要求我寒假不回家，就在桥城过春节，我没有采纳；她邀请一帮同学到她家里去“扫残”（没有吃完的春节供应食品），受邀的同学都去了，唯独我没有去；她急了，称病托同学带口信要我去看她，我为了避嫌，找了个仙桃老乡一起去看望了她。在我俩的接触中，要说有点出格的话，应该是那副画像了。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团总支宣传干事，写写画画是我的特长，学生活动室几乎成了我的一统天下。有一天，颜志芳来到学生活动室，拿着一本小说对我说，图书馆开放了一些过去的禁书，很值得一读，你应该去借几本看看。这本书（《三家巷》）我刚看完，觉得写得太好了，给，给你看，限你三天看完，看完后给我去还书。三天后，我学着周炳画区桃给颜志芳画了一张像，夹在书里还给了她。仅仅是一纸铅笔素描，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写什么呀？
想起这些事情，我向政治辅导员坦白：我是很喜欢她，但我已经很谨慎了。狄老师反驳说：像都给人家画了，你谨慎什么呀？他的语气很严厉。这种口头警告使我近乎崩溃，一想到同学们都会另眼相看，我心惊肉跳、寝食难安！工农兵学员的学制缩短了，对我来说，仍然十分的漫长难熬。
4.是谁向工宣队告了密？
……我带着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终于盼到了毕业分配的来临。
有一天，室友包玱突然找到我，急匆匆地对我说：“工宣队（当时工人阶级进驻学校、管理学校的政治举措）陈师傅找我谈话了，认定你文志南说了攻击文艺GM旗手的反动言论，要我予以证实。我否认了，我不能害了你！工宣队可能马上会找你谈话，你可坚决不能承认。这是现行反GM言论，要蹲号子的，我也要背个包庇的黑锅。”
老实说，我说过这样的话。当时只有包玱在旁，他是唯一见证人。那时候的高校每逢周六要放一场露天电影。有一次包玱约我一同去，我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写点什么，于是找个理由拒绝了他：“文艺界现在是婆婆专政，不就八个样板戏吗，看烂了，不想看了！”包玱只是把这句话告诉给了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认为，文志南政治上不可靠，会毁了颜志芳一生。他在朋友圈里透露过没有，我们不得而知。是谁向工宣队告了密？是处于对颜志芳的关爱和同情吗？告密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工农兵学员的特点就是深谙世故，都二十好几的人了，大家不会不懂吧。想到后果，犹如晴天霹雳，我不寒而栗。
工宣队找我谈话了，不仅是为了自保，而且要保护爱护我的人，我当然要矢口否认。我应工宣队陈师傅的传唤进去的时候，颜志芳同学刚好从他那里出来，我们擦肩而过，但没有打招呼，表情都很痛苦。我当时这样想，她既然是来接受调查的，或许不是告密者。
政治上讲站队，讲划清界限，也许正中人下怀，我与颜志芳之间就这样被人为地垒上了一堵隔离墙，所谓“天造地设”“志同道合”的缘分也只好在这种氛围中生硬地解体了。我心里明白，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其实不是政治问题，政治话题只不过是一种情感强拆的手段，告密者似乎别有用心，企图借力打力，横刀夺爱。
5.作文门变故
记得有一次到花山开门办学回来，辅导我们的谈老师表扬了我，说我的那篇开门办学习作写得好。一个好学的女同学便拿着她的习作文稿跑到我的宿舍里，要求我帮她做做修改。在学习问题上，同学之间发生这样的事再平常不过了，事先并没有约定，但是她已经来了，我总得接待。我们的房门本来是开着的，有一个长着小眼睛、留着小平头、叼着高干烟、胡子八茬的男同学溜了进来，神经兮兮地看了看，离开的时候故意把门扣上了。我当时只顾讨论作文了，对关门这一小动作并没有多在意。过了一会儿，颜志芳同学推门进来了，她看了看我们，一言不发，从口袋里掏出一摞她积攒下来的剩余饭票轻轻地塞进我的抽屉，转身走人了，走的时候气色很不正常，像变了一个人似地。我觉得不对劲，但来不及解释，也不便当着这位女同学的面做那些个敏感性很强的特殊解释。
后来还有传言说我在爱情问题上的审美观和林彪有一致性。当时的延安抗大来了许多进步青年，在女青年中不乏“高白美”，校长林彪一个都看不中，偏偏喜欢上了那个聪明伶俐、身材娇小、生性乖巧的叶群同志。小平头是官Er代，林叶恋情只有他们才有渠道了解得如此透彻。这分明是在拿那个要求我帮她修改作文的同学在说事，因为那个同学身材娇小、生性乖僻。颜志芳看到修改作文那一幕后，确实很生气，听到这样的传言后当然妒火中烧。有一次碰到我，还斗气地说：“我也不过一米六四，因为身高不够才没被体院录取。”听到这话我深感莫名其妙。不过生气是因为她很在乎我，说明我们有感情基础，不会因为这点状态就会被离间。对于这一点我不仅有确信而且有坚信。小平头认为我这个乡巴佬不配，可是我确信我这个癞蛤蟆就是能吃到天鹅肉！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感情问题上最好不要留下缝隙，有缝隙就容易被人塞进楔片，在当时，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被我这个简单的头脑给忽略了，没有去做堵漏防水的处理。万里长堤毁于蚁穴，我俩的人生悲剧由此肇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包玱是听闻“文艺界是婆婆专政”的唯一见证人，他也只是传递给了他当时认为是最铁杆的另一个人——霍辛，向工宣队告密显然是这个霍辛干的。霍辛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用心险恶，尽出损招。工宣队约谈包玱后，包玱当面骂了霍辛。在那个政治上人人自危的年代，颜志芳同学生性孱弱，胆小怕事，这招政治攻势倒是凌厉无比，在她那里能收立竿见影之效。
“攻击文艺旗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很严肃，应该有个组织结论。由于我后期在“批林批孔”“评水浒”的活动中表现突出，系列漫画被湖北省文化馆影印刊发，《投降派宋江》一书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系领导的器重与怜爱。系总支经过研究，决定“不予处分”。然而，这个“不予处分”的处理意见被装进了我的个人档案，仍然给人以“疑罪从有”的暗示，正是这一团阴影，严重地影响到我的毕业分配，也严重地扭曲了我的人生道路。
6.长痛不如短痛
1975年12月，我们提前毕业，学校开始了派遣工作。派遣的指导思想是“哪里来哪里去”，我和同学们一道，踏上了西去荆州的客轮。几声催人泪下的沉闷长笛过后，轮机发威了，同学们都来到了船舷边，含着热泪向岸上的老师和同学们挥手告别。这天天气阴晦，冷风嗖嗖，我觉得心都凉透了。远处的江面上灰蒙蒙的一片，岸边的景物缓慢地向后移动起来，风浪拍打着船舷，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了“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绝妙意境。面对灰蒙蒙的江岸，看着那些有说有笑欣赏江景的同学们，我一点心情也没有。
为了让自己安静安静，我只好回到卧舱，谁知迎面碰到了在那里候着的颜志芳，她望着我笑了笑，笑里带着点矜持。意思是：终于把你给拽回来啦！她的意思我能读出来，她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不会留城，她是在嫉妒那个娇小伶俐的叶群式同学，但我始终读不懂，你干嘛要把我拽回来呢？你是否知道，这样做不仅牺牲了我的个人前途，而且还差点搭上了我的身家性命……，一个不善于保护伴侣的人能够一路相伴吗？我来不及多想，只是觉得我“没有背景，是一个政治上靠不住的人”，在这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我就没有能力保护你，帮助你提升生活质量，我们“拽”在一起有何幸福可言啊，长痛不如短痛，与其今后开家庭斗争会，把我批倒批臭，倒不如就此别过！我违心地、不由自主地瞪了她一眼，弄得她非常没趣。她委屈地哭了，哭着回到了女生卧舱。
同学中有个大慈大悲的佟大姐跑过来关切地告诉我：颜志芳哭得很厉害，除了你，我们都劝不好！
我把心一横，没有去理会。
当时荆门正在组建新的地级市，人才奇缺，荆州地区教育局分配办了解到我俩的情况后，就决定让颜志芳充实荆门市了。我和颜志芳同学就此“孔雀东南”，天各一方了。
我毕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因为我的任性，颜志芳去的是一个举目无亲的新环境。我开始责备自己。但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时光不会倒流了！她漂亮，她聪明，她温顺，她清纯，她气质优雅，招人喜爱，她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会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幸运之星不跟随她这样优秀的女孩子还会跟随谁呀？会的，她会的，我只希望她活得比我安全，比我自在，比我幸福，比我精彩，至少不受政治歧视，活得有尊严，活得很平安。……不去想她，不去想她，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要去想她！我不停地这样警示自己，努力地想把她彻底忘掉。能忘掉她吗？越是这样想就越是忘不了她！这么多年来，一些往事总在我心目中萦回，白天挥之不去，夜里乘梦袭来。
7.肯定是有根筋生歪了
档案中那个“不予处分”的决定只是因为表现出色而不予追究，并没有推翻那个无根无据的所谓“事实”，使我在毕业分配过程中层层受阻，最终被派遣到沔阳县一个最偏远的乡村中学任教。我为人低调，功底不错，教学勤勉。恢复高考后，尖子生都被所谓的重点中学掳走了，我所带的班高考升学率和他们相比往往也不相上下。后来有学生出任H B日报社领导，他说：周老师到络绎中学任教，对他自己来说似乎是一种落魄，对就读络绎中学的我们来说，则是上苍的特别眷顾了。
自从我父亲在“四清”运动中无辜挨整后，深深地触痛了我，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恪守家训“近君子而远小人”，立下宏愿 “一不入党、二不做官、老实做事、低调做人”。我分到基层学校后，学校领导还是器重我的，党支部书记多次地要求我去参加什么要求进步的青年学习班，常常撵着我的屁股转，逼我写什么申请书，甚至拿着别人写好了的入党申请书让我抄抄也算数，都被我一一婉拒了。我不会写这样的申请书，我没有这种通过写一纸申请书就可以通过投机效应谋取功名的本事与神通。我知道，我档案袋里还有一个“攻击文艺旗手”的不予处分决定。学校党支部书记把我列为他的培养对象，是因为他没有查看个人档案的资质。一旦要入党党组织就必然要查档，那个所谓的政治污点就会被再次放大，我是沾上狗屎了，狗屎不臭挑起来臭，后果其实更严重。……我只能心甘情愿地入了个另册老老实实地做了个二等公民！我心里明白，人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马屁精得势的环境里，我肯定是有根筋生歪了。我服，无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直到1981年“清档”“推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时那份材料才从我的档案中被抽捡出来。1982年我在学生的帮助下调入桥城工作时人事部门也调了档，由于没有了那份材料作祟，我的进城之计才能一路绿灯。
8.耿耿于怀两万字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同学打来的电话，她说今天有个女同学过生日，办了个生日宴会，把住在桃李湖周围的同学们都请过去了。过生日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同学们逗趣地要她如实地交代恋爱经过，这个女同学却放声大哭起来，她边哭边说，我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慰安妇的角色，霍辛一辈子都在想那个颜志芳！有个成语叫“贼眉鼠眼”，“贼眉鼠眼”是个什么情态，见到这个霍辛你就用不着去查看词典了。“贼眉鼠眼”显然想入非非，有那种可能吗？至少我是不信的。但这个人一直很自信，自信的根据就因为他是神通广大的官Er代！他认为不管你分到那个旮旯里，他都有能力把你从底下捞回桥城来，他自信他有能力帮你改变命运。不错，颜志芳是桥城知识青年，但颜志芳曾经对我说过“桥城有什么好”这样的话，表达了不屑的态度，我相信这话是她的肺腑之言！
谌智馨同学是颜志芳的好友，后来也调入荆门市工作。
1996年高考后，因为靠近颜志芳的缘故，谌智馨同学受到高考语文阅卷组相关同学的特邀来桥城参加高考阅卷。在汉的同学们按惯例要陪来汉阅卷的同学们小聚一下。散场的时候，谌智馨特别叮嘱我第二天九点以前要到傅家坡车站去送送她，她有话要单独和我说。我准时去了，她直接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拨通之后她没说一句话，就把手机递给了我。
我心里明白，对着手机，我首先发话:“喂，你好，我是文志南。”
对方连“你好”两个字都没有说完，就已经泣不成声了。
我连忙安慰她：“别哭别哭，有什么话你跟我讲，慢慢说，慢慢说。”
一秒、两秒……一分、两分地过去了，我还是只能听到对方的哭泣。我想，他一定是遭遇到了她难以逾越的人生障碍，有什么难言之隐了，就说：“我已经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了，今天心情不好，以后心情缓和过来了，我们再联系吧。”
第二天我拨通了她办公室的电话。她没有多说什么，期待我跟她写封信。是的，前几年我收到过她发来的一张节日贺卡，称我是她“终身难忘的挚友”。我受宠若惊，但冷静一想，大家都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责任，责任大于天，在责任面前，情感就不能至上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横下心来做了冷处理。这次我略有例外，放下电话，就应约给她写了一封短短的信，说了一些礼节性的话，态度很诚恳。过了几天，我再打电话询问她信收到了没有，对方现在放松多了，直白地说“收到了，但不行”，她要的不是这个，是那封在华师没有发给她的信，她还耿耿于怀地说：“要写两万字。”
提到那封没有发出的信，我陷入了沉思。自从狄辅导员找我谈话“在校期间不能谈恋爱”后，我和颜志芳同学就基本没有单独接触了。但郁闷总是有的，总觉得有话要说，又不能说，不敢说，也无法去说，只能急流勇退，逆行搁浅了。但风言风语还是像长了翅膀，一直传到我的中学同学那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不能不诉诸笔端，向我的初恋做一番解释和检讨了。那次不去看露天电影，还无意中攻击了文艺旗手，就是要偷一刻时间来写这个鬼“信”的，我确实写了20余页材料纸，足有两万字，誊正后付邮了。保留的不过是草稿，开头没有称呼，结尾也没有署名，言语也不是很顺当。我有个室友叫解殷勤，是现役军人，学生党支部成员，他受组织之托对我这个重点帮扶对象进行行为监视，就是他把那封信的草稿从我抽屉里叼出来报告了领导，他读了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后，一直误以为我还在继续追求颜志芳。他后来还接受组织安排强行扭着我在校园里兜圈子，苦口婆心，比长比短地帮助我改造思想，帮助我放下“颜志芳”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然后作为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绩向党组织请功。对于偷窥我的私信，我当时并不知情，面对这个一本正经帮扶我的人，我还真地有那么点感激涕零的味道。如果是法制社会，这种偷窥个人隐私并恶意播散的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人权”概念是西方“敌对势力”所玩的一套把戏，在红色环境里实在是一文不值。普天之下，莫非党产，人都是党的人，只不过有觉悟高低的不同，存在着被核心化和被边缘化的等级差别，尽管被边缘化，也都不能属于他自己，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因此能以组织的名义肆无忌惮，剥夺手段之残忍，比阎王老子还狠。
想当然，遭到如此“苦口婆心”的变相警告后，我在感情问题上只能纠结在心，根本就不敢乱说乱动了，但校园里的地下恋情却暗流涌动，一刻都没有停息过。毕业分配一经宣布，这些“坎儿井”就纷纷露出地面，一对一对地牵手言欢了，其中就有接受组织安排、找着我交心谈心、帮助我改造思想的那个党员干部。他的牵手情人刚好是那个学生党支部书记。我的那份两万字的“情书”被叼去后，从正面看，成为他们谋求政绩的典型材料。但在政绩的背后，又是他们眉来眼去、两情相悦的沟通引信，成为他们搭建雀桥、营造爱巢的建筑材料。验证了所谓“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人权的不搞”“维权的重要”的“宇宙真理”——在这样的环境里，真理只不过是权力的化身！
我答应了颜志芳，写了两万字的长信，反映了一些情况，但基本上没有言及“情”，实实在在，重在表达“况”。收到信后，颜志芳看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文志南，撤销了那道由来已久的心理防线，要向我敞开心扉了。她说，电话里不便说，约我到荆门去一趟，她有话要当面说给我听，这是她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话，对我说了，死而无憾。她的语调很沉重，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不能推却。
9.遭遇人生阴霾
行前，我向我的夫人坦诚地说清楚了去意：作为最信任的同学，她像是遇到了一道翻不过去的坎，如果我放任不管，出了什么不幸我良心上过不去。我获得了家庭信任：应该去一趟。
来到荆门市后，我和颜志芳在约定的酒店见了面。
看着颜志芳那憔悴的面容，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冒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你受了好多罪！”
她连忙作答说：“都是我不好！”
我紧接着宽慰了她一句：“不！不！这既不能怪你，也不能怪我，是时代有病，怪我们生不逢时！”
我们见面后，出于避嫌，立即约到谌智馨同学一起吃个饭。在谌智馨同学还没有到来前的一段时间里，颜志芳把她藏在心底的话一五一十的诉说给我听，现在，这个话除了当事人，就只有她的丈夫和我知道了。我了解颜志芳，她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宽厚、最本分、最温存、最清纯、人见人爱的人。她有很高的颜值，待人接物行事低调，可亲可近，似乎含情脉脉，这使得她会受到一些居心不良之徒的觊觎和骚扰。说她善良、宽厚，是因为她遇到同学和朋友，又常常把人看真，不去设防；说她本分、清纯，是因为她从不曲意迎合，更不会逢场作戏。
尽管往事如烟，但历经烟熏火燎，留下的痕迹自然经久难消。
一日，那个叫解殷勤的同学来到了她在荆门的单身宿舍。身处异地，举目无亲的颜志芳，有客自远方来，自然要热情地接待。何况解殷勤谈到了文志南，还说在校期间他在学生党支部会议上看到过文志南写给她的两万字情书。颜志芳感到诧异，因为她压根儿就没有收到过什么情书，何况还是两万字！一石激起千层浪，颜志芳迫切地想通过同学渠道了解文志南的近况，更想知道那份所谓的“情书”里都写了些什么内容。解殷勤还透漏了他们的女同学特别是那位“娇小”型女同学是不是“真姑娘”的不良传闻，……也正好迎合了颜志芳的嫉恨心理。她容留了他……正是这个其貌不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已有妻室儿女的党员干部，说话冠冕堂皇、满嘴“五讲四美”，心地里却一肚子坏水、行为阴暗龌龊。“五讲四美”不过是他钓鱼的诱饵，乘人不备，一桩不该发生的龌龊事情发生了，一个充满阳光的心灵再也没有走出过这场人生的阴霾……
怎么可能让他轻易得手？
我那时体重不到90斤，一推就倒……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
我跟大姐讲了，她反骂我是“狐狸精，勾引****干部，破坏军婚”！解殷勤的老婆也是我们的同学，是我们同学中年龄最长的，又是学生党支部书记，毕业后分配在一所高校出任政治职务，也是系总支书记，所以大家都“大姐”“大姐”的称呼她。
在那个时代，有点出身问题的人能到哪里去投诉、去讲理？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有个街坊被领导干部奸污后，当事人去找了单位革委会，革委会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她的卧室墙壁是用旧报纸糊的，其中一张报纸糊倒了，上面的****标语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也就倒置了，要“打倒”谁呀？这还了得，她因此被打成现行反****，反诬她用“糖衣炮弹”腐蚀陷害****干部，遭到游街批斗！不堪折磨的她最终投江自尽，含愤而死，死后还背了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大罪名！所有的亲人不仅因此而蒙羞，还得因此而替她继续受过！
颜志芳来到荆门后，也有人给她介绍过对象，是个军队干部，两人相处不错，但因为她的出身不好，被部队组织一票否决了。连正当的谈恋爱都通不过，谁吃了豹子胆敢去勾引****干部！
出身！出身！这是一个多么无辜又多么沉重的包袱！
……因为出身，她不敢声张，也不得声张，为了回避解殷勤的进一步纠缠，她不得不急匆匆地找了个男人把自己嫁了。婚后，解殷勤仍然贼心不死，趁他做月子的时候又以探视的名义进入她的房间，企图施暴，遭到激烈的抗拒，房外的婆婆见有响动，推开房门替她解了危……。出于真诚相待的目的，她把她的“龌龊”遭遇诚恳地诉诸丈夫，她的丈夫不仅是不能理解，而且是对他妻子的人品毫不了解，不仅言语伤害，而且拳脚相加。
此后有一次，省编辑协会在襄樊市召开一个学术年会，襄樊离荆门很近，况且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主任一个兵，主任便带着她一同去参加了会议。他丈夫居然闯进会场，当着全省一百多位与会人员的面，把他们未满周岁的孩子一把塞进颜志芳怀里，口里念念有词：“这野种我不要了，你今后不要再回这个家了”……
这会无法开下去了，颜志芳当晚连夜乘车，把孩子带回了桥城的娘家。三个月后，在单位领导的强烈干预下，他丈夫才不情不愿地把她接回了家。虽然这孩子一天一天长得特像他的丈夫，但仍然得不到他丈夫的理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横加指责接二连三，家庭冲突连绵不断，打结婚以后，颜志芳就没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她活得太累太累，已经了无生趣了……
我明白，颜志芳把这些话说给他丈夫听，讲的是名分话；而说给我听，讲的则是知心话！面对这份炽烈，我怎么也不能辜负她！
“不，不，除了那张党员干部的金字招牌，车的不像车的，砍的不像砍的，谁会去看重他呀！我相信你是无辜的、清白的，我们都相信你是无辜的、清白的……”为了帮助她树立生的信念，我说：“我们都有家庭和儿女，这里不谈感情，但不能放弃做人的责任！我们毕竟有过经历，受制于环境，很无辜。我们一生一世，不图朝朝暮暮，也无来世可托，但愿人长久，此心不泯足矣......”
为了那一天，我们还像小孩子一样拉了勾、起了誓。现场的感觉，仿佛浴火重生！
遥想当年在荆州，佟大姐说：除了你，我们都劝不好（颜志芳）！此言不虚。其中的微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当初我们年轻任性，“志”同道难合，贻害不浅，今天我此行来得及时，只有我能够给他带来心灵慰抚，给他带来生的希望！这种关联非常微妙，具有不可替代性，我来对了，我应该来。
10.不能享受现代文明的人生
谌智馨闻讯赶来了，我们三人同桌吃饭，席间有说有笑，充满阳光。
谌智馨说：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看到颜志芳有这么好的心情！
颜志芳回答她说：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当日下午，颜志芳还参加了单位教职工大会，她从会场溜出来接待了我，然后又回到会场去，她的这些反常状态都被时刻盯着她的老公看到了。正在我们就餐的时候，她老公刻意地找到酒店餐饮部，发现了我、颜志芳和谌智馨三人，谌智馨在荆门工作，他是认识的，我们很陌生，他疑神疑鬼地打量着我，颜志芳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说：这就是文志南。那位先生二话没说，一把揪着颜志芳的头发拉出了酒店的大门，穿街走巷，入校门，过校园，一直揪着头发把颜志芳拖到了他们的家，颜志芳此后还遭受到了一个多月的家庭软禁。在妇联等相关部门的强烈干预下，他们离了婚。
后来，颜志芳到海南去参加全国学报编辑工作学术年会，三天的会期。她立足未稳，就立马通过会务组买到了第二天的飞机票飞回桥城，上飞机之前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要我下午1点到飞机场去接接她。她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利用这个外出开会的机会折返桥城？我意识到她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在我赶往飞机场的路上，又接到了她的电话，他前夫通过会务组一直在跟踪她，现在带着儿子已经在飞机场候着她了，她告诉我不能去，要不然会打起来的，她知道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可以对不住我，但我决不允许你对不住你儿子。”他并没有因为离了婚而就此甘心、就此罢手，他用儿子做筹码进行要挟、逼婚，并设法合家调往了外地。颜志芳除了家庭座机，至今没有个人电话，不能享受现代文明。我知道她新的家庭电话后，考虑到颜志芳的个人安全，我不敢拨打。因为，她的那个他经常去邮电局打印来往通讯记录，甚至自己掏腰包去打印单位的电话记录，工作上班，早请示，晚汇报，不得单独出行，一旦被他发现疑点，时刻家法伺候。对于这个冷漠的家庭环境，我不能不关心她，又无从去关心她，因为关心她反而害了她。更何况我是有家有口的人，这使我失去了关怀她的充分理由……
我们都默默地守护着一颗不泯的心，你开心，我就放心了。我完成了与她谋面之行的使命，但无法结束我们备受煎熬的命运……真金不怕火炼，煎熬不算什么，故事在煎熬中更显精彩，凤凰在煎熬中得到永生。熬吧，因为念想，我们拉过勾发过誓，志同道合不会是梦吧……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她。现在我明白了，那个地方叫“锦幻世界”，因为我和锦幻仙子互抛了一个媚眼，所以上苍要把我们下放到下界来做个实际体验！尽管世俗可恶、历尽痛楚，也算值了，因为总比做个清心寡欲、索然无味的神仙好！
三、长堤有约
1.“智慧”女神
这里是沔阳县文庙中学。
报到完毕，我来到教室里，按照老师的指引对号入座。前排就坐的那位女同学回过头来看着我，笑容可掬。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很特别很特别，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智慧”两个字！“智慧”是一种最具魅力的美。我七岁半上学，今年十四岁，班上大多数同学基本属于这一年龄层次。她今年才十二岁，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据说她上小学的时候两度跳级，还没有走出儿童时代，她就已经跨进了初级中学的门槛，她姓邓，名维珍，维护的维，珍贵的珍。
老师指定我做了小组长。每天我要收齐小组里的作业本，再交给学习委员。老实说，邓维珍的数学基础并不怎么样，但她的确好学，天资聪慧。我的数学基础要稍微好一些。小组里也有别的同学作业做不出来，往往是拿着别人的作业本抄一遍了事，邓维珍却不是。由于座位靠近的缘故，她弄不明白的地方就得回过头来问问后排的我，如果我们都弄不懂，就讨论、甚至是争论，她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的。初中生乳臭未干，并不那么懂得****的大道理，这种学习方面的执着，与什么“又红又专”的学习动机其实毫不相干，看看她的眼睛就知道，聪明似乎就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东西没有半点矫情，分外清纯，沁人心脾，使我深受感染，在心里边牢牢地扎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根。当时两小无猜，这种情感是自然生成的。后来长大了，这条根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此生此世，经历过无数次感情动荡，这条根根深蒂固，着了魔似的，越扎越深，越扎越牢，根本动摇不了它，没法把它拨出来。
后来，我因为有画画的爱好，做了班里的宣传委员，小组长的空缺就留给了邓维珍，这小可爱脾气有点倔，争强好胜，从不示弱，桩桩件件都走在同学们前头，很快就成了班里红得发紫的人。
2.就是邓维珍没有举我的手
1966年秋季，文化大****开始了，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大专院校发起了大串联，中学很快被大面积感染。学校接到上级指示，要选拔一批中学生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每个班选举四名代表，我和邓维珍都被提名了。举手投票的结果，邓维珍排在前四名，都是全票通过。我排到了第五名，仅差他们一票。我知道少一票的缘故，就是邓维珍没有举我的手，投我的票。当老师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邓维珍动作迟缓，我为了催她快举手，用脚踢了坐在前排的她。不巧把她的鞋子踢掉了，她不是不举手，而是忙着去扯鞋子了。我是弄巧成拙，怪不得她的。所以，叫到她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举了她的手，以德报怨了。就因为这真诚的一票，我被排到了第五名，只有四个名额，意味着我被末位淘汰了，我明白，是自己把自己的北京梦搞砸了！投票天大的事，你邓维珍怎么能急着去扯什么鞋子呢？你不是人，公然把老朋友的事不当回事！不知是抱怨她还是恨自己，那一晚我是彻夜未眠啊！第二天起床铃一响，班主任老师就出现在我的床头，他急匆匆地告诉我：经过学校研究，你还是通过了！
3.北京上海大串联
来到北京，我们住在北京公安学校。湖北话声部n（鼻音）-l（边音）不分，接待我们的北京老师把名字听错了，在登记册上把文志南写成了文志兰，接着望文生义把我编到了女生宿舍。北京公安学校的接待人员在女生宿舍叫唤我的名字，我应声而去，迎面碰上了邓维珍：不怕害臊，快滚、快滚！……她那滚珠跑式的呵斥声，逗得大家笑声一片。大都市很神秘，初来乍到，大家都有种怯生生的感觉，这一下好了，氛围立马变得活跃起来。
在首都北京，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这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前三次接见的都是大专院校里的大学生，这次接见的是****小将——中学生，每人还赠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何等的殊荣！此外，我们还一起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天安门广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军事博物馆、故宫、颐和园、王府井、西单、景山公园……长了不少见识！
从北京回到学校后，学校接着又组织我们再到上海去搞了一次“大串联”。因为“大串联”，人流量巨大，交通变得格外紧张，我们从桥城到上海，乘坐的是一艘临时调配的退役登陆舰。船舱极其宽敞，可以容纳几十辆坦克和数千装甲兵。我们白天在甲板上观江景，晚上在船舱里开地铺。快到上海了，水手们通知大家快快起“床”整理行装，有个女同学突然高声哭喊起来：“我的孩子丢了，我的孩子丢了！”这么可怕的尖叫声居然惊动了那个军人打扮的船长。船长就在船舱里，立马闻声赶来，一脸惊诧，一个中学生，自己都是小不点，哪来的孩子呀！经过了解后，才知道是有位女同学把鞋子弄丢了。沔阳方言“鞋子”“孩子”读音相同，一场误会把全场的同学们都逗得欢呼雀跃起来。制造这场误会的就是邓维珍。“还笑话不笑话别人普通话讲的怎么样？”我终于以牙还牙，报了上次在北京“南”“兰”不分的一箭之仇，邓维珍也破涕而笑了。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江南造船厂，游览了南京路、百老汇、外滩……
从上海回到学校后，各路红卫兵串联大军从各地取来真经，大批判大批斗开始了。我们的老校长被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架飞机，其状惨不忍睹。我们班上也开了批斗会，班干部特别是上北京大串联的几位同学被划归保皇派，一个个上台接受批斗，态度比较老实的，低头认“罪”就是了，没吃眼前亏，邓维珍傲气不减，被架了飞机，架得她哇哇直叫，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怎么样，这叫声让我揪心的疼。由于我会刻钢板，写毛笔字和画画，造反派发传单、办小报、出大批判专栏都要利用我，批斗我的事就因此幸免了。
4.学校停课闹****
学校停课闹****后，我觉得既无趣又无聊，躲在家里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上学。我家离学校有几十华里的路程，去一趟也不容易。一日，家人催我到学校去看看，我去了。一进校门，就有同学偷偷告诉我：造反派说你逃避****，正在到处贴“通缉令”抓你。其他人逃避****可能被忽略，我不行，我逃避****就缺少写写画画的人了，我的存在特别引人注目。我目睹过打砸抢的血腥滋味，立即转身落荒而逃，头也没回溜回老家了。好在我不是罪大恶极的走资派，也就没有人愿意到乡下去抓我了。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又溜进了学校一趟，走进教室，我没有看到一扇完好的玻璃窗，有些课桌也被当烤火的木材烧了，到处是烧焦的痕迹，涂画的标语，满地的垃圾，刺鼻的恶臭……而我个人最大的损失是一套被褥不翼而飞了……
我回乡务农了。一日，我在离公路不远的一块地里干活，抬头擦汗的瞬间，发现路上有一帮人的身影很熟悉，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定神一看，都是女生，其中一个很像邓维珍，不，就是邓维珍。我放下手头的活计，飞奔到马路中心，朝着他们行进的方向使劲呼喊，嗓子都喊破了，可是他们渐行渐远，已经听不到了。我们家离岳口较近，我心里明白，岳口是远近闻名的有一定规模的小城镇。女同学们在毕业之际到岳口来旅游观光，是一种告别仪式。
在家里，我除了和社员们一道插秧割麦，挑粪施肥以外，空闲的时间就是偷偷地从熟人那里借一些书籍来读，好多都是文革当时被斥之为“封资修”的禁书，很多情节总会与“儿女情长”沾上一点点边。读着读着，就进入了角色，总觉得每本书的女主人公都是那么清纯可爱，每当我把他们投影到自己空荡荡的心幕上时，不管是外貌特征还是精神风貌，他们总是和萦回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邓维珍的影子高度叠合，每一次叠合都会引发我的高度兴奋，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给邓维珍写了一封信。我早就知道她的通信地址，还听她说过，她的家就在汉沙公路近旁，还知道他们生产队全村都姓胡，只有她父亲两兄弟姓邓，是外姓，很受排挤。我揣着那封信来到镇上，怕她不回信，还在信封里装进一枚邮票后，才战战兢兢地把信送进了邮筒。我翘首等了十天半月，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再后来，我去当了三年兵。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无从谋面，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我多次在暗地里发誓，有朝一日我的环境改善了，我一定要找到她……
5.阔别后的成长故事
1973年春季，我退伍回乡，22岁的人了，应该有个女朋友了，但我心中的模板始终是邓维珍，身边确实有许多女孩子，有良家淑女，也有当红的党员干部，可惜与我心中的参照物都缺乏可比性。
正在我动了寻找她的念头的时候，我们生产大队民办小学有个老师从大队部给我捎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落款赫然写着“邓维珍”三个字。她告诉我：不久前她遇到了一个中学同学，得知我退伍返乡的事，打听到了我的家庭住址，因此写了这封信。她现在在剅口公社卫生院工作，约我到她那里去见个面，叙叙旧。
我喜出望外，立即成行。我骑着一辆借来的破旧的自行车长途跋涉，一路掉链子，沿途闹小修，花了大半天，方才磨到到了她的工作单位。
阔别四五年了，我1米76，她也1米62了，长高了，成熟了，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孩子气了。我把当兵的经历告诉了她，虽然不能谋面，但我心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她。对于我的说辞，她一点都没有怀疑，因为她的心境也一样。她父亲患有风心病，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境自然不太好。毕业后，母亲就想替她找个好人家。那时候手艺人吃香，亲戚介绍的那个对象的父亲正是个老裁缝，儿子当然也有裁缝手艺，日子过得很滋润。她父母听完介绍后觉得很可以，就答应下来了。为了让她学裁缝，父母在她16岁那年就逼着她住进了男方的家。时日一久，对那男孩子她越看越不顺眼，有童养媳的感觉，心里憋得难受。三个月后，她回到家里，就再也不想去学那个狗屁手艺了。
不巧的是，我给她写的信，正是在她这段外出学艺时间里，她父母怕坏了她那桩婚事，私藏了。等到她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入伍了。她给我回了一封极其简练的信，被我家人收到后，并没有把他当回事，也没有及时转给我。
“我把那封信还好好的保存着，你还想看看吗？”
其实，我那时在感情上懵懵懂懂，也不懂谈情说爱，只是照抄了一些书本语言，被她父母误认为“不正派”，至少是不正统，谈婚论嫁，还是经亲戚朋友介绍心里踏实，知根知底的好。
我说：“谢谢你还把它当回事收藏着，谢谢你还记得我，我不想再看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当时很幼稚，不能怪你父母，说的那些话都是读小说读多了，就算是不与“封资修”联系起来上纲上线，至少是有点把肉麻，对不起，现在想起来，真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你离开裁缝后，后来又是怎么当上了医生的呢？我们好多同学都窝在家里务农，你倒是一个幸运儿！”
紧接着，她又开始讲述她动人的成长故事。
好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我们公社领导小组在组建“社教”运动工作队的时候，需要物色和吸纳有文化的人，并且知识型女同志特别受欢迎，邓维珍幸运地被选拔上去了，同时到他们那个工作队报到的还有同班同学、她的乡邻舒婉君。运动结束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做了工作安排，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她选择了从医。来到剅口卫生院，院领导给她安排的工作岗位是做外科医生的助手。
一日，医院里来了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邓维珍近前一看，是同学周杏芳，会诊的结果是急性阑尾炎，看症状有穿孔，如不马上手术，就有生命危险。可是，医院的外科主刀医生休假了，转院都来不及了，怎么办，她能看着自己的同学就这样走了吗？她来不及多想，果敢地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来主刀！
讲到这里，她卖了一个关子：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毛胆大”，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听到此处我倒不这样想，因为我摸得透她的脾性和品位，她业务学习眼精心细，从不放过任何细节；跟着主治医师学艺，切口、探查、处置、清创、缝合的事常常放手让她锻炼，她不缺实践经验；她做事胸有成竹，有条不紊，说得到必然做得到，从不含糊。手术成功了，同学得救了。她说：舒万君入了党，当了公社妇女主任，很风光。但我不羡慕。我热爱当医生，立志学好医，不仅要为群众解救病痛，不仅要解救我的同学，我最大的心愿是要解救我那疾病缠身的父亲！说完这些话，她眼里噙着泪水。她是个有良心的人。
6.你不做初一，我不做初二
1973年8月27日，我拿到了江南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本来，我从岳口上船，是可以直达桥城的，邓维珍执意要送送我，我便在仙桃镇下了船。码头昏黄的路灯下，我们见面了。我们在汉江大堤上盲目地散着步。刚开始，大家都一言不发，心底里却藏着许多要说的话。仙桃是沔阳县城，当时并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站在大堤上，全镇大街小巷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街道上、门窗里都透出点点灯光来，虽然谈不上灿若银河，却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美好而热烈的感觉，眼前一片光明。大堤的另一边，夜色笼罩下的江面与江岸全都朦胧一片，只有几只航标灯在漫漫夜色中遥相呼应，神经兮兮地鬼眨眼，在这神秘莫测的世界里，充斥着迷惘、诱惑、恐怖和不确定性，令人浮想联翩，不寒而栗。
“我舍不得我们沔阳，更舍不得你！我就这点出息，我会回来的。”我首先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上有天下有地，氛围很庄严，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这是一种承诺，她从偏远的剅口公社不辞劳苦直奔县城，要的就是“我会回来的”这句话。
她接过话题直抒胸臆：“大不了我跟着你去当个校医。你教书，我行医，文教卫一条战线，工作上可以互相照应，生活上还可以互相补充，再好不过了。回你们郑集也行，郑集卫生院的副院长就是我们的同学童群娥，在同学中，我和她的关系最好，我最喜欢她，最信任她了。”
“郑集卫生院还有我们的同学阳十香。”她接着说。
“就是那位红色娘子军的军长吗？”我插话说。
“就是就是，就是当年那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组织红色娘子军徒步到北京搞大串联的铁娘子阳十香。还有粮管所的粮管员李萍芝，还有你们公社的妇女主任杨梦莹……你说，有这么多老同学在一起好热闹，在你们郑集我不会孤立无援的，不怕你今后会欺负人。”她用窥探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轻轻地下意识的踢着地上的尘土，不无得意地笑了笑。
“你是什么人！红卫兵小将都拿你没办法，我哪有那本事。”
“你记得二班那个杨梦莹吗？”
“怎么不记得，一同到北京大串联的就有她，她现在调到我们公社当妇女主任了。她怎么啦？”
“人家现在做官了，红人了，就把那个从小订下的娃娃亲给蹬了！”
“自由恋爱，蹬了不就蹬了！”
“男方说她是女陈世美，跑到县革委会门口贴了大字报，还搞了********，影响大了，真不好！这事弄成这样值得吗？又没有结婚，人身自由，用得着生这么大的气吗？为什么不争口气，跟她比出息呢？真是痞里痞气，猥里猥琐！”
“嗯，是的，我赞同。不过，要是你今后也当官发财了，怕不怕我也贴你的大字报呀！”
“不怕，只要你不做初一，我不会做初二的！”
……
夜深了，我问：“你今晚在哪里寄宿？”
她告诉我：“你记得我们的同学王桃云吗？她在人民医院眼科工作。我现在要赶紧回她那里去，不然，她会在同学们面前说我们闲话了。”
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很短，说不定王桃云就在不远处等着她。临别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句话：你是我最亲的人！记得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讲授课文，特别欣赏“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语句，老师在讲台上津津乐道，我自己却冷冰冰地全无感觉。我现在有了一点体验了，论感受，已经不是一股暖流，而是我的全部身心都被她这句火辣辣的话融化了！
7.是老师在召唤
因为在仙桃耽搁了几乎一天的时间，我到江南师院报到的时候姗姗来迟。走进学生宿舍，和新同学们一一寒暄之后，听大家说有位女同学来找了我好几天。我不信，正在疑虑之际，他果真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前。我们在沔阳师范考场外面见过面，很眼熟。她是受在我们沔阳招生的刘老师之托，约我到他那里去见过面。是老师在召唤，我感到很荣幸，立即跟着她去了。老师左看看我，右看看她，眯着眼睛偷偷地笑，看那样子，是在欣赏他的眼力不错。他要求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跑跑。她叫颜志芳，桥城下乡知识青年。身材高挑，五官端正，举止优雅，气质文静，温情脉脉，清纯可爱。一来二往，日久生情，我还真是摊上事情了。不过我怎么也忘不掉“长堤之约”，我不顾内心的惶惑，保持着内心的克制。回想起来，我和颜志芳同学的接触，事出有因，并没有说过半句过头话,至少在三件大事上我立场鲜明，站稳了脚跟。其一，她要求我寒假不回家，就在桥城过春节，我没有采纳；其二，春节过后，她邀请一帮同学到她家里去“扫残”，受邀的同学都去了，唯独我没有去；其三，她急了，称病托同学带口信要我去看她，我找了我们中学的同学一起去看望了她，是因为要避嫌，我当时认为只有中学的同学才能向邓维珍证明我和颜志芳的接触是正常接触，关系很一般。
8.他现在和我也是同学
1974年早春，我们开门办学来到天门县岳口镇小庙公社。这里离我们家乡不远，趟过汉水就到了。颜志芳瞅空回到了她下乡的地方——红旗大队，与闺蜜们见面了。闺蜜之间无所不谈，颜志芳神神秘秘地向她们透漏了一点我俩的情况，还说那男孩子就是本地新合大队的人。我的中学同学杨梦莹正好也是红旗大队的人，已由红旗大队妇女主任提升为公社妇女主任，现在正在新合7队蹲点。
“走，找她去，看看这个文志南究竟是个是个什么人物，有个啥背景！”一个叫张媛的大姐拉着颜志芳的手说。
他俩果真风风火火又带点疯疯癫癫地来到了新合7队，一直追到杨梦莹正在插秧的那块田边。田埂本来就很窄，上面还一摞一摞地码放着水稻秧苗，路面积满了泥水。他们一边呼喊着“杨主任、杨主任，我们有事找你”，一边踮着脚尖在田埂上寻找着较为干燥的地方落脚，手臂一扬一扬地保持着平衡，那姿态哪里是在走路，分明是在跳芭蕾，吸引了不少眼球，社员们都放下了手头的活计，把欣赏的目光投向了这两个时髦漂亮的少女。
“你认得这个生产队里的文志南吗？”张媛问。
“文志南是我同学，怎么不认得，他怎么啦？”杨梦莹答，有些诧异。
“他现在和我也是同学。”颜志芳解释。
“你们一定很要好，不然，你不会寻到我这里来说这些话！”杨梦莹发现了一点什么。
“不不不，我们只是想来看看你，你是我们的老领导！”颜志芳立即打起马虎眼来。
“别扭扭捏捏，是的又怎么样！”事不关己，张媛很坦率。
“就为这事找我吗？”杨梦莹是明白人，机灵鬼，连忙替老同学抬庄，“文志南能写会画，我们老同学都佩服他！”
他们后来继续聊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杨梦莹口里在抬文志南的庄，心里却在替邓维珍鸣不平。好个文志南，居然色胆包天！
颜志芳是他们生产队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她为人低调，惹人怜爱，杨梦莹当时是大队妇女主任，颜志芳被推荐选拔上大学，她是积极主张人之一；邓维珍是老同学，那感情之深就不用提了。“色胆包天”是个是非话，手心手背都是肉，杨梦莹一直闷在心里不敢对人说。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县里召开妇女工作会议，郑集公社的妇女主任杨梦莹和剅口公社的妇女主任舒婉君碰头了，见到了老同学，老同学又反复地谈及邓维珍和文志南，杨梦莹这才憋不住了……
9.决定到师院去一探究竟
舒婉君回到剅口，一下车就直奔卫生院。他和邓维珍嘀咕一阵后，神情郑重地说道：“要是文志南自吹自擂说自己走了桃花运，我还真不敢相信。这可是人家女孩子亲口说的呀——！”她故意把那“呀”字拉得老长老长！像一柄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邓维珍的心。她恍恍惚惚，一连几日食水不思。
她不相信文志南会这般绝情！她考虑再三，决定到江南师范学院去一探究竟。
她来了，没有直接去找文志南，而是先找到了中学同学霍建桂。她的到来，使霍建桂联想到了一件往事。有一次，邓维珍说的那个女同学颜志芳病了，文志南约我去看望了她。颜志芳没有以为我会跟在后面，只穿着背心短裤，几乎一丝不挂，就直接从床上爬起来开门。他们的关系是很不一般。霍建桂用他亲眼所见的事实证实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甚至是严重存在！这个可靠性几乎百分之百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天塌地陷一般，给了邓维珍沉重一击。
晚上，霍建桂给她安排了住宿，她不想见到我。但霍建桂还是通知了我。我去见她，她气急败坏，恨不得吃了我。我进门时随手关上了门，他立马跑到门边，把门重新打开，看也不看我一眼，侧身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示意我“滚”。我想做解释，她连连说道：你走你走，我不想听不想听……
第二天清晨，她不辞而别，匆匆回卫生院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是谁都惹不起的。我像丢了魂似的，几乎一个星期粒米不粘、滴水未进，……
10.“倔”居然也是人格亮点
我给她写了两万字的申诉书（后来被人把草稿纸叼了去，说成是“情书”），她不按申诉程序操作，居然置之不理，不予立案。这种鬼事情，涉及的是个人情感，绝对的私人空间，不受任何监督，我到哪里去喊冤，我又能到哪里去喊冤？我不顾学校有纪律，偷偷地跑回去过，她门都不让我进，她那有个同寝室的同事出面解劝，帮我把行李拎进屋，她气鼓鼓地把我的行李往外直掀。我拼命地盘点她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吸引了我，是聪明，不，世上聪明的人多了，这不是主要的；是善良，不，世上善良的人多了，这也不是主要的；是贤淑，老实说，这一点上她身上有，但他是一个工作狂，因此不能打满分；是漂亮，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看她非常顺眼，但在我的朋友圈里，不愿给她高分的大有人在；是什么东西如此深入我的心，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字——倔！奇了怪了，“倔”居然也能成为一个人的优点、亮点、看点、爱点和卖点！她倔的十分——不，是百分——不，不，是千分万分的可爱！我就是看不习惯软绵绵的人，我就是喜欢她的刚强她的倔！倔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她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充满自信，从不媚俗，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独具魅力的人格品位。我欣赏她，是因为我们是同类项。我也很倔，不想就此决裂，因为我受不起这份委屈，我觉着一定要伸冤，一定要向她讨个说法。不错，我是遇到了一个情况，但事出有因，这不是我的主动。我们是有所接触，但没有越界，充其量到了30号晚上12点59分，虽然处于临界状态，但只要没翻过0点，就不能算我做了“初一”，你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决定去探讨那个“初二”，你不能，想到这个问题，我提心吊胆，十分害怕。
11.一直做到了“十五”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不仅大胆地而且是大踏步地做了“初二”，甚至一直做到了“十五”。
邓维珍曾经给我透漏过他的一桩事儿，领导的儿子，当兵的，某部汽车连战士（开车的，在当时是最吃香的职业），党员，政治条件很好，我都没有答应，都是为了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直接领导，我也不想有什么大的发展了。这个领导就是他们的胡院长，后来又托了县里重量级的大人物做大媒，去争取妇女主任舒婉君，舒婉君是从政的，输不起，这事就这么定了，其实是跟邓维珍解了危。邓维珍为这事很是感激舒婉君的，本来是同村，同学，同时参加工作，同在剅口公社就职，这下他们走得更近了。
舒婉君和邓维珍一样，都是我的中学同学，但我对她的印象不怎么样。记得在学校的时候，社会上闹流行性乙型脑炎，县卫生防疫站采取了隔离措施，不准我们离校回家。需要的生活物件概由家长送来。有一天，邓维真告诉我说，舒婉君的父亲送东西来了。我出于好奇去看了看，那人不过一个供销社里的普通职员，却穿戴时髦，特别是那头发，不仅梳理得整整齐齐，头发上还抹了油，在太阳底下铮铮发亮。周围有同学和同学的家长在一旁作呕：这人怎么打扮得油光水滑，像婊子的男人！我崇尚自然，喜欢本色、朴实，受她父亲形象的牵涉，翻转了我对舒婉君的友好印象。
舒婉君有个弟弟叫舒承筱，比邓维珍大一岁。邓维珍上学后，在二年级跳了一级，和舒承筱成了同班同学，后来还同桌坐过。再后来，邓维珍又跳了一级，和他姐姐舒婉君同班，并一起考上了中学。第二年，舒承筱也考入了文庙中学。上学也好，回家也罢，他们同路，都要等在一起才成行。舒承筱一直在暗恋邓维珍。有其父必有其子，舒承筱那副德性，邓维珍看不习惯。成人后，两小有猜了，男方托过人，提过亲，但鉴于上述缘故，近水楼台也未能先得月，邓维珍舍近求远了。舒承筱知道自己输在哪里，他要改变命运。1973年张铁生事件发生后，推荐选拔上大学就完全不考虑文化条件，歪风邪气愈演愈烈，有他做官的父亲和姐姐上下打点，舒承筱于1974年如愿以偿，居然敲开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大门。
1975年元月下旬，舒婉君来到卫生院找到邓维珍，递给她一把钥匙，叮嘱说：我弟弟放假从北京回来了，今天要到我这里玩。我要到下面去参加一个紧急现场工作会议，我得马上走，他下午肯定要来的，你去帮他开一下门。
邓维珍接过钥匙高兴地说：“我才下夜班，睏死了，这边白天吵死人的（当时住房紧张，单身职工只能住双人宿舍），正好先到你那边去眯一会。”
……
邓维珍当天蓬头垢面，一口气跑到了舒婉君下乡蹲点的生产队，见到舒婉君后，知道并没有开什么现场会议。她气急败坏，捶胸顿足：“好啊，你们两姊妹下我的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呀！”
舒婉君狞笑着说：“说清楚，他把你怎么啦？”
“我今后该怎么做人啊！”说完，呜呜的抽泣起来。
“好个畜生，你别急，我去教训他！他这一辈子一定要对你负责，对你好，不许辜负你！至于文志南那里，我帮你摆平，我帮你打翻身仗，我帮你出了这口恶气。”
“你摆平什么？你怎么摆平？”
“哎呀呀，他文志南不就是一个师范生嘛，我弟弟是北航的，就这一点都比他强！只要你不闹，今年送你上大学，看他文志南还在不在你面前俏皮！”
12.见着谁谁摇头
卫生院胡院长是舒婉君的公公。打那以后，邓维珍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当了卫生院副院长。1975年夏末，邓维珍拿到了桥城协和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上面发生的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被蒙在鼓里，还在一个劲地跟她写信，但没有收到只言片语的回音。我也到过他的家，刚好碰到了她休假，虽然没有吃闭门羹，但她的态度明确，坚决地不再接受我。我也去找过靠近她的几位女同学，求他们帮忙说说情，见着谁谁摇头，都说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其中有一位给我透了点风：你知道有人上北航了吗？我说知道。他说，你既然知道，我就不往下说了。我已经到了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但我坚信，感情这东西通灵，需要灵气相投，除非绑架，她和北航的那位没有感情基础！我或许错了，在政治狂热的时代，人不属于自己，一切行动听指挥，个人问题也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组织决定一切，决定你的命运。他们为什么能够呼风唤雨，得心应手？你为什么哭天不应，喊地不灵？因为他们把握住了这个特殊时代做人的基本诀窍，而你却一窍不通！
我想，既然人家铁了心不想再理你了，再这样继续下去，就是骚扰人家了。“我没有辜负你，我会终身不娶，一直等待你的，除非你嫁人，我相信你就是嫁了人也会给我平反昭雪的”，撂下这句话后，我俩就此作罢了，我恪守着诺言，不再和任何人讨论个人问题，关于她后来的情况，我也没有去打听过，她上大学的事我也全然不知。
13.能不能永生永世不去揭那块伤疤？
1975年的初冬，我突然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信写得很短，告诉我她在协和医学院医疗系上学，她把宿舍楼的门栋号码也告诉了我，要我瞅空过去陪她说说话。
当时我正在创作《投降派宋江》的连环画，湖北人民出版社美术部在航空路一侧，我要送样稿过去，于是顺路到邓维珍的宿舍去了一趟。我们又见面了，邓维珍把头一歪，抿嘴一笑，向我示好。原来，她们系都开门办学去了，她因为打开水的时候水瓶爆炸烫伤了脚，行动不便，留校治疗。一栋楼都空城了，只有她一个人。环境很安静。寝室不大，和我们一样，放着四张高低床，挤着大约七个女生，床上的行李都十分简陋和陈旧，唯有一张床上崭新的缎面被褥十分惹眼。邓维珍父亲病重，家境不好，这样贵重的东西绝不会是她自备的，而送此大礼的人和她的关系一定非比寻常。我问烫得怎么样，她说现在好多了。示意我扶扶她，我把她扶到他的床边坐下，她伸出脚让我看了看，应该是没有大碍了。我迫不及待的向她表白，是有一个情况，不是我主动的，也绝没有发展到你所理解的那一步，因为我更看重你。她说，你都说清白了，我也看清楚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你肯定是对不住我的。事情弄到这步田地，你得给我一个机会下台。怎么下台，她给我出了一个主意：除了童群娥，同学们都不会帮你说话的。如果你把童群娥搬来替你说句话，我听她的。你知道，我其实和其他同学都不怎么样。我望着她床上的缎面被褥问道：这是舒婉君送你上学的礼物吗？她突然脸色苍白，眼神呆滞，强作镇静地回答我说：是的。似有难言之隐，不想多说。我猜对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上了大学，她会变卦的！是谁帮你入了党、提了干、上了大学？她敢变卦吗？她的确犯难。这被褥太惹眼，联想到一些传言，使我心绪不宁。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真诚，她没有骗我。我也不在乎那些传言，我不能没有她！我是中午到她哪里去的，下午两点上班，我得到出版社去交样稿了，这是电话约定了的，我怕让编辑久等，于是向她做了告别。邓维珍拖着还有点微跛的一只脚，把我送出了校门，一直送到了航空路口。这一段路大约有一公里，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相互沉默不语，因为有一段说不出口的隐情，一块永生永世抹不去的伤痛，她没有勇气讲，我没有勇气听。像今天这环境，整栋楼都是空巢，寝室里只有我们两人，要是换了那位畜生会是什么结局？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不是一路人！邓维珍临别的时候用眼睛告诉我一句心里话：文志南，我相信你是正人君子！她的眼神让我获得了莫大的安慰。我也用眼神回敬她：请你相信，我会给你一个台阶下的，我会永远不提及那段往事，我会帮你努力抚平伤痛。她一定要找童群娥出面，就是不想隐瞒那段无辜的遭遇，要把那个话说清楚，要我当着第三人、也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保证永生永世不去揭那块伤疤！
就因为她不仅有找“台阶下”的愿望，而且想到了一个搬梯子的人，我认为她的真诚没有掺水，这个可能性存在。我抱着一丝幻想，在回荆州的客轮上瞪了一眼，让颜志芳同学抱恨去了荆门，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14.泼了局长的面子
毕业后，我回到沔阳，教育局把我的人事档案放到了沔阳师范学校，安排在“沔阳县教育****成果展览”筹展组做布展工作。这期间，局领导了解到我失恋了，出于关心，委托人事股长印老师（印股长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的中学老师，所以我这样称呼他）找我聊天。印股长兴致勃勃的恭喜我，局长请他出面穿针引线，女孩子是局长大人的侄女，在仙桃卫生院工作，人很优秀。我一方面感谢局领导的关怀，一方面坚持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
“人家女孩子已经见到你了，很满意。现在先不讨论那个问题，我介绍你们见个面准行吧！”
“印老师，不是我泼您的面子，我现在没有心情讨论这个问题，请您原谅！”我明确表示不见面。
印股长觉得很没趣，严肃地正告我：“我建议你慎重考虑！就算是不同意，我有没有面子不打紧，你还是要照顾一下我们局长的面子吧，把话说得婉转一些，做事情总得留有余地吧！”
我心里只有一个人，我不顾股长的好说歹说，仍然拒绝见面。
15.调了档这块伤疤就得再流一次血！
尽管我当时心情很不好，但在办展过程中还是表现了自己的才能，文化局陈局长也来观看了展览，有老师向他推荐了我。陈局长与教育局协商，要把我调入文化馆工作，教育局不放人。后来经过县委宣传部领导出面协调，我被临时借调到文化局，任务是起草农运英雄胡幼松的****事迹。胡幼松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陈场镇坡场乡。是潜（江）沔（阳）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共潜江县委第一任书记。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广大农友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色武装。后因叛徒告密，落入敌手。凶残的敌人铡断了他的双腿，又将他双手钉在门板上，用铁丝穿着锁骨，用绳子绑住残腿，抬着游街示众，直至英勇就义。我到英雄出身地沔阳县陈场公社坡场大队走访了许多当地老人，完成了《英雄胡幼松》一稿，该文在湖北省文化工作会议（1976黄冈会议）上作了汇报，获得了省文化局的肯定，指示作为****故事题材还要深入挖掘。文化局因此向上级主管部门——县委宣传部提出了请调报告，人事局正式调阅并审查了我的人事档案。……后来，文化局借故停止了我的工作，回到教育局后，又被立即下派到最偏远的郑集中学任教去了。很多人不明就里，以为是严局长因为侄女的事报复我，卡我的壳。其实不然，因为我心里明白，我档案里有一个攻击文艺旗手的话柄，是断然不能从事****文艺工作的。不调档这档子事可能会无声无息地躺在虎皮纸袋里睡大觉，调了档这块伤疤就得再流一次血！
回到郑集后，我几乎天天往卫生院童群娥那里跑，催促她帮我搬个凳子给邓维珍下台。童群娥答应了我，但迟迟不肯成行。童群娥是卫生院最年轻的副院长，她丈夫是郑集中学最年轻的副校长，夫妻两个正值事业上升期，而原来剅口卫生院的院长大人、某人的公公大人现在已经调入郑集卫生院任院长，文教卫属于一条战线，两个年轻干部怎么敢去碰那张用裙带织成的网？即使老同学童群娥想帮我，也得顾及她丈夫的感受啊！我心里明白，也很理解他们的难处。邓维珍也是******员，基层领导干部，工农兵大学生，作为****事业的接班人，她前程似锦，如果强扭，我那虎皮纸袋里的东东，一定对她的发展也很不利，我是自作自受，又何必去连累他人呢？人贵有自知之明，放弃是正当的明智的选择！心病还用心药医，我算是无可救药了。
当然，个人档案是高度保密的，下面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档案袋里鬼东东，关心我的人登门造访，堪称络绎不绝，成色不一，以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最高指示”下突击提干的年轻女干部居多。后来，我干脆对来者说明白：“是党员干部就请免提。”好多人不理解，好多人巴不得，攀不上，你文志南平时沉默寡言，提起这等事情就口出狂言，肯定是个疯子！
15.不如我们帮你痛快点
我还真是有点疯病了，想到走火入魔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要给邓维珍写封信。学校离邮局有一段距离，放学的时候，我就委托那个方向的同学捎去邮局投递。当时我怕男生靠不住，女生办事认真稳妥一些，特意找了女生带过去。谁知是石沉大海，我没有等到回音。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碰见了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我问她：“你读书的时候总说有个话要对我说，又一直没有说，是什么话呀？”
她说：“你跟女朋友写的情书，都被我们拆开看了，没帮你发出去，丢臭水沟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做得不对，想向你告密，又怕你凶他们，还是没有启齿。”
“哎呀，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有人喜欢你呗！”
“瞎说，我和你们有十来岁的年龄差距，又是师生关系，想都不敢想！”
“怎么不敢想？我爸爸就比我妈妈大十岁，我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合适！”我那学生一边说，一边煞有介事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
“我们分析过，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断定你那个鬼女朋友是无法再挽回的。你那么啰啰嗦嗦，不如我们帮你痛快点，让你死了那条心！”
“人小鬼大！”表面上，我俨然摆出一副老师模样，口里这么说，面对对面这个面目清秀、兰心蕙质的学生，心里却在隐隐作痛，我可能错过了人生又一次良机！
16.清档之后，我们在政治上平等了！
1979年，我从郑集中学调入更偏远的络绎中学任教。
1981年夏末，我校校长卢业广从县里回来，严肃慎重地告诉我，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参加了县里的档案清理工作，指导思想是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我档案中的那个《关于攻击文艺旗手的处理意见》被抽出来了，还说根据规定，需要当事人亲自过目。我说：我相信，不必了。我如释重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哭，我想喊。不喊天，不喊地，只想对邓维珍把话大声说出来：我们平等了！不，党群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政治等级，比历史上周公、孔子发明的“三纲五常”还要严酷一百倍！你如果不入党，你是摆脱不了二等公民命运的。等级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落后的政治制度，等级制度最容易诱发社会层级冲突，制造战争和杀戮。存在战争和杀戮，只能说明人类还没有真正脱离动物世界。对这种“以阶级斗争为钢”的丛林法则理论体系我开始了深刻的怀疑，他的理论源头来自基督教善恶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镇压异教徒成为圣教徒最神圣的历史使命，处死哥白尼的刽子手觉得他为上帝拯救了一个邪恶的灵魂，除了崇高感，他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负疚感；希特勒沿袭善恶二元恶斗法则制造了优秀人种与劣等人种的人种压迫学说，镇压雅利安异族，也被正当化、崇高化，致使世界上数千万犹太人无缘无故地倒在了血泊之中；阶级斗争学说在二元对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镇压阶级异己分子已然成为无产阶级最神圣、最崇高的历史使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做“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狂热的左翼知识分子拼命地把玩这种政治游戏，让世界的东方一片血雨腥风。我很倔，不肯屈从权势，不肯流于世俗，开始立下自己的座右铭：一不入党，二不做官，老实做事，低调做人！这是理智、明智、逆反心理？还是彻头彻尾的堕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持有我这样一种心态的人绝非我一个，这个世界剥夺了多少人的平等权利，逼傻了多少人，逼疯了多少人，逼死了多少人，我还能保持这种镇定和镇静，已经十分地难能可贵了。
说来也巧，新来的余副校长是从剅口中学调来的，由正校长降到副校长，由公社中心学校降到乡野学校，是什么原因被降了职，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我只知道，他在剅口公社任职时，也是舒承筱、邓维珍读大学的重量级推手。过去我为了和邓维珍修复关系，也去找过他，被他一盆一盆地泼冷水，一颗热乎乎的心几乎完全冻结了。
余副校长是舒承筱和邓维珍的大恩人。同年的一天，余副校长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要去参加舒承筱、邓维珍的婚礼。这个消息对我并不突然，我早有精神准备。他们的婚礼意味着我彻底失望了,很多人担心我会精神崩溃，这是他们多虑了。我为邓维珍疯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理性头脑。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仍然相信邓维珍还会回到我的身边！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不忍心放弃。因为我压根就不会相信邓维珍会是一个政治上的上等公民，她和我一样，在政治上可谓朴实无华，幼稚可笑，懵懵懂懂，不善经营，她是被某种利益共同体不由自主地推上了潮头！
17.我钻进了一个婚姻的笼子
已过“而立”的人了，再不成家这事就难办了，不着点急怕是不行了。就在那一年初秋，我被一个十分关心我的同事刘兴平老师做了一个婚姻的笼子让我钻，我钻进去了，结了婚。我的中学同学邓德林参加了我的婚礼。临走的时候，我送了他一程。他对我说：“邓维珍已经离了婚，从襄阳调回仙桃卫生院了。她找过我，希望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把这个信息私吞了。有过绯闻又有过婚史的人，说出来都难听，这事算了，我替你做主了！”他说出来倒很轻飘，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的婚姻很幸福、很美满，他哪里知道，他哪里知道，我现在的婚姻之存在责任，情感苍白。此时此刻，我脸上陪着笑容，心里却像乱刀子在剁！……
此后有一天，我到县委统战部去找人办事，途中遇见了舒婉君。舒婉君见到我，就像做了贼一样，脸刷地一下惨白惨白的了。她心里很明白，强扭的瓜不甜，邓维珍闹离婚并不意外，她不仅害了我，害了邓维珍，也害了她的弟弟，我们相视无语……
陪我一同到县里的还有我的婚姻介绍人刘兴平。刘老师说他要到仙桃卫生院去取一种药，我们就去了。在卫生院里，我遇见了邓维珍，我们打了个招呼，她说：“刚好我来了个客人，你不走，我去打饭。”说完匆匆走了。当时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吃食堂，打饭要排队，晚了没饭吃，何况来了客人要多打几份呢。饭厅就在前面，我可以看到她排队。她看着我，歪着头朝我笑。这姿态，这笑容，我太熟悉了。读书的时候，她打算举手发言，往往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一笑，我用眼神鼓励她，她就转过身去倏地一下把手高高地举起来。“回答正确！”老师表扬了她，她又回过头来，把头往肩膀上一歪，冲着我笑。在北京，她这样冲着我笑过，在上海，她这样冲着我笑过，退伍回来，我们见面了，她也这样冲着我笑过，江堤送别时，她还是这样冲着我笑过……这是除了她父母和最亲近的长辈，或者她定义为最亲的人，才能享有的待遇——歪脖一笑，所谓“莞尔一笑”，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吧。这就是纯真！正在我发呆式的沉浸在这“歪脖微笑”带来的幸福之中的时候，刘兴平老师发现了异常，一把拖着我离开了卫生院的大门，他警告我说，你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做人要负责任，不要胡思乱想了。
他的指责不无道理，我无法抗拒。
1982年，我老婆帮我生了个女儿。三个月后，孩子的妈妈休完产假，就要返回桥城的工作单位了。我拿出仅有的几十块钱和几十斤全省流通粮票放到她面前，鼓起勇气说：“你走吧，我们今后不再见面了。”听完这话，孩子她妈气疯了，她向刘兴平老师道了一声别，头也不回地走了。刘兴平叹了一口气：文志南倔死一头牛，我拿他是没有办法的，得搬救兵了。他去找到了家兄文志平。文志平立即跟车追到了毛嘴汽车站，把人给拽回来了，当着大伙的面把文志南狠狠地念了一通紧箍咒。望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一切状态都平复了。
18.我会爬到阎王呼唤我的那一天
后来，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政策下，文志南调入桥城工作。改革开放以后，舒承筱在航空地勤部队退伍，南下广州找了份工作，在舒婉君多方撮合下，邓维珍与舒承筱复婚，调往广州市。文志南与邓维珍此后不仅藕断，也无丝连了。
在漫长的50多年近20000个日日夜夜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她在我心幕上出现的频率至少超出了40000000次！特别是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面对旷野，面对江湖，面朝大山，面朝大海，面向蓝天，面向四壁……我会大声地呼唤她的名字！我很希望在梦里梦见她，但每次在梦里见到了她，一转身就再也找不着她，急得我心跳顿时加剧，我会突然从梦里惊醒，就再也入不了刚才的梦乡，我会睁大眼睛捱到天亮！她对我的这般状态定然没有知觉，但我知道，我会在这种状态中一直捱到阎王呼唤我的那一天！如果真有阎王，我相信他一定会把邓维珍也叫到他的殿前，将他掌握的对我的监控视频一一回放给她看，阎王的头顶上没有什么“书记”可以管束他，在阎王面前，我完全不相信她真的是有那么一副铁石心肠，面对“视频”她会老泪横流！
我的情感世界已经了无生机、完全荒漠化，但我毫不在乎！我相信她曾真心待过我，我非常珍惜。我坚信我们双双都是一样，一息尚存，初心不改。我甘心承受着这份寂寞，执意坚守着一个信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心这个东西，即使为了功名利禄、争得一口闲气，被世俗干扰、被政治绑架、被权力约束，锻造成一副坚不可镂的“铁石心肠”，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人性终归向善，灵魂终将有个共同归属，人可生离，不可死别，即使到了身后，时间会给我一个公平的回复。尚若如此，此生足矣。通过这段“苦恋”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你是龙还是虎，有天大的本事，手里没有政治资源，你连爬虫都不是。在红朝，玩政治的人手里握有一条红色捆仙索，一旦被它绑缚，捆仙索就变成了一条栓狗绳，附有紧箍咒，你无法挣脱，也抗拒不了。如果你侥幸挣脱了，或者被他们玩腻了，你就连狗都不如，失去了所谓的“先进性”，等待你的仍然是那爬虫般的命运！爬吧，爬吧，我会爬到阎王呼唤我的那一天的……我希望酒泉之下真的有阎王，我相信阎王也真的会有恻隐之心，让我们生离不死别！
后记：
极左思潮泛滥，有情人终成冤家
恩格斯定义：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我们中华民族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律条下已经不道德了几千年。曾几何时，红色风暴席卷天下，爱情缺席，被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批判，被红色光环取而代之，被社会潜规则玷而污之，人枉为人，已经感受不到爱情的纯真、激情、幸福与高尚。按照恩格斯的择偶观，我们所遭遇的“红潮”时代是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导语
时值8月下旬，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市仍然热浪翻滚，酷暑不退。为了招待过路武汉的一位老同学，我把曾经对我痛下杀手的甄一珠同学也请到了。三十多年来，同学们都在帮我抚平伤痛，我请甄一珠同学赴宴，是不愿让同学之间曾经的遗憾受到继发感染，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我的为人是宽容的。甄一珠同学为人性格直率，不顾我的感受，反复提及捕风捉影棒打鸳鸯、离间同学情谊、让我刻骨铭心不敢有忘的舒婉君，不惜戳痛我心头的那块无法痊愈的伤疤，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好在席间并没有同学跟车响应，我还能保持镇静。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知道，尽管甄一珠受人之托做了大媒，帮人打了一个圆场，不惜捕风捉影，拆散了我与邓维真同学之间的一段情缘。但我也知道这终究是我曾经的恋人自己的选择，对她自己的选择我表示尊重，不想过多地迁怒于他人。我是她“最亲的人”，这是她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她当然也是我最亲的人，我永远不会伤害她。只怪当时信息沟通没有现在方便，“捕风捉影”得不到及时澄清，加上个人的政治前途也捏在单位大佬们的手上，在红朝，失去了政治生命，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事出有因，我愿意把痛苦留给自己，永远都不想去伤害她和她的亲人与朋友，也不想去骚扰她的个人生活，没有了这层关系，她就是我最亲的妹妹，她永远是我“最亲”的人！我愿意为了她承受应该由我承受的一切，这一点她心里早就明白。她结婚以后，我也囫囵吞枣地结了一个婚，这其实是在帮她排忧减负，让她放心的去过自己的生活。我怕她不知道，曾经跑到她工作的卫生院，想把我要结婚这件事告诉她，见到她对我还是一往情深的样子，我又没有了那份勇气。当时我并不知道她已经离婚（后来又复了婚），我无法面对眼前各奔东西的事实。我们是世界上“最亲的人”，但在世俗打造的那副关系网面前十分脆弱。尽管我已经失去了爱和被爱的权利，但我心里始终装着她；我也坚信对方不忘初心，不会忘记我的存在。因为经过时间的积淀，“捕风捉影”不是事实，只是捕风捉影促成的后果已经无法挽回，我们必须拿出勇气来清醒面对，为对方祝福，把曾经的过去深藏在心底！
甄一珠这一次告诉我，不要去责怪柳明英和舒婉君，邓维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你的坏话，“捕风捉影”不是你们之间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言外之意，是因为我俩的政治条件不相般配。“捕风捉影”不过是情感强拆的手段，我也相信背后另有原因。就红色底气即所谓政治面貌而言，他们把我看扁了，文志南是个有思想的人、至少是个思想敏感的人，为人处世不入流俗，不懂得虚伪的实用价值，不会违心地去做那种“要求进步”的事，被人看扁了就看扁了，怎么打气，都确确实实地鼓胀不起来。没有政治背景就没有政治前途，没有政治前途就没有保护家庭平安的基本能力。这也难怪，在文革期间，为求一世平安，建立家庭的第一考量是谋求红色保险箱。当时我们都还年轻，不谙世事，很容易接受这方面的蛊惑，或者叫红色诱惑。邓维真大学毕业后，到县教育局问过文志南的情况，特别问到“谈了朋友没有”。教育局人事股雷股长说：这事我还真不清楚。于是问了其他同志，有人回应说：听说跟一个学生好上了吧。这话分明属于子虚乌有，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据说那女孩扭头就走人了。根据后来雷股长的描述，那人应该就是邓维真，邓维真和我一样，看问题往往带有一点“急性子”脾气，听风就是雨。甄一珠说：我问过邓维真，你和文志南还有没有希望？她说“没有希望了”。所以，我才做了这个介绍。甄一珠把责任都揽在自己头上，为舒婉君开脱，心情可以理解，但与事实不符。听话听音，锣鼓听声，难道甄一珠真的就听不出“没有希望了”这样的语气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沮丧情绪，与所谓的“跟学生好上了”有关，应该与所谓的“政治条件不相般配”没有瓜葛！我们的来往信件确实被学生截流，背地里在他们的“朋友圈”互相“转发”，社会上可能有了些“风声雨点”“闲言碎语”，但我个人竟然一无所知。确实有一位女学生在我面前多次向我表达过“我有话要对你说”，但又从来没有说清楚。我当时认为学生要说的话，无非就是女同学之间叽叽呱呱的一些生活琐事，我只重视高考备考问题，对他们之间的生活琐事没有多加留意，也就没有去追问。直到四十余年后他们搞同学会，他们才正式向我赔礼道歉，与私拆信件有关的问题才水落石出！我对他们说，我比你们年龄大了十多岁，那不等于害了你们，真是想都不敢朝这方面想。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在有点“急性子”的邓维真面前，我冤，四十年都过去了，我到哪里去申这个冤？没有老师不热爱自己学生的，我在万般无奈中还受到我的学生的这般爱戴，听到这话，心生感激，五味杂存，觉得这些小不点想问题似乎比他们的老师更成熟。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事其实也说不清楚，只恨我当初为什么鬼迷心窍，为什么那么执着，为什么现在还不悔悟，为什么一生一世心里只装着一个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否就是“纯真”二字在作怪，可恨人不知，只有天知道！
为我们之间“捕风捉影”的误会，我去米积台中学找过甄一珠，向她说明情况，转告我对邓维真是忠诚的，我的态度是明确的，不然就不会长途跋涉，到处求人说情。甄一珠认为她说不上话，要我去找舒婉君，也在情理之中。我说我到公社找过她了，没有找着，听说是下乡住队去了。是甄一珠告诉我舒婉君住队的地方就在米积台附近，是她指明道路后，我才找过去的。舒婉君是某红人的姐姐，她自然心里有数，但口头上还是答应了。舒婉君当时处于哺乳期，蹲点也就是走一个过场，早出晚归。当晚她把邓维真叫到她的宿舍里，让我们两人当面把话说清楚。邓维真不发一言，当着我和舒婉君的面把舒婉君的孩子的小屁股使劲捏了一把，都把孩子捏哭了，把屁股捏青了。我当时只觉得她是做外科医生的，好狠心，手这么重。好多内幕我并不清楚，不知道她是在出气，心里有气往孩子身上出。她分明有难言之隐。她如果真要说出一句心里话，她入党、做官和上大学的美梦就无疑要泡汤了。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不得不依附权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可是我当时很单纯，没有去想这么多，对可能出现的红色利诱、红色干预也估计不足。
甄一珠、舒婉君、邓维真同属于松滋县八宝潭地方的人，又都是沙道观中学的同学，同期参加工作，三个人的关系一直走动很密切。我和邓维真还一起到甄一珠家里去拜过年。但我没有去过舒婉君的家。我告诉邓维真，甄一珠那副假小子模样，我对她的印象一直很疙瘩。但我对舒婉君没有坏印象。邓维真说，她对舒婉君也有好印象，每次到她家里去做客，非常讨厌她那个弟弟。我说，讨厌别人干什么？她回答我说：像个“小神子”。“小神子”的意思是鬼鬼祟祟、尽出阴招、损招、不规矩、搞恶作剧。当时我觉得蛮好笑，邓维真还会用这种土话骂人，依旧不以为然，没有细问究竟。我有一种自信，认为没有人能够在邓维真面前挑战我。这种自信或许是对邓维真自尊心的一种伤害。
小时候，邓维真的父亲身患重疾，还有两个弟弟特娃和末娃。她妈妈很少有时间来照顾她，打扮她。邓维真是一个朴实无华、很不讲究修饰的人，这也是她让我看重的地方。她也认为自己的颜值并不十分出众，但聪明过人，智商可力压群芳。邓维真很自负，她跟我说：我的小名叫“伟珍”，“伟大”的“伟”，说完头往右肩上一歪，很矜持的样子。这是一种很天真的表演，在我眼里，她仍旧和中学时代一样，是一个很有抱负又充满自信的天真可爱的“小朋友”。由于舒婉君传递柳明英的话说周志芬怎么样怎么样，意思是比她漂亮、温存，是最讨男人欢心的那种女人。后来知情人士柳筑家同学也这样说。邓维真曾说，两个人哪有不吵嘴的，就算是搞成了，以后一吵嘴你就会想她的，我们搞不好了的。我和某芬接触仅仅只是同学间的正常交往，并没有说出什么过头的话和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对不住她，怕今后在生活中总出现那位的影子，这才是她坚持要和我闹别扭的深层原因。她无非是要考验我的忠诚，我一直都在努力交一份让她满意的答卷，我为此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重大的情感牺牲，这个疙瘩是可以解开的，但存在那个“难言之隐”要解开就难了，这才是情感危机的关键所在。我知道她很单纯，钻进了一个为她准备好了的笼子，你想进步，你想入党，你想做官，你想被推荐选拔上大学，你就必须接受潜规则，她不过是一个被害人。老实说，她想入党做官是虚，想上大学是实，她的愿望是要和文志南扯平关系。我是有胸怀的人，我并没有嫌弃她，对于她的入学要求与努力，我也可以理解并谅解她。邓维真没有忘记我，她一直都在谋求解开那个“难言之隐”的办法。她为此要我去找她在街河市工作的闺蜜挚友搬个梯子给她下台；她也找到了我的结拜哥们、家住新江口三中的一位老同学，希望他传个话，把已经失联的关系再接上，由于信息梗阻等多重原因，都没能如愿以偿。她在街河市的闺蜜说，她如果真心想要我搬个梯子好下台，她会亲自告诉我的。我见过她多次，她从来都没有向我提起过你们之间的这些事。再说，老剅口卫生院的院长已经调入街河市卫生院当上了院长，她来了也还是摆不脱他们的控制，离不开他们的手掌心。我的拜把子兄弟说：她是我们邓家的晚辈，今后有了孩子，是叫我“叔叔”呢还是叫我“爷爷”呢？再说，做“二道人”（离婚后再婚）终究是你们今后生活中的心理障碍，如果婚后扯皮拉筋，我可负不起这个责！
我退伍回来后，鸿雁传书，是她主动联系我的；到新江口去送我上学，长堤有约，也是她的主动；她上大学后约我去找她谈心，搬梯子好让她下台，仍然是她占了主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她婚后还想着我这个没有政治背景的人，离婚后托同学传话，依旧是她的主动。尽管人的情感很脆弱，很容易被圈子文化或世俗观念绑架，但初心不改，也是人之常情，说她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你甄一珠相信，我不信。她担心我们搞不定，会有一天失去我，总想打个翻身仗，有要求进步、上大学深造的愿望，心里驱不散“小神子”留下的影响，对那个谋取推荐选拔上了北京的名牌大学，居高临下成功反击的“小神子”抱有想法，想抄个便道成就自己、提升自己，这种情况我相信。因为她有选择的权利，我也不便阻拦。要确保婚后的生活质量，有些事情是不由自主的。在红色年代择偶的重中之重是必须保障政治安全，她对我有顾虑不无道理。但说她好高骛远，是一个玩弄感情的人，这与她贫寒家庭的出身背景、朴实为人的性格特征不符，打死我都不会相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于她我也只是在遵守自己的诺言，“她不嫁人我不找”，并没有死缠烂打，我懂得尊重，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我把痛苦留给了自己，默默让道，并没有给自己曾经的同学、朋友带来尴尬和难堪。天行有道，人行由德！
1996年暑期，我回了一趟老家。当时，在邓维真家的后面的国道上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警察正在封路维护现场，我乘坐的汽车被迫停了下来。这里有一条我熟悉的近百米长的羊肠小路。我于是瞅空徒步来到她家门口，看到她母亲和弟媳在门前的菜地里挖土豆。她妈连忙站起身来，把沾满泥巴的手往衣服上擦擦干净，要回屋招待我。我掏出100元钱递到她妈妈手上，说：因为就在你们房后出了交通事故，临时封路，我是即兴起心上来看看您的，没有准备什么礼物，这一百块钱您先收下。她妈妈欣然接受了，那笑容、那眼神，仍然和从前一样，和我的亲娘一样。她弟媳一看便知我是什么人，插话说：我们常提起你，她两个弟弟都没有读好书……话里有话，夹杂着对邓维真的责备情绪。
在等级社会，青年人择偶往往强调政治标准，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在“爱红”还是“爱才”的选择上，党员干部成了香饽饽。这是一种畸形社会，存在畸形的社会恋爱观不足为奇。她在读大学的时候约我谈过话，后来也给我来过信，是怕我输给对手“小神子”，要为她争一口气。说明她苦心经营上了大学也没有放弃我，但她把入党做官看得很重，其中有一个重要动因与“争口气”有关！毛诗有鉴：“粪土当年万户侯”！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去争这口闲气，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闪光。她的这封信我没有收到，被我的几位高中毕业班女学生合伙给拆开看了，然后压到了她们的箱底。多少年后他们搞同学会，才向我赔礼道歉，说：她邓维真在信里反复强调的是“希望你要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这跟老师你的人品格格不入。我们认为你俩不是一路人，一个把政治生命看得如此重要的人，跟她搞成了也是悲剧。看你天天失魂落魄的样子，还不如封锁消息，帮你放下这个烂包袱！知我者谁也？你们不愧是我的学生！我虽然没有收到她的这封来信，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政治等级，知道这种社会制度离文明社会相距遥远。失去的真情已经无法挽回，摆在面前的“高大全”我也无意高攀。我懂得收敛，不敢造次。我父亲也曾经是土改根子、党员干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以“阶级阵线不分”“劝其退党”，让我们背上了一个“垮台干部子女”的政治黑锅。这就是一个跟着党干了几十年“****”的老党员的下场。所谓“****”，其实是翻了一个政治烧饼，打着所谓“被统治阶级”的旗号闹****，翻身成为了统治阶级，仍然保留着等级社会人压迫人的本质特性，****前是你活我死，****后是你死我活，同样是人——没有能力选择家庭背景的自然人，如果大家都活，都像人一样活得有尊严，那就是阶级阵线不分、阶级立场不稳。他在退党的那一刻，才明白了这个“****”的真谛。我谨遵父训，立誓“一不入党，二不做官，老实做事，低调做人”，我的叛逆性格决定了我没有入党做官的本事，因此不会在那个要求我“靠拢组织，要求进步”的她面前自讨没趣。我们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后来，我在她那位“小神子”干瘪瘪的自传中，看到了一句炫耀自己的话：中学期间“曾被选为赴京代表接受******主席检阅”……改革开放都几十年了，都什么时代了，还拿“文革”中的那种政治表现贴金，其思想水平属于哪一类智商层次，明眼人一看便知。人被洗脑后剩下的只有脑残。你评价他脑残他们是不会承认的，因为那叫“社会主义的草”，总比“资本主义的苗”要好上千万倍，趋炎附势、讨好卖乖、吹吹拍拍是“社草”们的拿手好戏，有这等本事确确实实是块当官的料……从他的自传中我们已经明确，那位“小神子”混到退休，也就是一个“副巡视员”职级、处级职位，社会地位离邓维真的期望值相距甚远！当然，在这个“无官不特案”的时代，做个芝麻官在物质生活方面也会比我辈活得宽松，可以送子女到国外读书并放弃工作长期陪读！但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未必比我们活得充实、活得自在、活得大气、活得轻松！
1980年初夏，前老剅口文卫组组长余某人兴致勃勃地前来告诉我，他是舒某人与邓维真他们俩推荐选拔上大学的恩公，他受到邀请要去喝他们俩的喜酒了。这个消息堪比晴天霹雳，面对剜心之痛，我居然一筹莫展，我没有理由去破坏一个苦心经营的“红色家庭”。我所爱的是被“推荐选拔”上大学之前的那位质朴无华、纯真可爱的邓维真。她掉进政治染缸以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总在担心我会落伍，在政治地位上输给“小神子”，千叮咛万嘱咐“靠拢组织、要求进步”，她是善意的，但我会坚守“一不入党、二不做官”的夙愿，无法满足她的这份政治虚荣心，在极左年代，也就无法保证今后的生活道路平安无事，让她扬眉吐气，要把她从“小神子”手里重新夺回来，我完全没有那份底气和勇气。从“长堤有约”开始，我铁下心来追随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好多备选项，其中有我的大学同学周志芬，也有我教过的中学学生，有教育局局长大人的侄姑娘，也有当红的县委宣传部干事……好多人来关心我，帮我介绍对象，大多都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最高指示”下突击提拔的妇女干部，我都一一婉拒了，后来干脆挂了“免战牌”：如果是“党员干部”就请免开尊口。邓维真多次向我发出信号，为什么我的背后没有一个支持者？她曾经打算离开老剅口卫生院，到我的家乡街河市卫生院来工作，可是，她与“小神子”的真正介绍人、她的入党介绍人、她上大学的主要活动人、舒婉君的公公郭院长已经从老剅口卫生院调入街河市卫生院任院长了！我相信，邓维真登上花轿的那一刻，她一定在心里千遍万遍地呼唤我！她像一只可伶的小鸟，挣不脱那张红色的魔网！邓维真结婚后的次年，我接受了一个老右派的女儿，与她相依为命，组建了一个“二等公民”家庭。她因为政审不合格，没有读过中学，是个半文盲，但人很懂事，即便是我一不入党、二不做官，远离政治，甘守清贫，她也不会感到委屈！关于有没有政治前途，对她来说是无所谓的，她才不要那个面子，也不怕掉那个底子。最终，她没有摆脱“老佛爷”的手掌心、违心地把自己嫁给了那个其貌不扬、制造过“难言之隐”的“芝麻******”，我在等待落空、万般无奈下娶了个任劳任怨、不计报酬的终生保姆。
他们婚后，有了一段共同经历，邓维真才知道他不是自己所爱的人，因为性格合不来，他们离过婚，又由于周遭亲朋好友相劝，被朋友圈绑架，她无力自拔，离了婚又复婚。说他们感情很和谐，只有鬼才相信。离婚后，她自己没有勇气相告，通过他人传话给我，又信息不通，仍然被“捕风捉影”继续误导。复婚后，由于婚前潜规则使然，在手术处理过程中造成了某个生理器官的堵塞，他们很晚才通过医学方法满足了一个人生愿望，他们很晚才得孩子，他们的孩子比同龄人小多了。出现这种“难言之隐”，除了有恨，还会有爱吗？老实说，因为社会政治地位，我有自卑感，产生了心理病态，存在自闭症状。她曾多次给过我机会，也因为周遭环境影响，不是信道闭塞，就是自我封闭，我都没有很好地把握住。后来由于大家都成了家，出于对家庭负责的态度，把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做了简单化处理，只能咬紧牙关“老死不相往来”，也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
长辈人关心子女、利用手中的权利换手抓痒、互相撮合很正常。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供销社舒主任与卫生院郭院长两亲家作为长辈出的歪点子，我把女儿嫁给了你儿子，你得还我一个人情，从你手中把握的优秀女孩子中回赠给我一个儿媳妇，不惜巧取豪夺，发挥“小神子”优势，制造“难言之隐”。我和他们素不相识，他们行事无所顾忌都在情理之中。但舒婉君是知情的，凭借我和甄一珠的感情基础，她配合长辈们从中使坏很正常。我和舒婉君关系不错，“捕风捉影”的话是她传的，她知道邓维真内心深处的那点纠结，她是不应该对我下此重手的，她至少应该向我落实我对邓维真的承诺还算不算数，我多次遇到过舒婉君，求她从中帮帮忙疏通疏通，这种忠诚我已经无数次地向他们做了表达。作为同班同学，帮助其弟横刀夺爱，她至少是不够朋友义气的，我不能原谅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后来甄一珠告诉我，不要怪舒婉君，他就是一个老实人。不然，他一个妇女主任，中层干部，怎么会看得上一个汽车司机，和郭院长那个没出息的儿子结婚！我告诉她，郭院长首先挑选的儿媳妇是他医院的部下邓维真，邓维真不从，郭院长才去找自己的同僚舒老爸商量办法的。舒老爸知道自己的儿子也多次吐露过追求邓维真的愿望，优秀的女孩子人见人爱，儿子的愿望正合他老爸的心意。舒婉君其实是她老爸玩“换手抓痒”游戏的牺牲品（邓维真后来知道了真相后，她“公公”去世，也没有回家奔丧）。对于舒婉君，表面上，你不原谅她又能怎么办呢？我们是法治社会，食肉寝皮之说，不过是一种虚拟状态下的心理发泄，面对现实生活，你还得活下去，还得为邓维真继续争那口闲气，即使混不出个官模党样，但至少要活得像个人样。
我的情感世界早已荒漠化，我乐于坚守这份寂寞。此生有长恨，至死不瞑目。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免不了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离开所有的烦恼。此生此世，我丢不开她，也放不下她，已是心力交瘁，形影憔悴，唯恐时日不支，含恨而去。我有一个愿望，希望我能够死在她的怀抱里。能够死在她的怀抱里，就是“安乐死”，我会很惬意、很安详、很幸福！否则，我的灵魂不得安息！生为怨男，死为怨鬼，初心不改，冤魂不散！她是医生，她应该懂得临终病人的心理状况、心理需求、心理治疗措施和最后的慰藉，我就算是她的一个病人，她也应该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满足我的这项请求！这便是人性之美！我仍将用我的全部余生，不懈地表达这种真诚和执着。
人性之美，可歌可泣。我们能否共同书写一个美丽的人性故事，把它献给我们的后世？
落笔之时，已是中秋。凝视夜空，遐想联翩，赋诗一首，聊表心声。诗曰：
长叹星空白玉盘，满身瘢痕谁摧残？
人在天涯心与共：何日摘来问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