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纠缠

7. 量子纠缠

 

我们刚上师院的时候，大家并不熟悉，同学们需要一个相互认识、增进了解、培养情谊、友好相处的过程，处理这个过程的最佳方式是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其中，清洁包干区是实现集体活动的一个理想场所，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争先恐后的干活，而且可以无拘无束的交谈。学院的清洁工不多，即使有也属于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一般不会亲自干活。为了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学院的环境卫生问题，是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由师生自己动手承担的，具体的做法是分片包干。我们小组的包干区是两幢宿舍之间的一块园圃，种植着一些具有景观价值的树木和花草，规定每周五下午清理打扫一次。

这一天我们来到清洁包干区，无非是干些拔除杂草、清扫落叶一类的活儿，大家分头散开，脏活累活抢着干，场地上热闹非凡。作为宣传委员，我站起身来做现场观察，打算写一个什么广播稿一类的东西，表现表现我们新一代“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对面也有一个同学在做现场扫描，她的眼神既朴实无华，又深邃理性，透着一股子灵气，这眼神我很熟悉，产生了联想，想到了我那个中学同学邓维珍，觉得她就在眼前，我有一种分外亲切的感觉。出于这种感觉，我看她的目光可能太过火辣。瞬间，“你不能用这种眼神看人家女孩子”，另一个带有告诫性质的声音在我耳畔轻轻絮叨，我开始责备自己太没有节制，我担心我盯着人家看那么久会伤害到对方。还好，对方并没有感到不适应，反而正面冲我一笑。这一笑不正是邓维珍的惯常举动吗！天下咋就有这么多的相似形，令人眼花缭乱，不仅增加了识别的困难，而且增加了识别的困惑！是欣喜还是惊诧，是似曾相识还是心有灵犀，我似乎找到了另一个邓维珍（我的初恋），找到了一位无需婆婆妈妈，仅凭眼神就可以直接对话的人。这一刻我记在心里，相信对面的她——那个叫江敏的同学也不会就此淡忘。后来，我对江敏做了一些跟踪观察，发现她还真有许多能够引起我的共鸣的优点。她具有山民本色，质朴坦诚，坦诚里头还带有点任性；行为举止，又很像城里人那样落落大方。她具有理性思维习惯，但功名意识淡薄。和我们其他工农兵学员有所不同，他政治素质并不算高，一不是做党员的料，二不是当干部的材，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才。

1974年春，我们按教学计划实行开门办学，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出发的那一天，全年级130余位同学分别坐上了奔赴开门办学点—天门县小庙公社的三辆公共汽车。这些公汽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在我的座位前方，即前排座椅的靠背边上，居然露出了一颗钉头。一不小心，刮着了我的手背，像刀割一样的疼、疼、疼。我连忙把手背拿到自己的眼睛面前仔细地看了看，幸好，只是刮出了一道浅浅的小伤痕，开始有点疼，一会儿就好了。我记住了这个钉头所在的部位，提醒自己一路之上要特别留神，别再去招惹它了。汽车一路颠簸，弄得大家身心疲惫，差不多四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大家纷纷起身，车厢里乱成一团。慌乱中我还是把那事给忘了，扭过身子猛地站起来，准备到行李架上取包包，咋啦一声，右臂衣袖被那颗钉头划破了，顿时，一道长约两厘米的小口子，撕心裂肺般地跳进我的眼帘。

怎么搞的？周围的同学们都诧异的望着我，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有的同学还用手摸了摸，伸出舌头，做个鬼脸，说不清楚究竟是在替我惋惜呢还是在幸灾乐祸。坐在我身边不远的江敏同学站起来看了看，然后用小指在破口处轻轻划了划，抿着嘴微微一笑，轻声说道：“小事一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话听起来让人老大的不舒服！我以为除了我，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会把这事放在心上。这小小的钉头，表面上看是划破了我的一件衣服，实际上是划到了我的心口上。因为，这是我唯一的一件草绿色的冬装外套，面料结实，我当兵的第一天就配发给了我，陪我走过了四个秋冬，还是大半新的成色。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当时人们的着装习惯，要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决不能沾染资产阶级情调，花花绿绿是一种忌讳，所有服饰，不是“白色恐怖”就是“灰不溜秋”，能穿上一件草绿色的军装，再神气不过了。像我这样的军人着装，很受青睐。把这么好的一件外衣给弄破了，你说我心疼不心疼？先前划在我手背上的那种疼痛早就烟消云散了，但这道衣服上的伤口却在我心里隐隐作痛，经久难消。

老实说，这件衣服还有一道无形的伤痕，它被盗过，而且还惹出了一条人命。那件往事发生在197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值班的战士发现有人潜入我们的营地行窃，于是拉响了警报。行窃者慌不择路，扔下一捆军装后跳窗而逃。战士们追了出去，那人已不见踪影。经过仔细搜索，发现他钻进了一条下水道。这是一条直径约50厘米的水泥管涵洞，虽然目前处于干枯状态，但进得去，出不来，消防队的老班长命令战士们用水灌，那人已经在里头发出了微弱的呼救声，那个没有文化但经历过抗美援朝的革命老兵很有权威，再次命令用烟熏，还面朝涵洞大声吼叫着：“我看你出不出来，我看你还偷不偷！”不到十分钟，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公安局调来了挖掘机，挖出来的是一具尸体。经过鉴定，死者是当地的一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盗窃动机是向往军人，因为是独子不能入伍，所以想弄几件军装穿在身上风光风光。穿军装是一种时尚，他的行为附着着严重的红色动机，分明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思想口号误导了他！如果是在法制社会，在对方已经没有反抗能力的情况下实施威胁生命的水灌烟熏，可以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因为是在文革时期，因为偷窃的是军营，是军装，即使在丧失抵抗能力的情况下无辜受死也是应得的惩罚，最终被公检法军管小组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罪”，在死者家属撕心裂肺的呼号中不了了之。

我带着这样的一种复杂的伤痛住进了房东大娘的家。房东大娘心细，居然瞧出了我的心病，她在家里翻箱倒柜的找，想找一根草绿色的线帮我缝上，可惜没找着，她安慰我说，或许他们亲戚家有，这事她就放在心上了，让我别着急。

正在我失望之际，救星来了。来者甩着两条漂亮的短辫子，一对灵秀的大眼睛。这个不速之客便是江敏，她是个热心快肠，乐善好施的人。我当时和张德华同学住在一起，她和另外一个女同学住在邻村，有空大家相互串串门，分享快乐，共济危难，这是同学之间很正常的事。我当时正在画画，地上、桌上、床铺上到处摆的都是画，有高大的工农兵形象，也有古装的仕女图。她来得正好，这些画有无创意，我正想请人点评点评。谁知她对于画作不感兴趣，甚至不屑一顾，匆匆从荷包里掏出一个包。什么包？——针线包！她认真地打开针线包，里面除了针便是线，突然，我眼前一亮——居然还有一根草绿色的线！她命令我坐下，把手臂伸出来，放平。她拿起那只已经穿好了草绿色棉线的针，像外科医生给伤病员缝合伤口一样，在我的手臂上娴熟地操作起来。不一会，“伤口”缝合完毕，留下了一道漂亮的疤痕——咋看上去，像一只爬行在我衣袖上的百足虫。别看她满脸学生气，这针线活的手艺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这哪里是补丁，分明是一件刺绣作品！

我说：“真是杰作，叫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想感谢我吗？”

“那还用说！”

“那好，你就送我一件黄军装吧！”

我十分欣赏她的率真，穿军装是当时青年人的一种时尚，她的要求不算过分。可是我就这么几件换洗的衣服，送了人我穿什么呀？

“那你为什么送给了那位她一件？”

“哪位她呀？”

“别跟我装糊涂，你明白的！”

疑惑中我突然想起来了，女同学中确实有一位——我的半个老乡颜志芳穿着一件黄军衣，“哦，那不是我送的，我从来没送给任何人衣服！”常言道“两小无猜”，我们班上有五个1954年出生的女同学，是全年级年纪最小的一拨人，并且都堆在一个寝室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想必“五小”就会有猜了，人多嘴杂呀！

当时，我感到很委屈，面对我的申辩，她反倒轻松起来——没有就好。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索要军装是假，拿“送军装”说事是真，意在提醒：外面有风言风语，投放感情请当心，不要给人以口实，不要在读书期间触碰了学校的清规戒律，铸成大错。可惜我悟性不够，当时想歪了，以为是嫉妒，因为我与“那位她”之间也确实没有发生过什么，所以我对她的提议采取了满不在乎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没有注意好，最后弄得落魄不堪。

不久，我和颜志芳之间的事情曝光，领导不仅找我谈了话，还采取了组织措施—重新编了班。我和颜志芳被分开了，就像拉了电闸一样，情感的交流基本绝缘了。但江敏仍然和颜志芳同班同组同寝室。“三同”多年，她比我更了解和熟悉颜志芳。他们从无争吵，也无猜忌。

分班后的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江敏，她兴奋的告诉我，她的老乡冯智平现在和我同班，冯智平是她的偶像，要介绍我认识认识她。我们找来冯智平一起聊天，古今中外，地北天南，我们的话题无边无际。冯智平只是说话很平和，其实智力超常，名不副实，并不平庸，头脑敏锐，应该叫冯智敏才对！她常有真知灼见，她是我们同学中一位很理性、有思想的小同学。我和冯志平初次见面的时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但都没有注重对方的眼神，而是把目光投在对方的眉宇之间。我和她一样，在眉头下方都有一颗痣。这颗痣勾起了我小时候的一段回忆，我婆婆找人帮我看过相，看相的先生美言说，长在这地方的痣叫聪明痣，这孩子长大后一定有大出息。听到这几句吉言，婆婆几十年都没有忘记她那“落成梦吉”的美梦，一高兴，居然犒劳了那看相先生一张大票子。想起这段往事，盯着对面的她，我打趣地说：“我们都是‘痣’（智）者！”说完大家会心一笑，点头认同。“痣”同道合，我们能说到一块去，我们三人不仅说话投机，而且很投缘。江敏还告诉我，她和颜志芳在一个小组活动，一个寝室住宿，几乎形影不离。她说了句大实话，很欣赏颜志芳，也很佩服颜志芳，觉得我们很般配。她知道出了那件烦心事，知道我被政治辅导员警告过，知道我内心孤寂，经常给我带来一些颜志芳的新近信息，给我透透风，让我顺顺气，怕我沉沦，怕我一蹶不振，希望我能走出那段阴影，和同学们一样正常学习和生活。有了他们的真情爱护，我才觉得我并不灰头垢脸，心态仍然很阳光。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是常理。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一些向我投送感情的女孩子不同，他俩把自己想说的话藏在心底，而又尽善尽美地演绎着那份执着，从不贬损颜志芳，颜志芳温文尔雅，确有骄人之处，江敏和冯志平常常流露出几分倾慕，理解我与颜志芳所遭受的不幸，偷偷地维护我与颜志芳摇摇欲坠的感情，使我感到万分欣慰。她们的这番谈吐很是坦然，坦然是否是一种“天真”我不敢断言，但“无邪”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情操！江敏和冯志平的热心、仁厚、坦诚与叛逆性格，给我留下了一笔终身受用的精神财富。

一晃，我们就要毕业了。毕业前夕，我们三人又约会了。冯志平送给我一份毕业纪念品—一只用罐头瓶改制的水杯。水杯外套是她亲手用塑料绳精心编织的，上面还点缀着喜鹊登梅的图案，可以隔热和防滑，不仅是花了一番功夫，而且是花了一番心事的，形制上别具匠心，寓意上用心良苦。罐头水杯轻巧，有密封盖，便于携带。在“一穷二白”的那个时代，有这样一只漂亮的水杯，算得上奢侈品，加上那个艺术性的杯套，就是奢侈品中的珍品极品了。送我水杯的时候，冯智平还神秘地告诉我，这水杯我做了两只，另一只我也送人了，送给了谁，暂时保密。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去做认真的猜测。不过，这件纪念品使我对冯志平有了新的认识，近乎刮目相看了。原以为她具备理性品质，是个学术型人才，人是可以一专多能的，总认为像她这类人才，是可以朝着管理型方面靠拢的，没有想到她还是一位心灵手巧的艺术型的人才。有学者把人才划分为组织型（管理交际能力强）、技术型（业务工作能力强）、逻辑型（学术科研能力强）和艺术型（形象思维能力强）四个类型，她算是四类通吃，是个难得的通才！我们的分配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纵然情谊深厚，也无法超越这个分配原则，大家都很理性，不抱非分之想。但我和颜志芳同学却具备“哪里来哪里去”这个得天独厚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复合是大有希望的。这件凝聚着同学深情的礼品，凭借着他们对颜志芳同学的了解，相信我俩的感情基础是真实的，也具有一定的牢靠性，在此基础上对那个“毕业以后再谈婚论嫁不迟”的领导训话也深信不疑。“喜鹊登梅”的图案，分明是寄望我和颜志芳重归于好，隐含着他们的衷心祝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以后发生的事还真是“杯具”了。

毕业分配那阵子，我与湖北人民出版社合作，创作连环画《投降派宋江》。分配方案下来了，部分同学留校、留省甚至分到京都去了，但对我不利，我必须在离校前向出版社交稿。为了赶任务，我日以继夜，太疲惫了，有一次，我居然伏案入睡了。“欢乐的短笛欢乐的歌，歌声飞出心窝窝”，我听到有人在隔壁教研室唱起歌来。这支歌叫谁听起来，都会感到轻松和欢快，我当时的感觉却与众不同，就像利刃一样刺着我的心，心在滴血。冥冥之中，我觉得袖头上那只百足虫活动起来，它爬到了我的心口，缝合了那个被歌声撕碎了的心。我被那高亢激越的歌声唤醒了，定神一听，那歌声是一个分配留校的同学发出的；定睛一看，袖头上那只小爬虫根本没有灵性，还是一动不动地匍匐在那里。《投降派宋江》完稿后，我也只能让它跟着我“哪里来那里去”了。

此后，寒来暑往，冬去春来，这件衣服和这只水杯都一直伴随着我，颜色几乎褪尽，破损也越来越多，我也没有舍得把它丢掉。只是那件军服，它破了，再也没有人帮我把它缝上，我只好到医务室弄一条橡皮膏药来把破缝粘结起来，后来越粘越多，而那个水杯，垫圈早已老化，密封性不存在了，就一直蹲在我的书架上，诉说着只有我才听得见听得懂的那个“杯具”的故事，听着听着，不由得黯然落泪。这件衣服和这只水杯在我心头的价值非比寻常，最终，他们的物质形态离开了衣架，离开了书架，但不会离开我的心房，永远是我一生中无比珍贵的收藏。

后来，江敏同学留校任教。老教授们发现她思维严谨，是个做学问的苗子，对她十分器重，为了提高自己的学业水平，她考入华中工业大学在职读研，拿到了令人羡慕的硕士学位。这个社会没有真正公平的学术环境，人的发展是靠政治站队来实现的。意识形态教育从娃娃抓起，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去姓“党”，捞取政治资本，弄到一个位置，想要什么都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你如果争取不到“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就只能做个贱民，成为被领导者……。你以为你不去惹恼别人，别人就不会来惹着你，这其实大错特错。学者型的人才在这样的社会里很难吃得开，动辄躺枪。受到《礼记·孔子过泰山侧》的启示，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江敏不得不丢下她年仅半岁的孩子，不惜颠沛流离，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远去的飞机上，她不懂得飞机上的食品是免费配送的，为了节省用度，她从北京城一直饿到了洛杉矶……来到目的地纽约后，她曾经靠洗盘子补充用度，完成了硕士学业……后来又辗转来到温哥华，读到博士毕业！比起在国内轻松拿个在职博士文凭来，这条苦读之路确实是苦不堪言，但乐在其中，因为是金子总会闪光，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人生的价值。

冯志平同学虽然也是学者型的人才，但有长辈指点，只是发展缩了水，与我对她的预期有了些许距离，总的来说，命运对她还是有所照顾的……

1996年，我和颜志芳同学见面后，引发了一场情感地震，他们经历过离婚、复婚，最终合家调往了外地。至今，颜志芳没有个人移动电话，不能享受现代文明。我知道她新的家庭电话后，考虑到颜志芳的个人安全，我不敢拨打。因为，她的那个他经常去邮电局打印来往通讯记录，甚至自己掏腰包去打印单位的电话记录，发现疑点，时刻家法伺候。对于这个冷漠的家庭环境，我不能不关心她，又无从去关心她，因为关心她反而害了她。我此时想到了远在境外的江敏。因为境外电话可能不被怀疑，希望江敏能代表同学们向她表达问候和劝慰，随时了解她的境况。江敏说，她和颜志芳紧密相处多年，她很了解颜志芳。她说：我们性格一致，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待人诚恳，襟怀坦荡，我相信颜志芳的纯洁和高贵！联系到颜志芳后，江敏告诉我：颜志芳在电话里有说有笑，音量还很大，过得还算平安，让我放心。其实，作为他们的兄长、同学，对颜志芳和江敏我都很关心。他们俩在性格方面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别。颜志芳不仅懦弱，而且脆弱，在强势环境下具有妥协性。江敏不同，性情刚直不阿，而且坚忍不拔，在劣势环境里能够不屈不挠，知难而上。她也因为善良诚恳，对人不去设防，遭人暗算，经历了两次婚变，但她处变不惊，能够通过自己的奋斗勇往直前。至于她婚变的原因，我不敢问，也不敢向旁人打听，这不仅是她心中的痛点，也我是心中的一块痛处，触发不得的。江敏是怎样的一种人，她后来给我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今天是我来到温哥华之后的第二场雪。望着窗外满天飞舞的鹅毛大雪，我仿佛回到了1990年的冬天，那是我正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当时我的小女儿出生才两周，就把婴儿揣在怀里，冒着漫天风雪去上课，因为12月中旬就是期末考试了。后来我写过一首词记录当年的情景。该词的上阙是:飞雪裹校园，地冻天寒，期末考试在眼前；婴儿旁听博士课，众人惊叹!

无需赘言，这段自白便是江敏性格的形象诠释。

人在世上，无不言情。情为何物？却有着不同的阐释。“大团圆”是喜剧家的愿景，“坟墓说”是悲剧家的解读。有人间真情论，也有尘世虚浮说，有纵情说，也有节欲论，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生理的、哲学的、文学的……各执其是，不一而足，对这些社会说教我都持有异议。不与“举案齐眉”有什么瓜葛，也不是“好了歌”的表现境界，更不是风月场上的玩世不恭、无穷纠结。毛泽东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的归结是“阶级”情缘；佛说：情分即是缘分，缘分三生有幸，她的归结是“善恶”因缘，这些解读倒有几分在理，但不够确当，因为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缘”又是个什么东西，它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接触了邓维珍、颜志芳、江敏、冯智平以后，又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启发，对此有独家解读：世上情为何物？答曰：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只发生在一对量子之间，其他人并无觉察，也无从破译！心理学家管这种现象叫“心灵感应”，“量子纠缠”的科学应用使“心灵感应”之说有了实证基础。余光中在他的《登楼赋》中这样描述人欲横溢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的脸孔拼成的最热闹的荒原”，在这个热闹的荒原上“生理的距离不能再短，心理的距离不能再长”。情分的归属，并不一定就是“卿卿我我”“朝朝暮暮”，与家庭的关联虽然有叠合，其实跟志趣的关联更紧密！人间若有真情在，人与人之间物理的距离可能远在天涯，但心理的距离却近在咫尺。有她的诗为证：甲子乃从容，此生味无穷。心有菩提树，无处不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