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萤博客：文革乡风(1)

文革乡风(1)

    2016、6、2—16

 

  我是1964年9月入大学的，1968年6月应当毕业，可是那时正值文革时期，一切正常的社会秩序都被打乱，我们延迟到68年底才毕业，没有人向你说明理由，“革命”就是最大的理由。建国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大学毕业生是包分配的，我们晚了半年分配，也就少拿了半年工资。在那种人人穷困的“革命”年月里，半年的工资对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多么重要，可这些不是“革命”应当关心的事！

68年对我们是刻骨难忘的，因为那一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伟大领袖一条专门针对知识青年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该指示发得何其及时，正赶上我们毕业分配之时。于是三套分配方案迅速形成：一军垦农场、二国营农场、三插队落户。70%的人去军垦农场，15%的人去国营农场(身体较弱者)，15%的人插队落户。我思忖：到军垦农场受解放军管，到国营农场受农场工人管，没完没了的触及灵魂改造思想的日子不好受，还不如去农村插队落户要好一点，自由一点，贫下中农总不会象解放军和农工那般严厉。于是我写申请要求插队落户（因为插队落户的名额少，有意愿的必须写书面申请，由工人宣传队和校革委会批准）。我被批准了，插队地点在湖北应山县城郊区北斗公社寨坡大队。

1969年元旦，我与同校的其他4名男生到达了应山县（现广水市），在县招待所住了一夜。接纳我们的4小队梅队长（可能还有同村的人）拉着两辆板车到县招待所接我们。我们将简单的行李放至板车上，跟着梅队长徒步而行。路上梅队长向我们介绍寨坡大队是个缺柴烧、缺油吃的大队。县城离寨坡大队有二十里，约走了三小时，到达了我们插队的目的地——北斗公社寨坡大队4小队。梅队长将我们的住宿地安排在与他家连排的小队的屯粮仓库中。这仓库格局与这里的村民住房一样，三间，还有一间小偏屋为厨房。我住左间，4位男生共住右手一间，中间为堂屋。但左右两间都堆满了稻谷，必须把稻谷转走才能入住。几位社员找来扁担罗筐，我们和他们一起动手，将粮食转运至大队部。4位男生均是从农村到武汉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人既是女生，又在城市长大，虽然在学校里修沙湖堤、修游泳池、栽树，没少挑少挖，但到底不是干农活的出身。可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须要有实际行动，而且当时也确实抱着锻炼自己的决心，于是就挑了大半罗筐稻谷。从小队仓库到大队部可能有大半里路，到大队部一过磅，98斤。难怪越挑越沉，越挑越走不动，这三四百多米路好象比三千米都长。就这一下，似乎腰就受了损。应山十年不间断地劳动（以后虽然当了老师，带学生劳动却是家常便饭），使我落下了严重的腰病。

村上的社员果然很好，这个搬来了床，那个借来了桌子，有的抱来了稻草（铺床用的）、有的端来了煤油灯。厨房里还有一个烧柴草的那种老式的灶，一口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大水缸。一番张罗忙碌，我们建起了“家”。第二天我们就到公社去领国家下发给我们每人的20元农具费，到集市上购买了锄头、锹、扁担、箢子、草帽等工具，我们就正式成了北斗公社寨坡大队4小队的农民了。

应山县地处湖北北部，为丘陵地带，与河南信阳交界，气候本来就比较寒冷，1969年春冬之交又格外冷。我们才去约半个月，就下起了连天的鹅毛大雪，我在武汉还很少见到如此大雪。水井在坡下，大雪覆盖了一切，下坡去挑水变得十分困难。最糟糕的是我们住的仓库飘雪。屋外大雪，屋内也象是在下中雪。早上醒来，目瞪口呆。四个男生几乎被雪包裹，地上、床上、被子上、全都是一层厚厚的雪，连头上、脸上也都是雪,仿佛在雪地里睡了一夜。我由于从家里带了一床帐子帐在床上，故虽然房间有雪,床还没有被雪侵袭，但帐顶全被雪覆盖，幸喜帐子还没有被压垮。奇怪，厨房里居然没有雪。第二天夜晚，四个男生再也不敢睡在房间里，他们把床上的稻草搬到厨房，席地而睡。厨房很小，四个人挤在一堆，倒可以互相取暖。我的房间里有一个洗衣洗澡用的大木盆，里面盛了大半盆水，一夜大雪，木盆中的水结了结结实实的一盆冰，好多天用锹都铲不动。这一奇特的“雪景”，几十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但是一直到现在我都很纳闷:如果仓库中的稻谷没有转走,那不全被雪打湿了吗?社员家里为何不象仓库样飘这么大的雪？如果也与仓库一样，他们雪天怎么过！他们的房顶做了什么处理吗？没有任何取暖方式。社员们也只是弄一点灶里未燃尽的柴草灰，放在一个大碗那么大小的土手炉里，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四十多年过去了，初下乡那年的冷，使我刻骨铭心！吃了这样的冷，以后好多年不再怕冷。

我选择插队落户，虽有些迷茫——大学毕业当农民，但也抱定了锻炼自己、准备吃苦的决心。寨坡大队是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大队。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而我们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自然要有个好表现。干活要走在前面，收工要走在后边。社员们不愿干的活，我们得抢着干。社员们有事可以请假（当然请假就没有工分），而我们必须天天出工，为此我们的口碑很好，多次得到小队、大队和公社的表扬。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冬春之交，气温很低，还穿着棉袄。为了春耕，要往水田里抛洒红花草籽用以肥田,抛洒后,要下到水田里将它们踩到汙泥里。社员们怕冷，都不愿下田。只有我挽起裤腿，下到田里。刺骨的水冰得钻心，但脸上还洋溢着笑容。冬闲时节，修梯田。天未亮就起床上工地。当时农村实行工分制。最高的男全劳力是十分，妇女则是八分，半大的孩子是六分。年终核算，十分的劳力一天也可能才划得2角几分钱。所以有的社员出工不出力。修梯田挑土，我们挑两个来回，有人还挑不到一个来回。锹土的人往菀子里上满了土，他们也不立马挑走，站着讲话讲很久。除了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外，多数人上工时兴致都不高，因为这不是在为自己干活嘛。

过了段时间，四个男生都有别的任务去了，我独自住着队上的仓库。下工后，外面夜色无边，屋内一灯如豆,从未有过的孤独寂寞袭上心头，那真有漫漫长夜盼天明之感！当了两年多农民，除了犁田和挑草兜，其它什么农活都干过。农忙是最辛苦的，插秧，又是农忙中最辛苦的活。尤其是双季稻地区，一年要插两次秧，每次有半个月,每天都是两头不见日月。插上几天，腰就酸痛得直不起来，特别对于高个子的我，对于初来那天挑稻谷时受过腰伤的我，就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但夜晚还得加班坐着秧马扯秧苗，扯秧苗虽比插秧好一点，但秧马坐长了，腰腿同样难受。有一天夜半，扯完秧苗回屋，一开门，黑暗中突然一只猫从屋顶的亮瓦窜了出去，我当时吓得魂魄差点出窍。我至今想不明白，那猫是怎么进到我那没有窗子的屋里去的。此后夜晚加班，我就把屋里的煤油灯点燃，不过把捻子拧得很小以省油。有一天夜晚下大雨，又重复初来时下雪的状况，屋外下，屋内也下，我只有弄个大木盆接雨，木盆接满，倒了再接。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找队长，队长厚道，当天就派人给我上房顶检瓦，估计是那只猫窜出去时把瓦挪动了。记得第二年冬季中的一天，队上派我与几个贫下中农骨干去搞外调。“外调”是一个政治术语，是前三十年组织上调查一个人家庭、历史状况和政治态度、政治表现的一种常用方式。徒步走了好多里，在过一条河时，我一不小心，掉入水中，棉裤和鞋袜打得透湿。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政治氛围使我不能也不愿半途而废，虽然冷得面色发紫，瑟瑟发抖，但还是坚持与贫下中农一起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直至天黑才返回，而此时棉裤也被体温焐得半干了。回来后，重感冒发高烧，浑身酸软，不能饮食，如此这般，我着着实实地病了一个多星期。

下乡头几个月，我们五人是自己起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些年，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一律充了公。队上派了二个人专门种菜，每天傍晚按户分菜，我们五个人算一户，也可以分得一份菜。记得分得最多的是胡萝卜，堆得有米把高。当时我常常望着这一大堆胡萝卜，回忆60年我在市14中（当时为武大附中）走读时，因粮食短缺，母亲给我煮两根胡萝卜以充早餐的情景。后来几个男生分散，我一人（有时还有另一个男生）便在社员家吃派饭。吃派饭，收工就更晚。做饭的妇女先回家做饭，估计饭做好了，男社员和我才收工。在谁家吃饭就交谁家4角钱伙食费。社员们常互相询问：昨天在你家吃了什么？社员们总不想亏待我们，社员们把我们看成是上边派来的“同志”，我们干活又下力，所以对我们都很好。但那个年月，大家都很穷，如果不是过年，腌菜烧寸把长的小鱼就是很不错的菜肴了。虽然社员家管了饭，但平时洗漱、饮水还得自己解决。原来几个男生在时，由他们轮流挑水，我一人过时，只得由自己挑，但到坡下挑水的确是我的一大负担，我只能尽量节约用水，六七天挑一担水。农村的水桶都很大，我每次挑水都是借的曹大婶家的木桶，因为她家的桶轻一些。梅队长曾说寨坡缺柴少油，其实寨坡还是个缺水的地方。队上有首民谣：“五岭在寨坡，人穷土质薄。三天不下雨，人畜无水喝。”水井在地势低洼的稻田旁边，有时下大雨，稻田的水渗入水井，井水浑浊便不能饮用。每当这时，我就舀一些水沟的浑水，用明矾澄之。当时并不知明矾里含有重金属，用明矾漂白的水不能饮用，再说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在乡下吃了这许多的苦，此后在人生路上也不再言苦，何况我们的境遇比那些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好了许多！

政治，阶级是文革与前三十年的关键词。社员年末要评“政治工分”，以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为主，社员们互评互议，我们作为小队成员，也可以发表意见，当然我们自己是不参评的，因为我们大学生，是带薪落户的。队里有一个青年，系地主子弟，干活挺卖力，但总是独来独往，没人和他作伴,甚至从来没看见有人和他搭讪。队上有个人称为“大老头”的五保户（五保户必须是单身贫农），我不知他的姓名,是农村中那种典型的阶级论者。他那双“阶级眼”，可以从鸡蛋里看到骨头。大老头每天盯着那个地主子弟，把他视作另一营垒必需改造的人，不管那位青年如何干，大老头总有话说，对其横桃鼻子竖挑眼。地主的阶级地位可能已让那地主子弟早已习惯了别人的呵斥和不屑的目光，无论大老头或其他人怎么对待他，他都不作任何反应。大老头隔壁住着一家富裕中农，其儿子在新疆部队服役,听说还是个干部。大老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言谈举止对这家邻居充满警觉甚至敌意。大老头把我们看作“同志”，每逢轮到我在大老头家吃饭时，他都会向我说许多对隔壁邻居轻慢、挑剔和不满的话，表露出自己强烈的阶级优越感。我不知这家富裕中农常年与大老头这种人为邻，需要多大的忍耐力！

我们这一辈人，为不断的政治运动左右、折腾，荒废了学业、桎梏了思想；但我们这一辈人，也因与那个特殊年代的农民朝夕相处而熟悉了农村，也因经受了现在的青年所没有经受过的锻炼而变得坚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插队落户，不算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