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波：网络很好，千万别照搬

网络很好，千万别照搬

 

①充分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当

笔者对网络带来的便当是深有体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笔者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道教文学史论稿》的学术著作。那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为了完成这部著作，笔者查阅研读了许多道家与道教典籍，包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联手出版的33本明《正统道藏》影印本。《正统道藏》按三洞四辅十二部分类，各部收书一千四百三十种，共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五百一十二函，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官修道藏。《道教文学史论稿》涉及的道教人物、道教典故、道教知识、道教科仪繁多，而影印本又没有标点，故研读起来十分费事。拙作出版后（2000年出版），网络始兴，笔者也学会了用网络查询有关资料，开始尝到了网络的甜头。虽然网上的东西未可全信、不足为据，但它至少可以给人提供一个查询的方向与范畴，比大海捞针似的瞎撞节省精力与时间多了，否则拙作也不会一写八年！近些年，不断地写书编书。在写作或编辑过程中，常常需要验证某一资料或注解的正误，这时候利用网络就事半功倍，非常方便。网络的确是做学问的好帮手。

②不做网络资料搬运工

网络形成的大数据时代，把每个人都裹挾进去了，尤其是大学生。当代的大学生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对他们而言，审美活动的“图像化”、“影像化”俨然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他们熟悉和青睐各种电子传媒；对于各种电子视听产品普遍运用自如；热衷于各类电子游戏、网络视频和影视作品。他们运用网络的技术也丝毫不逊于老师。据载著名电视主持人崔永元去做大学老师，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备课，不料上网一查，他要讲的网上全有，而且比他准备的还全，当时就崩溃了。“只有我知你不知”的时代过去了，网上的东西教师可以获取学生也可以获取，这就给老师们带来很大的挑战。一个很严峻很实际的问题摆在老师们面前：网络时代老师怎么当？

笔者以为：作为一个网络时代的教师，熟练地操作电脑、使用网络是最起码的要求（事实上，有一些比我年轻得多的老师还做不到这点）。但“网络很好，切勿照搬”。熟悉网络，但不能做网络资料的搬运工，在利用网络时要超越网络，研究如何创造性地让网络为教学服务。如果百事都依赖网络，那还要老师干什么，让学生看网不就得了？学生不需要从老师那儿听到的都是网上现成的东西，这对他们没有吸引力，故老师在课堂上应不讲或少讲资料性的东西，不讲或少讲知识性的东西，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教学的一部分，让学生在课前查阅。也就是说网上现成的资料与知识不讲或少讲，我讲的是网上没有的，是超越资料与具体知识之上的属于抽象思维方面的可以称为概念、规律、方法性的东西。网上的内容在备课过程中经过自己的提炼概括、改造制作，已融进了这一课的教学体系之中，变成了有自己个性、有自己创见的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③网络只是一种优胜工具

教育“云”当下又成为教育界最时髦的名词。教育部2016年度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场会11月27号在武汉四中召开。武汉中小学应用“云”平台变革教育教学模式受到全国关注。“教育云+课程”、“教育云+课堂”、“教育云+教师”、“教育云+学生”、“教育云+评价”、“教育云+管理”的模式，突破了课堂空间与学校围墙的限制，开启了电子教育的新时代。网络大大方便了老师与家长沟通，大大方便了老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大大开阔了学生眼界，提高了学生获取知识的主动性，拓宽了学生得到信息的渠道。但是千万要预防老师离了机器与网络不能上课，学生离了机器与网络不能学习的状况出现。网络只是一种优胜的工具，它不能代替人手（现在人们的汉字书写水平比原来差远了）和人脑，也不具备人的感情，正如一个具有母亲外形的智能机器人不能代替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新近得知一知名小学的四年级老师，要求学生“五一”假期办小报一张，但不能用钢笔与纸张，只能用电脑。四年级的孩子大多还不具备操作电脑、以电脑“办报”的能力，最后任务只有落到家长头上，由家长代学生办。当纸质的教本被摒弃，学生人手持一个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课，一切教学活动被电脑取代时，师生是否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人性是否被机器异化，教学的目的与初衷是否能实现，中华传统文化是否能传承，这些都值得我们警惕和思考。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很多课程的教学依然坚持传统方式，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板书，学生在下面用笔记笔记。而且有些课程明确规定禁止用手机拍摄教学内容，也不能用笔记本电脑记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加深和领悟教学内容，而且也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用手写字。

④ 不可没有教授与图书馆

近两年老师们在课堂教学上表现出的创新驱动力明显不足，研究与讨教教学理论、教学方法的少，而讨教如何在网上下载某个文件与某个资料的技术问题的多。前几天与武汉地区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何立明老师聊到此种现象时，他说：学生之所以要到学校来，是因为学校里有老师，有图书馆。老师可以与学生“面对面”。假如都让学生在线学习，那学生完全用不着上学，有一台电脑就够了。“面对老师”与“面对机器”完全不是一码事。何老师的话说得何其中肯！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好教授”与“大师”的传道授业、耳提面命决定着学生学业的高低，决定着学生毕业后的成才率，同时也决定着一所大学的品位。电脑再好，也不能与“好教授”与“大师”同日而语。

某校党委书记2010年7月1日在学期结束全院大会上就学校的学风问题讲了一番话。他说自己这个学期曾经好多次到图书馆去，但看到的学生都不多。甚至还有两次，偌大图书馆里空空荡荡居然找不到一个读书的人……。书记回忆自己在大学读书的时光，那时同学们有空就去图书馆抢座位，校园里经常书声琅琅。为什么今天，学校图书馆一个人也没有了？这位书记的话的确令人深思。对于一个学子、一个教师，假如与图书馆无缘，假如所有的时间都在读网读屏，那我们的中国梦还怎么实现？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钻图书馆读书而成大师、大家者很多，可迄今为止，没听说过看手机看成了大师、大家的人。

回归此节开头，虽然网络给人带来极大便利，但当笔者咀嚼把玩那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纸质《正统道藏》，考证那些繁体字、通假字、异体字，体悟那些浪漫的道教典故时，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沟通了古今，那种经历与情趣是刻骨铭心、弥足珍贵的，那种宁静与享受也决不是鼠标与键盘能带给人的。

 

当然笔者并不是电子技术的反对者，笔者自己也使用电子技术，只是认为在人与电子技术之间，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运用电子技术不能削弱了老师的作用，不能冷落了纸质经典，它是为了让教学锦上添花，而不是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