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南：长堤有约
3. 长堤有约
“智慧”女神
这里是沔阳县毛嘴中学。
报到完毕，我来到教室里，按照老师的指引对号入座。前排就坐的那位女同学回过头来看着我，笑容可掬。她给我的第一感觉很特别很特别，我从她的眼神里读出了“智慧”两个字！“智慧”是一种最具魅力的美。我七岁半上学，今年十四岁，班上大多数同学基本属于这一年龄层次。她今年才十二岁，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据说她上小学的时候两度跳级，还没有走出儿童时代，她就已经跨进了初级中学的门槛，她姓邓，名维珍，维护的维，珍贵的珍。
老师指定我做了小组长。每天我要收齐小组里的作业本，再交给学习委员。老实说，邓维珍的数学基础并不怎么样，但她的确好学，天资聪慧。我的数学基础要稍微好一些。小组里也有别的同学作业做不出来，往往是拿着别人的作业本抄一遍了事，邓维珍却不是。由于座位靠近的缘故，她弄不明白的地方就得回过头来问问后排的我，如果我们都弄不懂，就讨论、甚至是争论，她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的。初中生乳臭未干，并不那么懂得革命的大道理，这种学习方面的执着，与什么“又红又专”的学习动机其实毫不相干，看看她的眼睛就知道，聪明似乎就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东西没有半点矫情，分外清纯，沁人心脾，使我深受感染，在心里边牢牢地扎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根。当时两小无猜，这种情感是自然生成的。后来长大了，这条根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此生此世，经历过无数次感情动荡，这条根根深蒂固，着了魔似的，越扎越深，越扎越牢，根本动摇不了它，没法把它拨出来。
后来，我因为有画画的爱好，做了班里的宣传委员，小组长的空缺就留给了邓维珍，这小可爱脾气有点倔，争强好胜，从不示弱，桩桩件件都走在同学们前头，很快就成了班里红得发紫的人。
就是邓维珍没有举我的手
1966年秋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大专院校发起了大串联，中学很快被大面积感染。学校接到上级指示，要选拔一批中学生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每个班选举四名代表，我和邓维珍都被提名了。举手投票的结果，邓维珍排在前四名，都是全票通过。我排到了第五名，仅差他们一票。我知道少一票的缘故，就是邓维珍没有举我的手，投我的票。当老师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邓维珍动作迟缓，我为了催她快举手，用脚踢了坐在前排的她。不巧把她的鞋子踢掉了，她不是不举手，而是忙着去扯鞋子了。我是弄巧成拙，怪不得她的。所以，叫到她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举了她的手，以德报怨了。就因为这真诚的一票，我被排到了第五名，只有四个名额，意味着我被末位淘汰了，我明白，是自己把自己的北京梦搞砸了！投票天大的事，你邓维珍怎么能急着去扯什么鞋子呢？你不是人，公然把老朋友的事不当回事！不知是抱怨她还是恨自己，那一晚我是彻夜未眠啊！第二天起床铃一响，班主任老师就出现在我的床头，他急匆匆地告诉我：经过学校研究，你还是通过了！
北京上海大串联
来到北京，我们住在北京公安学校。湖北话声部n-l不分，接待我们的北京老师把名字听错了，在登记册上把周志南写成了周志兰，接着望文生义把我编到了女生宿舍。北京公安学校的接待人员在女生宿舍叫唤我的名字，我应声而去，迎面碰上了邓维珍：不怕害臊，快滚、快滚！……她那滚珠跑式的呵斥声，逗得大家笑声一片。大都市很神秘，初来乍到，大家都有种怯生生的感觉，这一下好了，氛围立马变得活跃起来。
在首都北京，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这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前三次接见的都是大专院校里的大学生，这次接见的是革命小将——中学生，每人还赠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何等的殊荣！此外，我们还一起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天安门广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军事博物馆、故宫、颐和园、王府井、西单、景山公园……长了不少见识！
从北京回到学校后，学校接着又组织我们再到上海去搞了一次“大串联”。因为“大串联”，人流量巨大，交通变得格外紧张，我们从桥城到上海，乘坐的是一艘临时调配的退役登陆舰。船舱及其宽敞，可以容纳几十辆坦克和数千装甲兵。我们白天在甲板上观江景，晚上在船舱里开地铺。快到上海了，水手们通知大家快快起“床”整理行装，有个女同学突然高声哭喊起来：“我的孩子丢了，我的孩子丢了！”这么可怕的尖叫声居然惊动了那个军人打扮的船长。船长就在船舱里，立马闻声赶来，一脸惊诧，一个中学生，自己都是小不点，哪来的孩子呀！经过了解后，才知道是有位女同学把鞋子弄丢了。沔阳方言“鞋子”“孩子”读音相同，一场误会把全场的同学们都逗得欢呼雀跃起来。制造这场误会的就是邓维珍。“还笑话不笑话别人普通话讲的怎么样？”我终于以牙还牙，报了上次在北京“南”“兰”不分的一箭之仇，邓维珍也破涕而笑了。在上海，我们参观了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江南造船厂，游览了南京路、百老汇、外滩……
从上海回到学校后，各路红卫兵串联大军从各地取来真经，大批判大批斗开始了。我们的老校长被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架飞机，其状惨不忍睹。我们班上也开了批斗会，班干部特别是上北京大串联的几位同学被划归保皇派，一个个上台接受批斗，态度比较老实的，低头认罪就是了，没吃眼前亏，邓维珍傲气不减，被架了飞机，架得她哇哇直叫，我不知道别人的感受怎么样，这叫声让我揪心的疼。由于我会刻钢板，写毛笔字和画画，造反派发传单、办小报、出大批判专栏都要利用我，批斗我的事就因此幸免了。
学校停课闹革命
学校停课闹革命后，我觉得既无趣又无聊，躲在家里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上学。我家离学校有几十华里的路程，去一趟也不容易。一日，家人催我到学校去看看，我去了。一进校门，就有同学偷偷告诉我：造反派说你逃避革命，正在到处贴“通缉令”抓你。其他人逃避革命可能被忽略，我不行，我逃避革命就缺少写写画画的人了，我的存在特别引人注目。我目睹过打砸抢的血腥滋味，立即转身落荒而逃，头也没回溜回老家了。好在我不是罪大恶极的走资派，也就没有人愿意到乡下去抓我了。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又溜进了学校一趟，走进教室，我没有看到一扇完好的玻璃窗，有些课桌也被当烤火的木材烧了，到处是烧焦的痕迹，涂画的标语，满地的垃圾，刺鼻的恶臭……而我个人最大的损失是一套被褥不翼而飞了……
我回乡务农了。一日，我在离公路不远的一块地里干活，抬头擦汗的瞬间，发现路上有一帮人的身影很熟悉，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定神一看，都是女生，其中一个很像邓维珍，不，就是邓维珍。我放下手头的活计，飞奔到马路中心，朝着他们行进的方向使劲呼喊，嗓子都喊破了，可是他们渐行渐远，已经听不到了。我们家离岳口较近，我心里明白，岳口是远近闻名的有一定规模的小城镇。女同学们在毕业之际到岳口来旅游观光，是一种告别仪式。
在家里，我除了和社员们一道插秧割麦，挑粪施肥以外，空闲的时间就是偷偷地从熟人那里借一些书籍来读，好多都是文革当时被斥之为“封资修”的禁书，很多情节总会与“儿女情长”沾上一点点边。读着读着，就进入了角色，总觉得每本书的女主人公都是那么清纯可爱，每当我把他们投影到自己空荡荡的心幕上时，不管是外貌特征还是精神风貌，他们总是和萦回在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邓维珍的影子高度叠合，每一次叠合都会引发我的高度兴奋，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给邓维珍写了一封信。我早就知道她的通信地址，还听她说过，她的家就在汉沙公路近旁，还知道他们生产队全村都姓胡，只有她父亲两兄弟姓邓，是外姓，很受排挤。我揣着那封信来到镇上，怕她不回信，还在信封里装进一枚邮票后，才战战兢兢地把信送进了邮筒。我翘首等了十天半月，一直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再后来，我去当了三年兵。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无从谋面，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我多次在暗地里发誓，有朝一日我的环境改善了，我一定要找到她……
阔别后的成长故事
1973年春季，我退伍回乡，22岁的人了，应该有个女朋友了，但我心中的模板始终是邓维珍，身边确实有许多女孩子，有良家淑女，也有当红的党员干部，可惜与我心中的参照物都缺乏可比性。
正在我动了寻找她的念头的时候，我们生产大队民办小学有个老师从大队部给我捎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落款赫然写着“邓维珍”三个字。她告诉我：不久前她遇到了一个中学同学，得知我退伍返乡的事，打听到了我的家庭住址，因此写了这封信。她现在在剅口公社卫生院工作，约我到她那里去见个面，叙叙旧。
我喜出望外，立即成行。我骑着一辆借来的破旧的自行车长途跋涉，一路掉链子，沿途闹小修，花了大半天，方才磨到到了她的工作单位。
阔别四五年了，我1米76，她也1米62了，长高了，成熟了，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孩子气了。我把当兵的经历告诉了她，虽然不能谋面，但我心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她。对于我的说辞，她一点都没有怀疑，因为她的心境也一样。她父亲患有风心病，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境自然不太好。毕业后，母亲就想替她找个好人家。那时候手艺人吃香，亲戚介绍的那个对象的父亲正是个老裁缝，儿子当然也有裁缝手艺，日子过得很滋润。她父母听完介绍后觉得很可以，就答应下来了。为了让她学裁缝，父母在她16岁那年就逼着她住进了男方的家。时日一久，对那男孩子她越看越不顺眼，有童养媳的感觉，心里憋得难受。三个月后，她回到家里，就再也不想去学那个狗屁手艺了。
不巧的是，我给她写的信，正是在她这段外出学艺时间里，她父母怕坏了她那桩婚事，私藏了。等到她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入伍了。她给我回了一封极其简练的信，被我家人收到后，并没有把他当回事，也没有及时转给我。
“我把那封信还好好的保存着，你还想看看吗？”
其实，我那时在感情上懵懵懂懂，也不懂谈情说爱，只是照抄了一些书本语言，被她父母误认为“不正派”，至少是不正统，谈婚论嫁，还是经亲戚朋友介绍心里踏实，知根知底的好。
我说：“谢谢你还把它当回事收藏着，谢谢你还记得我，我不想再看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当时很幼稚，不能怪你父母，说的那些话都是读小说读多了，就算是不与“封资修”联系起来上纲上线，至少是有点把肉麻，对不起，现在想起来，真还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你离开裁缝后，后来又是怎么当上了医生的呢？我们好多同学都窝在家里务农，你倒是一个幸运儿！”
紧接着，她又开始讲述她动人的成长故事。
好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我们公社领导小组在组建“社教”运动工作队的时候，需要物色和吸纳有文化的人，并且知识型女同志特别受欢迎，邓维珍幸运地被选拔上去了，同时到他们那个工作队报到的还有同班同学、她的乡邻舒婉君。运动结束以后，大部分的人都做了工作安排，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她选择了从医。来到剅口卫生院，院领导给她安排的工作岗位是做外科医生的助手。
一日，医院里来了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邓维珍近前一看，是同学周杏芳，会诊的结果是急性阑尾炎，看症状有穿孔，如不马上手术，就有生命危险。可是，医院的外科主刀医生休假了，转院都来不及了，怎么办，她能看着自己的同学就这样走了吗？她来不及多想，果敢地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来主刀！
讲到这里，她卖了一个关子：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毛胆大”，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听到此处我倒不这样想，因为我摸得透她的脾性和品位，她业务学习眼精心细，从不放过任何细节；跟着主治医师学艺，切口、探查、处置、清创、缝合的事常常放手让她锻炼，她不缺实践经验；她做事胸有成竹，有条不紊，说得到必然做得到，从不含糊。手术成功了，同学得救了。她说：舒万君入了党，当了公社妇女主任，很风光。但我不羡慕。我热爱当医生，立志学好医，不仅要为群众解救病痛，不仅要解救我的同学，我最大的心愿是要解救我那疾病缠身的父亲！说完这些话，她眼里噙着泪水。她是个有良心的人。
你不做初一，我不做初二
1973年8月27日，我拿到了江南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本来，我从岳口上船，是可以直达桥城的，邓维珍执意要送送我，我便在仙桃镇下了船。码头昏黄的路灯下，我们见面了。我们在汉江大堤上盲目地散着步。刚开始，大家都一言不发，心底里却藏着许多要说的话。仙桃是沔阳县城，当时并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站在大堤上，全镇大街小巷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街道上、门窗里都透出点点灯光来，虽然谈不上灿若银河，却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美好而热烈的感觉，眼前一片光明。大堤的另一边，夜色笼罩下的江面与江岸全都朦胧一片，只有几只航标灯在漫漫夜色中遥相呼应，神经兮兮地鬼眨眼，在这神秘莫测的世界里，充斥着迷惘、诱惑、恐怖和不确定性，令人浮想联翩，不寒而栗。
“我舍不得我们沔阳，更舍不得你！我就这点出息，我会回来的。”我首先向她表白了自己的心迹。
上有天下有地，氛围很庄严，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这是一种承诺，她从偏远的剅口公社不辞劳苦直奔县城，要的就是“我会回来的”这句话。
她接过话题直抒胸臆：“大不了我跟着你去当个校医。你教书，我行医，文教卫一条战线，工作上可以互相照应，生活上还可以互相补充，再好不过了。回你们郑集也行，郑集卫生院的副院长就是我们的同学童群娥，在同学中，我和她的关系最好，我最喜欢她，最信任她了。”
“郑集卫生院还有我们的同学阳十香。”她接着说。
“就是那位红色娘子军的军长吗？”我插话说。
“就是就是，就是当年那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组织红色娘子军徒步到北京搞大串联的铁娘子阳十香。还有粮管所的粮管员李萍芝，还有你们公社的妇女主任杨梦莹……你说，有这么多老同学在一起好热闹，在你们郑集我不会孤立无援的，不怕你今后会欺负人。”她用窥探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轻轻地下意识的踢着地上的尘土，不无得意地笑了笑。
“你是什么人！红卫兵小将都拿你没办法，我哪有那本事。”
“你记得二班那个杨梦莹吗？”
“怎么不记得，一同到北京大串联的就有她，她现在调到我们公社当妇女主任了。她怎么啦？”
“人家现在做官了，红人了，就把那个从小订下的娃娃亲给蹬了！”
“自由恋爱，蹬了不就蹬了！”
“男方说她是女陈世美，跑到县革委会门口贴了大字报，还搞了游行示威，影响大了，真不好！这事弄成这样值得吗？又没有结婚，人身自由，用得着生这么大的气吗？为什么不争口气，跟她比出息呢？真是痞里痞气，猥里猥琐！”
“嗯，是的，我赞同。不过，要是你今后也当官发财了，怕不怕我也贴你的大字报呀！”
“不怕，只要你不做初一，我不会做初二的！”
……
夜深了，我问：“你今晚在哪里寄宿？”
她告诉我：“你记得我们的同学王桃云吗？她在人民医院眼科工作。我现在要赶紧回她那里去，不然，她会在同学们面前说我们闲话了。”
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很短，说不定王桃云就在不远处等着她。临别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句话：你是我最亲的人！记得读书的时候语文老师讲授课文，特别欣赏“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语句，老师在讲台上津津乐道，我自己却冷冰冰地全无感觉。我现在有了一点体验了，论感受，已经不是一股暖流，而是我的全部身心都被她这句火辣辣的话融化了！
是老师在召唤
因为在仙桃耽搁了几乎一天的时间，我到华师报到的时候姗姗来迟。走进学生宿舍，和新同学们一一寒暄之后，听大家说有位女同学来找了我好几天。我不信，正在疑虑之际，他果真出现在我们寝室门前。我们在沔阳师范考场外面见过面，很眼熟。她是受在我们沔阳招生的刘老师之托，约我到他那里去见过面。是老师在召唤，我感到很荣幸，立即跟着她去了。老师左看看我，右看看她，眯着眼睛偷偷地笑，看那样子，是在欣赏他的眼力不错。他要求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跑跑。她叫颜志芳，桥城下乡知识青年。身材高挑，五官端正，举止优雅，气质文静，温情脉脉，清纯可爱。一来二往，日久生情，我还真是摊上事情了。不过我怎么也忘不掉“长堤之约”，我不顾内心的惶惑，保持着内心的克制。回想起来，我和颜志芳同学的接触，事出有因，并没有说过半句过头话,至少在三件大事上我立场鲜明，站稳了脚跟。其一，她要求我寒假不回家，就在桥城过春节，我没有采纳；其二，春节过后，她邀请一帮同学到她家里去“扫残”，受邀的同学都去了，唯独我没有去；其三，她急了，称病托同学带口信要我去看她，我找了我们中学的同学一起去看望了她，是因为要避嫌，我当时认为只有中学的同学才能向邓维珍证明我和颜志芳的接触是正常接触，关系很一般。
他现在和我也是同学
1974年早春，我们开门办学来到天门县岳口镇小庙公社。这里离我们家乡不远，趟过汉水就到了。颜志芳瞅空回到了他下乡的地方——红旗大队，与闺蜜们见面了。闺蜜之间无所不谈，颜志芳神神秘秘地向他们透漏了一点我俩的情况，还说那男孩子就是本地新合大队的人。我的中学同学杨梦莹正好也是红旗大队的人，已由红旗大队妇女主任提升为公社妇女主任，现在正在新合7队蹲点。
“走，找她去，看看这个周志南究竟是个是个什么人物，有个啥背景！”一个叫张媛的大姐拉着颜志芳的手说。
他俩果真风风火火又带点疯疯癫癫地来到了新合7队，一直追到杨梦莹正在插秧的那块田边。田埂本来就很窄，上面还一摞一摞地码放着水稻秧苗，路面积满了泥水。他们一边呼喊着“杨主任、杨主任，我们有事找你”，一边踮着脚尖在田埂上寻找着较为干燥的地方落脚，手臂一扬一扬地保持着平衡，那姿态哪里是在走路，分明是在跳芭蕾，吸引了不少眼球，社员们都放下了手头的活计，把欣赏的目光投向了这两个时髦漂亮的少女。
“你认得这个生产队里的周志南吗？”张媛问。
“周志南是我同学，怎么不认得，他怎么啦？”杨梦莹答，有些诧异。
“他现在和我也是同学。”颜志芳解释。
“你们一定很要好，不然，你不会寻到我这里来说这些话！”杨梦莹发现了一点什么。
“不不不，我们只是想来看看你，你是我们的老领导！”颜志芳立即打起马虎眼来。
“别扭扭捏捏，是的又怎么样！”事不关己，张媛很坦率。
“就为这事找我吗？”杨梦莹是明白人，机灵鬼，连忙替老同学抬庄，“周志南能写会画，我们老同学都佩服他！”
他们后来继续聊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杨梦莹口里在抬周志南的庄，心里却在替邓维珍鸣不平。好个周志南，居然色胆包天！
颜志芳是他们生产队里的下乡知识青年，她为人低调，惹人怜爱，杨梦莹当时是大队妇女主任，颜志芳被推荐选拔上大学，她是积极主张人之一；邓维珍是老同学，那感情之深就不用提了。“色胆包天”是个是非话，手心手背都是肉，杨梦莹一直闷在心里不敢对人说。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县里召开妇女工作会议，郑集公社的妇女主任杨梦莹和剅口公社的妇女主任舒婉君碰头了，见到了老同学，老同学又反复地谈及邓维珍和周志南，杨梦莹这才憋不住了……
决定到师院去一探究竟
舒婉君回到剅口，一下车就直奔卫生院。他和邓维珍嘀咕一阵后，神情郑重地说道：“要是周志南自吹自擂说自己走了桃花运，我还真不敢相信。这可是人家女孩子亲口说的呀——！”她故意把那“呀”字拉得老长老长！像一柄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邓维珍的心。她恍恍惚惚，一连几日食水不思。
她不相信周志南会这般绝情！她考虑再三，决定到江南师范学院去一探究竟。
她来了，没有直接去找周志南，而是先找到了中学同学霍建桂。她的到来，使霍建桂联想到了一件往事。有一次，邓维珍说的那个女同学颜志芳病了，周志南约我去看望了她。颜志芳没有以为我会跟在后面，只穿着背心短裤，几乎一丝不挂，就直接从床上爬起来开门。他们的关系是很不一般。霍建桂用他亲眼所见的事实证实了这个问题的存在，甚至是严重存在！这个可靠性几乎百分之百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天塌地陷一般，给了邓维珍沉重一击。
晚上，霍建桂给她安排了住宿，她不想见到我。但霍建桂还是通知了我。我去见她，她气急败坏，恨不得吃了我。我进门时随手关上了门，他立马跑到门边，把门重新打开，看也不看我一眼，侧身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示意我“滚”。我想做解释，她连连说道：你走你走，我不想听不想听……
第二天清晨，她不辞而别，匆匆回卫生院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是谁都惹不起的。我像丢了魂似的，几乎一个星期粒米不粘、滴水未进，……
“倔”居然也是人格亮点
我给她写了两万字的申诉书（后来被人把草稿纸叼了去，说成是“情书”），她不按申诉程序操作，居然置之不理，不予立案。这种鬼事情，涉及的是个人情感，绝对的私人空间，不受任何监督，我到哪里去喊冤，我又能到哪里去喊冤？我不顾学校有纪律，偷偷地跑回去过，她门都不让我进，她那有个同寝室的同事出面解劝，帮我把行李拎进屋，她气鼓鼓地把我的行李往外直掀。我拼命地盘点她的特色，是什么东西吸引了我，是聪明，不，世上聪明的人多了，这不是主要的；是善良，不，世上善良的人多了，这也不是主要的；是贤淑，老实说，这一点上她身上有，但他是一个工作狂，因此不能打满分；是漂亮，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看她非常顺眼，但在我的朋友圈里，不愿给她高分的大有人在；是什么东西如此深入我的心，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字——倔！奇了怪了，“倔”居然也能成为一个人优点、亮点、看点、爱点和卖点！她倔的十分——不，是百分——不，不，是千分万分的可爱！我就是看不习惯软绵绵的人，我就是喜欢她的刚强她的倔！倔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她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充满自信，从不媚俗，与我们爱莲堂文化传统高度契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独具魅力的人格品位。我欣赏她，是因为我们是同类项。我也很倔，不想就此决裂，因为我受不起这份委屈，我觉着一定要伸冤，一定要向她讨个说法。不错，我是遇到了一个情况，但事出有因，这不是我的主动。我们是有所接触，但没有越界，充其量到了30号晚上12点59分，虽然处于临界状态，但只要没翻过0点，就不能算我做了“初一”，你不能仅凭一面之词，就决定去探讨那个“初二”，你不能，想到这个问题，我提心吊胆，十分害怕。
一直做到了“十五”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不仅大胆地而且是大踏步地做了“初二”，甚至一直做到了“十五”。
邓维珍曾经给我透漏过他的一桩事儿，领导的儿子，当兵的，某部汽车连战士（开车的，在当时是最吃香的职业），党员，政治条件很好，我都没有答应，都是为了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直接领导，我也不想有什么大的发展了。这个领导就是他们的胡院长，后来又托了县里重量级的大人物做大媒，去争取妇女主任舒婉君，舒婉君是从政的，输不起，这事就这么定了，其实是跟邓维珍解了危。邓维珍为这事很是感激舒婉君的，本来是同村，同学，同时参加工作，同在剅口公社就职，这下他们走得更近了。
舒婉君和邓维珍一样，都是我的中学同学，但我对她的印象不怎么样。记得在学校的时候，社会上闹流行性乙型脑炎，县卫生防疫站采取了隔离措施，不准我们离校回家。需要的生活物件概由家长送来。有一天听说舒婉君的父亲送东西来了，我出于好奇去看了看，那人本来就普通农民一个，却穿戴时髦，特别是那头发，不仅梳理得整整齐齐，头发上还抹了油，在太阳底下铮铮发亮。周围有同学和同学的家长在一旁作呕：这人怎么打扮得油光水滑，像婊子的男人！我崇尚自然，喜欢本色、朴实，受她父亲形象的牵涉，翻转了我对舒婉君的友好印象。
舒婉君有个弟弟叫舒承筱，比邓维珍大一岁。邓维珍上学后，在二年级跳了一级，和舒承筱成了同班同学，后来还同桌坐过。再后来，邓维珍又跳了一级，和他姐姐舒婉君同班，并一起考上了中学。第二年，舒承筱也考入了毛嘴中学。上学也好，回家也罢，他们同路，都要等在一起才成行。舒承筱一直在暗恋邓维珍。有其父必有其子，舒承筱那副德性，邓维珍看不习惯。成人后，两小有猜了，男方托过人，提过亲，但鉴于上述缘故，近水楼台也未能先得月，邓维珍舍近求远了。舒承筱知道自己输在哪里，他要改变命运。1973年张铁生事件发生后，推荐选拔上大学就完全不考虑文化条件，歪风邪气愈演愈烈，有他的姐姐上下打点，舒承筱于1974年如愿以偿，居然敲开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大门。
1975年元月下旬，舒婉君来到卫生院找到邓维珍，递给她一把钥匙，叮嘱说：我弟弟放假从北京回来了，今天要到我这里玩。我要到下面去参加一个紧急现场工作会议，我得马上走，他下午肯定要来的，你去帮他开一下门。
邓维珍接过钥匙高兴地说：“我才下夜班，睏死了，这边白天吵死人的（当时住房紧张，单身职工只能住双人宿舍），正好先到你那边去眯一会。”
……
邓维珍当天蓬头垢面，一口气跑到了舒婉君下乡蹲点的生产队，见到舒婉君后，知道并没有开什么现场会议。她气急败坏，捶胸顿足：“好啊，你们两姊妹下我的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呀！”
舒婉君狞笑着说：“说清楚，他把你怎么啦？”
“我今后该怎么做人啊！”说完，呜呜的抽泣起来。
“好个畜生，你别急，我去教训他！他这一辈子一定要对你负责，对你好，不许辜负你！至于周志南那里，我帮你摆平，我帮你打翻身仗，我帮你出了这口恶气。”
“你摆平什么？你怎么摆平？”
“哎呀呀，他周志南不就是一个师范生嘛，我弟弟是北航的，就这一点都比他强！只要你不闹，今年送你上大学，看他周志南还在不在你面前俏皮！”
见着谁谁摇头
卫生院胡院长是舒婉君的公公。打那以后，邓维珍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当了卫生院副院长。1975年夏末，邓维珍拿到了桥城同济医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上面发生的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被蒙在鼓里，还在一个劲地跟她写信，但没有收到只言片语的回音。我也到过他的家，刚好碰到了她休假，虽然没有吃闭门羹，但她的态度明确，坚决地不再接受我。我也去找过靠近她的几位女同学，求他们帮忙说说情，见着谁谁摇头，都说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其中有一位给我透了点风：你知道有人上北航了吗？我说知道。他说，你既然知道，我就不往下说了。我已经到了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但我坚信，感情这东西通灵，需要灵气相投，除非绑架，她和北航的那位没有感情基础！我或许错了，在政治狂热的时代，人不属于自己，一切行动听指挥，个人问题也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组织决定一切，决定你的命运。他们为什么能够呼风唤雨，得心应手？你为什么哭天不应，喊地不灵？因为他们把握住了这个特殊时代做人的基本诀窍，而你却一窍不通！
我想，既然人家铁了心不想再理你了，再这样继续下去，就是骚扰人家了。“我没有辜负你，我会终身不娶，一直等待你的，除非你嫁人，我相信你就是嫁了人也会给我平反昭雪的”，撂下这句话后，我俩就此作罢了，我恪守着诺言，不再和任何人讨论个人问题，关于她后来的情况，我也没有去打听过，她上大学的事我也全然不知。
能不能永生永世不去揭那块伤疤？
1975年的初冬，我突然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信写得很短，告诉我她在同济医学院医疗系上学，她把宿舍楼的门栋号码也告诉了我，要我瞅空过去陪她说说话。
当时我正在创作《投降派宋江》的连环画，湖北人民出版社美术部在航空路一侧，我要送样稿过去，于是顺路到邓维珍的宿舍去了一趟。我们又见面了，邓维珍把头一歪，抿嘴一笑，向我示好。原来，他们系都开门办学去了，她因为打开水的时候水瓶爆炸烫伤了脚，行动不便，留校治疗。一栋楼都空城了，只有她一个人。环境很安静。寝室不大，和我们一样，放着四张高低床，挤着大约七个女生，床上的行李都十分简陋和陈旧，唯有一张床上崭新的缎面被褥十分惹眼。邓维珍父亲病重，家境不好，这样贵重的东西绝不会是她自备的，而送此大礼的人和她的关系一定非比寻常。我问烫得怎么样，她说现在好多了。示意我扶扶她，我把她扶到他的床边坐下，她伸出脚让我看了看，应该是没有大碍了。我迫不及待的向她表白，是有一个情况，不是我主动的，也绝没有发展到你所理解的那一步，因为我更看重你。她说，你都说清白了，我也看清楚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你肯定是对不住我的。事情弄到这步田地，你得给我一个机会下台。怎么下台，她给我出了一个主意：除了童群娥，同学们都不会帮你说话的。如果你把童群娥搬来替你说句话，我听她的。你知道，我其实和其他同学都不怎么样。我望着她床上的缎面被褥问道：这是舒婉君送你上学的礼物吗？她突然脸色苍白，眼神呆滞，强作镇静地回答我说：是的。似有难言之隐，不想多说。我猜对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上了大学，她会变卦的！是谁帮你入了党、提了干、上了大学？她敢变卦吗？她的确犯难。这被褥太惹眼，联想到一些传言，使我心绪不宁。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真诚，她没有骗我。我也不在乎那些传言，我不能没有她！我是中午到她哪里去的，下午两点上班，我得到出版社去交样稿了，这是电话约定了的，我怕让编辑久等，于是向她做了告别。邓维珍拖着还有点微跛的一只脚，把我送出了校门，一直送到了航空路口。这一段路大约有一公里，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相互沉默不语，因为有一段说不出口的隐情，一块永生永世抹不去的伤痛，她没有勇气讲，我没有勇气听。像今天这环境，整栋楼都是空巢，寝室里只有我们两人，要是换了那位畜生会是什么结局？邓维珍临别的时候用眼睛告诉我一句心里话：周志南，我相信你是正人君子！她的眼神让我获得了莫大的安慰。我也用眼神回敬她：请你相信，我会给你一个台阶下的，我会永远不提及那段往事，我会帮你努力抚平伤痛。她一定要找童群娥出面，就是不想隐瞒那段无辜的遭遇，要把那个话说清楚，要我当着第三人、也是我们最信任的人保证永生永世不去揭那块伤疤！
就因为她不仅有找“台阶下”的愿望，而且想到了一个搬梯子的人，我认为她的真诚没有掺水，这个可能性存在。我抱着一丝幻想，在回荆州的客轮上瞪了一眼，让颜志芳同学抱恨去了荆门，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泼了局长的面子
毕业后，我回到沔阳，教育局把我的人事档案放到了沔阳师范学校，安排在“沔阳县教育革命成果展览”筹展组做布展工作。这期间，局领导了解到我失恋了，出于关心，委托人事股长印老师（印股长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的中学老师，所以我这样称呼他）找我聊天。印股长兴致勃勃的恭喜我，局长请他出面穿针引线，女孩子是局长大人的侄女，在仙桃卫生院工作，人很优秀。我一方面感谢局领导的关怀，一方面坚持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
“人家女孩子已经见到你了，很满意。现在先不讨论那个问题，我介绍你们见个面准行吧！”
“印老师，不是我泼您的面子，我现在没有心情讨论这个问题，请您原谅！”我明确表示不见面。
印股长觉得很没趣，严肃地正告我：“我建议你慎重考虑！就算是不同意，我有没有面子不打紧，你还是要照顾一下我们局长的面子吧，把话说得婉转一些，做事情总得留有余地吧！”
我心里只有一个人，我不顾股长的好说歹说，仍然拒绝见面。
调了档这块伤疤就得再流一次血！
尽管我当时心情很不好，但在办展过程中还是表现了自己的才能，文化局陈局长也来观看了展览，有老师向他推荐了我。陈局长与教育局协商，要把我调入文化馆工作，教育局不放人。后来经过县委宣传部领导出面协调，我被临时借调到文化局，任务是起草农运英雄胡幼松的革命事迹。胡幼松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陈场镇坡场乡。是潜（江）沔（阳）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共潜江县委第一任书记。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广大农友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色武装。后因叛徒告密，落入敌手。凶残的敌人铡断了他的双腿，又将他双手钉在门板上，用铁丝穿着锁骨，用绳子绑住残腿，抬着游街示众，直至英勇就义。我到英雄出身地沔阳县陈场公社坡场大队走访了许多当地老人，完成了《英雄胡幼松》一稿，该文在湖北省文化工作会议（1976黄冈会议）上作了汇报，获得了省文化局的肯定，指示作为革命故事题材还要深入挖掘。文化局因此向上级主管部门——县委宣传部提出了请调报告，人事局正式调阅并审查了我的人事档案。……后来，文化局借故停止了我的工作，回到教育局后，又被立即下派到最偏远的郑集中学任教去了。很多人不明就里，以为是严局长因为侄女的事报复我，卡我的壳。其实不然，因为我心里明白，我档案里有一个攻击文艺旗手的话柄，是断然不能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不调档这档子事可能会无声无息地躺在虎皮纸袋里睡大觉，调了档这块伤疤就得再流一次血！
回到郑集后，我几乎天天往卫生院童群娥那里跑，催促她帮我搬个凳子给邓维珍下台。童群娥答应了我，但迟迟不肯成行。童群娥是卫生院最年轻的副院长，她丈夫是郑集中学最年轻的副校长，夫妻两个正值事业上升期，而原来剅口卫生院的院长大人、某人的公公大人现在已经调入郑集卫生院任院长，文教卫属于一条战线，两个年轻干部怎么敢去碰那张用裙带织成的网？即使老同学童群娥想帮我，也得顾及她丈夫的感受啊！我心里明白，也很理解他们的难处。邓维珍也是共产党员，基层领导干部，工农兵大学生，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她前程似锦，如果强扭，我那虎皮纸袋里的东东，一定对她的发展也很不利，我是自作自受，又何必去连累他人呢？人贵有自知之明，放弃是正当的明智的选择！心病还用心药医，我算是无可救药了。
当然，个人档案是高度保密的，下面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档案袋里鬼东东，关心我的人登门造访，堪称络绎不绝，成色不一，以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最高指示”下突击提干的年轻女干部居多。后来，我干脆对来者说明白：“是党员干部就请免提。”好多人不理解，好多人巴不得，攀不上，你周志南平时沉默寡言，提起这等事情就口出狂言，肯定是个疯子！
不如我们帮你痛快点
我还真是有点疯病了，想到走火入魔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要给邓维珍写封信。学校离邮局有一段距离，放学的时候，我就委托那个方向的同学捎去邮局投递。当时我怕男生靠不住，女生办事认真稳妥一些，特意找了女生带过去。谁知是石沉大海，我没有等到回音。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我碰见了其中的一个女同学，我问她：“你读书的时候总说有个话要对我说，又一直没有说，是什么话呀？”
她说：“你跟女朋友写的情书，都被我们拆开看了，没帮你发出去，丢臭水沟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做得不对，想向你告密，又怕你凶他们，还是没有启齿。”
“哎呀，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有人喜欢你呗！”
“瞎说，我和你们有十来岁的年龄差距，又是师生关系，想都不敢想！”
“怎么不敢想？我爸爸就比我妈妈大十岁，我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合适！”我那学生一边说，一边煞有介事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
“我们分析过，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断定你那个鬼女朋友是无法再挽回的。你那么啰啰嗦嗦，不如我们帮你痛快点，让你死了那条心！”
“人小鬼大！”表面上，我俨然摆出一副老师模样，口里这么说，面对对面这个面目清秀、兰心蕙质的学生，心里却在隐隐作痛，我可能错过了人生又一次良机！
清档之后，我们在政治上平等了！
1979年，我从郑集中学调入更偏远的络绎中学任教。
1981年夏末，我校校长卢业广从县里回来，严肃慎重地告诉我，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参加了县里的档案清理工作，指导思想是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我档案中的那个《关于攻击文艺旗手的处理意见》被抽出来了，还说根据规定，需要当事人亲自过目。我说：我相信，不必了。我如释重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想哭，我想喊。不喊天，不喊地，只想对邓维珍把话大声说出来：我们平等了！不，党群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政治等级，比历史上周公、孔子发明的“三纲五常”还要严酷一百倍！你如果不入党，你是摆脱不了二等公民命运的。等级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落后的政治制度，等级制度最容易诱发社会层级冲突，制造战争和杀戮。存在战争和杀戮，只能说明人类还没有真正脱离动物世界。对这种“以阶级斗争为钢”的丛林法则理论体系我开始了深刻的怀疑，他的理论源头来自基督教善恶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镇压异教徒成为圣教徒最神圣的历史使命，处死哥白尼的刽子手觉得他为上帝拯救了一个邪恶的灵魂，除了崇高感，他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负疚感；希特勒沿袭善恶二元恶斗法则制造了优秀人种与劣等人种的人种压迫学说，镇压雅利安异族，也被正当化、崇高化，致使世界上数千万犹太人无缘无故地倒在了血泊之中；阶级斗争学说在二元对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镇压阶级异己分子已然成为无产阶级最神圣、最崇高的历史使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做“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狂热的左翼知识分子拼命地把玩这种政治游戏，让世界的东方一片血雨腥风。我很倔，不肯屈从权势，不肯流于世俗，开始立下自己的座右铭：一不入党，二不做官，老实做事，低调做人！这是理智、明智、逆反心理？还是彻头彻尾的堕落？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持有我这样一种心态的人绝非我一个，这个世界剥夺了多少人的平等权利，逼傻了多少人，逼疯了多少人，逼死了多少人，我还能保持这种镇定和镇静，已经十分地难能可贵了。
说来也巧，新来的余副校长是从剅口中学调来的，由正校长降到副校长，由公社中心学校降到乡野学校，是什么原因被降了职，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我只知道，他在剅口公社任职时，也是舒承筱、邓维珍读大学的重量级推手。过去我为了和邓维珍修复关系，也去找过他，被他一盆一盆地泼冷水，一颗热乎乎的心几乎完全冻结了。
余副校长是舒承筱和邓维珍的大恩人。同年的一天，余副校长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他要去参加舒承筱、邓维珍的婚礼。这个消息对我并不突然，我早有精神准备。他们的婚礼意味着我彻底失望了,很多人担心我会精神崩溃，这是他们多虑了。我为邓维珍疯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理性头脑。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仍然相信邓维珍还会回到我的身边！在我的内心深处，仍然不忍心放弃。因为我压根就不会相信邓维珍会是一个政治上的上等公民，她和我一样，在政治上可谓朴实无华，幼稚可笑，懵懵懂懂，不善经营，她是被某种利益共同体不由自主地推上了潮头！
我钻进了一个婚姻的笼子
已过“而立”的人了，再不成家这事就难办了，不着点急怕是不行了。就在那一年初秋，我被一个十分关心我的同事刘兴平老师做了一个婚姻的笼子让我钻，我钻进去了，结了婚。我的中学同学邓德林参加了我的婚礼。临走的时候，我送了他一程。他对我说：“邓维珍已经离了婚，从襄阳调回仙桃卫生院了。她找过我，希望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把这个信息私吞了。有过绯闻又有过婚史的人，说出来都难听，这事算了，我替你做主了！”他说出来倒很轻飘，是因为他觉得我现在的婚姻很幸福、很美满，他哪里知道，此时此刻，我脸上陪着笑容，心里却像乱刀子在剁！……
此后有一天，我到县委统战部去找人办事，途中遇见了舒婉君。舒婉君见到我，就像做了贼一样，脸刷地一下惨白惨白的了。她心里很明白，强扭的瓜不甜，邓维珍闹离婚并不意外，她不仅害了我，害了邓维珍，也害了她的弟弟，我们相视无语……
陪我一同到县里的还有我的婚姻介绍人刘兴平。刘老师说他要到仙桃卫生院去取一种药，我们就去了。在卫生院里，我遇见了邓维珍，我们打了个招呼，她说：“刚好我来了个客人，你不走，我去打饭。”说完匆匆走了。当时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吃食堂，打饭要排队，晚了没饭吃，何况来了客人要多打几份呢。饭厅就在前面，我可以看到她排队。她看着我，歪着头朝我笑。这姿态，这笑容，我太熟悉了。读书的时候，她打算举手发言，往往回过头来冲着我笑一笑，我用眼神鼓励她，她就转过身去倏地一下把手高高地举起来。“回答正确！”老师表扬了她，她又回过头来，把头往肩膀上一歪，冲着我笑。在北京，她这样冲着我笑过，在上海，她这样冲着我笑过，退伍回来，我们见面了，她也这样冲着我笑过，江堤送别时，她还是这样冲着我笑过……这是除了她父母和最亲近的长辈，或者她定义为最亲的人，才能享有的待遇——歪脖一笑，所谓“莞尔一笑”，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吧。这就是纯真！正在我发呆式的沉浸在这“歪脖微笑”带来的幸福之中的时候，刘兴平老师发现了异常，一把拖着我离开了卫生院的大门，他警告我说，你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做人要负责任，不要胡思乱想了。
他的指责不无道理，我无法抗拒。
1982年，我老婆帮我生了个女儿。三个月后，孩子的妈妈休完产假，就要返回桥城的工作单位了。我拿出仅有的几十块钱和几十斤全省流通粮票放到她面前，鼓起勇气说：“你走吧，我们今后不再见面了。”听完这话，孩子她妈气疯了，她向刘兴平老师道了一声别，头也不回地走了。刘兴平叹了一口气：周志南倔死一头牛，我拿他是没有办法的，得搬救兵了。他去找到了家兄周志平。周志平立即跟车追到了毛嘴汽车站，把人给拽回来了，当着大伙的面把周志南狠狠地念了一通紧箍咒。望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一切状态都平复了。
我会爬到阎王呼唤我的那一天
后来，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政策下，周志南调入桥城工作。改革开放以后，舒承筱在航空地勤部队退伍，南下广州找了份工作，在舒婉君多方撮合下，邓维珍与舒承筱复婚，调往广州市。周志南与邓维珍此后不仅藕断，也无丝连了。
在漫长的50多年近20000个日日夜夜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她在我心幕上出现的频率至少超出了40000000次！特别是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面对旷野，面对江湖，面朝大山，面朝大海，面向蓝天，面向四壁……我会大声地呼唤她的名字！我很希望在梦里梦见她，但每次在梦里见到了她，一转身就再也找不着她，急得我心跳顿时加剧，我会突然从梦里惊醒，就再也入不了刚才的梦乡，我会睁大眼睛捱到天亮！她对我的这般状态定然没有知觉，但我知道，我会在这种状态中一直捱到阎王呼唤我的那一天！如果真有阎王，我相信他一定会把邓维珍也叫到他的殿前，将他掌握的对我的监控视频一一回放给她看，阎王的头顶上没有什么“书记”可以管束他，在阎王面前，我完全不相信她真的是有那么一副铁石心肠，面对“视频”她会老泪横流！
通过这段“苦恋”经历，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你是龙还是虎，有天大的本事，手里没有政治资源，你连爬虫都不是。在红朝，玩政治的人手里握有一条红色捆仙索，一旦被它绑缚，捆仙索就变成了一条栓狗绳，附有紧箍咒，你无法挣脱，也抗拒不了。如果你侥幸挣脱了，或者被他们玩腻了，你就连狗都不如，失去了所谓的“先进性”，等待你的仍然是那爬虫般的命运！爬吧，爬吧，我会爬到阎王呼唤我的那一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