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波：民国国文性质辨

《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第三章节录

民国国文性质辨

杨建波

 

语文工具性之前，笔者先引用民国教育部审定的高等小学新国文教材首页的“编辑大意”：“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二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之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智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八注意国民生活上之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九关于历史地理理科之材料，以有兴趣者为主，与各科无重复之弊。十选录古今名人著作，以养成文字之初基。十一各种文体略备，使学生知其梗概，唯诏令奏议二类非共和国所用，故不采。①

    所谓编辑大意，似可理解为小学高年级国文课的性质、指导思想、大纲或教学目的。今之教者有可能不相信这是为小学高年级的国文课本写的“编辑大意”，但的确是。以我们的理解，小学乃至初中，国文，我们今天称之为语文的工具性基础性都应是第一位的，中小学国文应把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个阅读写作的工具作为自己的教学目标似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这个“编辑大意”中，十一条中居然前九条都是非工具性的，是德政人文方面的。这是否有违小学生之实际暂时不论，但从这个“编辑大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民国，即使是小学，国文即语文也从来不是单纯的工具性的课程，工具性只是它的一个性质，而且是放在较后的，没有特别被强调。由此大约可知，自新学兴起，设国文课始，国文就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文与德政的色彩。

但从民国走来的老—辈的语文教育家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大都把语文看成一门工具课和基础课，叶圣陶、吕叔湘们对语文教育的论述大都是从工具的意义上着眼的，当然他们的论述主要针对中小学语文而言。他们基于建国前30 年政治运动太多，干扰了语文课的正常教学，致使中学毕业生花了12年的功夫学习语文，2700个课时，却大多数没有过关，没有掌握语言这个读写工具这个现实，格外强调中小语文的工具性和基础性。在改革开放之前，大陆的大学还没有开设语文课，在高校没有语文课的情形下，叶吕们不可能去论及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

其实主张工具论的元老叶圣陶先生也从不主张语文只是单纯的工具，民国大多数教育家所主张的工具其实大都是一种广义的工具。叶老借用民国的《高中国文课程标准》为民国的大一国文制定了四项目标：“一是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二、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三、培养学生解读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四、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②这四项目标中，一、二项是工具层面的（其实，“了解固有文化”、“增强其民族意识”就已经将“工具”与“人文”结合起来了）三、四项是文学层面的。邱椿《大一国文的价值之检讨》认为“大一国文”的价值依次为：社会的道德的价值、审美的娱乐的价值、实用的职业的价值、形式陶冶的价值。鉴于国文课本大部分为文学作品，故民国时清华在大一国文的文选型的教材外，还规定学生每年课外阅读、课堂讨论六至八本书，并和国文文选同列在考试范围。已经用过和即拟选用的文学名著有下列十二种：《鲁迅自选集》和《鲁迅杂文集》、《胡适文集》、老舍《骆驼祥子》、矛盾《子夜》和《清明前后》、曹禺《北京人》、夏衍《法西斯细菌》、沙汀《淘金记》、屠格涅夫《罗亭》（陆蟊译本）、高尔基《母》（孙光瑞译本）、罗素《幸福之路》（傅雷译本）及冯雪峰《乡风与市风》。③

由以上资料可知，在民国，国文从来都不是一门单纯的工具课。

注

①《共和国教科书 高小部分 新国文  编辑大意》 新星出版社2011年9月版

②《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版

③谭帆 杨建波 《大学语文论坛第一辑·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作者何二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以上为《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第三章第三节《大学语文之工具性辨析》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