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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文:用生命与激情书写兵团故事

作者:张友文 文章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372 次   更新时间:2018-1-3 文章录入:珍珠鸟



——评张新军散文集《遥远的老房子》

张友文

 

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学张新军送我一本散文集《遥远的老房子》。落款签名时间是2013年12月9日。也就是说半年多过去了,我才着手写书评,着实有愧。记忆中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北京午后的阳光里,我阅读了其中的《我的父亲母亲》,读着读着,苦涩的笑和青涩的泪俱现,眼帘浮现出自己的童年和父亲母亲。“我们弟兄几个恨死了父亲,每次挨打以后,都要发誓长大后要把父亲狠狠揍一顿,或者把老鼠药偷偷放进父亲碗里,把父亲毒死!”散文是说真话的艺术。这些文字是浸血的,有着深刻的疼痛。张新军说的是大实话,与我当年的想法何其相似!他对父亲的“恨”不是能用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解释的,因为父亲的痛打刻骨铭心。“棍棒底下出孝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天天奔波在医院、家庭、单位之间”。这一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并不重要,但它的确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精美的散文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父亲、母亲,乡下中国式的父母大抵如此,由此可断定张新军虽然在遥远的新疆兵团,但是真实地描述了中国父母、讲述了中国故事、写出了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语)。情感流转,笔锋突变,“我的亲爱的父亲,母亲,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愿意做你们的儿子,报答你们恩重如山的爱!”由“恨”转爱,终究还是爱,带给读者以心灵慰藉。

在情感波涛滚滚的当口,打算以《诗意中的苦难与坚韧》为题仅就读过的一二篇即兴感怀。但是,通过与张新军近距离接触,发现他很实在,且有内涵。俗话说“文如其人”,于是决定细读整本文集,从而全方位地读懂他、了解他。

半年中,不记得读了几遍文集,单知道这本文集的封皮被翻破了,红色的封皮开始褪色。读着读着不时感慨万千,不时热血沸腾,却苦于不知从何处动笔,说他笔下人物栩栩如生也可,说其中文化蕴藉丰厚也罢,说当中人道主义视野开阔也行,说其间细节过目不忘也中……总觉得值得言说的地方太多太多,所以不敢贸然动笔。

从英特网上搜索后,才知新军在兵团文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父亲的收藏》一文就让他声名远播。此作被《散文》大型文学期刊刊载后,相继被《青年文摘》和《特别关注》等大刊、名刊转载。细读此文,我倒不认为新军的文笔是如何清新优美,语言是如何诙谐幽默,视角是如何别样独到。那么,此文凭什么胜出呢?窃以为,归功于新军的血肉浸染了西部军垦大地。文学素养通天的作者如果仅仅是一个过客,没有像新军那样在大漠戈壁绿洲长时间地生活过、浸泡过,且认真地思考过,是断然奉献不出这么富有质感、有血诚的文字,如《饥饿的菜窖》《排碱渠》《我在连队经历过的厕所》《麻雀群》等篇什都融铸着新军的生命体验,是他用生命与激情书写的兵团故事。再如,《准噶尔盆地边缘》中的这么一段:“我来到童年居住的老屋。家里的大黑狗老眼昏花,已经不认识我了,岁月使它老态龙钟。它一步三晃颠过来,冲我‘汪、汪’两声,声音嘶哑而毫无底气。我小声叫着它的名字,它犹豫了一下,摇着尾巴到我跟前嗅了一会,可能闻出我这个外乡人久违的气味中,还残留着这个年队、这个家的微弱气息,它掉头蹒跚着跑回屋里,给家里人报信去了:家里来客人了!”这些独到的细节颇具生活情趣,但也蕴含几分淡淡的哀伤。如果时间不起作用,如果不是新军生于斯、长于斯,这种细腻的感觉是无法捕捉到的。

说到细节,索性再展开一下(实际上,文集中的细节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我们长在红旗下——校园往事之一》中的一段不可不提:“理发员是一个胖胖的职工,慈眉善目,长了一副菩萨相,一天到晚笑眯眯的。他姓杨,连里男女老少都叫他‘杨地主’,他也不生气。他特别喜欢我们这些男孩子,给我们理完小平头,他每次都用肥胖的手掌在我们后脑勺上猛拍一下,说一声:‘西瓜熟了’。我们的头就理好了,有时我们没带理发票,他就让我们下次带来,下次去的时候,不知是他忘记了,还是不问我们小孩要,他从来不提理发票的事,照例笑眯眯的,照例慢腾腾给我们理发,最后照例是朝我们的头上拍一下,我们给他做个鬼脸,背着书包就跑了。”真正称得上细节的只有“后脑勺上猛拍一下,说一声:‘西瓜熟了’”这几行字,而这个难忘的细节折射出理发师“杨地主”的性格与人品,即乐观、豁达。“文学是人学。”新军选取连队富有代表性的理发师“这一个”来写就是以“点”带“面”。“杨地主”这个典型是整个连队群体中的一个代表,在这个人物身上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仁”。“仁,爱也”(《尚书·仲之诰》)。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学观念,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绵延下来,新军用文学的方式淋漓尽致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新军书写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勇敢地担起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后现代的人们,就是一群群流落于传统价值伦理之外的历史孤儿,‘托孤’、‘救孤’、‘抚孤’的历史任务,责无旁贷落于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身上。作家必须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要用优秀的传统道德故事去鼓舞人,激励人们怀揣美好品德为信仰而献身,让古典的阳光照耀今天卑微的人们前行。”是的,新军在文本中也佐证了这一段话,如:“当今时代,物质越来越丰富,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而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所有的一切都标注了价码,包括良心、道德、真理和青春……”(《我们的80年代——校园往事之三》)。

尽管新军笔下的父辈也是卑微的,如《父亲的九月二十五》中写道:“父亲永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蚂蚁一样生活着,但他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即使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日子里,也始终对生活充满乐观而从无怨言。”品着这段话,我自然想到了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余华的《活着》。《活着》韩版自序:“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上述作品中国人千方百计地“活着”,勤勉、坦荡、坚韧地“活着”,即使活得不是扬眉吐气、滋润痛快,但是,“也始终对生活充满乐观而从无怨言”。这些关乎中国人的故事是沉重的,却是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切合中国国情。

卑微的父辈们在艰难困苦中并没有对生活绝望,而是体现了对生活抗争的勇气,因为他们身上蕴藏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如“父母言传身教,我们从小就知道一切靠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就像后来父母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却把让我们立足于这个社会的精神食粮留给了我们,使我们享用终生。父亲一生命运多舛,一辈子与牛羊为伍,他生命中的核心词汇是:准噶尔、车排子、九月二十五、坚韧、执著;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勤奋劳动、永不放弃、乐观坚定、正直向上。物质终归有穷尽,而精神信仰、信心与力量永远是滋养我们成长的心灵鸡汤。”(《父亲的九月二十五》)

2013年12月,中宣部与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好中国形象,这已成为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达成的共识。但是,我发现目前相当多文学作品并没有讲好中国故事。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仅仅是为迎合市场而作,旨在招徕读者,赚取“孔方兄”,里面充斥着血腥、暴力和色情,文学精神消失殆尽。“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为时代立言,为历史存照,就是要把脚步坚实地踩在这块古老辽阔而又充满沉重忧伤的大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当好‘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记官。我们要讲的不仅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青春之歌》这些励志和创业的故事,我们还要讲《活着》《红高粱》《人生》《活动变人形》《生死疲劳》《蛙》与《笨花》这些饥饿与受难的故事,讲述人民的欢乐与痛苦、天真与庄严、奋斗与倔强,讲述世道的流变与沧桑。我们要通过作品中的文字,让自己的艺术道德理想,构成一个时代精神价值最为深刻最有力度的表达。”新军的《遥远的老房子》这本散文集中相当篇什讲述了中国故事中饱含“饥饿与受难”。 在苍茫、贫瘠的大地上,父辈们坚韧地活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让今天衣食无忧却整日怨气冲天的国人们汗颜。

在这个富足而又浮躁、平庸的时代,所谓的散文为了迎合市场正在批量生产。正如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茨基在《责任垢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中谈到当代新闻时说:“人们不但消费着物品和电影,也消费着搬上荧屏的时事,消费着灾难,消费着现时的及已经逝去的事端,被如此制作出来的新闻,应和着个人享乐主义时代的社会节拍,既如同是一些高度写实的、富有情趣的有关社会日常生活的‘动画片’,也如同是一出让人喜忧参半的剧目。由此,朴素的责任隐没于毫不停息的新闻里,消散在由后道德主义时代的新闻所制作的场景和悬念中。”新军没有消费苦难、展览苦难,而是以智慧的眼光直面苦难。如《我的父亲母亲》中就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对饥饿的感觉体验的叙述描述:“冬季漫长,时光难捱,一家人窝在房子里,粮食消耗得快,常常不到月底,面缸就见底了。父亲在荒野地放羊,侦查好老鼠洞穴。回来后,父亲带着我们兄弟来到荒郊野外戈壁滩,顺着老鼠行走的路线,找到洞穴后,用十字镐掀开坚硬的冻土层,里面是老鼠过冬的粮仓,玉米粒子金灿灿,装到袋子里背回家,洗一洗,放进锅里煮玉米粒子吃。”

我注意到新军在书写苦难时,具有深厚的人类悲悯意识和民生情怀,如《三十亩地》中写道:“这个时代毫无疑问,人人生活得都不容易,特别是像他这种底层人。有时候闲暇下来,他脑海里常常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自己在城市的经历:工地上,他发着高烧爬上高高的脚手架,迷迷糊糊机械干着活,工头还时常无理克扣、拖欠工资。夏日里,他顶着烈日……”。可贵的是悲悯情怀和批判意识在新军笔下达到了高度统一,如“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弱肉强食、激烈竞争的世界里,红尘滚滚,物欲横流,有的人良心没被狗吃,有的人良心被狗吃了,有的人良心连狗都不吃!”

《两个乞讨者的午餐》同样如此:“在中国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乞讨者,人们麻木的眼睛已经司空见惯,视而不见,有谁会仔细观察这两个路边的乞讨者的午餐?”如果说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的笔下是悲悯和批判意识同在的话,新军的独到之处是具有浓烈的自省意识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我汗颜了,我这个城里人的优越、自尊荡然无存。我与他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公民,凭什么他们衣衫褴褛,流落街头风餐露宿?而我却衣食无忧,优雅度日?他们有何过错?”新军敢于自我解剖,勇气可嘉!再如《我怀念一双琥珀色的眼睛》一文也是如此,正如著名理论家许柏林在《大漠放歌人——读张新军散文》中所说:“野兔之死,经常地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忏悔,令他反省,在他的生命与他之外的生命之间产生了血红的融通。”

著名诗人艾青认为:“任何艺术,从它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宣传,也只有不叛离‘宣传’,艺术才得到了它的社会价值。”那么,《遥远的老房子》这一书则实事求是地讲述了“兵团”在新疆屯垦戍边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兵团人”的故事,“不溢美、不隐恶”,传承中华民族美德,延续薪火相传的人文精神,其涉及面甚广,包含着作者的追忆、困惑和疑问以及对失落文化的继承与批判。

 

注释:

徐坤《为时代进步提供正能量》,2014年04月28日《文艺报》第3版。

(注:此文收录到张友文的《回望公安文学》一书中)

 

张新军小传男,汉族,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1982年高中毕业于新疆兵团第七师123团中学。曾打过短工,做过农工,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土生土长的连队人后裔,痴情的兵团歌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理鲁迅文学院第二期公安作家班学员第四届中国冰心散文奖获得者。代表作《父亲的收藏》被誉为“民族精神的经典记忆,民族文化最显著的印记和永恒的标志”,收入《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社会风情》等多种文本。2014年12月,散文集《遥远的老房子》荣获新疆兵团第一届“绿洲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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