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翔：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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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铸人
儒释道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但佛教是外来宗教（当然它后来也中国化了），而且它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与道家有很多共同之处，故我这里主要只说儒道两家。
在三家主流文化中，儒家文化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核心文化、正统文化。它之所以成为正统文化，是因为它的许多内容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把人分成严格等级的“礼”、它的群体纲常、忠君（人治）思想、入世哲学、功名政治，无不符合执政者的口味。所以很难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儒家学说，“仁”与“礼”似乎都不足以完全概括。孔子一生热衷于政治，他虽然一生都不得志，但他的许多经典语录就象他的名字一样为人们所熟悉并践行不辍。儒家学说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博大厚重，但孔子的关注点其实始终都不离“政治”，着眼于政治、落脚在政治。把孔子的学说称为“政治”学说似不为过。孔子的政治是功名政治或者说是“有为”政治。一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正心修身的目的小则“齐家”，大则“治国平天下”。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家国文化，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故“齐家”其实也是“政治”。
“道”是道家的关键词。道家“也讲政治，许多人以为道家不讲政治，其实是误解。西汉的文景之治就是以道家思想管理国家的结果。道家以为不论是宇宙乾坤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它固有的运行法则，自然规律，遵循其自然法则行事，天下就能大治，社会就能和谐，不需要人为地横加干涉、节外生枝、瞎折腾。《庄子 田子方》里有一个周文王请臧丈人治国的故事。臧丈人理政，三年国家大治，而其秘诀竟然只有八个字：“典法无更，偏令无出”，即保留符合自然规律的典法，不颁布违背事物天性的法令，这就是“无为”，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哲学是“自然”的哲学，道家的政治是“无为”的政治（恰与儒家的“有为”相反）——“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自然无为的基础上，道家提出了“不争”的做人处世准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因为“道”只是顺自然而为，并非为了施恩于万物，故没有功也不必争功。“功遂”则应“身退”（而不是“治国平天下）。“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家以为做人的最高境界就应象水一样，滋润了万物却不居功，永远处于低下的地位，谦恭低调。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是儒家的追求；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是道家的情趣。中国这两大学派竟是这样的不同，但正因如此，正好互补共融。民国时期不少大力鼓吹和践行西学的知识分子，将儒学和道家中和，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为学和为人的关系。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民国年间不遗余力地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他认为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是符合时代潮流演进的方向。有趣的是，蒋梦麟个人却是一个极具中国古典道德情怀的人。他自称“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秉着这样的理念，蒋梦麟在事功和为人的层面上，均有建树。不独蒋梦麟，民国年间的许多大知识分子，大体也都能保持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和道家所倡导的甘于平淡，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在抗战时期物质极其匮乏、生活无比艰辛的岁月里，得以五色交辉，八音合奏，弦歌不辍，创造了中国教育和学术上的辉煌的业绩。这是儒道两种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互补交融，相得宜彰的例子。
可见“外儒内道”的确是士大夫理想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非常值得今天的人去追求。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去“为”，去努力、去争取，去拼搏，但有一个顺应自然的心态、一种淡泊名利的心境，在“入世”中济世，在“出世”中逍遥。不偏执于任何一端，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君子”、“圣人”的风范。
唯其如此，才能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在建功立业的同时不变成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在兼济天下的同时独善其身，在金钱拜物教横行的时候不变成钱理群先生所批评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功利心太强，把儒家的“入世”极端化，为官的急于做出政绩，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经商的急于挣到大钱，不惜坑蒙拐骗；搞工程的急于完成工期，不惜偷工减料；办教育的不惜弄虚作假，做学问的不惜剽窃抄袭……，在成功学成了一门显学、急功近利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心态、人人都希望尽快看到实际利益的当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便成了“天方夜谭”了！
现在有的领导干部提出“功成不必在我”（这是对“毕其功于一役”的反正），脚踏实地，着眼长远，顺应客观规律，就很有战略眼光。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不枉在世界上走一遭，只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不是为自己谋取非分的利益，为自己积累不属于自己的财富，老子说的“圣人不积”就是这个道理。道家提“体道”（即自我修养）儒家讲“正心修身”。体道与正心修身都应当清心寡欲、致虚守静。宁静方能致远，淡泊才能明志。
在“经世”与“济世”的同时，能否守住“朴”守住“真”， 真正检验着当下中国人的智慧。在几十年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后，中国人终于认识到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可持续发展的异乎寻常的意义，终于明白了人不能与天斗，人只能与天和平共处。感谢老天爷，赐给中国人一个庄子。庄子的《齐物论》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并生”、“为一”叫人具有一种宇宙胸怀、天地精神，以宇宙和天地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国家今天把环保列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把所有的河湖都登记在册，设立行政首长的河长湖长制，就是秉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精神，就是向道家的“科学发展观”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