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大同误读正义及其他

礼运大同误读正义及其他

周 治 南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武汉430050）

内容摘要：2008年北京奥运会宣传主题隐含“大同”“尚同”之意。大同思想缘起于中国古代社会，有着广泛的世界情结。对墨家“总统式”政治制度的最后概括，不是出于墨家的经典，而是记录在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该篇中孔子另有所图，他所主张的“小康”社会缺乏科学发展内涵。扁平化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大同”社会理想并没有因为私有观念的出现而过时，它将经历一个由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一系列的成长痛。趋同论是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论断，它和古代的“尚同”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墨家，儒家，天下大同，尚同论，趋同论，扁平化社会，北京奥运会

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发展是人作用下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分期分区创造出来的文化作品。因此，社会发展常有曲折，不可能一帆风顺，历史也会犯错误。对于历史错误，我们无意去问责古人，大加挞伐。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但也不能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我们有责任汲取教训，面向未来。因为延续错误和重蹈覆辙都是极其危险的！

一、“大同”精神是寄生在儒家文库里的墨家思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One Dream）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设计的第29届世奥会主题口号，隐含“大同”“尚同”之意。大同思想缘起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希腊“黄金国”的理想遥相呼应，有着广泛的世界情结。于是乎许多学者纷纷以解读中国古代文献《礼运•大同》的名义立说，认为“大同”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而且是儒家的思想精华，“是儒家描绘的理想社会的一幅蓝图” ^[3]P41。把大同思想的理想光环全部套在儒家的头上，是对《礼记•礼运》的误读。

“天下大同”与现代社会思潮“趋同论”相当。趋同论或者称为“一体化”的思想理念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墨子》。墨子认为“尚同一义为政。”^[1]P60他说，如果一人一个道德标准，十人就十个道德标准，百人就百个道德标准，各执己见，排斥异己，……结果是“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 ^[1]P62，这样必然引起政治秩序混乱。墨子旗帜鲜明地反对无政府主义，认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实现统一领导，这个领导是选举产生的（即“选贤任能”），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并集中天下人的共同意志制定行政措施。即“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1]这里的“天下”为人民大众，“天”即“天道”、“大道”，实乃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统一意志。老子著《道德经》，阐释“道”的真谛和实践“道”的操守，也是“大道”的崇尚者和推动者。但老子和孔子都有复古（师古）主义的情结，一个盛赞“小国寡民”（部落社会）之道，刻意“返璞归真”，是大尺度回归，一个盛赞周礼，“克己复礼”是小尺度回归，都认为过去是“黄金时代”。“道”是炎黄时代就早已存在的哲学和社会范畴，“道统”则是后来的政治家、思想家最集中的理论命题和制度探索。墨家虽然不是所谓“历史虚无主义”者，但他们对“道”的理解是向前看的，有很强的超前意识，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现代意识”。王桐龄分析后归纳说“儒家理想之主权者，为家长式的；墨家理想之主权者为总统式的。”^[2]P21有学者认为“焚书坑儒”，“儒”在当时不是专指儒家，而是指代所有的方士和读书人，墨家“总统式”的制度主张直接威胁秦代建立的皇权专政和社会稳定，在“焚书坑儒”的政治运动中受到的打击首当其冲、更为惨烈，墨家思想因此被毁于劫难、所存无几。对“总统式”政治制度的最后概括，不是出于墨家的经典，而是记录在儒家的著作《礼记•礼运》里就可以理解了。这也正说明了在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环境里，对于理想社会存在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只不过在这个理想社会是存在于过去还是将来的问题上，即在“师古”还是创新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在《礼记•礼运》篇里，有这样的阐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天下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P41

墨学家方授楚认为“此种大同思想，儒家平日所未有，惟与墨家则甚合”^[4]106。裴传永甚至认为这段文字出于“秦汉之际的儒者”^[5]，是“焚书坑儒”和“陈涉政难”两次历史性浩劫之后有幸寄生在儒家文库里的墨家思想。陈涉的起义纲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与墨家“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1]P49的公民平等政治主张一脉相承。社会严酷的控制意识形态环境使社会噤若寒蝉，因此墨家在政治高压下彻底沉沦，儒家却能一花独放，繁荣至今。此为一说，甚是有理，由于长达数千年的文化摧残，使其证据尚欠充分。

又据考证，《礼运》篇系孔子后学子游所记。孔子长子游45岁，如果上述言论果真出于孔子之口，也该是孔子人到暮年后的感伤和叹息，是他在与法家冷战数十年之后，形如“丧家之犬”，回想起弟子墨子对自己的挑战，便形成了他对人生对历史的这一最后反思，表明了孔子晚年在基本原则不动摇的立场上已经认同和接纳了部分墨学主张。孔子继续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兄，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3]P42显然，孔子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礼义以为纪”。孔子的礼义纲纪是宗法观念和功利观念的统一体。并认为如有不拘于礼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3]P42。“礼运”的题义旨在标注社会制度的运行轨迹。其始端为“天下为公”，其末端为“天下为家”，儒家“尊天命”，认为运道乃天命，是不可逆转的。孔子认为“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自己是赞同的，但由于“天下为家”时代的出现，“天下为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孔子其实另有所图，他的理想追求是顺应货力为己，天下为私的时代格局，通过严明纪纲（礼教制度）来实现“小康”社会。孔子的“小康”社会不是以物质基础为依据的，而是以社会“安定”为基本前提，以封建伦理道德为社会规范，以“大人世及”（王权世袭）为权利象征，以“城郭沟池以为固” ^[3]P42的暴力专政手段为坚强后盾的，“礼”是衡量“小康”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唯一标准，根本不考虑人权平等、社会公平、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经济等因素。孔子的“小康”社会是缺乏科学发展内涵的。

我们现在所规划所定义的“小康社会”，政治标准不是唯一标准，社会经济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甚至是评价社会是否达到“小康社会”或者发达社会（福利社会）的重要依据。“小康社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近期发展目标，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即大同社会。古代的小康社会与现代倡导的小康社会概念分化明确，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大同”和“小康”，更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理想层面，我们没有理由将他们混为一谈。硬说“大同”境界是儒家的发明创造和思想传统，就显得偏颇和不公。如此美化儒家是对中国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礼教制度和控制意识形态教育方针的容忍，看看我们同世界文明拉开的距离，华夏子孙内心深处都有一股隐隐的苦涩和酸楚。孔子号称“圣人”，在这个理性化和透明度很高的现代世界，我们不能误导舆论，“为尊者讳”的结果会适得其反。

二、“天下大同”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与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有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这便是人类对平等社会的执著追求。这种追求在东方社会也有具体表现，除墨子的“尚同一义为政”外，还有“桃花源”、“镜花缘”、“天堂”、“乐土”等。“恶”是不择手段的占有行为，它是人性消极的一面；人性积极的一面是“善”，社会主义理想是人性的一种积极表现。社会主义者都希望人类能够通过社会改造淳化社会生活，将人性彻底引向“善”。

文明社会的到来，使人类历史有了质的飞跃。文字的出现，城市的建立，国家的形成，以及由之而形成的等级社会，短时间内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一方面，他们受益于文明，文明进一步使他们脱离自然状态，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好处，特别是能够享受原始人所不可比拟的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感慨人心不古，对文明有一种畏惧心理。对原始社会的向往，是羡慕原始文化。他们认定原始时代人类是平等的，从那以后，一只善良的手创造了财富，另一只罪恶的手却制造了麻烦，这便是争夺、暴力、欺诈和阴谋，结果历史一步步倒退。因此，众多社会主义学者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回归过去曾经拥有过的“天堂”。东方的墨子、孔子，西方的赫西俄德和伯拉图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这种怀古情结。

希腊农民赫西俄德是第一位给历史分期的人。他在《工作与时日》里把历史分为四个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紫铜时代、黑铁时代。他认为，在黄金时代是一个光明快乐的天堂。其后三个时期每况愈下。黑铁时代是四个时代中最糟糕的一个时代：父子为仇，朋友反目；诚实者不受重用，小人反可得势；正义不彰，真理不存；到处充满着不安和怨恨。^[6]P47这和《礼运•大同》里的文字描述如出一辙。面对社会不平等现象，赫西俄德主张公正，希望通过公正的原则使人类保持一定程度的和谐。《工作与时日》关于“黄金国”的假说，不仅是后来西方世界的宗教思想基础，也是后人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各种假说的思想基础。   

柏拉图是第一位认识到权力导致腐败的思想家，认为要想避免腐败，就必须使权力和利益分立。在他的《理想国》里，有权者无私产，有私产者无权力。对于管理者，必须在经济上有所限制，使他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柏拉图主张公有制，由于许多想法荒唐，他的理想国并不理想。

基督教的理想国是天国。如果按照《启示录》的说法，是圣城耶路撒冷的未来景象。这是“一个新的天地”，是上帝“预备妥当的”，城内到处都是金银财宝、玛瑙翡翠，而居民们过的都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那里有“葡萄酒、蜂蜜和牛奶三条泉流”。在基督教的理想国里，财富来自上帝的恩赐。

纵观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史，我们还可发现这样一种带普遍性的现象：早期的乌托邦设计者都摆脱不了上帝意识，而近代的乌托邦设计者大多是无神论者，可是有神论的哲学却对他们影响很深。他们所设计的乌托邦，理论基础几乎都在基督教里面，其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人类拯救的关心，与基督教的历史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培根的《阿特兰替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书属于这一类文献。

难能可贵的是后来圣西门的乌托邦理想——“实业制度”：“实业家是从事生产或向各种社会成员提供一种或数种物质财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或生活爱好的人。”^[7]P102圣西门实业制度的意义在于他把社会划分为“寄生虫”和“实业家”两大结构，和以前乌托邦主义者的懒汉哲学不同，圣西门发现了劳动的价值，并为阶级斗争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黄金国”是一个永不破灭的神话，西方社会对于平等的理想追求，一直没有泯灭。从古希腊一直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其理论与实践一波接着一波。世俗的，天堂的，宿命的，科学的，人们对此进行了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探索。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出现以前，人们对社会的不平等只有一个改良的愿望，却缺乏本质的认识。

三、平等意识与社会的扁平化发展运动

扁平化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大同”社会理想并没有因为私有观念的出现而过时，它将经历一个由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中它将在私有观念的作用下经历一系列的成长痛。

前阶级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人在自然界面前是极其脆弱的。那时候人所面临的矛盾主要不是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而是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当时社会的财富与权力结构是扁平化的，这个扁平化社会建立在人类知识发展水平低下的时代，它是低理性化的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这是生命运动的本质。人类在与自然搏斗中，孕育和萌发了理性，展示了我们的智慧，发展了我们的大脑，我们认识了科学和创造了技术。科学和技术创造了财富，在低理性化的时代，人欲横行，这样也使人性扭曲。于是，在阶级社会里，从奴隶制经济到封建经济再到资本主义经济，人类经历了阶级社会漫长的梅雨季节。

由于知识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创造的剩余价值越来越高，便出现了私有制度，出现了市场经济，出现了占有与被占有以及占有与反占有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些人生活在社会财富与权力的顶峰，有些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则跌落到财富与权力的低谷，出现生活与生存危机。社会财富与权力距离越来越大，这是阶级社会的一个必然发展过程，原始的扁平化社会结构遭到破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垂直拉伸，社会结构开始呈现金字塔态势。在这个结构中，人类被分化为黑领阶层、蓝领阶层、灰领阶层、白领阶层、银领阶层、金领阶层和超领阶层等若干社会层级。由于存在激烈的社会竞争，这种社会层级是动态的，人的阶级身份也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在这种动态环境中发生改变。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力量只能是经济基础，而不是信仰和政治标签。在这样的社会阶段，私有观念导致人欲横溢，恶性膨胀，它应该是人类社会最黑暗的一页。马克思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选择了暴力革命的方式。马克思的理论迎合了大多数人追求平等、反对剥削的愿望，极其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结果，但社会结构却出现了控制状态下的中期扁平化态势，最能说明社会主义运动中呈现扁平化状态的事例是工资结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26级工资制度，最低工资在人民币30元左右，最高工资也不过300元左右，工资级差即社会财富分配的垂直距离差别很小。并且，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实现政治权利的扁平化。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出现的一段美好的插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实践给予人类社会发展许多有益的启示，它给资本主义上了生动的一课，使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考虑社会保障问题，在社会治理中，开始超越自然性、淡化经济性，从而使社会人性化色彩逐步得到增强。

随着社会知识进步的加速、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知识经济制度便会悄然到来并且逐步完善。知识经济的到来将会使社会彻底地摆脱贫穷，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差别如贫富差别、体脑差别、城乡差别、官民差别，民族差别、性别待遇差别等问题，作为一种解决方式，也将趋于扁平化。同原始公社的低端扁平化不同，这个社会应该是与人们向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很接近的高端扁平化社会。在走向高端扁平化的道路上，社会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厚实，贫穷的尾巴会一步一步地被割掉，并出现寡头资本向资本社会化转移，拥有财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是投资者。由于社会财富的充裕，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欲望已经变得没有实际意义。财富是可以满足的，但竞争是没有止境的，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那时人类将又以什么内容、什么形式开辟新的竞争环境，竞争的核心是否仍然是科技进步，或许会因为地球资源的短缺使人类向地外空间发展，我们不得而知。

任何理论都具有灰色属性，要使它鲜明起来，决定权不在理论家这里，对于舆论，封建统治者操持着生杀予夺的权利，不仅有铁的基本原则禁锢，而且对触犯天条者大兴文字之狱。墨家学说由此被打倒在地，甚至永世难得翻身。尽管如此，中国人对“天下大同”这一理想追求也一直没有泯灭，并且与国际社会遥相呼应。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运动都是在这一理念推动下的勇敢的社会实践。

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内核是平等问题，即“均贫富、等贵贱”，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问题。平等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在财富与权利地位上表现出来的距离感。在现代文明社会，平等同自由密不可分。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应是人格上的平等，发展机会的平等和法定权利的平等。不平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阶级社会的阵痛使知识经济诞生，人类将步入高知识、高技术、高财富、高制度化和高理性化的社会。当前，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类在努力建立世界新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那种“一国一义，十国十义，百国百义”的状态在隐退，国际社会将出现扁平化趋同。那时社会将实行扁平化管理和扁平化分配，验证了天下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天下大同”等人类预言,人类正在努力建设地球村文化和经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趋同论是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论断，它是“尚同”论的历史延伸。墨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那仍然表现着生命力的学说发生在那个久远的年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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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简·艾伦·赫丽生著，许杰编译，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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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红霞著，社会福利思想[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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