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明：从陶希圣“食货学派”到黄仁宇“大历史观”的行与不行

从陶希圣“食货学派”到黄仁宇“大历史观”的行与不行

 

吹笛在湖北 2018-07-01 19:56:12

 

1934年，陶希圣（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办《食货》杂志半月刊，以此为平台，一批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人聚集于此，形成名盛一时的食货学派。食货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其成员以陶希圣为中心，具有稳定的师承关系，并形成了紧密的学术联系；他们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在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上已形成较为相似的学术观点；其治学风格以理论与史料并重见长。这些主要特征的形成，是食货学派作为一个主要学术流派存在的基本依据，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食货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陈园园《食货学派的基本特征研探 》）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刊物，包括当年或后来在历史学界同样一些大名鼎鼎的学派，为什么到了后来悄无声息？

除了党派政治的原因，我想应该还有他们的研究方法落伍时代的原因。譬如上边引文说“他们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就是指他们采用的是历史哲学研究，而非历史统计学研究。百度“百家号”上有文，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被中国人奉为大师的黄仁宇，为何不被美国学界承认”？文中自问自答，归结其源于“大历史观”而受到批评是一个重要原因。以之参考、比较中也可以理解陶希圣这个“食货学派”消亡的原因，答案或许就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学家们习惯于运用“大历史观”类似方法，跟中国现代兴起的其它一些历史学派一样，“精岐黃，而不以術行”。故而，不得不随著某一门学说的衰落而渐渐消亡。他们惯于用一统学说穿透历史，下总体结论，这是一种化繁而为简，抽象而高蹈，磅礴而空虚的综合思维之风。

常说风格即人格，他们的研究风格而人格是国家主义的。 为什么说黄仁宇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了一个国家主义位格上？因为黄仁宇深入历史时，现实地有一个抹不去的日本军国主义阴影。他历史研究是针对现实，习性地给出一条走出中国近代积贫积弱陷阱的方法论。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这一路下来的近现代中国转型期“一盘散沙”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国家”的分裂实践，更使得他把“一切历史都视作是当代史”，促使他的“大历史观”形成。记得《外交评论》杂志上对“国家”定义，就是在完全的主权，政令有效，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凝聚力，从而可以动员和集中全民族的资源，向外展开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竞争之治体。（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故而，进入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与国竞争时代，学者的研究都是充盈“国家主义”精神；加上学者本人也是半官半学，与体制千丝万缕；又加上固有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知识传统，很自然中国学者与接上了国家主义“高度”之知识研究时尚了。 这就为什么“食货学派”是从历史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目的是回应挽救中国陆沉现实的需求，方法上承继王船山“以事明理”的实学知识、实用主义研究传统，结论是要有应时的社会热烈反响，还是普罗大众接受美学：喜闻乐见，“归根结底一句话”的简易之学问。

相反，现代西方那种纯统计学的、量化数据研究历史，局部地、一段一段清理历史现象、冷静客观地捡拈具体片段，走一种中性的专业化道路，这在“举科”传统的中国是从不曾有过的“学科”。这样看来，即便另类的青岛大学历史学者张金光，看他的《王土观念即中国地权本体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新说》一文的写法，虽然也批评了一贯雄踞高位的唯物史观下的“社会历史发展五段论”，然其最亮眼的“中国地权一元论”，一样是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又如，其提出中国社会历史上“官民二元对立”这一对矛盾及其运动，认为是中国历史社会的结构枢纽，决定了历史走向今天的根本动因，一样是哲学研究。虽然反“五段论”，却不非唯物史观，没有走出总体论思维。原因前边说过，“修齐治平”的知识传统下，中国学者惯于“知皆扩而充之......以保四海”的天下思维。所以大家读陶希圣、读黄仁宇都因其“保四海”而读来舒服，以为这就是历史研究。所以黄仁宇提出“数目字说”，说因“儒家道德修养”而“数目字管理”这一商业技术的缺失，才是制约了中国的现代转换的关唳，才引来落后挨打。这个“大历史观”——过去时-进行时-未来时：一根因果红线贯穿到底——的历史结论，既“金针度人从君用”，大家也都喜欢。除了美国学界，不以为然，不予承认。

与中国“文史哲是一家”之综合性知识研究传统不同，美国知识研究讲科学分析性，所以是讲“人文科学”，不是讲“人文哲学”。因为哲学与神学同层级，都是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要经得起实证考察，神学、哲学之外的知识才是科学。前者走概念范畴套路（像辩证法一类），后者行术语实证方法。在一篇佚名的《大学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是如何形成的》一文中有介绍，文章说近现代西方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产生，源自对于知识对象的严格划分：

一是时间轴上划分，分出西方过去的知识（历史学）和现在的知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两类。二是空间轴上划分，分出西方文明知识（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四大主体学科”）和非西方文明知识（人类学和东方学）两类。人类学是非西方的原始人类研究，东方学是非西方的“高度文明”之人类研究。由此，诞生了神学、哲学之外的知识学，被命名为“科学”。科学者，分析性的学科知识也。知识类型除了学科界定，还有制度规范。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形成并通过了“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科系”；“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和“图书馆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三种方法，西方国家对学科知识施行了制度化。西方现代六大类社会科学学科，即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东方学，至此形成。

最后，知识分类是学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与西方知识的分类析于对象的性质不同，中国知识的分类察于对象的效用。大凡一个材料构成都有“功能”和“意义”两种形态，就如同吗啡具有“刺激神痉”的功能，但其用途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还是“现代世界的鸦片和麻醉剂”，二者意义却大不相同。当一块名叫“吗啡”的历史躺在那里，历史哲学上来囫囵吞下它研究，最后说出它是“兴奋剂”？还是“麻醉剂”？而历史统计学上来只用镊子翻检它，作客观、准确和可检验的定量分析，做文字图标记录。

到此，总结开篇的问题。《食货》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刊物及其“食货”学派，为什么到了后来悄无声息？答案是他们的研究主题往往是“大历史”，是“世纪之问”，研究骨子则是杠杠的“经世致用”思想情结，而研究材料发挥的功能作用则多是归结到实际意义上。

历史哲学和历史统计学，哪种研究更可靠存久远？说到此，已经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