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波：不穿军装的新四军
我的祖父杨力耕先生是苏南宜兴一带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担任金坛县（辖宜兴、溧阳、武进、句容、金坛五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从事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初期，协助宜兴县军管会清查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祖父满怀胜利的喜悦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的时候，因遭受政治陷害而被非法关押，没收全部生活资料，尔后长时期管制劳动。由于不堪忍受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折磨与生活上的煎熬，于1954年12月28日含冤离开人世，终年57岁。祖父早年读过私塾。初中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他从进步报刊中受到爱国主义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他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党和新四军的信任。在金坛一带各界知名人士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和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1941年金坛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他荣任县参议员。此后一直在中共金坛县委、金坛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长诸葛慎同志等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统战工作、情报工作、分化瓦解敌伪人员、购买军用物质、负责军需供应、扩大人民军队等工作。总之，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他总是提着脑袋义无反顾地去做。
祖父常说：“日寇不灭，何以家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每次斗争，他才能置个人生命于不顾。1941年春天，驻新芳桥的一股日寇突然向祖父的黄玕村冲来，人们闻讯，四处逃散。那时，新四军刚运到祖父家的四袋做炸药的硫磺还没有运走，情况非常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祖父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找来本村张二麻子等两个帮手，将这批硫磺安全转移到琅干山麓麦田里。
祖父衷心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热情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分化瓦解敌伪人员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4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驻宜兴县政府工作人员和新四军的一支队伍被敌伪军发觉，两路敌人决定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出发包围黄玕村。被我祖父教育争取过来的敌伪晏排长闻讯后，将情报急送祖父，祖父当即报告了住在家中的诸葛慎县长兼新四军团长。县政府和新四军人员迅速转移，一场将至的灾难得以避免。
祖父对革命队伍的扩充十分关心，曾先后动员了好些青年参加了新四军。新芳桥青年孟明，就是祖父介绍到金三区区长蒋诚同志属下搞财经工作的；黄玕村青年印成章也是经祖父动员才到宜北区区大队杨恒同志那里当战士的。
新四军的抗日经费，主要靠收公粮。祖父每年要从宜北区所辖的22个乡镇中为新四军收缴几百万斤公粮。公粮征收后，祖父就托商人用船运到常州去卖，再由祖父买回部队所需物质。据当年与祖父共事的新四军人员回忆，最多的一次买回棉布三万尺，还有不少医疗器械等，装了几条船。祖父经常与新四军代表一起深入到伪乡长、镇长家里，向伪乡、镇长宣传抗日主张，要他们支援抗日。由于祖父的工作，仅1944年4月一次，三个伪乡、镇长就交纳公粮款2000万元储备票。但当时汪伪所发的“储备券”不值钱，物价暴涨，储备券没有实物保证。因此祖父每年都要在公粮收毕后又千方百计到城里将储备券换成金条，然后再把金条悉数上缴给县政府和部队。仅此一项，工作量之浩大艰辛和危险就难以想像！
当时的新四军在苏南敌后活动，枪枝弹药甚缺。制造武器成了能否克敌制胜的关键。欲制造武器，一要有技术，二要有铅块，这两项重要任务，自然由祖父来完成。祖父走南闯北，终于通过各种关系聘来一位外国技术员，又不畏凶险，到敌占区大、中城市买回铅块，从而解决了制造武器两个最大的难题。
1942年至1943年，祖父两次奉命前往常州购买军需物质。当时的常州，驻有日寇重兵，炮楼密布、岗哨林立。要在如此险恶的情形下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有怎样的大智大勇和牺牲精神！祖父乔装打扮，偷越封锁线。虽然摔断了一支胳膊，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将采购到的布匹、棉纱、药品、电池、雨伞、油印机、文具纸张、餐具等运出城外，如数交给新四军。新四军首长不止一次称赞他“胆略过人，不怕牺牲。”
祖父为公家办事从来没有拿过车马费，也没有拿过抗日民主政府的任何津贴。他除了去县、区政府请示和联系工作吃顿饭之外，没用过公家一文钱。区政府研究并请示上级同意后，发给祖父500万元储备票作为活动经费，但祖父坚决谢绝。他说：“国难当头，大家都很艰苦，这些钱拿去支援前线吧！”这件事在当时许多同志中传为佳话。据当时新四军有关人士回忆：祖父为共产党新四军工作多年，经手的细米白面、黄金白银、绸缎布匹不知其数，但他始终一身清贫，两袖清风，不沾一星半点便宜。
由于祖父在家乡抗日战争中起着十分重要又独特的作用，日本侵略者、汉奸走狗把他看作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1943年初夏的一个中午，驻新芳桥的日伪军为了捉拿我祖父，突然包围了我们老家黄玕村。幸亏祖父事先闻讯逃至村外。日寇未抓到人脑羞成怒，便翻箱倒柜、打墙挖洞，把全家洗动一空。面对这种情景，全家人抱头痛哭，祖父回来后却劝慰家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老子死不了，就跟鬼子拚到底。”
这里特别还要提一下我敬爱的祖母储沅薇女士。她对干部战士如同亲人，他们不管什么时候来都热情接待。宁肯家人不吃不睡，也要安排好战士们的食宿；遇到大冷天，宁肯家人受冻挨淋，也要拿出鞋袜给战士们穿。她还经常与我大叔为新四军站岗放哨；起早摸黑，跋山涉水为新四军传送情报（我大叔杨道峻为了给新四军放哨，竟然没有上学）。甚至为支援新四军变卖家产和田里未成熟的稻子。祖母的家，既是新四军团部的指挥所，又是新四军的秘密联络处，还是人所不知的情报站。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无不亲昵地称呼祖母为“好大嫂”“好妈妈”。
党组织对我祖父十分信任，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有关诸如抗战一类的大事，总是找他共同谋划，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1944年夏，金坛县（辖五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各界进步人士大会。会上中共金坛县委书记余慎同志表彰了杨力耕先生的功绩，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当时担任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的蒋雪村同志在回忆我祖父时深情地说：“正因为有杨力耕先生与我们党的真诚合作，才使我们宜北区的一些抗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可以说，他的名字是与宜北区抗战事业密不可分的。而他直接从事的工作，是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
抗战后期，粟裕将军率部渡过长江，挺进浙西，大军路过金坛县境时，司令部就设在离祖父家三里地的新建镇。祖父作为地方上各界人士的代表陪同当时金坛县县委书记余慎、副县薛斌前往欢迎并慰问全军将士。祖父与粟裕将军同桌进餐。据祖母回忆，祖父见到粟裕将军后，受到极大鼓舞，一连几个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
1945年抗战即将结束时，内战硝烟再起。蒋介石从中缅边境调来由英国编制、美国装备的国际纵队十个营（相当于新四军十个团）的兵力，向驻守天目山一带的新四军发动进攻，新四军奋起反击。在这场战斗中，祖父受命为部队筹集运送粮草。他废寝忘食，四处奔波，饿了，就啃几口自带的干粮，困了，就在大树下靠一会，大批粮草准备就绪，又设法弄来了十多只大船，将军需物资迅速运往前线，这一仗新四军大获全胜，在祝捷大会上，部队首长热情赞扬祖父立了大功。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奉命北撤。祖父与新四军留守人员仍在敌后坚持战斗。他受余慎同志委托，不仅负责保存新四军留下的机密文件和军用物资清单，还冒着生命危险数度给宜北区区委书记李辉和武工队递送军事情报。他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46年10月13日下午，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司令部水北团二十多名荷枪实弹的人闯进家中，将祖父以所谓“政治犯”的罪名抓进监狱。敌人连夜审讯，逼他招出新四军留守人员下落及军用物质隐藏的处所。祖父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毫无惧色，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敌人见审讯无效，便施以老虎凳等酷刑，祖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只耳朵被打聋，一条腿被打折，成了残废，但他始终没有吐露半句真情。为赎祖父出狱，家里变卖家产，四处借债，花去160多石稻款才使祖父出狱。出狱后，他又为新四军筹集子弹、手榴弹等军事物资。1947年冬，祖父从上黄自卫团据点内弄到子弹数百发、手榴弹30多枚，设法送给敌后武工队。武工队蒋诚同志当时激动地说：“杨力耕先生这样做，真是雪中送炭，等于救了我们的命。”细细搜寻祖父在解放前做的每一件事，哪一件不是用生命作承诺的？哪一件不是以生命作抵押的？
1949年，苏南解放，喜讯传来，祖父兴奋不已，他立即奔赴常州，将新四军北撤时交他保存的文件、清单及其他物品完整无缺地交给了当时常州市市长诸葛慎同志。需知这些东西可是他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啊！诸葛慎接到这些文件、清单和物品后，热情赞扬了他的高风亮节。
解放初期，祖父又拖着残疾的腿积极协助政府清理公粮、追捕逃犯。
1950年土改时，祖父被错划为地主，戴上地主分子帽子。1951年，又先后被宜兴县公安局和杨巷区政府非法拘押达100天以上。据说祖父不甘受辱，写“万言书”为自己辩诬，但终于无济于事，以后便是长期的管制劳动。最令祖父不能容忍的是在拘押期间，强令他陪杀场。祖父跟共产党革命十几年，在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的大好形势下，却撇下他所热爱所眷恋的一切，孤独地吊死在了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他的逝世令亲人们和与他共同战斗过的革命同志痛心不已。直至现在，每当我揣摸祖父当时是怀着怎样一种绝望痛苦的心情诀别这个世界，诀别生于斯、长于斯、又奋斗于斯的故乡的时候，都禁不住泪湿眼眶、唏嘘不已！
经过小叔杨汝峻与父亲杨支十多年的调查、奔走、上书、呼告，在一些健在的老同志的关心下，在江苏省委统战部与宜兴县委统战部的支持配合下，1985年，祖父的沉冤终于得到了昭雪，可是我的小叔却因为祖父平反而积劳成疾，早早地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今天，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里，谨以此文遥寄晚辈对祖父无上的敬意与无限的哀思。
家乡的青山绿水铭记着祖父的名字和业绩！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祖父及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献身的烈士不朽！
湖北大学文学院 杨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