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翔：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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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人没有传统包袱、轻快地向历史走来相比，中国可说是一直活在历史之中的国度了。中国悠悠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现当代人们的生活，现当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深打着它的烙印。诚然，我所指的“生活”更多的是指超出衣食住行这些物质生活所需之外的生活，也即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生活。下面我分五篇短文来阐述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现代生活的影响
一 家国聚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家国同构”的文化，即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制度方面具有同一性。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家国同构的文化是建立在宗法文化之上的。“宗”，祖先也。同祖为宗，同姓曰宗。家乡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列祖列宗休养生息的地方。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它的宗法人伦思想就是建立在家国同构的文化之上的。它将人际关系概括为“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以这五伦来规范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在这五伦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也就是亲子之情，而维系这亲子之情的关键词就是“孝”。可以说“孝”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而忠则是孝的衍生观念，也是孝合乎逻辑的延伸。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孝”不仅是道德礼制，也带有法律性质。譬如，古时官员为父母丁忧三年，如若违制，则可能遭御史的弹劾。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都是世袭的一家一姓的国家，因此由侍亲以孝过渡到报君以忠则是自然之理。故古人常将君父二字挂在嘴边，忠君就是忠于国家，忠君与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忠臣常出于孝子之门。”由此可见孝敬父母与忠君爱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特征。
这种宗法文化在华夏历史长河里孕育了诸多孝子贤孙、节妇烈女，忠臣义士，也孕育了许多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敬天法祖，慎终追远，落叶归根，亲亲尊尊，固土重迁，都是备受称赞的；而欺师灭祖，数典忘祖，忤逆不孝，断子绝孙，则是绝对无法原谅的。对故土和亲人持久的眷恋，对君主和朝廷竭诚的报效，是维系传统士大夫文化心理的两大支柱。但摆在古人面前的常常是忠孝不能两全，当国家有难，社稷蒙尘的时候，他们就要以王事为重、国事为先，毁家纾难，公而忘私，“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了。这方面的人事历史上多有记载，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反映。比如杨家将的故事、 岳飞的故事等等。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没有断层，与这种宗法文化或者说家国同构的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宗法文化和家国同构的文化，将我们的民族、百姓凝聚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血缘与文化共同体。每当异族入侵之际，忠君爱国的理念与尊王攘夷，驱逐鞑奴，恢复中华等口号，便成为极具号召力的文化旗帜，感召着炎黄子孙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因此家国同构的宗法文化，对于延续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世袭罔替，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皆是这类英雄的代表）。这种古典的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在鸦片战争后的漫长一百年里，尤其得到发扬光大。每当中华民族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之时，这种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则成为中国人投身救亡图存事业的伟大动力。彪炳史册的抗日战争就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在那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里，无论是共产党军还是国民党军；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均能摒弃前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其文化基因即为此种爱国主义与家国情怀。
家国文化孕育的爱国精神与情感，至今更以法定的形式得到发扬广大。国家把每年的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就是一种极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每年是日，天安门广场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以怀念为国牺牲的先烈和死难者，目的是告诫子孙不忘国耻，永保和平。
家国文化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生活联系同样非常密切。这些年中国人的“寻根”热情十分高涨，包括海外华人回国寻根省亲的也不在少数。人们热衷于续家谱、写家史、立祠堂，几乎每个大家族都建立了网上家族亲戚群。我妈妈经过十年探访调查，终于写了一本有关她祖父事迹的书。我舅妈也因写家史联络起了100多位家族成员。20多年来，我家热衷于搜集整理一位已故亲戚的资料，他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的支队长，在滇缅战场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广大生活在中国大陆之外的海外华人而言，家国情怀不仅是维系他们与祖宗之地的文化血脉，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们在异国他乡得以安身立命和生存发展的基石（我们从大陆电视剧《海外赤子》、台湾电视剧《千秋家国梦》 香港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以及新加坡电视剧《雾锁南洋》中，得以一窥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那份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感）。在美国，各个民族都被鼓励保持族裔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各地的美籍华人，都建有自己的华人协会。对于国族历史的理解、对于中华文化和价值的恪守，对于母语的热爱，都融入了自己族裔身份的认同之中，从而使他们在美国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大熔炉里，不至于迷失自我，丧失文化上的根基。其它国家的华人也因这种家国情怀和文化得以网络凝聚在一起。
但是当我们努力挖掘以宗法伦理血缘为纽带的家国情怀的积极意义的时候，我们也应理性地看到它的另一面。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层面考察，建构在宗法人伦血亲为基础上的国家是人治的国家，其社会是人治的社会，统治者治理国家，往往会忽视人民的权力。这种国家和以建立在契约和法律之上的国家观念是有很大冲突的。前者往往以“儿不嫌母丑”和“狗不嫌家贫”等农业文明的方式看待国家和社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观点容易将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将社会和人民看作政府的附属物，觉得人民所得的一切都为政府之恩赐。政府不仅代表国家，还扮演着父母亲的角色。中国古代把地方官称作“父母官”即体现了这种观念。因此，即便是政府犯了错误，人民还是得以“忠孝”的心理来宽容对待。“愚忠”，就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怪胎，它曾经演绎了多少历史的悲剧！因此，当一个王朝国家向着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时候，必然要对固有的宗法传统和家国观念进行改造，使其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
宗法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联姻，在古代中国创造了一种伦理和政治高度结合的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并衍生出严格刻板的人际和社会的等级关系（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民国教育家蒋梦麟在其自传《西潮》中就曾批判这种以伦理政治思想文化为主导的儒家思想，过度强调了对治国之道的学习，而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抹杀了读书人的创造能力。在这种文化之下，读书人皓首穷经于四书五经，而无法去发展更高一级的推理能力，因此儒家士大夫阶层鲜有拥有科学和批判思维的人，这对于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不利的。
由此，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如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 、“读经热”。诚然，国学经典里包含了许多人生的智慧和优秀的文化，但由于这些经典皆是产生于前现代社会的农业文明的土壤，其中自然包涵了许多与塑造现代公民格格不入的观点和主张。基于此，在学习国学与诵读经典之时切勿不辨良莠，囫囵吞枣，应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于传统文化，要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