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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明:从陶希圣“食货学派”到黄仁宇“大历史观”的行与不行

作者:何立明 文章来源:豆瓣网 点击次数:1780 次   更新时间:2018-7-8 文章录入:珍珠鸟

从陶希圣“食货学派”到黄仁宇“大历史观”的行与不行

 

吹笛在湖北 2018-07-01 19:56:12

 

1934年,陶希圣(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创办《食货》杂志半月刊,以此为平台,一批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人聚集于此,形成名盛一时的食货学派。食货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其成员以陶希圣为中心,具有稳定的师承关系,并形成了紧密的学术联系;他们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在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上已形成较为相似的学术观点;其治学风格以理论与史料并重见长。这些主要特征的形成,是食货学派作为一个主要学术流派存在的基本依据,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食货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陈园园《食货学派的基本特征研探 》)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刊物,包括当年或后来在历史学界同样一些大名鼎鼎的学派,为什么到了后来悄无声息?

除了党派政治的原因,我想应该还有他们的研究方法落伍时代的原因。譬如上边引文说他们大都接近或倾向于唯物史观,就是指他们采用的是历史哲学研究,而非历史统计学研究。百度百家号上有文,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被中国人奉为大师的黄仁宇,为何不被美国学界承认?文中自问自答,归结其源于大历史观而受到批评是一个重要原因。以之参考、比较中也可以理解陶希圣这个食货学派消亡的原因,答案或许就是中国的社会历史学家们习惯于运用大历史观类似方法,跟中国现代兴起的其它一些历史学派一样,精岐黃,而不以術行。故而,不得不随著某一门学说的衰落而渐渐消亡。他们惯于用一统学说穿透历史,下总体结论,这是一种化繁而为简,抽象而高蹈,磅礴而空虚的综合思维之风。

常说风格即人格,他们的研究风格而人格是国家主义的。 为什么说黄仁宇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了一个国家主义位格上?因为黄仁宇深入历史时,现实地有一个抹不去的日本军国主义阴影。他历史研究是针对现实,习性地给出一条走出中国近代积贫积弱陷阱的方法论。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这一路下来的近现代中国转型期一盘散沙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国家的分裂实践,更使得他把一切历史都视作是当代史,促使他的大历史观形成。记得《外交评论》杂志上对国家定义,就是在完全的主权,政令有效,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凝聚力,从而可以动员和集中全民族的资源,向外展开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竞争之治体。(苏长和:《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故而,进入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与国竞争时代,学者的研究都是充盈国家主义精神;加上学者本人也是半官半学,与体制千丝万缕;又加上固有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知识传统,很自然中国学者与接上了国家主义高度之知识研究时尚了。 这就为什么食货学派是从历史哲学——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目的是回应挽救中国陆沉现实的需求,方法上承继王船山以事明理的实学知识、实用主义研究传统,结论是要有应时的社会热烈反响,还是普罗大众接受美学:喜闻乐见,归根结底一句话的简易之学问。

相反,现代西方那种纯统计学的、量化数据研究历史,局部地、一段一段清理历史现象、冷静客观地捡拈具体片段,走一种中性的专业化道路,这在举科传统的中国是从不曾有过的学科。这样看来,即便另类的青岛大学历史学者张金光,看他的《王土观念即中国地权本体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新说》一文的写法,虽然也批评了一贯雄踞高位的唯物史观下的社会历史发展五段论,然其最亮眼的中国地权一元论,一样是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又如,其提出中国社会历史上官民二元对立这一对矛盾及其运动,认为是中国历史社会的结构枢纽,决定了历史走向今天的根本动因,一样是哲学研究。虽然反五段论,却不非唯物史观,没有走出总体论思维。原因前边说过,修齐治平的知识传统下,中国学者惯于知皆扩而充之......以保四海的天下思维。所以大家读陶希圣、读黄仁宇都因其保四海而读来舒服,以为这就是历史研究。所以黄仁宇提出数目字说,说因儒家道德修养数目字管理这一商业技术的缺失,才是制约了中国的现代转换的关唳,才引来落后挨打。这个大历史观”——过去时-进行时-未来时:一根因果红线贯穿到底——的历史结论,既金针度人从君用,大家也都喜欢。除了美国学界,不以为然,不予承认。

与中国文史哲是一家之综合性知识研究传统不同,美国知识研究讲科学分析性,所以是讲人文科学,不是讲人文哲学。因为哲学与神学同层级,都是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要经得起实证考察,神学、哲学之外的知识才是科学。前者走概念范畴套路(像辩证法一类),后者行术语实证方法。在一篇佚名的《大学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是如何形成的》一文中有介绍,文章说近现代西方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产生,源自对于知识对象的严格划分:

一是时间轴上划分,分出西方过去的知识(历史学)和现在的知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两类。二是空间轴上划分,分出西方文明知识(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四大主体学科)和非西方文明知识(人类学和东方学)两类。人类学是非西方的原始人类研究,东方学是非西方的高度文明之人类研究。由此,诞生了神学、哲学之外的知识学,被命名为科学。科学者,分析性的学科知识也。知识类型除了学科界定,还有制度规范。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形成并通过了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科系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图书馆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三种方法,西方国家对学科知识施行了制度化。西方现代六大类社会科学学科,即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东方学,至此形成。

最后,知识分类是学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与西方知识的分类析于对象的性质不同,中国知识的分类察于对象的效用。大凡一个材料构成都有功能意义两种形态,就如同吗啡具有刺激神痉的功能,但其用途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还是现代世界的鸦片和麻醉剂,二者意义却大不相同。当一块名叫吗啡的历史躺在那里,历史哲学上来囫囵吞下它研究,最后说出它是兴奋剂?还是麻醉剂?而历史统计学上来只用镊子翻检它,作客观、准确和可检验的定量分析,做文字图标记录。

到此,总结开篇的问题。《食货》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刊物及其食货学派,为什么到了后来悄无声息?答案是他们的研究主题往往是大历史,是世纪之问,研究骨子则是杠杠的经世致用思想情结,而研究材料发挥的功能作用则多是归结到实际意义上。

历史哲学和历史统计学,哪种研究更可靠存久远?说到此,已经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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