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与大学语文都收有传统篇目《长恨歌》，而且其教学要求中都有学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叙事长诗《长恨歌》从情节上看可分为杨玉环生前与杨玉环死后两大部分，从创作上看可分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大手法。杨玉环生前和李隆基的欢爱及杨玉环死后李隆基的哀思基本上是用的写实的手法，道士寻妃见妃则是用的浪漫手法。中学生对浪漫的理解多停留在想象、幻想和夸张的层面上。如果上升一点，老师会告诉学生想象、幻想属于创作中的心理活动，而夸张则是一种修辞手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虽都属于艺术创作的手段，但现实主义基本上是写实的，而浪漫主义则是写虚的，有些场景甚至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大学语文课堂对白居易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如果仍仅仅停留在以上中学层面，那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有何区别？大学语文教师必须赋予《长恨歌》以强烈的文化意蕴，必须从传统文化角度来诠释解读之。老师应当熟悉道教文化、了解道教的神仙学说与道教仙境，才能对“排空驭气”“升天入地” “致魂魄”的方士寻妃的情节进行文化和学术上的阐释，才能在教学中实现这一名篇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

在教学中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阐述：

一、唐朝统治者（除武则天提倡佛教外）十分重视道教。唐太宗认道教鼻祖李耳为祖先，从而给李氏政权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宗教外衣。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及至唐玄宗，更是极力提倡道教，把道教推向了它的鼎盛时期。一是他进一步神化玄元皇帝，不断提高老子的封号，下令各地广置老君庙宇，并多次亲往拜谒；二是他大力提高道士地位，并给著名道士封官赐爵；三是他下令天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四是他下令搜罗天下道教书籍，整理传播，并亲注《道德经》。五是他倡导道教音乐，亲自参与制作《霓裳羽衣舞》、《紫薇八卦舞》等；六最重要的是他亲受道箓，成为北魏武帝之后又一位道士皇帝，使道教正式有了国教的地位。由于唐玄宗的推崇，唐代一些嫔妃、公主多有入道为女真者。据说玉真观就是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修道的宫观。道教庙宇之所以称作宫观，最初就是因为汉武帝作甘泉宫、益寿观以祭天神。杨玉环初入宫，也被唐玄宗送去做了一段时间的道姑。唐玄宗之后的历代皇帝都继续执行扶持抬高道教的政策。

二、仙的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老师可以从最能揭示长诗浪漫意蕴的“仙”字入手。汉字的表意特征使汉字在摹拟事物外形的同时不仅具备了强烈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更具有丰厚的文化性。“仙”，表示人在山中为仙。道教的地上仙境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全都在山上。道教的海上仙境十洲五岛，更是因海市蜃楼等神秘自然现象而形成。长生久视的仙人都住在这些山上。先秦两汉一些神仙方士声称仙山上有不死之药，在他们鼓动下，帝王们纷纷派人出海去仙山求药。《史记·封禅记》就记载了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派人出海求药访仙及汉武帝重用神仙方士的事迹。《长恨歌》第一句 “汉皇重色思倾国”，将唐玄宗写成“汉皇”，固然有避嫌之意，但也与历史上汉武帝重用神仙方士不无关系。受此启发，白居易杜撰了杨玉环死后，唐玄宗派临邛道士教方士赴海上仙山寻觅杨玉环的情节：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下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由此引出杨玉环托方士赠物寄词给唐玄宗的浪漫情节。白居易杜撰的这个情节，极富中国特色：世上各国皆有神，唯有中国才有仙；又符合李杨二人道士道姑的身份（太真是杨贵妃当道姑时的道号）。仙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美丽和善良的。诗人既把杨玉环写成了仙子，感情也就由开篇的讽刺变成了同情赞扬。诗人通过对杨太真情态、动作、外貌、肖像等描写，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她听说唐皇派人来看她时那慌乱惊喜的心理和独处仙山的寂寞、孤独、冷清、委屈。这里，白居易将一个仙女无与伦比的美展示在人们眼前，有意识让死去后的杨玉环的凄凉美、苍白美、本态美与生前杨玉环的华贵美、雍容美、造作美形成鲜明对比，引起人们对杨太真极大的同情与爱怜。白居易这么一虚构、一渲染，杨玉环就变成了忠于爱情的化身，杨太真也成了道教文学中最美的仙女形象。

杨“太真”会见“天子使”所表现出的人间真情，使杨玉环实现了由“仙”到“人”的转变，人性的再现让读者又仿佛看到了当年随“仙乐”“缓歌慢舞”时那活着的杨贵妃：“风吹仙袂飘摇举，犹似霓裳羽衣舞”。作者奇特的想象、婉转的描写，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亲和力。幻境与现实、“仙”与“人”的完美融合，使情节跌宕起伏，错落有致，“仙”与“道”帮助白居易创造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范例。

三、“仙游寺”的道教氛围激发了白居易的创作灵感和超现实的想象力。《长恨歌》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时年诗人35岁，属于诗人的早年期。学生都知道早年的白居易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敢于直言的现实主义诗人，只是在被贬江州司马后，才由“戒仙”转向“求仙”，写了一系列可以称为道教文学的诗作。《长恨歌》后部分仙气弥漫的浪漫描写应与当时诗人的信仰无关，但是生活在浓厚崇道氛围的唐朝，诗人也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一些道教文化，另外与诗人的写作地点也有一定的关系。创作《长恨歌》时，白居易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白的朋友陈鸿《长恨歌传》说：“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可以说没有“仙游寺”与“仙游寺之游”也就没有《长恨歌》。仙游寺是道教庙宇，唐玄宗与杨贵妃又都是“道教中人”，聊起李杨的故事是很自然的。 “仙游寺及其附近的楼观形成的浓厚仙道氛围，盩厔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发达的民间文艺土壤，白居易以‘语直’在盩厔的任职‘锻炼’，与陈鸿、王质夫的相遇，神奇的自然、人文环境，构成了创作《长恨歌》及《长恨歌传》千载难逢的契机，中国文学宝库因而留下了璀璨夺目的艺术珍品”。 ^①

《长恨歌》确实写得很美，杨玉环是美中之美。但这并不表示诗人对李杨二人只有同情赞扬，没有批判讽刺。诗人讽刺的是“乐”，同情的是“恨”。“乐”是“恨”之根。长恨歌》的前半部分可以看作是用艺术手法书写的历史（虽然隐去了杨曾是寿王妃的事实）。杨玉环由最初的被动承恩到主动邀宠，李隆基的“从此君王不早朝”，都为他们将来的“长恨”埋下了伏笔。他们断送了国家的前途，也断送了自已的“爱情”。 “长恨”是李杨为自己淫乐行为付出的代价。他们的悲剧正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白居易一起游仙游寺的陈鸿说《长恨歌》为“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说明即便诗人把《长恨歌》划为“感伤类”诗歌，也仍可以看出诗人早年“为时”、“为事”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当然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不一定要对学生讲得那么细致，有些资料可让学生自己阅读。但对白居易浪漫手法的文化解读却是大学语文必须要做的。

1. 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9月第1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