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走向低潮，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此后，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逐个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西方国家相对稳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其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都已解决，相反，这些国家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却在逐渐趋于激化。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范围的生态环境恶化、高失业率与低经济增长率并存、福利制度的危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等，这些都向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给西方各国造成了种种社会危机。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纷纷提出新的理论，以求解决各自面临的社会问题，并进而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领域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既有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有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既有如何使其走向社会主义的探讨，也有如何通过改良使其得以继续维持的研究。这些思潮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并且给世界发展中国家许多有益的启示。

经济科学是一门揭示人类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规律性的科学。所谓经济生活，是指人类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必需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改造，经济科学领域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逐渐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学科，市场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

一、市场经济的产生

自人类历史上有剩余产品以来，交换便存在。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年—1985年）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市场是贯穿历史的经济行为”是布罗代尔的论点之一。他认为，“当地方众多特定市场的价格随行情浮动时，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这种现象可能在众多的司法区域或主权国家内出现，因此可以说是普遍的现象。”自远古时代，各种各样的集市已经存在于村社经济之中，后来由城镇收并这些规模极小的集市。城市的市场可能是由腓尼基人发明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大约同一时期所有希腊城邦的中央广场上，都设有集市；他们同时发明或至少令货币的使用得到普及。中国是市场经济发生最早的国家之一，上古时期，人们以物易物、互通有无，至春秋战国逐渐进入货币时代，出土货币种类繁多，如龟贝、珠玉、金银、皮、刀、布、圆钱等，到秦代产生了统一的货币——圆钱。宋朝交子为纸币之始，后来元、明、清则多沿用纸币。唐朝理财家刘宴（719年—783年）有收谷知价有术的记载，说明唐代的国库采购都必须随行就市。中国近现代市场经济发育的缓慢和滞后，显然是专制制度恶性发展的后果。古代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完整性，或许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有关，或是由于国家的干预造成，或是由于货币的供应，可以人为地干预价格的市场特性。也就是说，不管在落后或非常先进的经济区域，市场经济都可能受到来自下层或上层的影响，绝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理念。

    对比之下，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迅速与相对完善，与民主制度的社会运行有关。希腊甚至出现过大规模的城市集市，一些民众从颇远的地区包括飘洋过海来获得物质供应。事实上，我们难以想象, 像希腊这样有规模的城市如果缺乏大型的集市，它将如何生存？后来，为了操纵远程贸易的庞大流通范围，意大利的商业城市超越了大型集市的阶段，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有效的交易模式，这就是富商之间差不多每天的定期聚会。雅典和罗马已经创造了上层银行以及商人聚会的交易模式，这就是股票交易所的胚胎。总体看来，认为市场经济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比较片面的结论；认为市场经济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看法，是比较准确的概括。

布罗代尔的另一论点是“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劳动分工的调节者。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1904年—1965年）的描述更加引人注目：市场是人类有史以来的首部电脑，是一部自身能够确保经济活动达到均衡的自我调节机器。达夫内尔（1920年—1993年）宣称：“就算在一个没有任何自由的国度里，物品的价格将仍然是自由的，它不会让自己屈服于任何力量。白银、土地、劳力、所有食物和商品的价格，始终是自由的，法律的约束、私人的协议都绝不会成功地使价格屈从。”这些看法隐含了将市场当作不受任何人控制、推动整个经济运作的机制。在这种经济学的视角之下，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自我调节市场不断扩张，征服整个经济，并使它理性化。

二、市场经济定位

所谓市场经济，它是一种由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它改变的只是市场与政府之间在资源配置上的位置，也就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由先前的政府转变为后来的市场。其优点就是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

亚当·斯密的力作《国富论》是影响世界历史的十本书籍之一，被西方经济学界捧为经济学的“圣经”。亚当·斯密把市场称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以价格为杠杆最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他认为市场是劳动分工的调节者，市场的容量决定这种分工所能达到的水平，而分工则是加速生产的过程。此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供应和需求撮合在一起，透过价格机制令供求自动平衡。

伦纳德·里德（1898年—1983年）在《铅笔的故事》里令人信服地诠释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阐明了在没有强制情况下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最有效合作的可能性，也阐明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年—1999年）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在传播某些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含义，而这些信息“将使个人无须他人告诉他们做这做那而自行决定做他需要做的事情”。“一只铅笔的用材如木料可能来自西伯利亚，做笔芯用的石墨可能来自印度尼西亚，橡皮擦可能来自马来西亚，金属套可能来自……”《铅笔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从原材料的供应、初加工到产品精加工，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想要一支铅笔而去干自己的活儿的，他们中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从来不管铅笔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是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办法，而我们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则是为了获得我们要用的铅笔。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对这成千上万的人发布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着作用。

迄今为止，全世界除极个别国家之外，都纷纷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可以说，全世界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和总趋势。但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就必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美国、德国、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各有千秋。尽管各国之间在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上的差异很大，但是它们都具有下述共同的基本特征。

（一）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率的经济制度

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和局限性、长处和短处时，区分了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和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在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在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达不到有效率的状态，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

西方学者所说的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有一系列十分严格的假设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全都成立，才是完全竞争经济，完全竞争经济才是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在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可以达到高效率的状态。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此。西方经济学家在这里所说的效率是指资源配置效率，通常是指人力、物力和财力。

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被称为帕累托效率。维弗雷多·帕累托(1848年—1923年)是意大利经济学家，他在本世纪初提出了资源配置效率概念。其著名的效率法则“80/20效率法则”表明，少的投入，可以得到多的产出；小的努力，可以获得大的成绩；关键的少数，往往是决定整个组织的效率、产出、盈亏和成败的主要因素，这称为“最优化”配置。

西方市场经济的效率理论也包含着社会效益。他们认为，通过市场，贪欲被套上了笼头，以一种不受人的因素影响和表面上自动的方式为社会目标服务……利益引导资源从生产效率低档的用途中撤出，流向生产率较高的用途……对任何个人来说，并不要求他估价什么是对社会或制度有利的，即便他仅仅是追求自己的自我经济利益，他也会自动地为社会福利服务。市场经济在发育过程中有成熟与不成熟、亚成熟之分，并不是只要实行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就可以自动优化，社会福利就可以自动增加。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如果搞得不好，很容易陷入不规范的、低效的市场经济当中而难以自拔。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运作规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具有五个共同特点，即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和健全的法治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效益的产生并且最大化。

（二）市场经济属于竞争经济，竞争是自由的也是受限的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府与经济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创造经济成分自由驰骋的空间，通过经济实体的分散决策，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放手让它们参与市场角逐，进行自由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实体经常处于积极的竞争状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不能过大，其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否则，如果政府任意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同样会损害民间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从西方自由城市运动开始，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力图摆脱封建领主的经济掌控。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强调个体的财产权利，这是市场经济的首要特征。此外，市场经济还有一系列其他特征。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克洛认为：“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由利润动机引导生产经营的私人积极性，以及家庭关于支出决策和储蓄决策的选择自由。”又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汤普逊认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包括个人选择自由，竞争、利润动机以及市场需求和供给条件所决定的价格。”当然，在自由竞争框架中，自由是有限的，不正当竞争是应该受到非议和排斥的。正当的自由竞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完善的市场经济主要强调经济发展，尽可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富裕水平，而经济制度的这项任务主要靠市场竞争来承担。因为市场竞争能促进与改善国民经济供应方面的决策结构，推动经济的发展。就拿企业来说，它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地改进产品和进行技术革新，节省原料与资金，降低成本，提高开发能力，增强竞争实力，以便使自己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如果没有了竞争，市场经济就缺乏活力和动力。西方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都特别重视竞争，致力于保护竞争，认为它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核心。他们之所以如此重视竞争原则，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竞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起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有两个任务，即保证最大成就和分散经济权力”。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过程是由个人和企业在市场上按供需状况自由地进行决策的。竞争主体在竞争环境中是充分自由的，也是有限的。这些分散的决策如何协调呢？他们认为也是通过正当的竞争来完成的。

正当竞争是市场经济有效性的最根本保证。市场机制正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改善管理、积极创新，从而达到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但竞争必须有效，否则也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从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有效的市场竞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竞争必须公平；二是竞争必须相对充分；三是竞争必须有序。

（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主要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法制经济是以一系列法律为调节经济生活中各种关系的准绳的经济制度。法制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法律形式，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与法制作为事物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法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市场经济，以明确监督市场竞争处于正当竞争状态，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使之有序化，这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柱，也是维护市场的先决条件。

在西方各界看来，虽然竞争对推动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有种种重要作用，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有些经济主体对竞争往往是不感兴趣的，而且总是力求通过垄断来削弱和排除竞争。经验表明，国民经济中的竞争原则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贯彻，它必须通过一种国家规定的“人为秩序”来加以保护。然而，仅仅通过这些直接的调整还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竞争秩序，人们还必须做出种种努力间接地为此建立必要的框架条件，例如正确运用货币政策、反倾销和反不正当竞争等。在竞争秩序里，货币政策起着首要作用。如果不能成功地保证一国币值的稳定，一切维护市场秩序的努力都将白费。因为，通货膨胀将会严重干扰价格的调控机制和信号功能。又如，市场经济必须开放市场，市场封闭意味着企业削弱或者完全取消市场上的竞争，而现代国家和私人集团都拥有极其广泛的手段，可以形成这种封闭。但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自然人和法人这种权利一般都应被剥夺。谁封闭市场，谁就是犯法，而且应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再如，契约自由是开展竞争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当消费者和企业可以自行决策何时何地买卖何物的情况下，竞争才能正常运行起来。当然，也不允许通过自己的契约自由缔结，来限制或者取消别人的契约自由缔结。竞争环境强烈抵制霸权主义，这中间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制。

健全的法制环境确保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但法制约束只是手段，市场经济需要良好行业道德和社会信用予以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最初的交换到扩大了的市场关系，都是以信用为基本准则的。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换，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没有信用就谈不上公平……总之，没有信用经济活动就难以健康发展。诚实守信在任何时期对于任何国度、任何民族、任何体制都具有普遍的价值，不诚实守信，不勤勉敬业，任何一种游戏规则都难以正常运转。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而言，诚实守信尤其重要。这是因为，传统市场经济的交易方式主要是现货交易，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与之不同的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方式主要是信用交易。信用交易的出现和发展克服了时间及空间的分离对交易的限制，从而大大拓展了市场交易的范围。信用交易的基础是交易双方的诚实守信，否则不仅交易的成本会大大上升，而且交易的广度和深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低成本的电子商务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如果没有良好的信用作基础，电子商务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诚信对于企业来讲不仅意味着较好的信誉，更意味着更高的竞争优势。通过严格履行合同，企业不仅能够赢得客户，而且能够树立良好的品牌。对供应商的诚信能够使企业赢得供应商的信任，从而获得较好的供货条件，而对债权人和投资者的诚信意味着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多融资的能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良好的信用基础和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制度赖以正常运作的基础。如果董事们不能很好履行其对股东的诚信义务，如果管理人员不能诚信敬业，如果内部人员总是以虚假的信息欺骗投资者，现代企业制度即使形式上建立了，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各国的发展经验还表明，与市场主体的诚实守信相比，政府的诚信更为重要。政府政策的透明和可预见性，政府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不仅直接影响社会信用的状况，而且能够增强其他市场主体的信心，为良好社会信用的形成起到示范作用。因此，实现民主政体是建立政府信用的唯一有效途径。

法制的建设与实施是一项重要的政府职能。政府必须致力于为调整竞争秩序而制定出一系列严格的经济法规，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确保经济政策的实施，以达到预定的经济目标。围绕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必须不断改革政府机构和职能，创造并维持稳定的社会环境，缓解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需要指出的是，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法制深入人心的结果，并与政府信用的表率作用有关。

（四）市场经济存在市场失灵并需要完善的政府宏观调控

西方经济学家从理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时，普遍承认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他们精心设计的那种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是空中楼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西方学者承认，用来论证市场经济优越性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并不是得到了科学证明的真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中，存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现象。曾任美国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说：“帕累托效率——理想的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而现实的市场经济则无法达到。” 资源配置效率或帕累托效率只存在于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市场经济。狭义的市场失灵是指资源配置无效率，即指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效率的状态。西方微观经济具体论述了上述意义上的市场失灵，当理想世界的市场经济的任一假设条件得不到满足或不能成立时，就会出现这种市场失灵。例如，当进入市场的卖者和买者不是非常之多，而是存在垄断时，当进入市场的产品存在差别时，当进入或退出市场存在障碍时，当经济活动产生外部影响时，当存在公共产品时，当市场参与者存在不完全信息时，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出现资源配置缺乏效率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有了重大发展，从研究本来意义的市场失灵发展为研究广义的市场失灵。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年代》一书中把“宏观经济不稳定”、“微观经济无效率”、“社会不公平”看作是市场缺陷的三个重要表现。

1980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1版中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垄断和外在性”以及“失业的不稳定性”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偏离被认为是社会最优状态的三个主要方面。1985年，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第12版中，把上述偏离最优状态的三个主要方面归因为市场失灵。

到了20世纪90 年代，广义市场失灵理论在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论着和教科书中得到了说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科勒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表述。科勒说：“市场经济显示出被叫作市场失灵的若干典型的缺点……这些缺点的任何一张清单都必定包括无效率、不公平和不稳定。”

后来，萨缪尔森对无效率、不稳定、不公平三种市场失灵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垄断、寡头意味着无效率，商业周期波动以及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意味着不稳定，收入财富不公意味着不公平。

市场失灵的后果往往是不堪设想的，矫正市场失灵的金方是“政府调控”，这已经成为西方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很多西方学者现在都认为，由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失灵，所以必须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介入。关于政府的经济职能，西方传统的说法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持这种“无为而治”观点。随着广义市场失灵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西方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政府承担经济调控职能的必要性取得了共识。在他们看来，管得最好的政府并不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而是管得最合适的政府。既然广义的市场失灵包括无效率、不公平、不稳定三个主要方面，相应的，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也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增进效率、促进公平、保持稳定。

市场失灵既包括微观经济的市场失灵，又包括宏观经济的市场失灵。相应地，西方国家旨在矫正市场失灵的政府调控既包括微观调控，又包括宏观调控。美国和法国的调节经济学，日本的规制经济学，都是研究微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学，则是研究宏观调控的。

西方国家政府调控的目的在于矫正市场失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西方社会产生了以下的三大系列政策：

1.增进效率的政策

无效率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增进效率的系列政策主要包括国有化政策和私有化政策、反垄断政策和放松反垄断政策、调节政策和放松调节政策、政府生产公共产品的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政府规定厂商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信息的政策等，其中以国有化政策和私有化政策、反垄断政策和放松反垄断政策两项政策最为突出。

2.国有化政策和私有化政策

西方部分经济学家的国有化主张虽然出现较早，但是，这一主张成为政府经济政策并被付诸实施，则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张国有化的经济学家认为，私有企业缺乏效率，出路在于私有企业国有化。“二战”后，欧洲不少国家的左翼政党执政，推行国有化政策，将一批私有企业改变为国有企业，这一开始就遭到右翼政党及其理论家的反对，右翼政党的理论家断言，国有企业缺乏效率，出路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右翼政党上台后，便推行私有化，半卖半送地把国有企业重新变为私人企业。右翼政党的私有化政策引起选民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政党提出再国有化的政策主张。可是，左翼政党执政后，通常采用高价赎买的办法把私有化企业再变成国有企业，这又引起选民的不满。英国工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竞选失败后，长达18年未能再上台，一个深刻的经济原因就在于此。英国保守党政府从19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推行私有化，欧洲其他一些右翼政党执政的政府也广泛推行私有化，掀起了私有化浪潮。私有化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并使失业更为严重。

英国保守党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工党人物布莱尔竞选时许诺停止私有化，并许诺向在私有化中暴富起来的人征收重税，同时给在私有化中失去工作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加以补偿。布莱尔的这一竞选策略反映了民意倾向，他在竞选中获得了成功。

此外，垄断是导致无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反垄断政策被认为是增进效率的一项措施，不少西方国家都有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等法律。但是，垄断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质，这就决定了西方各国政府不可能真正地、彻底地反对垄断。相反，西方国家政府目前很多都在放松反垄断，准许很多行业的巨型企业进一步合并，成为超级垄断企业。垄断和反垄断在市场经济中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3.促进公平的政策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效率和公平可以分开，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必研究公平。另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和公平密切相关，不公平会导致无效率，经济学应当既研究效率，又研究公平。

西方学者对公平和效率二者孰重孰轻曾有三种提法。第一种提法是效率优先。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持这种观点。与此相反，第二种提法是公平优先。受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影响的新左派学者中有不少持这种看法。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提法是效率和公平兼顾。美国以研究公平和效率著称的学者奥肯是第三种提法的代表，并已为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效率优先反映着经济实体的自发意识，促进公平是政府调节的主要职能，充分发挥政府调节功能可以防止因追求效率而导致的市场恶性循环。

一些西方国家实行的“促进公平”政策主要有：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向穷人提供食品券、低价公共住房和医疗照顾、实行义务教育、发放失业救济、伤残补助以及未成年家庭补贴等。效益具有双重性，它既包括企业获取的经济效益，也包括企业应该回报给社会的社会效益。知识发展的后果是生产水平的升级，它使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跟着增殖。知识具有继承性，新的知识是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市场效益应该包含着原有知识的创造价值。前人所积累的知识基础对于后人来说具有共享性，它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人类对于这些知识所创造的价值享有公共继承权。对知识发展有新贡献的人或者在新的劳动创造中有新作为的人，他们可以从这些劳动增殖中获得正当的利益，但他们不能剥夺其他人分享人类共同文化成果的权利。这就是政府促进公平职责的理论根据和社会意义。

我们知道，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各企业、产业、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愈益紧密，并在世界性市场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形态。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主要是在20世纪20—30年代才逐步确立起来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它又是具有宏观指导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高涨的现代社会里，各企业、部门、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技术联系日益紧密，但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发展目标要求，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处于不够正常的时期，不管是经济萧条或经济“过热”，这种矛盾和摩擦都会明显加剧。严重时，将会破坏整个经济联系链条。市场经济可以促成经济崛起，也可以导致经济崩溃。因此，通过一定的国家干预与宏观调控来调整和挽救这种失调，这将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论述最为系统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正是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得到发展和确认的，同时为“罗斯福新政”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

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速发展。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催化作用下，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各个国家的经济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到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以至相互依存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一）20世纪末的全新事物

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进程，有的认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全球化就已经发生，甚至引用某些数据表明达到比当代更高的水平，只是后来由于战争和革命中断了。有的更进一步推前到几百年前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日，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制度，所以同时也就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有的再向前，认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标志着全球化的开端。中国的一些学者，还把郑和下西洋，乃至张骞、班超通西域开始的丝绸之路统统列入全球化进程。他们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经济国际化都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了。

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经济相互接轨，以保障运行畅通、有序的一种要求和机制。全球化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盛行决不是偶然的。

标志经济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有三：

1.全球大市场正在逐步形成

在长期国际化进程中虽然有双边国际贸易，有地区自由化贸易，但总体讲全球市场仍是被分割的。随着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内推进，特别是当占世界市场三分之一的前“社会主义阵营”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完全意义的全球大市场诞生了。今日世界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闭关自守发展自己的经济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国际贸易的增长超过了它整体经济的增长，外贸收益占GDP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以中国为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GDP年平均增长9.8%，而外贸增长更快，外贸依存度（即外贸总额占GDP的比例）1978年为9.8%，1997年达到36%。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约为5 0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1 000亿美元的45%，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其中出口约为26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排世界第七位。与此同期，美国的进出口额度占GDP的比例为12%，比例虽然不高，但它的进出口总额基本上在世界上都排第一位，它称得上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表明美国经济实力的雄厚。

从世界经济总体来看，1978年世界贸易占世界GDP的比例还只有9.3%，而到1998年世界贸易总额为6.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4.3%，达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从其增长率十年间年均高出世界GDP增长率二倍来看，全球化市场的巨大意义是很显然的。

2.跨国公司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在世界经济中已占有主导地位。1970年代末，跨国公司已有1万多家，在全世界拥有4万多家子公司；1996年发展到44508家，分布在全球的附属企业达276659家；而1998年底更增至6万家，它们在全球建有分支机构50多万家。这些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巨大，几乎占到了世界总产值GDP的40%，国际贸易的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可以说跨国公司已成为左右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应该特别指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远比它的国际贸易更重要，它不仅充分利用了企业的投资实力，而且充分利用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源和市场。

据统计，美国跨国公司年交易额，在1980年还只有930亿美元，而到1999年时，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

除了兼并、股权交易之外，跨国公司之间的各种形式的联合和联盟，也在十多年内得到飞跃发展，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甲骨文公司自称与世界上1.2万家公司进行了联合。这种广泛的联合和联盟也是全球公司成长的一种形式。此外，网络经济的崛起使在线经营的“虚拟公司”诞生，这又为全球公司的发展开拓了全新的前景。

3.生产要素全球化

首先是金融全球化。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一直在创纪录地发展。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资料，1970年全年的直接投资额仅400亿美元，1980年代末也只有1 700亿美元，而在1995年跃到3 150亿美元，比上年剧增了40%；到1999年，数字更高达8 000亿美元，比1998年仍然增加了25%之巨。其中发达国家占6 000多亿，发展中国家也达到1 660亿美元，这种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以中国为例，中国外资依存度（外资投资存量与GDP的比例）1985年还仅为1.55%，1995年起保持在20%左右（1997年为24.4%），2008年后，中国经济的外资依存度已经达到50%。金融全球化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大量游资快速流动，游资数额之大不少于7.2万亿美元，每天流动量在1.5—2万亿美元。这样，全球金融资本的交易量1980年为5万亿美元，1992年达到35万亿美元。在这些巨额流动资金中只有20%是与贸易或生产投资有关，其余80%都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寻找短期利益，实质上就是投机买卖，这表明金融全球化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不规范行为。

金融全球化还有一个特征是金融衍生工具（包括利率、汇率、各类价格指数）及其交易的蓬勃发展遍及全球，构成资金流动的一个重要途径。

其次是技术全球化，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技术转让与贸易达到了空前水平。即使像美国、德国这样科技发达的国家，它们每年进口技术也是巨大的，美国在50%以上，德国高达62%。发展中国家对技术进口的依赖性就更强烈了。技术全球化的一个突出的趋势是技术开发和科研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设置，即哪里有最合适的技术力量，哪里最贴近市场，就在哪里设置。这与传统的跨国公司研究与发展中心永远设在本国是完全不同的。例如著名的IBM公司除在美国本土从事研究开发外，在许多国家均设立了技术开发中心，它在瑞士的基础研究中心，历史悠久，久负盛名，该中心物理学家因在高温超导方面的突破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全球刮起一阵“高温超导热”。再如，诺基亚公司在12个国家建有研究开发中心。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从国家分析来看，日本企业仅1986年—1990年在海外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就增加了86.8%，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是有增无减，其在欧洲的研究开发机构从1990年的70家增至1994年的250家，在美国的研究开发机构1993年达141家。美国的情况更为突出，至1994年底，来自日、英、德、法、荷、韩、瑞士、瑞典等国300多家公司设立了研究开发机构645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在中国投资重点开始是加工、制造，继而培训、分销，最新的动向也是向研究开发延伸。1994年以来，加拿大北方电信、美国IBM、美国Sun、英特尔、宝洁、杜邦、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等知名公司都相继在中国成立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或实验室。微软公司1998年底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了微软中国研究院，人员规模在100人左右。IBM公司甚至将笔记本电脑的产权和经营权直接通过收购的形式移交给了中国联想集团。

其三是劳动力全球化。劳动力在全球流动是“二战”后的突出现象。例如瑞士的外籍劳工已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上；澳大利亚外来劳工更占全部劳力的25%；法国企业雇佣国外人员占本土工业就业人员的三分之一，而本土工作人员中又有四分之一在外国的企业中工作。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数据，全世界约有1.3亿人在国外工作，这个数据还没有包括1 000～1 500万的国际流动人口。1965年统计的国际务工人口只有7 500万人，30多年来翻了一番。这些劳动力来自50多个国家，在大约67个国家寻找工作，比1970年也几乎翻了一番。由此可见劳动力全球化惊人的发展规模与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没有的。但是，也应该指出，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对劳动力全球化采取了种种不公平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吸收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又限制发展中国家普通劳动力的流入，从而使世界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倾向不断加强，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三大“标志性事实”外，新的事实还在不断发生或成长，例如像欧盟等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性经济组织（如世界货币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的作用日益突出等，也都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令人注目的特征。经济全球化正在打破国界或无视国界的存在。

综上所述，虽然人类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历史悠久，经济国际化也有着自己漫长的进程，但是经济全球化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全新的事物与概念。以那一时间为肇端，经济全球化开始了自己发展的进程，已经成为现在全球的经济热点话题了。

（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与传统小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反，社会化大生产是为市场需要而生产，它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企业依靠市场分工协作，同时又在市场中激烈竞争，并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生产力。

要在市场中取得竞争力，最基本的措施就是创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这些都要求科学技术进步。要降低成本就必须有精细的分工协作和具有大批量生产能力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一方面进一步要求分工协作，另一方面要求不断地开拓新的市场。深化的分工协作和扩大了的市场以及提高了的产品质量，使科学管理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情况下社会生产力不可分割的要素。同时，不言而喻，科学管理与科学技术进步两者相辅相成。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突飞猛进，最终导致了20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不断扩大市场，科技进步、科技革命与科学管理又为不断扩大市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最后导致20世纪80年代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与这个经济过程相适应，根据规模经济程度和生产要素国际性配置程度，现代企业经历了孤国公司（全部资源在一国市场内配置，产品也在一国市场内销售）、国际公司（产品向国际市场销售，部分原材料也是作为商品取自国际市场）、多国公司（多个国家企业之间生产要素的有限合作）、跨国公司（生产要素在众多国家之间配置）和全球公司（不仅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而且所有权和经营领导人员也是全球化）的发展阶段。

2.经济全球化标志着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第一，从全球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可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看，全球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获取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与实践检验，人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启蒙运动只是发现了人的价值，而全球化运动则给每个人提供了展示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提高了人的自由化程度。第四，从公众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最廉价的，同时还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是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的途径。

3.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一，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即使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会从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通过对外开放和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断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第二，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全球公司，特别是股份高度分散的上市公司，为数以百万千万人所共有，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具有公有制的一些特点和性质。第三，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必然决定了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改变。世界和平和世界大同，几千年来始终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但至今从来没有实现过。同是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两场浩劫，即使同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曾经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和战争，原因就在于彼此之间有经济利益冲突。自古以来，绝大部分国际战争都是由于民族利益的冲突所造成的。没有共同利益、没有经济基础的理想，只能是善良的愿望，甚至是某些政治野心家蛊惑人心的口号。经济全球化、全球公司，使各国企业、经济和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两国再打仗，两国经济和两国人民均直接受害。这样，经济全球化就为世界持久和平、进入世界大同提供了新的基础，展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可能性。

由以上经济全球化本质分析可以断言，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随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应该强调指出，规律存在与遵循规律是两回事，人们不但要认识规律，更要遵循规律，从自发变成自觉，以期避免和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曲折和损失，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现一个繁荣、公正、和平、文明的新世界。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震撼世界、震撼历史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当年讲的“世界性”，就是现在的“全球化”，虽然归因并不完全一致，历史却证实了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社会归属的一致性。

跨国公司正在向全球公司发展，这是对传统的“民族工业”的挑战。这种挑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没有竞争力的“民族工业”的破产；对经济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公司是一个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独立的经济王国。全球公司在经济上谋求一体化，在文化上仍然要使它的各个分公司“本土化”。不“本土化”，它的业务就难以在所在国生根与发展，本土化意味着经营权乃至所有权向该所在国转移。因此跨国公司并没有威胁到民族或国家利益，而是更有利于国家或民族的合作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相伴而生的。经济发达国家将对知识精英的需求增加，而无论生产部门还是服务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将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

市场失灵的问题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加突出，它将呼唤一个国际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否则，经济全球化可能是一个文化“陷阱”。有学者指出，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惨烈而富有戏剧性的“实验”以后作为一个整体选择了自由经济。以市场体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设计出的最好方案，在各种已知的经济体系中，只有它才能保证最多的人类个体在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的同时，承受最小限度的束缚。但是，自由经济本身是把“双刃剑”，它在造就着全球性的繁荣和自由氛围的同时也在毁灭着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系统，甚至有可能使人类不再拥有未来。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能使全球共赢共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4.知识经济图景

《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是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多产作家彼得·德鲁克的新作，是对20世纪下半叶40多年来关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在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发展变化的回顾和它们在21世纪新时代中将会展现的面貌的瞻望。作者指出，世界正处于巨大的转变之中，处于他称之向着“后资本主义社会”（亦即知识社会）的转变之中。全书以“社会”“政体”和“知识”三部分描述了我们如何从一个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社会走向一个以知识为主要资源和以组织为关键结构的社会。科技进步的前提条件是文明开化，没有文明的社会环境、先进的政治体制，就别去奢谈科技进步；没有科技进步，就别去奢谈繁荣昌盛；知识经济是科技进步、经济发达的直接后果。

时代的发展进步与人类创造知识的能力和速度有关。二战以后，每过10年，科技都要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巨变。20世纪后半期人类创造知识的总和相当于人类全部知识创造的90%，而到了21世纪，人类创造知识的能力又出现了一些崭新的特点：其一，科技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资本；其二，科研经费投入以指数增长；其三，科技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其四，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其五，大量的投资流向科技与教育。人类创造知识的能力与日俱增，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人类来到了“知识爆炸”的年代。科学技术已经上升为一种伟大的社会动力，知识经济是促进人类加速迈向福利社会的强大引擎。

尤为突出的是，知识经济将催生新的价值观念。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遗产意识正在逐步淡化。如韩国部分老年人发起了一场“不留遗产”给子孙的活动，并成立了一个协会，规定将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二捐献给社会。微软集团总裁比尔·盖茨的财产超过400亿美元，他在遗嘱中宣布将个人财产的98%捐给自己创办的以他和妻子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笔钱用于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为世界贫穷国家提供援助。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主人约翰·马隆也把自己15亿美元的家产悉数捐给了慈善事业。美国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以400多亿美元个人资产的身价雄踞全球富豪排行榜前列，他们夫妇立下的遗嘱是“不给子女留下半个美分”。巴菲特告诫孩子们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这是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所产生的新的价值观念，是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的革命，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被共产主义价值观念逐步取代的先兆。这也说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同样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优裕到人们可以不作计较的结果。那时的人类将以劳动、创造和奉献为光荣。到那时，知识得到普及，全社会绝大多数人口都将成为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