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权：“武汉性格”补议
每个城市都是有性格的。
有位叫唐十三的人做了一个视频，给武汉总结出了几个“性格”：霸气——轴（这里提到了楚覇王对武汉的影响），码头文化——俗，现代化——时尚。他说还可再拉高一些，武汉应有更高追求，比肩重庆，可以做直辖市。
这个评论是积极的，主旨也不错，里面有些说法我们没有必要分出是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对于论述的不足之处，我们还是可以作些补充的。
一、武汉在历史上不出名，但三镇各自很有名
现在的武汉市是武昌、汉口、汉阳的合称，新中国建立前只称武汉三镇，不构成统一的武汉市。因此武汉作为一个统一的市级行政单位在旧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近一二百年，有时会说到“武汉”，是地域概念，不是行政区划。
但是这三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各自很有名气，它们的出名与楚国并无什么联系。唐十三说武汉人“轴”“霸气”是楚人彪悍的反映，他因此还说到了霸王。这是很牵强的。
楚国最早建都丹阳（今丹江口地区），后迁郢都（在今湖北荆州），在此建都400多年。楚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消灭大小诸侯国50余国，其最终统治的地区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最后鲁国也被楚国灭亡，势力范围达到了山东。地方五千里，兵员百万，物产富饶。从这一点上说，楚国对于中国的统一是有贡献的，它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就将南方大片土地统一了，让秦的统一省了不少事。
楚国幅员辽阔，国都多次迁移，后从郢都迁出到鄢都（今湖北宜城），又迁至陈都（在河南），最后迁到寿春，即现在的安徽合肥以北的寿县。所以楚覇王项羽的家乡在江苏北部的宿迁，不在湖北。这里离楚国国都不远，离武汉二三千里，说武汉因为楚霸王而有霸气，“轴”，这是将楚国国都恒定在荆州产生的认识。
楚霸王的霸气十足的活动也离湖北较远。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孙，力能扛鼎，24岁随叔父项梁在会稽（现苏州）起兵时，他杀死会稽守，会稽守手下一百多人围攻他二人，项羽力杀数十人直到余众降服。他后来北上救赵，亲手杀死不肯出战的主将宋义，自为主将，领兵渡河，破釜沉舟，迎击秦军，以弱击强，俘虏秦主将王离。项羽率部作战英勇的气势，吓坏了不敢与秦军作战只能“作壁上观”的十几路诸侯，战事结束，项羽传唤他们，他们进到项羽辕门，都膝行到项羽面前，不敢抬头，其霸气如此。他与刘邦决战垓下，31岁自刎乌江，这些事都不在湖北。
汉高祖刘邦是徐州附近的沛人，也是楚国人。史书上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国被项羽、刘邦等人灭亡，确实是楚人亡秦。不是湖北荆州一带的楚人，是苏、皖、豫一带的楚人。
如果一定要说楚人对武汉的影响，项羽不如刘邦。刘邦建立的汉朝传承400余年，对后世的影响不可替代。这是看得见体会得到的。
再说，楚国建都郢都时，武汉地区也属于古云梦泽，到处是湖泊沼泽，围垦的零星村落是有的，哪里会有一个武汉留有楚国霸气的影响？
（一）汉阳
传说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个叫俞伯牙的使臣在汉水入江口附近弹琴，遇上了懂音乐的钟子期，二人结为“知音”，成为交友的典范。这个地方在今汉阳。但是那时没有汉阳这个地名，楚国的国都还在丹阳，也扯不上楚国对汉阳的影响。
三国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孔子的后人孔融很有文才，向曹操举荐了一个24岁的知青。此人叫祢衡，很有点才气，但傲气更大，对曹操极其无礼，出言不逊。曹操想杀他，却不愿落个嫉才的恶名，就将他推荐给了荆州的刘表。刘表也不愿落骂名，就把他送到了据守江夏的黄祖。祢衡忤犯了黄祖，黄祖是武将，一怒之下就把祢衡杀了。据说祢衡就葬在汉阳。但三国时这里统称江夏，不叫汉阳。
汉阳在唐朝时就已有名。崔颢的名诗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卢伦的诗句也有“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汉阳之名从此传扬古今，远播海内外。
到了解放前夕，汉阳是汉阳县政府所在地，县级。从前也做过汉阳府，管辖着汉口。
（二）武昌
武昌，在解放前是湖北省政府所在地，与汉口不搭界。
武昌在历史上不叫武昌，称夏口，鄂州才叫武昌。三国孙权在鄂州建武昌城——取“因武而昌”之意。夏口的军事地位越来越突出，夏口建城，武昌的府治向夏口转移，夏口就变成了武昌。
夏口，是夏水入江之口。汉水古代也称夏水（也称沔水，从襄阳至沔阳的一段也称襄河），从陕西汉中发源，流经襄阳至汉阳汇入长江。武昌城正对着夏水入江口，故称夏口。这是明朝成化之前的入江口，在现今汉阳的锦绣长江小区一带。古人取地名的规律是“山南水北曰阳”，那时汉阳县政府在汉江以北，故称汉阳。明朝成化年间，汉江上游发大水，原来的河道淤塞，汉水改道由现在的集家嘴、龙王庙入江。从此，汉阳县政府就处在汉水以南，变成了汉阴，汉口才是真正的汉阳。
夏口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北宋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有“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的句子。这里的夏口还是如今的武昌，这里的武昌还是鄂州。此处是山绕着水，水绕着山（山川相缪）的地方，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美不胜收。
传说屈原在流放时曾路过武昌。南宋名将岳飞的帅府设于武昌，“怒发冲冠”的词就是在武昌写的。他死后平反被追封为鄂王，也是缘于此。
清朝设立湖广总督。总督湖南、湖北二省，总督府设在武昌，武昌成为两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张之洞总督湖广时，开展洋务运动，在汉阳办了兵工厂，铁厂，在武昌也办了一些工厂。武昌驻军也多，还办了陆军小学，同盟会二号领导人黄兴（湖南人），同盟会另一重要领导人、后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湖南人）都在武昌读过书，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叶挺（广东人）就毕业于武昌陆军小学。武昌地区的革命组织发展蓬勃，武昌的新军中革命党人也多，导致武昌起义在新军中爆发，革命取得成功，武昌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
这是武汉人感到自豪的地方，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就武汉的成师性格而言，我们可以说“豪气”，不必说“覇气”。
（三）汉口
汉口，因其在汉水之入江口而得名。在北宋以前的五代即有汉口之名，《资治通鉴》载：“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汉口。”明清时汉口镇因商业繁盛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四大名镇是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湖北汉口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时， 逼迫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那是东南沿海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帝国主义不满足于南京条约获得的利益，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开辟十口通商。十个口岸有四个在长江内河，即南京、镇江、九江和汉口。万吨轮可达汉口，汉口沿江都是轮船码头，汉口靠近汉水出江口的码头聚集着沿江、沿河的万千木船，桅杆之密远远超过森林，极为壮观。我对那些桅杆的高密度引起的心灵震憾至今在脑海里还未能抹去。
内地城市，汉口有五国租界：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俄租界及日租界。租界带来了欧洲的建筑风格，有些建筑如今还在。
汉口为平汉铁路的终始点，武昌为粤汉铁路的终始点。
民国时期，汉口曾经作为中央的特别市，设有海关。凡中南地区申请出口的货物，只要在汉口报关经检验合格即可放行出口。有一个时期，沿海最大最繁华城市是上海，内地最大最繁华城市是汉口。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在乡里造反，湖南的地主一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
武汉还曾起过一个重要作用。1924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国民党左派主张从广州迁都武汉，蒋介石中途叛变，带一部分人迁到了南京，武汉成为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活动中心。毛主席在这里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毛泽东赴湖南主持秋收起义。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很难说的。而决定秋收起义的“八七”会议会址，就在汉口的鄱阳街。所以武汉是给中国革命胜利第一束星星之火送去火种的伟大城市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接连丢失，抗战人士云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中心。
武昌、汉口的行政地位如此重要，交通条件如此之好，商业如此繁荣，吸引着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士聚集武汉，在此安身立命。解放前，我只是一个初中学生，我身边就有广东人、宁波人、江苏宜兴人、四川人。武汉容纳了全国各省市的人群。
武汉三镇作为通商口岸 、铁路枢纽、江汉码头，世称九省通衢，必然带来商业繁荣，人口密集。上海那边，聚集的苏北人、安徽人多，大多为下层劳动人民。城市大，谋生门路多。武汉也是如此，许多河南人去不了上海，京汉路南下直接就到了武汉，因此武汉河南老乡多，至少有几十万人。紧挨着武汉的黄陂、孝感、汉川、天沔、鄂州、纸坊等地的农民流入武汉的更是不计其数。很多所谓低等的工作，如码头搬运、人力车夫、煤炭行业、蔬菜鱼肉贩运、理发沐浴等都是外来人口承担了，没有他们，武汉一天都运转不开。
解放前，汉口在许多方面紧跟上海，上海有的，不久汉口就有了。比如，1947—1948年之间，美国生产了全球第一部彩色电影《出水芙蓉》，不仅在上海放映了，1948年，汉口也放映了。大概这就是唐先生说的“时尚”。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汉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的地位没有削弱。由于三镇合一，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使三镇真正合成了一个整体，建成了牢不可分的武汉市。
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上现今已建成的一百多座长江大桥的“老大哥”，是全部长江大桥工程的奠基性工程。
武汉是中南地区的重工业基地，著名的武钢、武重、武锅、武船等企业在国家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所共知，武汉高校在校学生在全市人口中的密度，超过北京、上海，为全国之最。从这一点，就不能将武汉文化局限在码头文化。码头文化，也不能笼统而言，看什么码头。看那些小木船，“俗”，其实是大众化。看汉口码头那些大轮船，看京汉、粤汉两大铁路带来的，就很新潮。雅俗融于一城。
三、武汉的性格
城市的性格是由人的性格决定的。不同的城市性格，反过来也会影响生活其中的人的性格。我们的人，是社会人，不是原始人。社会人生活在社会活动及不同的经济地位中，他们的思想、品行、性格，总体来说，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主要是经济地位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所处阶级不同，思想、品行、性格也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实际空谈人的性格和城市性格。
我们所作出的结论依据，不是朦胧的缥缈的历史事实。联系楚国，确有其事，却又抓不着，这就令人想信而不确信，欲否而心难否。人群的性格或地域、城市的性格，必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原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做出的结论，必来自于生活实际，必有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加上精神作用互相滚动构成我们今天的认识。
我们只有实际考察了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各方面的历史状况后，我们才能总结出比较接近真实的武汉的城市性格。
包容性。它接纳天下客。
灵敏性。武汉人聪明，反应快，因为四方来客杂处，见多识广。
勤劳刻苦。这是因为武汉接纳了周边地区大量的贫苦劳动群众，形成了这一性格。
敢为人先，勇往直前。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最能说明这个特点。孙中山领导多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唯独没有领导在现场的武昌新军（许多是本地人）起义取得了成功，非常英勇，贡献极大。武汉人敢为人先，也是它曾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决定的，不是我们随便说说就能有的。武汉曾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领先于周边地区，有优越性。从时尚方面说，解放前，总是先上海，后武汉。周边没有一个地方超过武汉的。比如，发型、衣著、化妆、文化娱乐等，总是武汉走在周边地区前面。武汉时尚的“楚楚动人”“衣冠楚楚”（唐十三语），都是这么来的，是现实社会条件造成的，与楚国没有关系。
不服输。武汉人这一特点极明显。唐十三说是“轴”，覇气，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性格。这是因为武汉人来自四面八方，各有所长，在互相交往中自己有一手，不肯服输。从消极方面说，就是有时候好“斗狠”，在码头上混，不愿示弱，觉得谁示弱谁吃亏。因此武汉人养成一种暴脾气，几句话不对，就吵起来。
讲义气。武汉人对生人不示弱，但是对熟人又讲义气。不是亲兄弟，也是“拐子”不离口。武汉人称自己的哥哥为“拐子”，当他们称外人为“拐子”的时候，是赋予了亲如兄弟的感情的。
四、武汉人的缺点
武汉人的主要缺点是做事坚持性不够。举例来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武汉搞了个“荷花牌”洗衣机，没多久，扔了，不搞了。有一个“莺歌”电视机，也是搞了没多久，扔了。人家外地都坚持下来了，如青岛的海尔，就坚持下来了，成了名牌产品。其他还有好几个例子。如武汉柴油机，武汉太阳能汽车，都不了了之。
结束语
城市的性格——例如武汉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的政汉、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在新中国形成的“性格”，和旧中国的就有很大的不同。武汉在新冠疫情期间展现出来的优秀品格，又比疫情之前有了很大升华，本文尚未深入触及。因此本文只是有感而发，抛砖引玉，仓促成文，挂一漏万，至于精理确论，就留给各位读者了。
（2022年4月12日，遥寄于美国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