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种树之理与养民之道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种树橐驼传》这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散文中，塑造了一个能乐观地对待自己形体的残缺，懂得种树之理和养民之道的残疾人形象。

郭橐驼以种树为业，并且种得很好。“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所种树，或移徒，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 “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文章用对比的手法写郭素驼种树与“他植者”种树的区别，特别花许多笔墨写“他植者"对树的"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抓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致使“木之性日以离矣”，其树一棵棵地都死去了。看起来是“爱之”，其实是“害之”;看起来是“忧之"，其实是“仇之"，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大相径庭。而郭橐驼种好树的诀窍在哪里呢?很简单——“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也就是顺应树生长的自然规律以充分适合它的本性。他不象“他植者”那样，"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而是在一切该做的都做过之后，“勿动勿虑，去不复顾"，让树木自己去自由生长，因而他种的树都能“全其天得其性”，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柳宗元将郭橐驼与“他植者”对比后，又用类比的手法将种树之理移至官理。“长人者”的“好烦其令”恰如“他植者”的“爱之太殷、忧之太勤”。作者借郭橐驼之口描绘了官府扰民伤民的情状:“旦暮吏来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郭橐驼认为如此老百姓 “辍餮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生安性呢?长人者对人民生活生产的过多干预违背了百姓自身生存繁衍的规律，百姓不能 “全其天得其性"。又怎能不既“病且怠"呢?

       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后，写了有名的《捕蛇者说》，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站在懦家仁政治国的立场对“苛政猛于虎”、“赋敛毒于蛇”的弊政进行了抨击。《种树郭橐驼传》写在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运动之中，他用郭橐驼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来寓托自己的政治见解，站在道家“无为而治”的立场 从政令烦苛这一面，对当时的执政者进行了劝喻与批评。

种树有种树的规律，养民有养民的规律。规律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内部的本质联系与 必然趋势，是各种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改变和消灭规律，只能认识它、顺应它。主观的想象与意愿不能代替规律，一事物所具之规律也不能涵盖他事物之规律。搞经济就得按经济规律办事，搞教育就得按教育规律办事，搞文艺就得按文艺规律办事。人民需要居住的自由、穿着的自由、娱乐的自由、贸易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发展的自由、需要有宽松的政治环境。只要符合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不违背法律，我们就要尽可能地为人民群众创造这些自由，保证这些自由。否则，那就违背了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规律，其结果就会与主观愿望相反。在过去高度集中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企业、对劳 动者管得过紧，统得过死，工厂的产、供、销都由政府包下来，人、财、物都由政府来支配。农村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也都要听命于上级，连生产队，更别说农民个人都没有丝毫的自主权。这种事事干涉、违背养民之道而产生的种种危害，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 逐渐按客观规律办事，政府转变职能、放权松绑，市场经济应运而生，短短的十几年就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但是，还有那么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总认为对企业、对群众、对下级管得越多越好。他们习惯于发号施令、指手划脚，习惯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社会义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今天，这种人若不改变观念是注定要被时代抛在后面的。因此，读一读《种树郭橐驼传》，也许并不是毫无益处和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