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奕昕：浅析“天朝上国”观点对晚清外交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起伏跌宕，血火交织的屈辱而沉重的历史，诚如李鸿章所言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清帝国终究因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的落后而节节败退，签下了一份份极其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涵盖范围涉及到割地赔款、出让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众多方面。

这些让民族百年蒙羞的不平等条约，很大程度上诚然是由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武力胁迫所致。另一方面，如果从清王朝一直以来所秉持的的天下观念与当时世界所奉行的国家观念之差异的维度来解读，吾人或可对国耻的产生，有更深刻地理解与体认。换言之，当时的清王朝自认“天朝上国”，而列强的国际观念则建立在所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与国”的准则之上。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如何影响了清王朝在国际外交事务上的判断与决定，使其在主权问题上陷于被动与弱势，乃至最终签下不平等条约的，是值得我们去探究的一个议题。

说到清朝“天朝上国”的观念认知，那就不得不追溯到清朝开国之初所遇到的“正统”难题。众所周知，清朝系由满族所建立。以华夏儒家“正统”和“华夷之辨”观念来衡量，古代政权是否合法，很大程度上系于统治者是否具有汉人的血统和儒家的道统。清朝统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正统问题，即满族的政权合法性亟需得到论证。因此，为了巩固政权的稳定性，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成为了清朝统治者极其在乎的政治议题。为了解决此一正统性的难题，清朝入关后的几位帝王，都试图吸收汉人的文化来诠释满洲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如清圣祖康熙登基后，便巧妙地以延续儒家经筵传统的方式，彰显其统治的文化道统所在。根据《清史稿．圣祖本纪一》（康熙十二年，1673年）记载：“ 五月壬申，学士傅达礼等请以夏至辍讲。上曰： 「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九月壬戌，上御经筵，命每日进讲如常。”（赵尔巽等撰、启功等点校《清史稿．圣祖本纪》）其后的雍正与乾隆二帝，也都循康熙的模式，努力地在汉文化上的各个领域显现出不俗的造诣。

康雍乾三帝的倾慕儒学的举动，无非是要向汉人证明：大清的皇帝文治水平，丝毫不逊于汉人的皇帝。因此，无论是康熙的勤学儒家经典、雍正著《大义觉迷录》以宣扬的满清虽非华夏族，但天命依归，还是是乾隆醉心于搜罗品鉴汉族传统的文化精品和组织编撰《四库全书》，都体现他们希冀在儒家文化上占据制高点，掌握话语权，从而建立能牢牢统合汉人士大夫于清朝皇权体制之内的政治用意。

经过开国及后嗣诸帝的努力，乾隆皇帝在汉族士大夫前面，终可相当自信的宣告：兴于白山黑水的大清，如今是承袭着“华夏”文化、受天命眷顾的、奄有四海的中国正统王朝。清朝入关后百年来的文化正统性的建构，对于巩固和建立集满汉各族于一体的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王朝，自然颇多裨益。然而，当清王朝将对于自身正统性的执着心态，转化到了外交层面的时候，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如果以“天下观”为处理外洋事务的圭臬，那么清朝皇室则必须坚持儒家经典中的 “夷狄之分”的正统观念来定义和从事外交活动。颇有意味的是，对于被清朝统治的很多汉人而言，满族是为“夷”；可是在国际交往中，对于早已成为“正统”中原王朝的清朝而言，洋人则为“夷”。而在传统的夷狄关系中，夷狄与中夏王朝的交流模式则为朝贡体系，如明朝与朝鲜例。在此一体系中，朱明为宗主国，朝鲜为朝贡国。每次周边小邦向明廷朝贡后，为了彰显“宗主国”的崇高身份，明朝则往往以“厚往薄来”的对待朝贡方，也就是民间所言的“你对我一分好，我对你十分好”的交往方式。这一行为并非出于经济思维，而纯粹是基于儒家文化的政治和道德考量。依循此一逻辑，清政府为了彰显“普天之下，莫得王土”正统性，在国际交往中，首要的目的则往往是为了维护“天朝体面”，彰显清朝皇帝的“尊严”。

民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曾记载和评论了“英王亨利八世派遣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一事。（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蒋先生指出，马戛尔尼的到访，本是一次绝佳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机会，却因为在礼仪上的观点分歧，而最终导致功亏一篑。由于马戛尔尼拒绝行使清朝面圣时所要求的的三跪九叩之礼，使得乾隆皇帝拒绝了英国人的所有要求，并关闭了与外洋交流的大门。从乾隆事后所颁布的《敕谕英咭利国王书》 的遣词造句中，我们可一窥清廷对英人的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感：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 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清朝在整个马戛尔尼访华的活动中，是以“天朝上国”的姿态来对待洋人的。在“天朝上国”的观念下，洋人作为朝贡的“夷狄”而来，因此他们必须表达对于天朝的尊敬，而跪拜之礼则是此种尊敬之情的最直接的体现。这种忽视通商实惠，尤重虚礼的观念，正源自于满清统治者对于“正统”观念的过分执著。基于天朝正统的意识，清廷习惯性地将一切对外关系皆置于“藩属”以及“朝贡”的话语体系中去构建。也即是说，缔结对外关系的时候，清廷所在乎的是维护天朝体面的“礼数”，而非商业和贸易，尽管这些虚礼是繁文缛节，但其维系着儒家的纲常名教，关乎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近代以来，清朝与外洋所签订的不平等的条约中，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清政府在条约中所放弃的关税协定权与领事裁判权，同时给予列强以最惠国待遇。循其根源，除了当时清政府的衰败与腐朽之外，也与其固有的王朝正统意识与天朝上国的观念有极深的渊源。

于今人看来，清王朝放弃关税协定权以及给予列强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乃属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的举措。然而以“天朝上国”的观点审视，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恰恰是符合天朝秩序中的朝贡体制。大清位居天下之中，垂拱而治，万国来朝，自不应当与其他藩属国在利益上锱铢必较，所以凭“羁糜”和“招抚”的方式对待洋夷，“恩赐”给他们一些实惠，让其沐浴大清朝的德泽，以彰显我“天朝”的仁德和气度。此种思维逻辑也适用于解释清朝对外交涉时，往往轻易放弃领事裁判权的现象。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法”是依附于“礼”的，法并非今日所言之契约，而更像是管理民众的行政举措，而真正关乎王朝命脉的正统性，则是儒家倡导的礼。如果“夷狄”愿意遵守“天朝”的体制和礼教，则表示其有宾服之心。那么作为一种对其“遵从”天朝体制的“奖励”，“赏赐”一些实惠，是合乎礼教的。因此，洋夷则可以建租借，并且在租借内，用“夷狄”之法去处理其部落的事物。这种做法是符合中华帝国“化外人相犯，则各依本俗法律之”（见唐律疏義 (四庫全書本)/卷06）的精神和传统。

如此来看，秉持“天朝上国”的体制，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始终是清廷对外交涉的重要底线所在。在与列强交涉时，晚清政府企图通过“广施恩德”的作法，平息战端，换取中外和局，而此一举动，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对内能维持朝廷的颜面，彰显皇帝的仁德和尊严。在环海大通，万国蒸蒸的年代，清廷的这种重虚名而不顾实惠的做法，使其在与列强的外交中，吃尽了苦头，从而也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权利和利益，如关税协定权以及领事裁判权。晚清外交家郭嵩焘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王朝办理外交的痼疾之所在，如一味怕、一味诈、一味蛮、一味蠢。在晚清七十年的岁月中，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熟悉外洋法律对捍卫主权的重要性，故有《万国公法》一书的翻译与风行。但是晚清的朝廷中枢则长期被皇权体制的虚荣观念所束缚，使得中国的变法自强运动步履维艰，直到甲午中日战争清朝被日本打败，才戳穿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让晚清统治者醒悟。然则为时晚也。

 

注释：

 【1】原文转引自《维基文库. 奉天承运皇帝勅谕英咭唎国王》,网页 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E4%B9%BE%E9%9A%86%E7%9A%87%E5%B8%9D%E9%A0%92%E7%B5%A6%E8%8B%B1%E5%92%AD%E5%88%A9%E5%9C%8B%E7%8E%8B%E5%8B%85%E6%9B%B8

 【2】原文转引自《维基文库. 唐律疏义 (四库全书本)/卷06  》,网页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E5%94%90%E5%BE%8B%E7%96%8F%E7%BE%A9_(%E5%9B%9B%E5%BA%AB%E5%85%A8%E6%9B%B8%E6%9C%AC)/%E5%8D%B706

 

 

参考文献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版。

【2】瞿巍：《另一只眼看鸦片战争》，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赵尔巽等撰、启功等点校：《清史稿．圣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4】唐律疏義 (四庫全書本)/卷06

【5】乾隆皇帝，《奉天承运皇帝勅谕英咭唎国王》，1793年发表

 

作者 冯奕昕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大学三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