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远征军的自述

1942年2月16曰，中国远征军第五、第六两个军，计十万人，开进缅甸，抗击日军．当时，按双方力量对比，井非不能战胜日寇，由于我方指挥上的原因，1942年4月28日，缅甸失守，接着日军组织陆空追击部队，向我军穷追不舍．归国华侨及缅甸难民，蜂拥逃向我国境线内避难。

    我预二师奉命星夜出发，抢占惠通桥要点，死守待援，保护华侨及难民转移后方．当时师部任命我为支队长，率领所属官兵组成先遣支队，在营地碧鸡关登车先行，急进保山，抢占惠通桥，占领大鲁山要口，阻敌于怒江西岸。

支队经一天一夜汽车急行军，于五月二日傍晚到达保山东门，当地居民报告说，日机已两次轰炸保山城，炸死城内学生、居民万余人。城内横尸遍地，一片浓烟火海。

 我命令队伍向惠通桥急进。经过辛街，到达大鲁田山麓的惠通桥东岸峡谷进出口，约9时许，与日军已渡过怒江的先遣部队遭遇，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战斗持续一天一夜，双方死伤惨重。支队官兵，奋勇杀敌，第二天拂晓终于把敌寇逐出峡谷，占领大鲁田山巅阵地，控制住惠通桥，形成隔山对峙态势。支队清扫战场，查点阵亡官兵，一一进行了妥善安葬。此役支队伤亡三百五十人，日寇遗尸五百六十具，还不包括他们抢回的数字。

日寇快速追击部队，于五月三日突破中国南大门——畹町，长驱直入龙陵、芒市、遮放。五月五日日寇大部队到达龙陵，派兵抵达惠通桥畔。

缅甸归国华侨及缅甸难民几万人，被围困在惠通桥西岸两侧丛林山地，饥饿之极。日寇追击部队到达惠通桥西岸，被我狙击部队阻止，日寇于是以松山为据点，扫清滇缅公路障得，组织兵力搜山，华侨和缅甸难民无处藏身，只得亡命冲出丛林，投水过江。日寇用机枪扫射，发现女人，不论老少，剥光衣服，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地轮奸。其兽性暴行，罄竹难书。

怒江自古不通舟楫，水流湍急，水冷彻骨，险性极重，人兽下水，肌肤皆裂。江底暗礁林立，古称怒江为险恶死地。我用望远镜眺望西岸，目睹日寇罪行，立即组织打捞队，用火炮、机枪掩护，抢救投江难民，怒江水面，具具浮尸，水流尽赤。守江战士，义愤填膺，切齿呼喊：“血债要用血来还！”

我命令押上在峡谷俘虏的日寇二十余名，排列山巅，向西岸喊话：“他们（指俘虏）本可受到优待，你们若不停止追杀难民，将他们立即杀头”。日寇果然停止开枪追杀难民，前线暂时平静。

由缅甸逃难归国华侨一女学生，在西岸50公尺绝壁上投江，飘浮到东岸，已奄奄一息。经打捞队救起，急送临时收容所，随军护士王莞尔用人工呼吸抢救多时，才渐渐苏醒。那女学生坚决要见指挥官，王莞尔用电话报告，我即命带来阵地指挥所。

我问她的情况，她一一作了回答。她说：“我叫林意园，福建厦门市人，幼年随父母至缅甸仰光华侨中学读书，今年应届高中毕业，虚岁19。父母是岭南大学的毕业生，执教于缅甸华侨中学。另还有一个小弟。在仰光沦陷前，全家逃难，辗转多日才到芒市，跟随逃难群众到怒江时，被日军冲散，只身躲入丛林，父母兄弟失散。今晨日寇搜山，为免受辱，奋身跳江，投水后拼命挣扎，想游过东岸逃生，谁料已精疲力尽，眼看求生无望，幸得贵军营救，感恩不尽，还恳请贵官行善到底，为薄命女子寻找父母小弟，他日必当图报。”听罢此女子之言，我低头沉思。忽然王莞尔上前报告：“今日清晨，哨兵在左侧丛林中发现一对五十左右的夫妇，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少年，现已安排他们暂避裹伤所，”我即命引见。

王莞尔把他们三人领来。林意园远远便认出此三人正是自己失散的亲人，快步上前，抱头痛哭。四人全都跪在我面前，连呼“救命恩公”。林意园父亲当即取出黄金十两予我，以表酬谢之情，并说：“意园在学校本是游泳好手，得过奖，但在这险恶的怒江中，也难免灭顶之灾。幸得贵军抢救，我一家人方得团聚。”我说：“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战死沙场为光荧。国家赋予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收受礼金，岂不惭愧？况当前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我身在战场，安知命存几日？要黄金何用？你们回乡路途遥远，正需钱用。”林父这才把黄金收回。

我命王莞尔领他们一家四人到战场后方，安排食宿，等候伤员运输车带回后方。在返途中，林老夫妇向王莞尔探询我的情况，莞尔告诉他们：支队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生，现年23岁，为人慷慨，打仗英勇，带兵有方。林氏夫妇十分赞扬，连呼：“中国万岁！中国有此等有为青年，中国亡不了”。

三日后拂晓前，运送伤员军车来到。我命令王莞尔通知伤员即刻上车，另留出两辆车专送华侨和难民。为防日机袭击，我布置了对空射击部队。不多时，伤员、华侨、难民上车完毕，唯林意园坚决不肯上车。她执意留下参加抗日，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并说：“如不同意，便伏卧车前，在父母面前辗死。”驾驶员急着要开车，林氏夫妇无法，只得转身拜托于我，与女儿挥泪而别。

我被这女子爱国热情感动，便把她留下和王莞尔结伴，担任支队卫生员。

次日，突然有日寇士兵一名，手执红十字白旗，驱牛羊廿余头，向我方冲来，牛角上绑书，牛尾系鞭炮。日兵点燃鞭炮，牛羊加速飞奔。哨兵飞报于我，我思忖，即便牛羊腹内全是炸药，也炸不掉大鲁田山一角，便命令哨兵不要开枪，让它们过来。

日寇在西岸不断用红十字白旗摇动，表示无其他恶意。

阵地土兵见此情景，不明对方用意，先开枪击毙一头牛，并解下牛角书急报于我。

只见书上写道：

 

函达对面指挥官阁下：

前皇军与贵军鏖战于大鲁田山峡道，贵军英勇，阁下指挥有方，创历史奇迹；敢请将皇军遗尸安埋，以安亡魂。皇军受天皇之命，负圣战之威，目的为求东亚共荣。阁下深明大义，洞察得失。中国战场已全被皇军控制，国际通道全被皇军封锁，贵我作战态势，当可明悉，望再慎思。双方立即停火，共同合作，化干戈为玉帛，一致对付美国，方为上策。今以牛羊薄礼镐劳三军。望璧还惠通桥天堑，罢战休兵，特征求贵军高见。

皇军十五军团先遣大队全体官兵

1942年5月7日9时    

 

我拆阅来书，知为缓兵诱降之计，意为松懈我军斗志，他们好趁机突袭，以达一举歼灭我军之目的。祸心彰昭，岂能无知！乃作复如下：

对面官兵：

接阅来书，不胜惶惑。所叙各点，实属荒唐，所谓壁还，理应从我国土全部撤出，岂此区区惠通桥而已。所谓东亚共荣，更属荒寥。拥兵压境，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奸淫掳掠，罪恶累累，铁证如山，岂能听而不闻，视而无睹！侵略说成共荣，谎言连篇，欲盖弥彰。

我军守土有责，以暴还暴，为真理而战，直到一兵一卒，决不罢休。罢兵休战，非属你我之职权。

牛羊未击毙者全数驱还。此复。

中国7l军先遣支队

1942年5月7日10时30分

 

复信写好后，我以支队长名义集合全体官兵，宣读敌军诱函和支队复函，宣讲“抗日救亡，匹夫有责”之理，激起官兵敌忾同仇的旺盛士气，无形中凝成了生死同心的巨大力量。

王莞尔、林意园两护士，听了我的讲话后，情绪激昂，竟破指以血写下了决心书：“我俩听了支队长报告，决心同支队长和全体官兵共存亡，不杀尽敌人，决不下战场。此誓！”我立即向大家宣读她俩的血书，激起一阵阵激愤的呐喊。士兵纷纷举手宣誓，决心跟随支队长抗战到底，不杀尽鬼子，决不下战场！

我从军四年，经大小数十战，从未看到如此情景，彻夜亢奋难眠。

6月中旬，我师正积极准备渡江作战时，接到外交部驻昆明办事处电示：“滇边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目前为敌我必争的战场。为着争取土民，坚定其抗日意志，配合我军主力正面作战，进行山区游击战，必须及时派遣得力干部，深入民间，做好动员联系工作，以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师部立即呈报军部，同时奉命俟机渡江进击敌占区。在决定行动前，师部在保山召开团和独立支队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当前作战形势，布置任务。

我支队接受了强渡怒江，进入高黎贡山、潞江土司辖地——新城的命令。师部要求我们必须做好群众政治工作，动员地方力量，进行游击战，减轻惠通桥友军的正面压力，策应主力渡江，并随时待命出发。

回支队后，我开始积极准备。并向王莞尔、林意园二人传达了师长的面谕：要她俩改着便装，在情况不利时，可躲藏民间，以保安全。王、林俩经我恳挚说服，方同意脱下军装，改穿便服。但表示：“此次接受新任务，我俩抱定必死之决心，愿预写遗书，以表忠心。”其遗书为：“今日出征上战场，昔日夙愿得酬偿。为国保民保边疆，与敌拼杀在沙场。必死信念气豪壮，但愿遗尸合埋葬。亲友闻悉莫悲伤，化作高山伴怒江。只憾亲恩未报偿，魂归故里跪爹娘”。王、林这一行动，掀起了全支队官兵沸腾的报国热情，大家都纷纷要求预写遗书。我只得吩咐王、林二人帮助不识字的士兵代书遗书。其悲壮之景，难以言状。

我携战士们的遗书到司令部呈缴。师长、副师长、参谋长一一传阅，拍案叫好，并问我：“此举是谁带头?”我答道：“是王、林俩发起”。师长深为感动，称赞此二女的亦胆忠心，命令立即传谕全师，也称赞我支队此举胜过增加十万大军。

7月3日，支队挥旗出师，移军怒江畔，于红木树渡口，扎筏强渡。渡江完毕，兵员无伤亡。部队进入高黎贡山，向土司驻地——新城推进。途中末遇到敌人拦击，顺利到达目的地。

高黎贡山古战场，是三国时孟获占领的巢窝，地理环境特殊，为兵家畏途。诸葛武侯为避免后人迷路丢命，在石壁上凿字曰：“此地有哑泉，水不可饮也”；“此地有瘴气，军不可宿也”；“此地有莓草，马不可吃也”；“此地是死地，人马快速通过也”。武候所立标志，对支队行军作战极有帮助。

山中气候变幻莫测。山顶终年积雪，山腰气温，一日数变；山麓高热，令人汗流挟背。因温差悬殊，支队官兵均不适应，病员激增，真有不战自溃之虞。我为此日夜焦虑，突然受武候当年就地采药救冶全军之事的启发，想起林意园熟悉热带气候，王莞尔母亲在长沙当过医生，不妨和她俩商量商量，也许有什么办法。

王莞尔呈上写在手帕上的治热病的草药方，我看了笑逐颜开，即命林意园陪同快速上山寻找药草。不一日，两人采来草药一担，加水百余斤，熬煮提炼，分送各线战士饮用，果然见效。

当时我支队已筹得军粮一百石，征集划筏水手二百名，向导五十名，均集结在新城及红木树渡口待命，另外敌人动向也已摸清，我便将以上军情及王、林二人事迹一并向司令部报告。

新城，是摆夷族土司居住地。土司官府的设施与人员部署，仿照封建帝宫，但土司只准有半副銮驾。城防部队的多少，要看各土司所辖地域大小、财政收入多少而定。新城土司衙门内，只有一武装中队 (相当一个连兵力)，平时维持治安尚可，但若抗击日寇就无能为力了。经支队动员，土司情愿把队伍交给支队统一指挥，并献出全部的储粮，这些粮食，可供全师三年之用。

支队得到土司的合作支持，便发动军民在新城外围构筑工事。

一日有侦察兵从敌占区回营报告：敌人集结一个大队的兵力，向新城扑来。

我立即转告土司，支队进入阵地，准备战斗。命王、林二人随同家属等转移深山。她二人却不肯从命，说：这种逃跑主义命令，决不接受。

夜暮渐渐笼罩大地，新城上空星光闪闪，枪声、炮声此起彼落，敌我激战通宵。

日寇地形不熟，进入要口，皆中我埋伏毒弩射击，此种毒弩，是土民用药制成，见血封喉，无药可治，拂晓前，敌人退出战场，遗尸三百五十余具，我伤亡仅一排人。

据分队长报告：在他的阵地内，有一班人中敌炮弹，全数牺牲。幸王、林二人及时冲出阵地，用机枪封锁前进敌人，全线才未遭突破，并且救回五个重伤战士。

我把新城战役经过，详报司令部。司令部电复嘉奖，给全体官兵记一等功一次，王、林俩记特等功一次。

敌人新城失利，在于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山地战不同于平地战，防易攻难，加之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语言不通，敌人很难得到真实情报。这次新城之战，敌人就误以为城里没有守军，只是土司的城防部队，没有抵抗能力。由战后俘虏的供词中获悉，敌人原曾想争取土司，没想土司早与我支队合作。

估计敌人不久必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而支队对新城没有坚守之任务。支队的任务是声东击西，迷惑牵制敌人，减轻主力军正面压力，便决定放弃新城，转入高黎贡山深处，引敌进山，再设伏消灭之。

我将当前情况向土司作了分析，比较了得失利害，请他把家属沿江转移至保山，土司署迁至大圹子，这样，即使敌人大军压境，新城夷为平地，人员可保。土司说：此事还有难处。署内工作人员近百人，家属也有百多人，加之他们各有听差四、五个，共计千余人，日开销2千元以上。移至保山，这笔钱难以应付。必须把这事先奏明国太（土司的母亲），请国太定夺。

下午二时左右，土司陪我进宫晋见国太。我等均按当地的礼节跪拜相见。由土司担任翻译，我向国太分析了目前形势，论述了新城不能固守的理由，土司译奏后，国太环视宫内王后、嫔妃、公主、儿孙一干人，说道：“请支队长暂退，容思考再定。”

晚间，国太遣人送来肥牛两只稿赏士兵，并约定六时在王宫绣花楼，宴请支队军官。酒过三巡，国太谕示：已经熟虑，决定依照支队长的决策办理，暂别新城。土司署移至大塘子。愿随行者同行，不愿者，发给安家费各一千元，战事平息后听召。

司令部通知师属各卫生队，派人到支队学习治疗热病的方法。军民都知道支队有王莞尔、林意园两个好医生。

日寇悬出重赏，要取我及王、林二人的头。

司令部命令我支队速转移高黎贡山深山老林，进行游击战。

日寇因对高黎贡山地形不熟，又知道当地工人的毒弩十分厉害，热带病又十分可怕，故不敢进山扫荡。

我把支队分成三个分队，各占要口，独立作战，一处危急，三处合围合击，迫使日寇龟缩腾冲城内，不敢轻易出来侵扰。由此，支队控制了主动权。

9月，日寇为摆脱困境，组织了大扫荡，企图逐我出马面关街头司令部。

经充分研究敌情，司令部决定撤回怒江东岸，仅留两个团和我支队在高黎贡山区继续对敌战斗。司令部命令一团固守马面关阵地，支队在高黎贡山区分散潜伏，待机而动。

马面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是高黎贡山伸出的两臂，山陡壁绝，只有马面关一个通道。其左簏是九渡河，河水没膝，河宽十公尺，从河上无法攀登至马面关峰顶山上，大石连大石，易防不易攻。

9月14日夕阳西下，日寇以一个联队兵力，带上轻快炮两门，在夜幕笼罩前到达马面关下，开始向我炮击，同时出动步兵。

我支队负责守卫马面关左侧阵地。日军用波浪战术，以死尸筑为工整，—波消灭，一波接上。鏖战彻夜，日寇死伤惨重，暫时停止在马面关半山腰，欲待拂晓前再发动攻击。

夜深人静，王莞尔用话筒对着敌方唱东北流亡曲、秋水伊人等歌曲，既激励自己对日寇的仇恨，又以此悲凉音调，激起日寇思家之情。果然，鬼子得知对峙守军，原是惠通桥遭遇战的先遣支队，格外惧怕，拂晓前，有鬼子用石头带一纸条包扔过来，打开一看，上写：“请枪下留情”，可见敌兵心已怠惰。我估计日寇可能撤退，便下命令：如果敌兵不前进，便不要发枪，待其接近，可用手榴弹阻击。当时右侧友军战斗正打得激烈，为支援友军，支队发动猛烈攻势，敌军不支，纷纷溃逃。右侧友军见我支队冲出阵地英勇与敌奋战，也全线出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时间，兵器相撞，杀声震天。日军全线动摇，退至马面关下。

马面关战役，支队又得到上级嘉奖，并受命重返高黎贡山，在腾冲外围活动，相机袭击日寇。

我方在街头镇重建了司令部。

支队在马面关战役后，休整了数日，为了协助突击腾冲的敌司令部，支队向少数民族征召了一连毒弩队。

　经过短时训练．支队移驻较隐蔽的山坳，逐步地接近日寇来凤山阵地。此地，无人居住，山高入云，地形险要。中间，有一块三平方公里的平地，山茶花相互争艳，远看如一片红云。

侦察地形后。支队逶迤穿梭，跋涉攀登．翻山越岭，除千难万险，来到腾冲城边来凤山。

 探悉腾冲城内只有日寇五军团的一个联队固守，联队长兼城防司令。我决定夜袭司令部，以两个分队兵力攻击来凤山，战斗打了四个小时，敌军完全处于防御状态。他们不清楚我方实力和兵力部署。只以火炮还击，并无出击行动，我考虑，我方兵力与敌悬殊甚大，必须在拂晓前退出战斗，否则；天一亮将陷入被动，便命令部队分别撤回高黎贡山。

 在撤离中，忽然一颗子弹，落在我身旁，我当场被炸伤，昏倒在地。王莞尔、林意园两人奋不顾身，把我抱回裹伤所，并急电报告司令部。

  敌军闻我方枪声突然停止，知道是撤退了，竞有数十名胆大的出阵追击，幸我预伏少数民族毒弩连埋伏掩护，日寇不明毒弩为何武器，用手摸弄竹夹上的红点，皆中毒昏倒，七窍流血。因此不敢追击。

  司令部紧急电命一分队长暂代支队长职务，支队撤至高黎贡山安全地区整编待命。王、林两护士护送我到后方治疗，我们在日冠封锁线内辗转七天七夜，方脱离险境，到达保山野战医院。

 

当王莞尔、林意园两护送我离别支队官兵之时，均痛哭流涕。

在保山医院，我由于流血过多，伤势过重，昏迷不醒。王、林俩日夜轮值病床不离。经两个月的抢救治疗，我逐渐清醒。四个月后，王、林两才把这一切言告我。

我闻言，泪如雨下，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对王、林说：抗战胜利后，建国是重要问题。我国的文化教育，跟不上时代需要。你俩未学过军事，呆在部队不尽合适。现在你俩既已离开战场，我也需要较长时间养伤。我建议你俩去后方继续读书。听说昆明西南联大寒假招生，你俩速去应试。若能录取，一切费用，由我负责。望三思而行。

王、林两低头沉思片刻，表示同意。

我把这情况报告司令部。司令部批复：

1.准予所请。

2. 由司令部出面保送应考。

3. 由司令部人事科办理，王、林以少尉军衔带薪深造。

4. 发给王、林战场三次立功奖金各五千元，由军需处办理。

另发有军令部调领一纸。令我伤愈出院后立即去成都黄埔军校报到，受训一年，回师分派工作。

1943年元旦，我和王、林收拾行装，准备踏上新的征途。三人同到昆明。我候车三日，王、林俩脱去戎装换上红装，去联大报到注册。

我到成都黄埔军校后，学校和教官们都对我十分青睐。中央决定，在各战场抗战紧要关头，调集人员受训，组织十万青年军，作反攻缅甸的劲旅。因事关国家民族存亡，意义重大，故学校安排的课程十分紧凑，每天几无休息的时间。

王、林来信云：她俩情绪渐渐稳定，已投入紧张的学习。因为她俩是由部队保送，在战场杀过鬼子，又立过三次战功，故学校教授和同学们都对她们十分尊重。课余时间，请他们讲述抗敌作战故事。同学们被其实战经历感动，也如同置身沙场。

王、林忧心我伤口，置得云南道地三七药材，寄到成都。

我与王、林书信频繁，1943年11月，突然中断，我疑虑万端。

12月中旬，大兵团作战对抗演习。我担任东军参谋长。在演习阵地上，校方送来了军令部传达印度联合作战总司令部调令：即令在校受训学员孙梦来，在12月30日前，乘本部专机，飞往印度总部报到，接受新任务，不得延误。

演习总指挥部立即命令我就地交接演习任务，回校部等候专机启程。

我寻思：本人在印度联军总指挥部人事部门没有熟人和同学，点名调任，必有缘故。

回到学校，印度方面连续发出两函，信封字迹是王、林二人的，心中疑虑重重。拆开细阅，才知实情。 王、林两在学校时，远征军总部到联大招收一百多通译人员，但应招条件很严格:1、大学毕业班学生或同等学历；2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身高1.7米以上；3男女兼收。保证反攻缅甸战争结束后返校，待遇从优。王、林两在好奇心驱使下，再加上同学们一致怂恿，便报了名。招生办查阅了档案，当即批准，通知学校备案。此次联大共批准二十二名。11月20日，王、林两便乘专机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联合总司令部，担任总部翻译官。有一次王、林翻译一件公文，史迪威请求中国速派参谋一名，到印度总部担任特殊任务。王、林两不知这特殊任务的内容，但想着可以在一起工作，便竭力推荐。史迪威将军提出几个条件：1黄埔军校毕业；2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1.7米以上；3具有实战经验。王、林两认为我符合条件，便大胆写了推荐书，得到批准。印度总部向中国军令部发出了请调电文。

1943年12月某日，我在成都飞机场登上特来迎接的军用飞机，腾空离开祖国，飞向印度。飞机在昆明加油后，继续升空飞行，下午2 时，徐徐降落在异国机场。

王、林二人在机场迎接，并陪同我坐车到总部，面见史迪威将军，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史迪威将军询问我作战经历，我回答：自黄埔毕业，在战场服役，在滇缅边境，与日军打仗，经过大小战斗几十次。负过重伤，现已康复。将军竖起大姆指。

总部副官发给我校官军服，并安排住宿的地方。我被领到总部三楼201号房间。副官呼出服务员——芝加哥大学到战地服务的女学生路易斯，嘱咐道：这位中国朋友新到总部，要服务照顾好。

路易斯为我铺床、叠被，又拿来所需用品。房间里有电话。

路易斯宣布纪律：1早晨6点起床，由她送进早餐；2  6:20分由她陪同去森林散步；3  7:20分，由她开车去司令部上班；4  11:30分，由她驱车接回午餐；5  12:30分，由她开车送去上班；6  17点接回；7  22点回房间。有特殊情况，必须说明。如不照办，便报告总部。

王、林俩向她要求：中午饭和晚饭，请安排和她们同桌，路易斯同意了。古怪的是，早餐由服务员送到床前，坐在床上吃。吃完后再起床刷牙、洗脸。我当时想：这样的规定，无异于把我锁在路易斯的裤带上了。

到联合作战总部服务的姑娘，首先要学会一些中国常用语，所以用英语、汉语加手势对话，对方基本都能理解。

王、林问路易斯：你来参军是自愿还是征召的？路答道：是我们国家宪法规定的。不论男女，年满十八，国家对外战争，便要应征入伍。国家指定谁，谁就一定得无条件上战场，完成上帝给予拯救人类的神圣使命。个人没有权力提出异议。

……

我三日假满到总部办公，专管情报、兵员补充、空中联络。数日下来，总部有关上级一致认为我处理得体，认真负责，效率很高，史迪威尔感到很满意。

总部办公室有中国人四名，英美人四名、通译员4人（包括王、林）。共12人，主要工作为办事、书写、打字、译电等，还有数个杂役人员。

1944年4月初，总司令部大反攻计划付诸实施，代号“杀龟”。

前线英国一师，被围困在坎底地区，急电呼救。史迪威尔顿脚大骂英国指挥官“饭桶”，破坏了大反攻计划，扫不清前进路上障碍，大兵团便不能顺利推进。

总司令部派我乘坐战斗机前往侦察，航拍敌军阵地工事、布防以及火力配备、控制区域，以利研究需派多少解围兵力，如何安排进攻部署。限令我24小时内作出解围计划交总部讨论。

在敌人上空侦察摄影，如果挨打，毫无还手之力，确实是九死一生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军人，自当表现大无畏的为国家牺牲的精神。我埋首军事地图，用红笔划出进出敌阵地路线，标出红线箭头，预谋万一被击落如何销毁摄影资料等。

1944年3月5日晨7时，参谋处同事手执鲜花前来机场送行。林、王二人身着戎装，在飞机旁和我合影。

飞机由美国卡匹敦上尉驾驶，美国芝加哥大学应征学生曼丽小姐担任空中地面联络员。

7时50 分，飞机抵达敌阵地坎底上空。曼丽向地面报告，飞机已抵敌阵地上空。我命上尉按红线加速低空飞行，同时打开摄影机，快速空摄。8时10分，曼丽中弹，昏倒坐椅，血透衣襟，中断了与地面的联系。机场人员宣告：飞机失事。全体人员肃立，为战友默悼。

王、林俩闻讯，顿足痛哭，竟拔出佩剑欲自刎。路易斯上前抢夺，双手碰伤，血流如注。其他人员均上前阻拦，多方劝解。王、林俩声泪俱下：孙必已为国捐躯，我们为知音、战友，义当殉身。8时20分，史迪威尔将军赶到机场，问林、王：有什么要求？林、王说：要求将军立即派出战斗机队、跳伞部队、直升飞机，抢回孙校官尸体。将军表示同意。

营救机群于8时40分与我完成任务后的侦察机在途中相遇，共同返航于机场着陆。救护人员冲进机倉，曼丽已休克，剪开衣服，周身检查，胸部和腹部两处中弹，幸未伤及要害，即送医院抢救。卡匹敦上尉在机上只感觉自己臀部麻木，不知自己也负了伤，故能保持正常驾驶。及至回到机场，见自己满身鲜血，随即昏倒，也被救护人员送去医院抢救。我也满身鲜血，衣服弹孔象蜂窝，但神智还很清楚。由王、林二人扶下飞机。经检查，只是被子弹擦伤皮肤，要害部位均未中弹，止血裹伤，无碍生命。

不日，英军解围，中国远征军缅甸会师在望。史迪威尔将军调任回国。我受到嘉奖并晋级，虽伤势不重，但流血过多，身体十分虚弱，故暂留印度养伤。史迪威尔将军到医院与我话别，告知萨尔坦将军将接替他的工作。

1944年10月21日（史迪威尔离任后一日），我执笔呈请新任总司令萨尔坦将军，批准他回国养伤。总部批复：“该员在国际战争中负伤，为盟国尽到最大责任，所请返回祖国休养事，理应照准。”

10月22日，仍由路易斯驾车，送我去机场，我就这样离开了印度，回到了祖国昆明养伤。

 

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火，愈燃愈烈，我心痛欲裂。假如不死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场，而死于国共内战，实在不堪想像。

我奉命赶赴东北战场。黑水河一战，多少冤鬼亡魂落异乡！我又奉令赴朝阳山前线。心想：这样打下去，这又将多出多少孤儿寡妇，又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反对内战的思想由此而生。我决定以一人之性命，拯救千万生灵，违令不进入战场，以行动反对内战。我因抗命被押上军事法庭，判刑七年零三个月，在监狱中苦度岁月。幸得中途宽刑，得以解甲归田。

1947年出狱，回到了家乡，心灰意懒，无复仕念。在本村兴建小学一所，为国家培育人才。

国防部查阅公孙档案，知已中断职务，在乡赋闲，于是命令我到国防部报到，另行委任工作。直到1948年冬，国防部迁至台湾，又一次脱去戎装。

新中国成立，调杭州干校。1950年毕业。派无锡市工作。1953年“镇反”运动开始，公孙作为运动对象名列榜首。1954年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判刑五年，投入苏北劳改农场，强制劳动。劳动量超过体力负担。一日三餐，每顿是玉米汤两碗。两年后迁昆仑山麓垦荒。冰天雪地，体虚多病，实在很少有生还的希望。1960刑满释放，但要家庭接收。我此时已病倒在昆仑山野马滩垦荒地，奄奄一息。劳改单位通知家属，家人回信：“与孙某已无感情，泼水难收。”劳改单位持信转告于我，并说：“天下诚有此等绝情之人！现在批准你，不要手续放你回家。”公孙回到梁溪，无家可归，流浪街头，雨水浇湿全身。

后来由政府安排在工厂打扫厕所、做杂役。月薪28元，糊口活命，还要赡养八十六岁的老母亲。

公孙在文革中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是革命的对象，没有资格参加所谓的革命队伍，只有夜以继日地被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公孙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时，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学生工人都走上街头闹革命。

直到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才拨乱反正，纠正了在各个运动中所产生的冤假错案。我在二十七年的囚禁中（包括服刑和剥夺自由），肉体被折磨、人格受污辱、自由被剥夺。二十七年，一个人半个生命的苦难，也总算过去了。只是1970年，下放农村回原籍，在不断地被斗、被打、被 “坐飞机”的酷刑中，折伤了右臂，留下了后遗症。阴天下雨，便酸痛难忍。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5年3月4日下达判决书：“原审对孙梦来反革命罪判处是不当的，应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特判决如下：一 撤销原无锡市人民法院（51）法刑字第1328号刑事判决书；二 撤销原无锡市人民法院（54）法刑字第881号刑事判决书；三 对孙梦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