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波：大学语文教师应具有现代化的教育思想

 

现代化的教育思想是任何一科的教师都应具有的，不独大学语文教师。只是因为此书是写给大学语文教师的，故而首章标题为“大学语文教师现代化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现代化教育的宗旨

现代化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谈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必须要弄清现代教育的宗旨是什么。现代教育的宗旨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谓自由的发展，即指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人能按自我意志、自我意识、自我兴趣而不是外在的力量去发展，具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格；所谓全面的发展是指人具有与其学历相应的人文与科学常识，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强的适应性，较宽的选择面、较好的自我完善的能力，能较有效地预测自己的职业前途并能在职业生涯中较好地挖掘自己的潜力。自由全面地发展，造就的是一个和谐的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自由全面地发展，强调的是人的自主、自尊和人的主体地位，是以人（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而不是以教材、教师、课堂为中心的教育。

自由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必须厘清以下的概念：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

 

第二节  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

             

何为专才教育？一般的专才教育注重向学生传授某种实用的知识和某一项具体的技能，学生毕业后能对口上岗；高层次的专才教育培养在某一领域或者某一行业有专长的人才或专家。而通才教育则不以传授某一具体的技能或专业知识为目的，它注重学生文理的融会贯通、学科的综合交叉，知识的丰富性、涉猎的广博性，注重培养学生广泛的学习兴趣和广泛的适应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独立思考的精神。专才教育是“实用”的教育——它的作用是“看得见”的、狭窄的、短期的； 通才教育是“无用”的教育——它的作用是“看不见”的、长效的、一生的，而且象酵母一样，越到后来越有效应。

 “通才”这个概念是美国教育家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提出来的，通才教育与自由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文科教育等均出自同一个英文单词： Education of Liberal Arts。洛厄尔于1909——1933任哈佛大学校长。通才教育是他的治校理念。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哈佛的目标是培养完整意义上的“人”——现代社会里，一个优秀的人才应该具有的知识和素养，大学都应当给予它的学生。哈佛强调学科的广谱性。核心课程主要有文学、艺术、历史和科学4个领域。学生在4年的本科教育中接受的主要是通才教育，在完成4年本科的人文自然科学的教育后，才真正进入他们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哈佛建立于1636年，有资料显示：美国有6位总统、32位诺奖获得者和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们从哈佛走出，这不能不说与该校倡导与实行的通才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其实美国许多大学在本科阶段都以通才教育为主。 通才教育虽然也是一种基础教育，但它是一种比中学更高级的基础教育，带有强烈的综合性、广义性与文理相通性（或者更注重人文科学）。这种文理相通的跨学科跨专业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在为人的一生打基础。这种教育看起来学的多是些在短期内派不上用场的“无用”的知识，但正是这些“无用”的知识，使许多学生都成为复合性人才，多元化的知识使他们在今后职业生涯中有广泛的适应性，有发展的潜力和难以估计的后劲。而对于研究生来说，本科的看似与专业无关的学习，恰恰给他们日后的人生和专业研究插上了翅膀，使他们更具人文情怀、视野更开阔、关注更广泛，对未知的领域更敏感，更便于从文理相融的大视角寻找突破口，因而也更富有创造性。比如医学院的学生在本科阶段虽然基本没上专业课，所学看似与医学无关，但正是这些无关与无用的知识，使得这些未来的医生们懂得了如何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奠定了他们的职业道德基础，培养了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使他们大多数人均能从哲学、历史、社会、家庭、伦理、心理、生理等诸方面来认识医生这个职业，并且将这诸种知识与医学专业知识相融合。哈佛的校长陆登庭1998年在访问北大时曾说：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他说20世纪最实用的知识都是在对自然界基础知识的探索中获取的，而不是追求“有用”的结果。比如半个世纪前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当时没有谁能预料这个发现会给遗传领域带来怎样的变革；同样，激光、卫星、光纤、磁共振影像等高科技的发现过程，最初也完全出于对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而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倘若在最基础的研究方面没有一点好奇、一种兴趣、一份投入，也不会有社会和人文学科的重大进步。因此，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大学应该把“无用”的基础研究放在首位。陆登庭所说的“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教育就是哈佛和美国高校所坚持的通才教育。

普通高校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高校就应当实行通才教育。民国时期，梅贻奇主政清华大学17年，也力主与力推通才教育。梅贻奇以为大学教育“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他在《大学一解》中讲：“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也说：“大学教育毕竟与其它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民国灿若群星的大师与大家许多都出自于清华：如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曹禺、林庚、乔冠华、王铁崖、赵九章、王竹溪、季羡林、吴晗、彭桓武、费孝通、吴恩裕、何泽慧、王大珩、段学复、林家翘、邓稼先、朱光亚……而且我们还惊讶地发现这些大师与大家虽各自“术业有专攻”，但他们大多文理兼通，赵元任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不仅是中国语言学的巨擘，还是杰出的音乐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而那些理工科出身的，也无不具有厚实的国学根底和人文修养。

有学者对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时就指出：钱学森的大成智慧者应该是一个全才、通才，理、工、文、艺结合。①钱学森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既擅长作画又擅长写诗。著名旅美作家林语堂也是个全才。写作是他的本行，画画是他的才艺，发明是他的爱好。他倾三十多年的功夫，在美国发明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他的中文打字技术比电脑中文打字提早了50多年。武汉大学已故李国平教授是著名的数学家，同时擅长写诗，还是有造诣的书法家。今年清明游晴川阁，在晴川阁的众多碑刻中，看到李国平的诗与书法，不禁很是赞叹。前几天笔者在《武汉晨报》上看到（2017年3月16日15版）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李轶群老师以写“情诗”（《如果有一天》）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的报道颇有感触。李老师有感她所任的“酶工程”课程专业术语的枯燥难解难记，别出心裁地把这些术语编进诗歌，以诗歌的方式帮助学生学习，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李老师表示：理工与文学相互碰撞，能产生奇妙的火花。赵元任、钱学森、林语堂、李国平及李轶群老师的例子正印证了钱学森与梅贻奇及哈佛大学文理兼融的教育理念的科学性。

建国后，在 “专”与“通”方面我们曾走过一段弯路。1952年，国家按照苏联模式实行高校院系调整，建立起中国教育的‘苏联模式’。1952年11月号的《人民教育》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曰“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是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因为苏联已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和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收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大力 削减综合性大学,以发展专门学院为主（最典型的是清华大学由原来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一所纯工科大学，成了“工程师的摇篮”；浙江大学也由原来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一所工科大学；而燕京大学则一分为八，文科、理科等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等），实行‘专才教育’模式。按产业部门、行业甚至按产品设立口径狭窄的学院、系科和专业。这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单个专业的实用性教育格局，虽然一时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急切需要，但长远来看，既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国家的战略利益。计划经济时代，大学毕业生就业曾流行一句话叫“专业不对口”（那时大学生是国家包分配的），它是指毕业生在校学的此专业，却分配到其它专业的部门和单位，“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毕业生去到那里，需要很长时间适应或从头学习。现在则很少有人提“专业不对口”了。普通教育的出发点是以每一个人为目的的，如果过早地把学生纳入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之内，人的个性就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笔者来到大学之前，曾教过九年中学，那时正值文革时期。中学的物理课改成“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抽水机、水泵），生物课改成农业基础知识。这种单一的专才教育（其实称不上专才教育，只能算最简单的技术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与其说是某种人才，不如说是某种“器材”，器材即工具，那个时代人们争当“工具”，无不以“训服工具”为豪，就是这种教育的后果（中学大学均如此）。个性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假如人人都争当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器材”、“工具”，人就不可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社会也不会有长久持续的发展，“现代化”也只能是一句口号。

近20多年，我国教育界逐渐恢复大学建制，学院纷纷改制为综合性大学，通识教育即“通才教育”逐渐被接受与采纳，各校都开设了许多的通识课程。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人们的认识逐渐与世界接轨。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行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这无疑是从国家的层面上对过于注重单一专才教育思想与模式的一种拨乱反正。

教育史证明了“无用”的“通才教育”是深谋远虑的符合教育之规律的教育。通才教育在当今信息化的社会里优势尤其明显。在信息化的社会中，社会的整合性越来越高，转型越来越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高层次上越来越趋向融合，社会对人知识结构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对人的专业要求越来越宽，对人的才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全面；同时，影响人挪动的户籍、档案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若干条条框框已基本破除，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以前那种一个人终生供职于某一个部门或单位的现象正日益改变，“改行”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通才教育正是在本科阶段就着力培养那些未来有可能成为社会精英的份子对于社会的整体性思考能力，帮他们储备宽泛的基础知识，培养与社会相协调的良好的个性，从而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发展作好充分的准备，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然，强调通才教育，并不否认学有所长的专才教育。前30年有一个口号谓之“又红又专”。我们今天可以将其改成“又通又专”。在“通”的前提下“专”，在“专”的基础上“通”，通专互补共融。基于大学语文课程综合性强的特点，大学语文教师就更应注重以通驭专，唯其如此，才能在教学中形成自己的品牌，进入各学科融通的“无专业”境界，也才能在教学中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实现以语言教化人、陶冶人、塑造人的目的，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

 

与“专才教育”、“通才教育”有联系的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20多年来，应试教育饱受诟病，应试教育在中国的历史可谓长矣，中国的科举制度其实就是应试教育，当然它也饱受诟病，不过笔者现在要为它做一点辩护。科举是一种最公平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与方式。在起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终于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1300年间，科举选拔了十万个进士，其中有五万个出生于三代都无读书人的家庭。不管是谁，只要你有学问，你都可以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考试。可见这是一种向天下寒门庶民敞开大门的最公平最无岐视的竞争方式。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也。现在最应体现公平竞争精神的高考似乎还没有古代的科举考试公平，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别岐视。北京、上海等地的考生的录取分数线特别是上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比欠发达地区的考生的分数要低好几十分，致使重点大学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为了照顾贫困地区考生，教育部2016年出台一个新政策：令武汉让出高考名额40000、南京让出38000，上海让出5000，全国总共调剂出16万名额给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考生，北京、天津一个不动。如此偏袒京津地区，而要武汉与南京的考生为穷困地区作出这么大牺牲，显然大大违背了教育公正公平的原则，也违背了择优录取的考试宗旨。 

应试教育顾名思义是应对考试的教育。社会上屡禁不止的补习班正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应对考试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学生本来就应当考试，假如不考试，怎样检测学生学得怎样，又怎样决定谁升学谁不升学？但这样理解又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在把考试作为教育的唯一宗旨与目标的时候，学生的个性也被扼杀了。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是个人不被发现，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的个性普遍受到压抑。我们抨击科举制度其实也正是因为科举考试所写的八股文往往束缚了考生的思想与个性。笔者的一个直观的感觉是有些学生天生会考试，有些学生“天生”不怎么会考试，哪怕他付出了十二分的努力。再说中国的考试大多是机械的、“述而不作”的，如果标准答案是“座位”的“座”，你就不能答作“一座山”的“座”。我认识一位青年，读高中考历史时，喜欢以自己的语言叙述历史事实并作出属于自己的分析判断，由于该生不喜为课本束缚，故而总也得不到高分，作为班主任的历史老师也没少批评这位青年。这位青年后来去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因其论文的独特性、思想的深邃性而备受美国导师们的称赞。我们可以对历届各省高考状元作一个调查，这些状元进入大学之后如何，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在人生路上又走得如何，是有作为有创造还是没有多大作为甚至于很平庸？会考试并不是坏事，但如果只善于考试，只懂得课本知识，那就有大问题。课本知识只是人应获取知识的一小部分，古往今来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的人都不是死读课本的人。现代化的教育是让人自由全面地发展，而能否自由全面地发展，关键还要看能否个性化地自主学习、自我发展。假如课堂上有一个学生他在听讲的同时，把老师讲课的模样画了下来，做老师的是没收、批评还是鼓励？假如老师恪守陈规陋习对其进行批评或是将其画作没收，有没有想过你扼杀的可能是一个将来说不定能成为艺术大师的人？

社会上屡禁不止的培优班补习班是应试教育最直接的产物，也是应试教育最普遍的特点。从小学到高中，完全没上过“班”的孩子恐怕基本没有，有的孩子甚至被家长逼着同时上五六个“班”，孩子比家长辛苦得多，完全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堪重负。

不求理解、机械记忆是应试教育致命的问题。中国的孩子常在各种国际国内比赛中拿奖，可是其理解力、创造力却普遍不及欧美孩子。一切都有标准答案，就连最有灵性、最有情感的语文也如此。《南方周末》2013年9月26日30版《“取缔”不出好汉语》一文披露了这样一个例子：中学语文考试大纲规定《捕蛇者说》一文只考最后一段，于是老师让学生们将最后一段背得烂熟，而文章前面的内容连讲都不讲。不读前面，如何理解后面？没事，只需将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背下就行。如此“述而不作”的教育，当然只能培养没有头脑的传声筒或学舌的鹦鹉。

下放课程、超前学习，是应试教育最突出的特点。比如，将高中三年或初中三年的课程压缩至两年学完，余下的一年专攻高考和中考。老师为了完成教学进度拼命往前赶，学生则疲于奔命，知识学得不扎实，眼睛也近视了，颈椎也出问题了。2007年2月11日的《长江日报》5版以大标题登载了《一年级小学生超前学方程式》的新闻。尽管教育部一再推出“减负令”，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使孩子的“起跑线”不断前移。

以主课占领副课是应试教育的又一大特点。比如课表上写的是书法课，实际上都上成了语数课或是由学生自习作业，形同虚设的副课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写入课表的。导致的是学生知识面狭窄，爱好特长被扼杀。

“罚”是应试教育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尽管钱学森认为中国的“题海式教学”、“惩罚式教学”都应在避免之列，②但今日，罚，依然是老师的杀手锏。学教育的儿子讲了一个以往的同学被“罚”的故事：学校开运动会，同学张某没有到校。班主任找到他问：你是记8节旷课，还是请家长？张同学略想了一下回答：还是记8节旷课吧。因为他实在不愿让地位低下的家长被老师训斥。在今天，“罚”仍是中小学老师常用的教育方法，迟到要罚站，上课不听讲要罚站。罚站，这种变相的司空见惯的体罚形式无情地摧毁了孩子的自尊心。集“题海式教学”、“惩罚式教学”于一体的“罚”可能更是没有学生没经历过的。4年级的小学生，做错了一道数学题，老师除“罚”学生写500-1000字的“反思”外，还令其把相同的题目罚做几十或上百遍。导致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对老师望而生畏。千遍一律的练习题麻木了学生的神经，窒息了创造力。小学升初中属于国家义务教育的范畴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中学该怎样了。

应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精于背书、精于考试、缺乏自主性、思想性和创造性的考试机器，自然违背了现代教育的宗旨，故而是应当抛弃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废除考试，只是考试形式考试内容必须改变。考试形式应是多样的，考试内容应减少死记硬背的东西，增加思考型的内容。还有象高考，我们是否能象美国一样，废除一考定终生的政策，一年举行数次高考，为那些一时发挥不好或因有多种兴趣爱好的学子创造更多的机会？

素质教育系近30年来出现的概念，与应试教育相对。《辞海》对“素质”的解释为：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套用《辞海》中的定义：学校教育的实践能使受教育者获得各种休养谓之素质教育。笔者理解的素质教育就是常识教育、个性教育、兴趣教育、创造教育、人格教育的综合。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所谓基础教育就是常识教育，大学本科的通才教育其实也是比较高级的常识教育。既然是常识教育，就应文理兼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并重。那种为了与高考挂钩，高中即分文理科的做法，显然是违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违背教育规律的。几月前，笔者和家人一同去武汉的园博园游览。我们漫步到宁波园内，看见园内有一巨形“司南”——中国最早的磁指南仪。先民将天然磁石磨成勺状，置于方位盘中央，利用磁石指极性指示方向。正当我们赞叹先民的智慧时，旁边一中年妇女大声对其同伴说：“好大的勺子啊，吃宁波汤元的勺子。”听到此话，笔者哭笑不得，随即告之：这是指南针，不是勺子。“啊，是指南针？”那女士一脸愕然。今年建军节，儿子同学的同学，在微信上发了一张国民党军人的照片，说照片中的军人是他的外公，系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部队的连长。儿子的同学将这张照片转发给儿子，儿子一眼便看出，这是当年新疆杀害毛泽民的盛世才的照片。可是由于众人历史常识的缺乏，居然都跟着点赞，说其外公抗日如何如何英勇。且不说发照片的人是无意的张冠李戴还是有意的沽名钓誉，但说这“八一”建军节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而不是“国军”的建军节，与国民党军人何干？这看似象一则笑话，却非常令人深思。2011年，武汉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毕业于武汉某著名理工科大学的某电视台工作人员不解地问：辛亥革命不是发生在广州吗？武汉纪念个什么？听者无不惊愕，感慨其“名校”的光环与贫乏的历史常识之间的反差。2005年，笔者搬至购置的新居，将180平米的江边旧居的一半，半卖关送与一对从蜀地来汉打工的亲戚。由于他们房子要得急，笔者搬家时有些东西便没有来得及搬走。临走时笔者指着墙上一幅一位女画家画的《秋水长天  落霞孤鹜》的国画，对他们说：“这幅画你们要保存好，以后我再来取。”过了些时，笔者到这亲戚家去，发现那幅画早被他们连同镜框一起扔了。问之，答曰：“旧都旧了，还有水印子，留着干啥！”我连连叹息，不仅是叹息那幅画，更叹息这对夫妇精神上的苍白。这几个例子，足以说明素质教育不是专业教育，其实就是常识教育。比如湖北的简称为鄂、云南的简称为滇，不知鄂为湖北、滇为云南是常识上的缺乏。一亩田可打上万斤粮食是违背农业生产规律的不可能的事，制造这种新闻和相信这种新闻的人都属于常识缺乏。常识可以说是一个人有文化无文化的标志，是温饱以外的更高级的生命需求——一种使人由生物层面上升为人文层面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工作中不犯错误的重要保证。学生的常识除了从课本和课堂中获得，课外书是获得常识的重要渠道，开卷有益，懂得多的学生有一大半的知识来自课外阅读。试问：有几个作家是靠读课本成为作家的？另外，参观游览也是获取知识提高文化不可或缺的方式。对于小学生来说，看动画片也是一种课外学习方式。动画片寓教于乐、不仅有利于形成孩子正确的是非观，更有利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增加社会与生活常识，经常看动画片的孩子其作文明显比不看动画片的孩子来得丰富生动活泼。在这方面，老师尤其是家长多有误区，他们往往以为学生只有读课本才是学习，只有课本里的内容才是学生应当学的，殊不知，那些以优异成绩考取名校的学生，课本与课堂只是为他们奠定了基础，更多的常识性的知识，多是来自课外。

素质教育是富有个性的兴趣教育、是以培养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为旨归的，它包含特长教育，但不等于特长教育。以为特长教育就是素质教育，那就以偏概全了。家长在学生课余送孩子去学钢琴、学舞蹈、学绘画、学制作航模等等都可以，只要是孩子自愿、有兴趣都应鼓励。但不应怀着功利方面的考量，其目的不应是为了考级，获得一个什么证书或什么奖项，以为日后的高考加分，否则又掉入了应试教育的魔圈。欧美的孩子多有特长。特长，能使人涵养性情、提高修养，使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促使自己成为复合性人才，也将为日后进入社会多开一扇门窗。笔者儿子从小喜欢卡通漫画，有空就画，虽然没有进行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画出了自己的风格，且越画越好。画画，给了他许多乐趣，是他在艰苦的以英语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最惬意的休闲方式；画画，也提高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力感悟力与审美能力。他赴美国求学期间，曾在大学与中学代中文课，漫画，使枯燥的内容变得生动形象，成为他教学中很好的辅助手段。他练习画画本没有功利目的，既不是为了高考，也不是为了谋生，只是兴趣使然，却不期成了他人文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将考试也纳入素质教育的范畴或者也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让所谓的应试教育销融在素质教育中，这就进入了理想的教育境界。欲进入这样一个境界，就必须对传统考试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将“考”立足于学，把考试的过程变成学习的过程、积累的过程、提升的过程、创造的过程。让记忆问题向成就问题转化。笔者创立的“自助考试”就是一种将考试融入素质教育之中的考试形式。这种与传统考试迥然不同的考试方式在开学伊始就通报给学生，从授课的第一天起，考试就开始了。笔者试验了八年，八年来，大学语文的课时在减少，而学生的收获却在增加，实践证明它远远胜于那种一张试卷的传统闭卷考试。由于笔者《大学语文教学论》有介绍，故这里就从略。   

素质教育中不可忽视的还有道德、心理等问题。这20多年来，中国家庭的收入提高了，生活富裕了，可是每个家庭多只有一个子女。许多家族爷爷奶奶就这一个孙子，外公外婆就这一个外孙，于是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就都出现了问题。美国社会十分注重学生学成毕业，家长们常会不远千里去参加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十分注重孩子入学，家长们不远千里大包小包地送孩子上大学，而且常常是五六个长辈护送一个孩子。报到缴费、除尘打扫、铺床叠被等等，家长们全包了，孩子自己则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并不觉得自己这么大了还要别人侍候很丢人，反而认为这些事情是父母该做的。如何把对独生子女公众意识、服务意识、吃苦精神、心理素质（包括承受力、耐挫力、意志力）与情商的培养，一句话，综合人格素质的培养的纳入素质教育的范畴是值得好好研究的。《武汉晚报》2017年2月11日1版有条新闻：13岁少年大年三十都要点外卖。其母说这孩子一年至少有265天吃外卖。相比较而言，美国的青少年比中国的孩子更具有服务意识、更能吃苦。姑且不说美国孩子18岁一过就得自己养活自己，就得自己去筹集上大学的学费，就是那些中小学生也要经常做些公益事情。每逢感恩节，美国各地都会有各种大型的免费午餐活动，而提供义务服务的多是些中小学生，大中学生在假日或周末打工赚取生活费也是惯例。车行里的洗车员多是些业余打工的女学生。我在纽约住了5个月，我所住的公寓门卫24小时轮换值班。时间一久，我就发现一个年轻人每个双休日必来值班，问之，才知道他是某大学的学生，利用双休日出来打工挣学费。中国当然也不乏能吃苦的大学生，可是拿着父母的钱挥霍浪费的也真不少。中国有句古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人。即是说能吃苦的孩子比一般人更有出息、在人生的路上更有成就。。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可能更多地针对中学而言的，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则更多地针对大学而言的，但二者又是有联系的。中国的素质教育与美国的通才教育其精神应该是相通的，至少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目标都是为了使教育对象自由全面地发展。这几年的大学，各校都开设了不少通识教育课程，目的不是为了考试（对于本科生而言，他们已经没有了高考那样的压力），而是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以便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拓展更宽的发展途径。关于此，文章的前一部分已作了论述，不需赘言。 

                       

注①②见2011年12月20日《文摘报》转载《解放日报》同年12月12日姚勤毅《钱学森思维科学对教育改革有重要启示》

说明：杨建波教授在旧著《大学语文教学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研究探索与提升，新近完成《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一书，《大学语文教师应具有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为本书第一章，以飨读者，先睹为快。如需研读全书者，请与作者和本站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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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波教授和青年教师在一起

附：《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 目录
第一章 大学语文教师应具有现代化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现代化教育的宗旨
第二节 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
第三节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
第二章 大学语文教师应具有独立的学科意识
第一节 大学语文是独立学科
第二节 当前建设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有利条件
第三节 大学语文独立学科建设的内涵
第四节 建设大学语文独立学科的建议
第三章  大学语文教师应具有科学的课程理念
第一节“无用”的大学语文
第二节 大学语文的性质目标
第三节 大学语文工具性辨析
第四节 大学语文“形式训练说”修正
第五节 应用写作不能取代大学语文
第六节 应对通识教育挑战
第四章 大学语文教师的业务修养
第一节 打造各学科融通的“无专业”境界
第二节 让书房与课堂良性互动
第三节 跳出“五步教学法”
第四节 上好语文课必备的两种能力
第五节 请在教学中寻找“格式塔质”
第六节 请锤炼你的教学语言
第七节 将教材化为教师的心理品质
第八节 让学生放飞想象
第九节 勿忽视学生的积累
第五章 几种供参考的教学模式
第一节 大学语文课程的情感育人模式
第二节 大学语文课程的文化育人模式
第三节 大学语文课程的比较教育模式
第四节 大学语文课程的“拈精摘要”模式
第五节 大学语文课程课内课外同课堂的模式
第六节 大学语文课程听说读写思训练模式
第六章 学生与老师
第一节“参与法”助你创造优化的课堂
第二节 让民主走进课堂
第三节 印象——赢得学生的法宝
第四节 从学生的反馈中汲取营养
第七章 坚守语文本位
第一节 大数据时代，让语文回归语文
第二节 课件很好  但勿依赖
第三节 网络很好，但勿照搬
第四节 慕课很好，但勿追逐
第五节 实录很好，应当提倡
附录：（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