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泉 王玺：感受公安文学的春天
感受公安文学的春天
——听评论家张友文讲座有感
作者：杜玉泉 王玺
友文老师给我们讲座的题目是《大力推介公安文学 建构人民警察形象》。他首先从文学的作用打开话匣子，娓娓道来。他以刊载在2012年第1期《小说选刊》上胡雪梅的中篇小说《花朵》和2007年第11期《小说选刊》上劳美的中篇小说《笔录》为例来说明公安题材小说并不是类型文学。
在这场长达2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张老师独到的视野让我们对公安文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公安文学”是公安题材文学的简称，尽管目前还没有得到学院派文艺理论工作者及文学从业者的认可，譬如全国数十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教材”中都没有“公安文学”这一术语，更别说辟专章或专节论述之，而“军旅文学”却堂而皇之地占有一席之地。人民军队与人民警察数量相当，为何“军旅文学”早已进入“文学史”，而公安文学则被拒之“门”外？如《文艺报》辟有“军事文艺”专刊，《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开设“军魂”专版，却没有“警魂”或“公安文学”的生存之地；又如中国作家协会共设10个专门委员会：如小说委员会、诗歌委员会、散文委员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军事文学委员会等，而“公安文学委员会”并未添列其中。再如，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主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于2013年9月24日至25日在京召开，军营作家代表和警营作家代表都参加了（但前者数量远远多于后者），可是素有文学风向标或晴雨表之称的《文艺报》《文学报》却没有让警营作家发出声音，甚至“公安文学”或“公安作家”及“警营作家”等字眼都没有出现。个中原由，非三言两语所能道也。
友文还谈到了公安文学的过往及命名。他眼中的公安文学是指以文学的笔法，并以公安系统的人民警察（不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的人民警察，监狱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的工作、生活、心理情感、命运遭际等作为书写对象，还要体现这一特殊群体职业特征的艺术样式。
譬如杨少衡的《702疑问》（2011年第11期《小说选刊》）、《杀猪的女兵》(2011年第9期《小说月报》)和张庆国《如风》（2011年第1期《芳草》）等三篇小说虽然均围绕人民警察做文章，文学性也很丰沛，却不能划归公安文学之列，因为都没有道出人民警察的职业特征。
友文老师说公安文学富含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他还将文学作品与现实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人民警察多读一些公安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提振“精气神”，而且可以避免重蹈“孙志刚事件”和“李思怡案件”的覆辙。
回味这场高端的文学盛宴，我认为印象最深的是张老师能用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方式给我们在座同行上了一堂思想政治教育课，为我们传递正能量，即开展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教育，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
张老师是从美国“三片”（即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代表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以及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中获得的启示：“三片”是美国文化的物质象征，却蕴含核心价值观。公安文学作品同样富含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讲座重点围绕“忠诚”“为民”两个关键词展开，那不是空洞的政治说教和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而是用曲折的情节吸引我们、用丰沛的细节感染我们、用震颤的场景打动我们。
忠诚是人民警察意识的精髓，是公安队伍不倒的旗帜、不灭的灵魂。当今社会，既是机遇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人民警察身上的压力大，担子重，在这样的形势下，更需要的是培育以忠诚为核心的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张老师列举的三个彰显“忠诚”意识的文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张策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线装书局，2013年7月版）中的老肖在家庭破碎、自己腿脚不便的逆境中依然忠于祖国，要求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调查事实真相；晓剑的短篇小说《结案风波》（2011年第7期《啄木鸟》）中即将退休的老警察坚持原则，忠于法律；何顿的中篇小说《青山绿水》（2012年第5期《中篇小说选刊》）中的人民警察黄志在亲情与法律之间两难选择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为民”意识对应的文学术语是“人文关怀”。人民警察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切实保一方平安、维护一方稳定。如张笑天的短篇小说《山地车》（
邓宏顺的中篇小说《归案》（《小说选刊》2012第12期）中的陈副大队长为杀人嫌疑犯李泽洲讨回工钱也是“为民”之举。邢根民的《还债》（2011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短篇小说卷）中的交通民警周润龙和同事将交通肇事者黑蛋抓获归案之后，想起黑蛋年迈老父怨恨的眼神和黑蛋年幼女儿惊恐的眼光，他决定还上良心债……
上述公安文学作品正如茫茫大海中的灯塔，照亮我们的精神世界，并给我们同行以奋进的激情和前行的动力。但是，勇敢的友文老师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在拜金主义流行，娱乐甚嚣尘上的当下，国人信仰迷茫、精神颓废、道德滑坡，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被恶搞、遭解构。如小说《杨村的一刚咒语》（《天南》2011年创刊号）还获得过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其中一段是：“这派出所从设立开始便靠罚款运转，去年捉一桌，每人交四百罚款，独国华跑了。影响不好，好多人都说国华不交他凭什么交。”再如，小说《早晨响起的门铃声》(《钟山》2010年6期)公安局长老肖这个形象糟糕透顶，一是变相的收受贿赂。二是玩女人，与张姓女娃子翻鸾倒凤。三是听三陪女赵燕的话，把两个人的刑加重。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中男主人公王锐在火车上被乘警误认为逃票，王锐翻遍口袋，也没发现车票，要上厕所脱衣查找，却被乘警讽剌道：“你用不着去厕所扒光自己，就在这里扒吧……”在人民警察看来，尊重农民工有些小题大做。小说《托尔斯泰围巾》中，农民工（老扁担）在警察眼里是个愚昧无知、无须尊重的乡下人，处理问题时无须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殴打加恐吓就可解决问题。老扁担挨打后：“老扁担躺在派出所的地上，赤膊上身，仅穿着一条破旧肮脏的大裤衩子，眼睛紧闭，有气无力地呻吟着。”而警察对老扁担根本没有怜悯之心，反而向“我”抱怨：“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些乡下人农民工，又没有文化，又不懂法律，就是会耍赖，难缠得很。”
友文老师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名家、名作名篇都是在隐性地宣传人民警察的负面形象，名刊、名人、名作效应会使警察的负面形象影响呈几何级数递增，这将不利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
2013年12月，中宣部与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好中国形象，已成为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达成的共识。我们认为，执著的评论家张友文正在用文学讲座这种形式来全力以赴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好中国警察形象”，功德无量！可敬可佩！